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卷，又名宝传，是一种讲、唱结合的民间文学形式。据学者研究，宝卷形成于宋元，流行于明清。它是在唐、五代“俗讲”、“变文”等民间文学的基础上逐步演变并受话本、小说、弹词、戏曲等影响而形成的一种新兴文体。其内容包含儒、释、道的三教合一及各科秘密宗教，并有大量非宗教的历史人物、民间神话、传说和戏曲故事；其结构为散韵相间；其讲唱地点从庙会到各种娱乐场所，直至家庭院落。因此，自宝卷流传以来，就以其曲折复杂的故事情节，生动鲜明的人物形象，通俗易懂的语言风格和抒情婉转的唱腔曲调以及不受宣唱地点限制的特点，赢得了广大普通民众的喜爱，成为一种集曲艺、音乐、戏剧等艺术特色于一体的民间文学形式。
河西走廊地处“丝绸之路”要冲，自古以来就是中原文化西传和西域文化东渐的重要中转站，由于其独特的地域优势和民情风俗，曾孕育了高度发达的“五凉文化”和“敦煌文化”，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化成就，逐渐形成了崇文好学的良好风俗。大约在明代后期，当宝卷这种民间说唱艺术随着民间宗教传入河西后，很快得以流行和普及，成为当地民众在农闲及各种节庆中最重要的娱乐形式之一。随着岁月的流逝，其他地方的宝卷已逐渐成为历史，而唯独在河西仍长久不衰，直至新中国成立初期，宝卷仍是家喻户晓的卷籍。“文革”中，宝卷被作为“四旧”惨遭破坏，一度被禁止。改革开放后，随着“左”倾禁锢的解除，河西地区念卷活动又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念卷、抄卷、编卷甚至成为乡村某些宝卷爱好者的职业，极大地促进了这一民间艺术的发展。同时也正是这一枝独秀的景象，引起了诸多学者的关注。他们深入河西各地城乡进行调查整理、搜集抢救、分析研究，做了大量细致耐心的工作，并在此基础上挖掘整理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中主要有：西北师范大学古籍整理所、酒泉市文化馆合编《酒泉宝卷》（上编）（甘肃人民出版社，1991年）；段平《河西宝卷的调查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河西宝卷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2年），《河西宝卷续选》（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年）；方步和《河西宝卷真本校注研究》（兰州大学出版社，1992年），谭蝉雪《河西宝卷概述》（载《曲艺讲坛》第五期，1998年9月）等。根据他们的调查，所搜集到的宝卷总数为133种，265个版本。这些宝卷，除个别为木刻本外，大多为手抄本。其年代最早的是清光绪年间的版本，大量的是上世纪六十、八十年代的新抄本。由于这些宝卷历经岁月的冲刷，尽管在题材的选择上不受地域范围的局限，但在长期的流传过程中，大部分经过了河西文人的修改、加工，已经和本地区的方言俗语、风土民情融为一体，具有明显的地方色彩，其中一些宝卷就是河西人民自己创作反映河西人民现实生活的。因此，学者们就把在河西地区流传的宝卷称之为“河西宝卷”，成为河西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2006年5月，经国务院批准，河西宝卷被列入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河西宝卷作为一种文学形式，其性质复杂多样。