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师者的形象功能
启蒙叙事是20世纪中国的经典叙事，通过大量启蒙民心、拯救灵魂的故事，塑造了许多孤独、悲怆又坚忍的启蒙者形象。文学通过形象和情感解读社会历史、阐释抽象理念，具有浓厚理性色彩的启蒙精神通过具体可感的形象进行审美转换，传达深层意蕴。师者形象成为启蒙叙事中启蒙价值的承担者和启蒙任务的实践者，成为跟启蒙者对应的社会角色。对于素有尊奉“尊师重道”传统的中国社会来说，师者的形象意义有着坚实的传统和丰厚的历史积淀。“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韩愈在《师说》中的概括，指出了传统为师者的职责承担，但它并没有涵盖师者所有的文化功能。中国传统的师者的内涵较韩愈说的更为广阔而丰富，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点：
其一，渠道沟通功能。师者属于传统社会的中间权力阶层。中国传统文化向来注重“道”的传授而忽视业的掌握，而“道”的解释者就是知识的拥有者和权力的阐释者。因此，师者虽然不能直接掌握权力，但可以通过解释权力靠近权力核心，可以通过阐释权力的合法性获得观念上的文化特权。文化特权虽是从属于现实政治权力的，但在特殊场合中，又可以超越甚至凌驾于政治权力。在上层社会，师者可以通过确证政治权力的合理性获得统治者的信任，也可以通过文化批判的方式对过度扩张的政治特权构成限制和抵制。在民间，师者是民众的代言者或者意愿的传输者，因政治特权形成的尖锐对抗经由师者沟通可以得以缓解，让政治特权得以更持久的延续。渠道沟通功能成为师者存在的社会现实依据。
其二，价值预设功能。巫师是人类较早时期的师者形态，他的文化功能主要体现在人类童年时代。蛮荒时期，人类对自身及世界知之甚少，经常因无知引起惶惑和恐慌，因此需要能够解释神秘的特殊人物来抚慰精神，消除恐惧。巫师能够破译费解的上天意志，显示出超人的智慧或者超自然的力量，被人们视为能够掌握上天启示的先知。由于上天总是隐蔽于人们视域之外，人们的期许和渴望只能通过能够接近上天的巫师来传递。巫师来往于天之意志和人的意愿之间，能够解读上天启示，又能将这种启示蒙上神秘色彩，因而他们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较高。在印度、埃及和中国等古老文明的辉煌时期都曾经拥有庞大的巫师阶层。巫师凭借知识的优越拥有了垄断知识的特权，同时也拥有了由知识衍生的价值预设和价值判断特权，他们按照上天的意志对人间已发生的事情和即将发生的事情进行判断和预言，进行价值预设，而价值预设能影响人们的文化理想和价值观念，甚至可以影响社会的进程。随着人类对世界认知能力的增强，巫师阐释功能弱化和淡化了，但由知识而衍生的价值预设功能却仍被后代师者所沿袭。
其三，精神导引功能。价值预设功能使师者获得了精神优势，他们总是习惯性地运用文化特权为社会制定目标，确立价值理想，凸现自身的社会作用。理性思维构建的价值领域往往难以被未经过特殊训练的知识群体所理解，因此，师者经常通过教诲的过程使公众获得心灵启迪和精神导引，使公众在实践过程中以师者确立的价值准则为依归。通过反复的施教过程，社会公众得以逐步接受师者所确立的价值理念，逐步实现师者的精神导引功能。所以，传统文化体系中，师者一直是受人尊敬的职业，传统知识分子的最高理想是王者之师，成为最高权力的诠释者、最高统治者的意愿传播者，进而通过最高权力对自身身份的确证，成为全社会的精神导师。
