研究中国民族工业，不得不去了解中国的官僚资本，过去说起官僚资本，只知道有个“四大家族”，其他则语焉不详。至于说昔日主持经济工作的官僚，如何成为官僚资本，他们如何鲸吞民族工业，如何从肥实的国有企业中割肉油，攫为己有，请看束云章的故事。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纺织建设总公司（中纺）的总经理束云章，出身是银行行员，在中国银行天津分行干了多年，升到津行襄理，主管河南农贷。恰好穆藕初经营的豫丰纱厂，因经济困难向津行借款，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期，纱厂无力偿还本息时，只得割让股份，作为津行投资，董事会实权落到了束云章手里，他成了豫丰纱厂的“太上皇”。抗战爆发，束将机器设备拆卸迁移重庆土湾建厂复工，又投入部分资金在合川建办分厂，穆藕初早被摒弃在豫丰大门之外，束云章自任豫丰总经理。湖北省的“武昌纱布局”，是武汉的一家老企业，因拖欠津行贷款，束趁机入股投资，取得控制权，抗战时内迁陕西咸阳，这家由张之洞创办后归湖北省政府所有的纱厂，就转到中国银行西安分行手里，由束云章兼任董事长。但这家纱厂设备陈旧，生产效率很低，20支纱每天每锭产量不到0.7磅。
很快，他受到中国银行董事长宋子文的赏识，被任命为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经理，一跃而为宋子文手下的一员大将。西安分行简称“雍行”，管辖陕西、甘肃、新疆以及河南、湖北各一部分地区的银行业务。雍行在西安设立“雍兴实业总公司”，通过蚕食和兼并，他们拥有13个厂矿企业，包括机器、纺织、面粉、化工、煤矿、印刷、酒精等行业，分布在陕西西安、宝鸡、虢镇、蔡家坡和甘肃兰州、四川广元等地。他们还“代管”了四川重庆、合川和陕西咸阳一大批纺织厂、机器厂和打包厂，可谓家大业大，时称“银行副业”，由束云章担任雍兴实业公司总经理。
这些企业“得来全不费功夫”，一靠心机谋算，二靠投资盘剥，所以，他们不需要像民族工业资本家那样筚路蓝缕，艰苦创业，惨淡经营，但在这庞大的企业群中，也没有出现过出色的工厂和著名的品牌。
当时的大后方共有纱锭10万余枚，雍兴系统就占了7万多枚，他们不受政府棉花纱布管制条例的限制，可以自行收购陕西、河南农村的优质原棉，即使在棉花一度实行配给时期，政府分配给他们的原棉，也用不了还有多余。他们有120辆崭新的卡车，往来于陕甘川滇道上，光囤积的汽车轮胎、配件就够120辆卡车十几年添换。
任何行业也不像他们那样能够“赚大钱”。雍行开办时只有8万美金，4年后，仅由雍兴公司上缴雍行的“福利基金”就超过20万美元。他们用来囤积原料、机物料、成品到粮食、油料，凡与生产和生活有关的热门物资，他们都要插手囤积，等价格上涨后抛出，以牟取暴利。他们“吃”进了一个个企业，但并不想发展这些企业，就像猴子吃桃子，啃啃扔扔，他们志在不择手段地赚钱。
束云章身为雍行经理兼雍兴总经理，但常驻重庆，每天利用专设的无线电台对西安遥控指挥，每年只到西安一两次，一般住一个多月。他在重庆的公馆建筑十分壮丽，高达10余丈垒石碉墙，上建望平台，楼台廊轩错落有致地分布在山坡，宛若蓬莱亭阁。门前警卫荷枪守门，厅轩陈设华美，超过战时“最高当局”的官邸。他家中有2辆最新型的小汽车，佣仆成群，有名厨料理膳食。这，就是一个经济官僚的战时家园。
束云章的个人生活享受也十分惊人。雍兴系统所属规模较大的企业，都给这位总经理建造公馆或别墅，甚至竞相攀比，看谁造得华美。蔡家坡的纺织厂和酒精厂相距不到5华里，但都各自送他一幢别墅。如酒精厂的别墅，面临清流，画桥曲廊相连，柿树浓荫蔽日，树下设有咖啡座，蝉鸣枝头，鱼翔浅底，在这里，人们忘掉漫天烽火，也忘掉外面的大千世界。西安雍行为他在雍村建造的公馆，石垣围绕，甍栋辉耀，当地人称为“大观园”，其豪华精致可想而知。
他从重庆去西安，沿途每经一处关卡，都有电话向西南运输处报告，由运输处指挥沿途供奉，所以往往在各企业的几里路外，就有经理厂长们在恭迎“御驾”，山珍海味，名点佳肴，甚至各处都备有束平日爱吃的蒸灵宝红枣、花生酱，连这一小小细节，都当“大事”来“抓”，可见在当时国有企业中的溜须拍马之徒，是何等聪明，何等精细。