就其散韵结合、说唱兼用的体例，依靠一定声腔曲调的宣卷活动，以口头方式在民间流传而言，它属通俗文艺范围；就其没有编写者姓名，传抄中被不断加工修改而言，可以说是一种集体创作。特别是不少作品深刻地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现实生活和思想感情，深信它与民间文学关系密切。但是某些宝卷充满浓厚的宗教教义宣传，明显是僧侣教徒编唱，经过后来民间加工的作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宝卷的思想内容也是复杂的、多样的、应该根据具体作品进行深入细致的分析。
现存的河西宝卷，从题材上看，大体可分为几类：
一类是宗教题材的宝卷。这类反映宗教思想的宝卷，从宝卷产生发展的历史看可以说是宝卷的正统，因为宝卷本身就是直接脱胎于佛教僧侣们用来宣传佛教深奥的经义而通俗化了的“俗讲”，大量宣扬修福功善、因果报应的佛经故事自然成为早期宝卷的重要内容。如流传至今的《目连三世宝卷》，就直接继承了俗讲中演绎佛经故事的《目连冥间救母变文》。变文叙述的是目连出家得证阿罗善果，为佛子弟；其母青提夫人却由于吝惜而不设斋供佛，隐匿施斋作福资财，获期诳圣凡之罪，终堕阿鼻地狱，受尽地狱之苦。目连历经艰辛，遍游奈河、铁轮、刀山、剑树等狱，寻母不得，从佛教诲，建盂兰盆斋，解脱一切饿鬼，终于救母脱离苦海。变文的本意，原是以青提夫人不敬“三宝”（佛、法、僧）而堕入地狱和渲染地狱的种种恐怖痛，来宣扬不信佛、不斋僧的“危害性”与因果报应、地狱轮回的思想。但是，目连为了报答父母恩德，以舍生忘死、坚忍不拔的恒心和毅力，克服重重难关，从阴森恐怖的地狱救出自己母亲、战胜“天命”的轮回报应行为，又使人感到母子之爱的伟大力量，因而得到深受儒家传统孝道思想熏陶的中国人民的喜爱，广为流传。《目连三世宝卷》不仅完全承袭了《目连冥间救母变文》的情节，而且还增添了新的内容。它将目连救母的艰辛，演绎成三世：在当世，目连用锡杖顿开地狱，800万孤魂都逃了生；在二世，新生为黄巢，杀人800万，以合逃生的孤魂之数；在三世，转生为屠夫，宰杀猪羊无数。当目连功行圆满时，即改行向善，最终救母出狱，同上天堂。因此相对于变文而言，宝卷内容更丰富，情节更复杂，语言更通俗，更能吸引广大民众。除此之外，此种类型的宝卷还有《香山宝卷》（原名《观音济度本原真经》），由敦煌变文《唐太宗入冥记》而来的《唐王游地狱宝卷》等。另外还有反映道家思想的《仙姑宝卷》、《湘子宝卷》等。
第二类是历史故事题材的宝卷。这类宝卷大多以一个历史人物为主、撷取历史事件中的轶事趣闻，但又不受历史故事原貌和内容的制约，而是广泛吸收民间传说，进行加工渲染再创造。历史事实往往只是一个框架和依托，表达的常常是人民的意念和情绪，形象的再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历史面貌，使人民群众从这些历史故事中认识生活，学习历史，分辨真善丑恶，评论贤愚忠奸，明辨是非。如《昭君和北番宝卷》，其源于敦煌变文中的《王昭君变文》，故事是根据《汉书·元帝纪》、《汉书·匈奴传》、《西凉杂记》及民间有关传说编成的。讲述昭君离别汉宫出塞远嫁匈奴单于的经过，着重渲染了昭君眷恋故国、思念乡土的深情，揭示了昭君不愿与番王成亲的内心矛盾。