近代启蒙观念的引入引发了对传统文化观念的强烈质疑。现代知识分子在拷问“道”的同时，对“师者”的身份和地位表示出普遍怀疑。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矛头直指传统的儒家学说，也包括因之而产生的教育体系，“尊师重道”、“师道尊严”等传统教育道德观念都遭到了彻底否定和严厉批判。传统教育方式成为现代教育的对立面而遭到否定，如鲁迅对“三味书屋”晦涩黯淡的记忆只是作为“百草园”的生趣盎然的衬托，后人对北大教坛上固守陈规的辜鸿铭的形象描摹也总是带着嘲弄讥讽的色彩。然而，从西方引进的民主思想、自由原则等现代价值理念和科学技术知识对许多中国人来说普遍是陌生的，启蒙精神的深入和拓展仍然需要专门的知识阶层进行阐释和解惑，师者在传统文化向现代文化转型过程中承担了启蒙的重任。“戊戌变法”虽然在政治上以失败而告终，而沿用已设立的京师大学堂却为后来新思想的传输和新思潮的勃兴留下了空间。
当然，社会转型中的知识分子传输启蒙精神并非一路坦途。他们在承担启蒙任务和实施现代理念传输的过程中不断受到旧势力的排挤。如鲁迅小说中的许多知识分子、叶圣陶《倪焕之》中的倪焕之、柔石《二月》中的萧涧秋，他们都因传播启蒙思想受挫而痛苦、迷惘和彷徨。然而，其中经历的曲折和痛苦只是荡涤他们灵魂的过滤器，使他们不断地反省是否能够承担现代启蒙的师者形象的催化剂，并没有使他们对启蒙价值的合理性产生怀疑。他们无可推卸地充当着启蒙精神的阐释者和传输者，或以先锋的姿态，或以道德的榜样演绎着启蒙精神的流变。不过，在新的时代师者形象在行为和理智上出现了分化，其矛盾和痛苦也体现在他们传输的启蒙精神中。
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精神的再度勃兴又一次突出了师者功能，他们与传统文化中的圣哲模式的师者符号相连接，以之激发民族精神，恢复被压制多年的知识分子的身份意识和社会作用。知识分子的现代身份和古典色彩集中在师者形象上，沟通了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的精英意识及广泛的民间精神渴求，使得启蒙精神的传播激起社会的共鸣。但社会共鸣只是表明启蒙代表了共同的诉求，并非说启蒙的方式和渠道是单一的，启蒙者的形象是固化的，事实上，新时期文学中的师者形象存在着不同类型。
二、样本型的师者形象
现代启蒙理念和原则在中国本土化的转换过程中始终表现出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对抗和摒弃。对于长期浸染在传统文化中的中国普通老百姓而言，民主、科学、平等等现代观念都是陌生和抽象的，启蒙理念的传输和被接受需要师者这一中间媒介的介绍和传达，这样，师者就不仅是物理意义上的信息传输通道，而且还必须兼具译码阐释的作用。现代教育是传输启蒙思想最通用也是最有效的方式，师者往往能在其中起到渠道沟通的作用。大量史实表明，五四新文化思想的传播与现代教育的发展跟高校课堂上宣扬的现代理念有着密切的联系，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的主体就是青年学生，“而这里所说的学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读书人，而是专指进入新式学堂接受西式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者”。世纪初的许多启蒙者，陈独秀、胡适、鲁迅等现代先哲都是以学校的课堂或广场演讲台宣扬启蒙思想的青年导师。根据信息学原理，为了保证信源到信宿的信息有效，就要保证信息通道的畅通，师者能够承担启蒙道义传输者的角色首要条件就是纯洁、通明和无杂质。这不仅要求师者本身与启蒙的理性、自由要求一致，而且还要保证师者具有高尚道德人格精神，这样才能成为可依赖可信任的导师。新时期之初的文学中的师者形象往往是公众认可的精神标的和道德榜样。