而民族工业资本家，一般都崇尚节俭，因为他们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挣来不易的“肉里财”，即使是少数生活奢侈的企业家，也达不到束云章那样的“高水准”。多年来人们崇“公”贬“私”，不过像束云章那样糟蹋民脂民膏的“公”，还是越少越好。遗憾的是，如此“公有”，并不少见。
“财”和“势”是一对孪生兄弟。束云章将长女嫁给了“浙帮”蒋氏系统权要朱家骅的儿子；长子娶了“党国元老”戴季陶的女儿，又将另一个女儿嫁给戴的儿子，成了“双重儿女亲家”。这还不算，他又使亲信、姻亲、酒精厂经理吕凤章，娶了大华纱厂经理石凤翔的女儿，而这位石凤翔，正是蒋纬国的“泰山”。通过联姻，组成一张官僚和资本相交织的血缘网络。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政治联姻”，但它却充满了中国特色。
抗战胜利，日本在华各纺织企业这块肥肉，落到宋子文手中，宋任命束云章为中纺公司总经理，其任务是接收、修复、开工。
日本人在华纱厂和吞并的中国民营纱厂，共有250多万纱锭，占全国总纱锭的半数以上。他们并不想办好这些企业，按宋子文的本意，是复工2年后就估价招标拍卖，将标卖所得巨款，不经过财政部，划到行政院名下，因为宋是院长。否则，面对大量生产设备，嚼不烂，咽不下，只能干瞪眼！所以，后来在平抑涨价风中，中纺每天要抛出几千件棉纱，牌价不到黑市价的几分之一，束云章却毫不心疼，他笑笑说：“就让这些厂早一点拆卖吧！”后因行政院长易人，这些工厂始终没有标卖。
中纺公司摊子大，所属工厂分布各地，机构臃肿，开支浩大。一个5万锭的纱厂，原来日本管理人员不满30人，但中纺要用80人—90人。调拨进厂的都是最好的原棉，但产品质量始终达不到日本人时代的标准。好在“皇帝女儿不愁嫁”，不管正品次品抛向市场，都是一抢而光。乐得头儿们安享荣华，各级经手人员贪污盛行，这是当时中纺这个官僚资本企业的特色。
至于束云章个人敛财多少？这似乎无关紧要，因为货币对他们并不起作用。他们连子女去美国留学，都是由银行出资。1949年春束家全部逃迁台湾，临行前还从雍行范围中拆走几千锭纺机，到台湾办厂，安插亲友。
据说，在当时的官僚资本系统的官员中，束云章还算是个“清官”，“清官”尚且如此，那些赃官就可想而知。所以，不管在什么时代，官僚资本都是振兴民族经济的毒瘤！
请原谅我如此喋喋不休地介绍束云章的经历，这是因为，倘若不了解官僚资本的底细，就无法理解中国的民族工业，就无法理解他们创业的艰辛、守成的不易，就很容易走进“凡是有钱人，俺都看不顺眼”的误区。
中国民族工业和官僚资本的关系复杂而微妙，他们既想摆脱官僚资本的控制，又不得不仰受官僚资本的鼻息，因为中国自古以来官就是主宰。他们平时对官僚资本中的头面人物，并未少“孝敬”，但换来的只是平时的不找麻烦，这就已经是“天大的面子”了。至于关键时刻，指望官家来扶危济困，那简直是梦想！因为中国的旧官场，从来就没有这个规矩。
正如晚明著名的“将军词人”薛论道，在一首《水仙子·愤世》中所写：
翻云覆雨太炎凉，博利逐名恶战场，是非海边波千丈。笑藏着剑与枪，假慈悲论短说长。一个个蛇吞象，一个个兔赶獐，一个个卖狗悬羊。
这首词生动地勾勒出旧官场的大体轮廓。
宋子文与荣氏企业集团关系较深。荣鸿元至南京，总是住在北极阁宋氏私邸，战后，荣鸿元还与宋子文合资从英商手里，买下了上海最大的堆栈——隆茂栈；荣鸿三也曾通过宋子文，为申新九厂取得2亿元国家银行贷款。1946年上海市场混乱，物价大涨，宋要求荣毅仁抛售平价面粉，并说：“先维持一个星期吧，我会补报你的。”结果荣氏蒙受重大损失。
以后几年荣家连遭不幸，荣德生被绑架，荣鸿元遭诬陷被捕，荣纪仁夭逝，荣伊仁飞机失事，企业危难重重，但并没有看到宋子文有所“补报”，甚至对荣鸿元被诬陷，也没有说过一句公道话。相反，他于1949年春下台，不当行政院长后，政府内部倾轧，制造了一个“军粉霉烂案”，不敢去碰宋子文，竟拿荣毅仁开刀。
“蜀道崎岖也可行，人心奸险最难平。”（蔡锷：《军中杂诗》）面对官僚资本的贪婪和反复无常，面对官场的明争暗斗、云飘雾迷，民族工业仿佛常常在“走钢丝”，闻名海内外的荣氏企业集团如此，其他中小企业就更加没有生路。
有些杞人忧天的朋友，总是担心中国会出现洛克菲勒、福特、摩根或者三井、三菱那样的垄断集团，其实是多余，只要稍微崭露头角，就会被立即“铲平”。此类“人才”，中国比比皆是，他们不会办厂，却会“铲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