最后终于在郁郁寡欢、离愁别恨中投河而死。表现出昭君兰芳贞洁的气质和热爱故国的品质，很具教育意义。又如《康熙宝卷》（又名《孔雀明王宝卷》），以清康熙年间山东连年遭受灾旱、康熙微服私访这一地区为线索，描写了上至皇帝，下至黎民百姓等不同阶层的人们生活，揭露了贪官污吏坑害百姓、瞒上压下、武断乡曲的罪恶，反映了广大民众渴望政治清明，人间太平美满的愿望。其结局虽仍以宝卷所宣扬的善恶必报的大团圆形式而终，但也从不同的侧面深刻的反映了这一时期清王朝的种种危机，给人留下了许多值得回味的东西。
第三类是民间传说题材的宝卷。这类宝卷在河西宝卷中所占的数量很多，可以说是宝卷这一文学形式的主要内容。从河西各地调查搜集的宝卷看，这类题材最为普遍。流传最广的主要有《孟姜女哭长城宝卷》、《天仙配宝卷》、《沉香宝卷》、《丁郎寻父宝卷》、《张四姐大闹东京宝卷》、《红灯宝卷》等。他们讲述的故事虽与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有关，但大多是借用其名其事或改头换面为由头，演绎的全是民间传说。如孟姜女哭长城的故事，孟姜女即杞良之妻。杞良之人最早见于《左传》，以后历代都有记载。到了唐代，才变成了秦时代的人，并演绎为反对秦始皇的姜女哭长城，与长城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宝卷中女主人公叫许孟姜，“长城边”人，男主人公叫范其郎（或万喜良），“民乐洪水（今甘肃民乐县）人”，筑长城在“山海关”。主人公的姓氏、籍贯，故事地点虽与民间流传的故事略有不同，并带有明显的地方文化特色，但范其郎被征发筑长城，因遭诬陷而被拷打致死，尸骨被筑进长城；许孟姜千里寻夫“送寒衣”，“哭倒长城”，咬指“滴血认夫”，最后报夫仇，抢夫棺沉海的故事，情节与民间故事基本一致。但宝卷以其特殊的讲唱方式，丰富多彩的曲调变化使这一民间流传广泛的故事更加丰富生动，更受民众喜爱。又如《沉香宝卷》（又名《宝莲灯宝卷》），以民间广为流传的沉香子劈华山救母的故事为题材，既歌颂了沉香之母华岳三娘娘不畏神威与有情凡人结为夫妻，宁可被压入华山也不屈服的可贵品质，也赞扬了小沉香从小立志救母，学艺数载，最终战胜二郎神劈山救母的感人精神，既揭示出神圣天堂里的凶残悲凉，又描写了人间世俗的亲情和睦。
第四类是寓言题材的宝卷。这类宝卷主要是以人性化的各种动物为主角来演绎人们的现实生活，从而借喻或阐明人们生活的一些事理。这一题材的宝卷，在河西宝卷中主要有《鹦哥宝卷》和《老鼠宝卷》。《鹦哥宝卷》以宣传儒家孝道为主题，记述鹦哥的两个哥哥不管生病的母亲，只有鹦哥悉心照顾，尽孝道。病中的母亲想要吃张家的梨，鹦哥历尽千辛找回梨来，但母亲已死，百鸟之王的凤凰已率众鸟殡葬他的母亲。故事情节虽很单一，但却反映了较为广阔的生活内容，既鞭笞了鹦哥哥哥们的不孝，又通过叙述鹦哥在向张家求梨过程的艰难，揭示了人世间的人情冷暖，很具教育意义。《老鼠宝卷》在河西许多地方又称为《小老鼠告状》，主要叙述的是小老鼠兰娃儿、拉谷儿弟兄的父亲出洞偷食被狸猫所吃，兰娃儿、拉谷儿听从奶奶和母亲的话寻找父亲的尸体，结果又被狸猫所吃。弟兄二人阴魂不散，在十殿阎君面前申冤，状告狸猫残害他们一家，致使他们家破人亡，祖母、母亲、兄妹无人照顾的事实。并认为：
我老鼠，又不曾，害他性命，
白日里，受饥饿，不敢出门，
到夜里，战兢兢，刨吃草根，
大地间，生万物，谁无生命？
它吃我，小老鼠，为的何因？
况且它，人穴养，不短吃用，
每日里，饭不吃，还偷鱼腥，
这就是，小老鼠，天大冤情，