新时期启蒙文学中的开篇之作《班主任》中的张俊石以师者角色承担了20世纪再度启蒙的重任，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呼声，成为新时期文学第一个启蒙者形象，他在急需信念和信仰的年代成为可信任、可依靠的师者形象。《班主任》首先确立张老师的身份地位，张老师的外在表现是严肃的、敬业的和成熟的。在言说现代话语的师者身上，自然地承接了传统的为人师表所应拥有的超常道德力量，也正是这股道德激情使他能够接受宋宝琦，这是别的老师都不敢接受的典型的坏孩子，“他想到自己的职责——人民教师，班主任，他所培养的，不要说只是一些学生，一些花朵，那分明就是祖国的未来，就是使中华民族在这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强盛地延续下去，发展下去，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未来！”这段心理表白说明张老师的思考已经超出了作为教师的职业限定，他用广阔的思境突破了教师之言的局限，把自己的价值立场置于对社会、民族和国家的责任承担上。张俊石老师作为精神导师，表里如一，在外表上也是为师者的标本，“他的衣裤都明显地旧了，但非常整洁，每一个纽扣都扣得规规矩矩，连制服外套的风纪扣，也一丝不苟地扣着。他脸庞长圆，额上有三条挺深的抬头纹，眼睛不算大，但能闪闪放光地看人，撒谎的学生最怕他这目光；不过，更让学生们敬畏的是张老师的那张嘴，人们都说薄嘴唇能说会道，张老师却是一对厚嘴唇，冬春常被风吹得爆出干皮儿；从这对厚嘴唇迸出的话语，总是那么热情、生动、流利，像一架永不生锈的播种机，不断在学生们的心田上播下革命思想和知识的种子，又像一把大笤帚，不停息地把学生心田上的灰尘无情地扫去……”这段带有明显的褒扬色彩的叙述在张老师作为班主任开始行动前已经有了一个基本的评价，外表威严而不失温和，热情而不失稳重，成熟可靠充满智慧，衣着朴素又大方，连年纪的安排都在中年，既避免了年轻的急躁，又未形成老年的陈腐，具备了理想的师者形象的一切外在条件和精神气质。随着启蒙故事的推进和精神拯救的深入，启蒙的效果日渐明显，张老师在班级树立了威信，其他同学对谢惠敏和宋宝琦的思想有了清醒的认知。通过张老师的语言和行动完成了对宋宝琦的人格改造，同时也预示了谢惠敏之类的学生的心理拯救之路。读完小说后，读者都深受感染，张老师的影响超越了文本世界进入现实的精神启蒙。
继张老师之后，许多传播精神火种的老师或导师的形象相继在文学作品中出现，他们大多从维护民族精神保护人文道义出发。如《从森林来的孩子》中的梁老师，他把自己最后的技能和生命都传授给森林中长大的伐木工人的有着音乐天赋的孩子，完成了“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殉道者形象。更值得注意的是，梁老师给予孙长宁的不仅是艺术，而且还授予他生命的信念和为人的准则，“你要尽自己的一生，努力地用它服务于人民”。
新时期初期启蒙叙事设立的“样本”式的师者形象与当时的启蒙任务直接相关。紧契政治诉求，新时期文学内蕴强烈的民族尊严的表达。青少年既是当代政治运动的受害者，又是民族的未来和希望，首当其冲地成为启蒙者需要进行拯救的群体，而能够有效地对青少年进行启蒙的启蒙者就是他们所信任的老师，因此，将教师塑造为道德标本和智慧代言者是这一阶段文学的普遍现象。在这些文本中，教师成为政治意识形态和精英话语同声相和时期的文学承担启蒙要义的当然的形象群体。新时期之初的文学作品中，师者更多地表现为结构功能上的意义传输作用，而不是展示他们的个性色彩，他们的行为、语言具有很强的社会通约性。此时，“精英话语与主导话语那样一种一体化的结构却没有变。真正存在的是主导意识形态的权力话语，精英形态的话语包括大众形态的话语往往是虚拟的，被悬置的，它们不过是提供了一个能指，而所指则由主导意识形态来规定”。
所以，师者更多地体现为一种象征符号，能够引起人们共鸣的更大成分是他们的言语中所指责和贬斥的政治文化实体。有着强大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撑，呈现美好启蒙前景的师者形象被无限拔高乃至被神化。把文化反思、价值评判和理想建构的权力交给老师是作者最可放心的，由此，新时期之初的不少作品都选择了老师作为故事的叙述者。《醒来吧，弟弟》中的“我”是一个长子形象，也是一个“师者”形象，他对充满才华的弟弟进行启蒙教育，开启他的心灵，期望他成人成才。在作品《枫》中，见证两位青年学生惨烈悲剧的人生，思考“文革”历史的荒诞、叩问人性的野蛮和残酷的是他们两人都信赖的老师。
新时期的文学启蒙精神直接来源于政治体制内的思想解放运动，从《班主任》开始，启蒙的发生就是在学校里由师者来发动的。无意中，刘心武选择了一个有意味的场所，某种意义上，学校是遵从规范和教义的公共场所，是个有限制的广场。五四时期启蒙发生的地点从突破“家”的高墙大院到四方通风的广场，而新时期初却将其转化为四面有围墙的学校，启蒙者的身份也被实体化和具象化为“老师”。五四时期启蒙者的困惑、痛苦不见了，张老师的言说是坚定的，充满着自信，因为在他的背后，有强大的政治意识形态的支撑，呈现的是美好的启蒙前景。在张老师的班级里，宋宝琦和谢惠敏作为个体是一定会被拯救的。“救救孩子”的呼吁是面对整个社会的，张老师了然于心已经有一整套拯救方案了，“春风送来沁鼻的花香，满天的星星都在眨眼欢笑，仿佛对张老师那美好的想法予以肯定和鼓励……”（刘心武《班主任》）
师者是精神资源的持有者，他的作用主要发生在精神领域。《人啊，人》中高校教师对人生对社会的讨论和辨析在憾憾、奚流等年青一代身上起作用了，这是作者有意安排的情节，也是师者效用的文本呈现。《古船》则把启蒙的场所藏匿在磨房中。这是个四处封闭的空间，也是一个保证启蒙话语能集中有效传播的环境。隋抱朴在老磨屋苦思冥想了二十年，参透了《共产党宣言》这位“师者”给他的精神启示，最后走出那自我禁闭的牢笼，真正开始拯救洼狸镇的实践。这一情节的安排既说明精神启蒙的完成，又隐含着启蒙的完成还是无法实现真正的拯救。隋抱朴在老磨屋流连于精神的追问，参透历史和人性的本质，却使自己产生犹疑和困顿，感觉到他的“账”算迟了，说明师者的导引作用应该转化为果敢的行动。因此，真正显示隋抱朴的启蒙的完成是他行动的开始。场所是人物活动的舞台，从广场到课堂和磨房，启蒙思想传播的空间日渐狭小，启蒙的精神日渐内倾，启蒙的空间转换与启蒙者身份职能及启蒙的标准有着紧密的联系。这些变化预示着20世纪启蒙精神的流变。
新时期初期的文学先保证了师者形象的确切可靠，尔后又通过相对封闭的空间来保证其传输的有效性。有了这些准备，作者才能将自己的所思所想通过师者灌输给读者，叙述中强烈的主观色彩才能很自然地转化为客观的事实和现实存在。反之，如我们需要对师者身份进行辨别时，自然会对得到的信息的准确度产生质疑。当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对金教授和贾教授在讲台上的形象进行嘲讽时，事实上已隐含着对现代教育制度和现代知识体系的质询了，辨析真假教授也就意味着对传输的信息提出了质疑。而开放的话语传输空间也会减损话语的效用，当《红衣少女》把学校老师安排在学校和社会两个层面上时，师者形象的透明和恒定就开始打折扣了。师者作为现代知识分子，他本身具有的不断怀疑的精神气质总是不断地叩问着这种绝对完美的“师者”本身。师者的期望与师者形象本身总是存在着很大的落差的。在伦理占据主导的社会中，人们已经习惯了师者给出的人生指引和各种疑难答案。但现代师者形象却是在“解剖他人”的同时，不停地“解剖自己”。