阎王爷，请与我，断个分明。
但狸猫不甘示弱，在公堂上历数老鼠们的种种罪行，揭露其狡诈的本质。最终使阎君弄清了是非，认为小老鼠是恶人先告状，宣判老鼠该是狸猫的口中之食。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在结束时败诉的小老鼠还进行了自我总结，说：“小老鼠告状失败，一家人哀伤，想前容易后悔难，再也不敢恶人先告状，无理不饶人”。这种写法，比由作者直议更高明，更加耐人寻味。
最后一类是反映河西人民现实生活，由河西人民自己创作的宝卷，最具代表性的有张掖的《仙姑宝卷》，武威的《遭劫宝卷》和古浪的《救劫宝卷》。
《仙姑宝卷》取材于在张掖流传很久很广的“平天仙姑”成仙救难的故事。据《甘州府志》记载：
仙姑，未详姓氏，张掖河北人。修道合黎山。见黑河横溢，誓愿建桥一座，以济居民。言曰：“桥成即我道成日也”。未几，身投水中，起坐片木，至今庙处泊焉。经数日，鸢乌不侵，香闻数里。土人埋之，得铁片“平天仙姑”字，供为立庙。霍嫖姚西征，迫于虏，抵黑水，遇浮桥径渡，追至者俱陷，见仙姑空中。后夷人焚庙，穹庐瘟疫，畜牧多灾，乃为重修以忏，迄今祈祷灵验，户皆尸祝。西夏主尊称“贤觉圣光菩萨”。乾祐七年，李仁孝敕云：“哀愍。此河年年暴涨，漂荡人畜，故以大慈大悲兴建此桥。”即指仙姑灵迹也。
平天仙姑的故事在张掖可谓是流传已久，方步和先生根据宝卷中所反映符会的历史事件、地名建制称号、人物称谓及宝卷分品等情况，认为平天仙姑的故事早在元代就已流传，但宝卷的产生当在明朝万历年间（1573—1670）。现从宝卷的内容看，主要讲述了仙姑苦心修善得道升仙、设桥渡汉兵、三次殃夷人、救助周秀才、商人王志仁及单氏母子、惩治毒害婆婆的恶妇等故事。歌颂了仙姑一心向善、保佑民众和惩恶扬善的功德，既宣扬了佛教的因果报应，又宣扬了道教的奇法异术，还宣扬了儒家的忠孝节义。整个宝卷故事的地点，都发生在今张掖地区的黑河两岸，风土人情的描述和语言的运用，都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因此宝卷的作者无疑是当地人。
由武威古浪大靖人所创作的《救劫宝卷》，是一部真实记录了民国十六年（1927年）至十八年（1928年）间武威大靖在天灾人祸中所遭受的巨大灾难的史诗性宝卷。1927年4月下旬，武威地区发生了里氏7.75级的大地震，余震持续了半年之久，给武威地区特别是古浪造成了空前损失，“城墙倒塌，房屋全毁，压毙居民三千八百余人，压死牲畜二万八千余头。古浪峡山崩，东西道路不通”。次年，武威又发生了多年未遇的大旱，加之头年被地震破坏的渠道还未修复，造成山水流量锐减，渗漏殆尽，致使这一地区既无雨水又无山水，整个农田禾苗枯萎，基本上秋夏无收，酿成年荒。在这无尽的天灾之中，1928年又发生了“凉州事变”。当时，入甘肃不久的军阀刘郁芬为统一全省军政大权，企图消灭盘踞凉州达十余年之久的回族军阀马廷勷，从而与马发生矛盾和摩擦。同年6月到凉州买马的国民军教导团团长刘志远乘马廷勷不备冒险发动兵变，赶走了马廷勷。不久马廷勷又在西宁镇守使马麟的帮助下，反攻武威。武威被马攻破后，肆意杀戮，放火劫掠，之后又大举进攻兰州之门户永登。一时间，凉州以东战端四起，血流成河，横尸遍野，昔日富庶的凉州，在天灾人祸的交织下，几乎变成废墟。1929年刘郁芬在给南京政府的电报中这样写道：“甘肃各地连年天灾兵祸，田庐漂没，村落焚毁，树皮草根俱已食尽，人相争食，死亡枕藉，山羊野鼠也已啖罄。既乏籽种，又乏耕牛，度日不遑，失时谁计，虽有沃壤，终成石田。似此情景，将坐谈春耕，无望秋收。灾民流离失所，无家可归者，在百万已上”。许多饥民只有背井离乡，外出逃荒。《救劫宝卷》就以此为背景，以作者亲身经历，描述了在天灾人祸之下，古浪大靖灾民的真实情况。其中一段写道：