三、艺匠型的师者形象
中国传统社会中，师者的传道和授业的功能分别是由不同的师者群体来承担的。儒士因为靠近权力中心、地位较高，确定社会总体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而授业则被视为一种纯粹讨生活的技艺，它作为社会文化传承的细枝末节在民间社会存在，极易遭忽视，因此，旧时代的艺人和匠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低下。因为传统的儒士确定了社会总体的文化理想和价值目标，社会身份低微的艺人和匠人总是不自觉地将自身的行业标准、行为规范纳入到主流的道德规范中，即使在传授技能的术业中，也总是带有社会历史文化印记。直接来自底层社会艺匠的师者身份既代表着民间社会的文化取向和精神诉求，又不自觉地传承着按官方意志建构的上层文化。
传统书塾师者职能随着近代科技制度的兴起开始转型，而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民主”和“科学”原则的输入为师者形象的衍变提供了契机。传道和授业在新的文化语境下被赋予新的内涵，授业，由口传心授的教育方式转化为面向大众的现代的教育方式；传道，由传承儒家的文化理想转变为以启蒙为核心的现代人文科学的精神传承。经由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传授传统文化的知识阶层已经开始转化为现代知识分子。因此，近现代社会转型也使师者内在的知识结构面临着新的转化，随之也带来了师者群体结构性的调整。启蒙需要用现代人性、人文理念驱除国民灵魂中的痼疾和习惯势力的影响，新师者阶层在逐渐形成。反传统的观念使得掌握经史传统文化的知识者地位急剧下降，如孔乙己给酒店的伙计教授“茴”字的几种写法得到的是不屑和鄙夷（鲁迅《孔乙己》），“文化山”上坐而论道的文化学者在与实干家的不断比较中被调侃和漫画化（鲁迅《理水》），新的掌握科学技能或哲学理念的知识阶层在现代社会中起着传道和授业的效用。但是，在民间社会，这些“艺匠型”的师者依然有很大的生存空间。根据价值取舍的不同，新时期文学中“艺匠型”的师者形象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执掌民间技艺和文化权力话语的师者形象
如韩少功《爸爸爸》中的仲裁缝、汪曾祺《受戒》中的和尚等人物都属于此类形象。《爸爸爸》中的仲裁缝虽然不会种菜园、不会养猪，但是因为他的裁缝技艺和粗通文墨，俨然是鸡头寨传统文化的维护者，他要求尊孝道、讲究斯文，成为寨子里有“话份”的人，在关键时刻几乎可以决定鸡头寨的命运和寨民的生死。但即使他再努力实践他的师者身份，以自我殉道的悲壮喝下黑水，也无法挽救鸡头寨的厄运，而他所竭力剪除的丙崽依然有强健的生命力。韩少功在仲裁缝的能力与效果的落差中，表达了对传统文化取舍上的复杂心态。《受戒》中明子的舅舅将明子从家中带出，授予他依靠做法事获得生存的能力，并通过小寺庙的和尚生涯铸造他的人生观。显然，与仲裁缝一样，舅舅也无法实现他的文化传承功能，明子即使在受戒仪式后还是无法按捺他的青春萌动，因此，依托“艺匠型”师者传承的民间文化在塑造人性、改造历史上显出了它的无能和乏力。《命若琴弦》中，老琴师不仅是琴艺的传授者，而且拥有治愈瞎眼的药引子的解释权，而这张药引子的解释将对小琴师以后的人生起到关键的作用。个体在面对广延无边又茫然不知的外在时空时，容易产生内心的恐慌，师者的价值预设能够给人们提供行动上的准备，使其面对世界时增强自信，师者的预言经常被视为人们行动的指南，师者的存在甚至被看作精神安慰剂。然而，悲剧式的结局成为这一类艺匠之师的共同命运，表明传统文化已到了命若游丝的地步，但是在传统文化传承的有限闭塞的空间中，此类师者形象的存在又是必不可少的。
（二）在民间社会传输现代文化理念的师者形象
与上述的师者形象不同，此类师者存在于乡村社会，传输的却是现代观念。由于民间社会环境的规范作用，为了保证现代理念传输的有效性，他们将自身隐藏于民间社会，在外在形态上相似于艺匠之师。《孩子王》、《纪念》、《凤凰琴》等作品中的山区教师就是如此。他们担负着山区扫除愚昧的工作，但本身并不是通体透明的纯粹布道者，他们实际上是为了生存的目的而从事教师职业的。这些师者形象与新时期之初充满纯美和抒情的师者形象不同，他们具有更为悲壮的牺牲者姿态和启蒙的殉道者精神。在物质和文化都相当贫瘠的乡村社会，文化组织形式的改变异常艰难，他们只能以传统延续的古老的师者道德力量散布“道”的魅力。这种身传言教的教学方式自然地传承着潜在的民间力量，他们不是现代学校的师者形象，更像是民间艺人之师。《纪念》中的老骆校长成为乡村的道德规范，受到乡民的崇敬。《凤凰琴》中几位背负着生活重担的乡村教师，挣扎于窘迫和困顿中完成了浪漫人生的塑造，在艰难中挤压出师者的道德力量。
在集中体制和单一文化形态逐渐瓦解的时代，精神偶像和思想权威在文学文本中的地位也在下滑。人们在质疑意识形态的同时也把这种怀疑精神不自觉地转移到对师者形象的塑造中。《孩子王》中老杆儿作为一个临时乡村教师，他的身份不确定，他的教学方式也不确定，他与学生共同处于对教学的探索中，不再是一个明晰的、确定的师者形象。文中的话语模式虽然在延续着对“文革”和“左”倾政治路线的批判，但非常明显地淡化了原来尖锐的、残酷的二元对立模式。老师与学生不仅不再是绝对的主动与被动关系，而且还构成了彼此心灵较好交流的互动关系。在看似淡然的叙述中，隐含着在乡村民间社会传授现代理念的师者所担负的责任和义务。《孩子王》中的王福虽然言语不多，但不再是一个沉默者的形象，他是一个已经能够认识三千多字的具有一定辨析能力的学生，承担了教师职责的“我”，反而因为不知如何教课而显得茫然无措。在这里，师者在师生结构图中的地位在下降，而学生的主动性在上升。乡民认同老师，首先是道德上的认同，他们并不理解师者的知识涵养和价值理念，但敬重他的态度和在为师者过程中表现出的苦心。“艺匠型”的师者共同的特点是能在艰难中以苦行僧的姿态坚守品格信念，言传不是他们的特长，身教才是他们擅长和施教的方式，他们在实践过程中贯彻着自己的价值理念，感动、感化着周围的人群。
执著于现代启蒙理念的师者，是难以完成民众内在精神的转化的。因为“艺匠型”师者的传道环境只能在传统的乡村社会，而乡村科学知识的异常贫乏状态是一时难以改变的，故仅有道德力量的影响实难实现新型人格的铸造。所以，塑造“艺匠型”师者，将边缘文化中心化的努力，最后也只能被视为美好的企望，因此，文艺创作中出现了对师者形象的重新思考。作者不仅反思和质疑师者的生存空间，而且也反思师者本身的精神气质，甚至反思师者秉持的价值理念。洪峰的《离乡》中的19岁的代课教师仅仅是一个稚嫩的孩子，教师只是他讲述个人经历时的职业和身份，他有着19岁年轻人该有的性格；《叔叔的故事》中的“叔叔”曾经也有过师者经历，但只是作为“叔叔”谋生时的一份职业。《你别无选择》中的金教授和贾教授，富有象征性的姓氏说明教师队伍本身就在分化。作者对贾教授之类的假冒导师的形象极尽挖苦和讽刺之能事。方方的《行云流水》中的高人云作为高校教师，却不断地被琐碎的家务和人际关系所缠绕。他一直处于意欲抗争而又胆怯，试图舍弃而又眷恋的夹缝状况中。新的社会环境带来了新的观念，高人云所表现出来的行为的失控和心理的失衡这一事实，很明显是对师者的角色定位和功能的反讽。