到了民国十七年，刀水兵火遭荒旱。
民国的，十七年，灾难不浅，
老天爷，不下雨，实实干旱。
只晒的，百草木，树木不见，
人无粮，马无草，实在可怜。
虽有钱，买不上，五谷米面，
只饿得，众百姓，东逃西散。
人吃人，狗吃狗，古来少见，
四乡里，直逃得，缺少人烟。
再加上，刀兵劫，强盗作乱，
立逼的，一家人，各自分散。
……
大街上，饿死人，到处横躺，
可怜了，众百姓，命见阎王。
我大靖，饿死人，数以万计，
细思想，遭荒年，痛烂心肝。
……
弃房屋，抛田产，匆忙上路，
立逼得，众百姓，离乡逃难。
上凉州，走甘州，又走肃州，
南逃的，去西宁，去投活命。
东逃的，走中卫，又走宁夏，
北逃的，走沙窝，蒙古鞑靼。
人常说中卫好，收拾就走，
吃大米，把黄河，亲自观看。
宝卷还用了较长的篇幅叙述了张三一家人在逃亡宁夏中卫途中的悲惨遭遇和袁三一家在中卫被逼卖妻的屈辱，既用典型事例渲染了大靖百姓所受的苦难的深重，又通过逃荒至“米粮川”的中卫地区，扩大了故事的空间，告诉人们当时“天下乌鸦一般黑”这一残酷的现实，从本质上揭示了近代河西人民群众的苦难和反动军阀的豺狼本性。
当然，本卷仍然套用了传统宝卷原始的思想风格，把大靖惨遭天灾人祸归结为宗教中所宣扬的“劫数”，而且在劫难逃。规劝人们在富裕时要倍加珍惜，一心向善，“万不可，今朝饱，不管明天”，否则将要受到上天的惩罚。显然，作者不会也不可能从自然和社会的高度来审视这一历史现实，只能完全用佛教的因果去阐释。不过从中可看出宗教对河西人民所产生的巨大影响。《救劫宝卷》虽也可视为宗教文学的宝卷，但它却忠实记载了河西在这一时期的历史真实，因此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文化价值。
总之，河西宝卷在艺术上能以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民族艺术形式，瑰丽奇异的想象，曲折引人的故事情节，丰满生动的人物形象，新鲜活泼的语言，表现出普通民众在现实生活中积累起来的艺术创造才能，因而，也就强烈地吸引着人们。宝卷作为一种通俗的散韵结合的说唱艺术，与其他任何传统文学样式，诸如诗、文、赋、志怪小说和传奇小说等不同，它不是供人们在案头欣赏品味的作品，而是渗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由宣卷者以富于节奏的韵调与通俗说唱结合的方式来讲述故事，在故事中刻画形形色色的人物、事件，进而抒情说理，融文学、音乐于一体并辅以一定的表演，来反映历史事件或社会生活的。一般的平民百姓，在紧张的劳作之余，围聚在农舍院落，恭请宣卷者念卷，目的是从中排愁解闷，娱乐消遣，寻求快乐。虽然在说唱故事中，也能以其思想的深刻性寓教于乐，使听众增长见闻、洞晓世理、了解生活、明辨是非，起到教化作用。但更多、更主要的却是使人们通过品味获得某种美的享受，满足其娱乐性要求。宝卷正是适应了普通民众的文化基础、文学素养、审美情趣需要，以其立意的普遍性、语言的通俗性、内容的传奇性、形式的简易性、声情并茂地叙述故事，从而得到广大民众的喜爱。这可以说是它最突出的艺术特点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