余华的《一九八六》则是以癫狂的方式对师者的作用提出了反思和质疑。历史教师的育人作用没有发挥，知识的理性作用最终以非理性的方式在实践中得以呈现，但呈现的非理性行为又是对非理性、非人道的历史事实的强烈控诉。《命弱琴弦》中盲人琴师传授小琴师琴艺，使其获得糊口活命生存的可能。但是，人类的存在不可能只是简单的物质上的供养，小琴师萌生的爱情渴望、老琴师对光明的渴望超越了传授琴艺的局限，一张神秘的药引子通过师者的传承维系着盲人说书这一行业的精神脉络。可怕的是人依赖自身的毅力和坚忍终于戳破了神秘药引子的谎言——那是一张一无所有的白纸；可贵的是戳破谎言后的人依然相信生命的力量，老琴师希望把“特殊的药引子”传给小琴师，即使认识到生命的缺陷仍然执著于生命。理性的可贵在于对人自身的缺陷和限制的认识，又有勇气冲破限制增长生命的力量。其形象的意义在于，一方面作者以这样的人物惦念启蒙者的形象，但另一方面也是对师者形象的更为真实的反思。启蒙者带来的启蒙结果是什么？表面上看，他感化和改造了许多人，但实际上他们启蒙的结果并不能如愿。正如李锐的《旧址》中的导师形象，他以最为悲壮的方式完成了一个导师的全方位的身传言教，造就了一个革命者，但是革命的启蒙者却无法对启蒙后的结果作出判断和把握，当90年代的世俗化社会真正到来时，反而被质疑和抨击。
“艺匠型”的师者形象以传统道德模式追求现代启蒙精神时，不断地承受着两种文化差距所形成的压力。所以，他们的活动场所一般只限定在乡村民间社会，在那里，传统的道德力量依然具有广泛的号召力。与民间精神的贴合也使得“艺匠型”的师者形象符合民间楷模，而面对现代社会的文化时却显得颇为隔阂。以传统的道德文化模式反思现代文明，虽然可以作为一种参照的系数，但无法完成现代师者形象的构建。产生于知性哲学背景的启蒙思潮直接针对西方中世纪的神学体系，理性化和世俗化的双向运动轨迹一方面表现为建构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另一方面也在努力寻找替代宗教神学在民间的道德召唤。师者形象作为文化的继承者和传播者，与传统相连接；师者作为知识者，以参与文化批判显示其现代立场。缺乏现代土壤的社会现实又必须转换中国传统思维方式，这使得启蒙在本土化的过程中留下了很大的罅隙，在“艺匠型”的师者形象身上体现得尤为明显。“艺匠型”师者在日渐世俗化的趋势中成为一种中间状态，将边缘文化中心化的努力因缺乏现实的依据，只能被视为美好的企望。
四、职业型的师者形象
90年代后，现代传媒体系的建立加速了师者的分化。传道的任务由致力于学问研究的学者通过传媒向社会传播，授业的师者因其掌握的技能能够快速地转化为现代大工业生产体系中的一部分。人们不再视知识权威为神圣不可侵犯，师者更多的是作为一种职业身份被整合到世俗化的社会环境中。现代教育按专业分类的方法，实际上已经是现代工业模式的直接移植，它的可操作性直接消解了“师者”传道的神秘色彩。
师者形象不再被视为高于物质生产的知识贵族，而是被吸纳至社会劳动大军中。在利益的驱动下，不少师者不仅放弃了自己的职守特操，反而视师者身份为产生经济利益的资源。孙春平的《老师本是老实人》就是一幅为师者的沉沦图。于力凡被迫离开讲台成为一家工厂的职教科的科员，一个偶然的机会，他从为他人高考填志愿提供咨询中尝到了甜头，于是努力与省招办的于副主任和侯处长挂上了钩，成为交易的经纪人而一发不可收。堕落、腐败，虽然偶尔闪过脑海的往事曾令他陡生感触，但即使被检察院传讯也无法使他罢手，他在偏离社会道德规范的路途上越滑越远。这是作者对师者人物走向沉沦的发自内心的悲哀。张者《桃李》中的导师记录了当前高校教师的生存状况。法律专业的教授邵景文从高校这座象牙塔中走出步入世俗，但邵教授潜在的精英意识和道德观念又在深层次地牵制着他的行为，使他无法彻底地和同随俗，小说的悲剧结局是他两难处境的最好的逃遁方式。
20世纪90年代，师者自觉在不断下降自身的期望值，但还是跟不上社会的落差。当人们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老师形象时，却发现他们是饶舌、嗦，甚至傲慢自夸的。话剧《同船共渡》中的方老师是一个退休的小学教师，因此她自然地残留着多年为师者的积习——喜欢做别人的思想工作、会背唐诗宋词、假清高真酸腐等，并且生活能力低下，成为需要照顾和需要帮助的精神弱势群体。在生活中，人们虽然认识到这种现象，却无法从情感上给予认同，这不能不引起人们对师者形象的沉重反思。毕淑敏的科幻小说《教授的戒指》以医学专家陶教授治病救人和传授弟子为核心，塑造了具有完美理想、“鞠躬尽瘁、死后而已”的师者形象，呼唤着师者中的圣人再造。医生作为一种对人的生命进行技术处理的特殊职业，对技术和道德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在医学领域中探讨师者的意义和价值是对现实中的师者功能分化趋势的反向思考。师者身份、角色的自省成为新的文化格局中拒绝诱惑、防止堕落和实现自救的精神支点与作者言说的根据。
师者的形象在90年代的社会文化语境中经历着各种新历险，为师者寻求新的文化地位成为一大文化景观被描摹。《丁小丽》中的马奇是新时期师者心理探险的缩影。80年代的文化环境中，他曾经是一个具有现代人文取向而充满痛苦和矛盾的师者形象。进入90年代后，他放弃师者身份，在商品经济大潮中作人生探险，在世俗物欲中放荡形骸，在异国他乡逃避焦虑，最后作者把他的精神归宿安排在与现代市场接轨的桃花源世界和充满温馨的家庭生活，这是理想，也是无奈。90年代以来的中国内地文化环境中，世俗文化日渐扩张，精英话语受到激烈冲撞，而标榜为精英文化代言人的师者形象在逐渐失落的意义空白地带茫然地寻找自己的精神栖息之地。然而，他们的努力多半是徒劳的，想实现自己愿望的道路是艰难而漫长的。这是因为，不仅商品意识正在加速度地极度扩张，“拜物教”流行，为师者存在的基础受到普遍质询，而且过分张扬知识理性、忽视基本欲求同样会造成失衡，固有的师者仅秉持知识的单项度的发展事实隐含着某种危险。
90年代后师者角色的演变和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有直接的关联。无论是政治体制的庇护还是道德文化的框囿，师者的活动一直处于一种相对稳定且封闭的空间。五四时代，启蒙者的引导作用在于打破封建家族制度，现代知识分子尚处在社会体制的边缘状态，在那座“铁屋子”里常常只有少数几个觉醒的人。他们在呐喊、鼓噪后经常感到一种普遍的迷惘和彷徨，“娜拉”式的出走后，在空旷的广场上茫然四顾，成为时代的零余者。如《二月》中的箫涧秋、《孤独者》中的魏连殳。随着革命文学的兴起，红色理论逐渐在广场占据主导地位，《灭亡》中的杜大心、《动摇》中的方罗兰这些振臂高呼的革命者形象逐渐确立起革命导师的形象。新中国成立后的师者形象是按照恒定的革命要求设定的，温和但坚定的性格成为所有老师的共同特征。《园丁之歌》、《救救她》等作品把这种完美形象发挥到了极致。但是，商品经济的大潮冲决了多年固定的生活模式，师者活动的环境疆界已被打破，他们不仅在学校的讲台上授课，而且直接面对社会大课堂言说。90年代的环境也不似五四时代，新近开放的市场对人们具有强大的诱惑力，公众对金钱追求超过了对知识的艳羡。确实，在市场环境中，师者形象不再具备身份地位的优势，甚至因角色习性所形成的生活准则反而成为行动的羁绊。无论是《丁小丽》中的马奇，还是《桃李》中的邵景文都经历了灵魂的挣扎，拥有直接与社会冲撞的人生现实。师者们无论是振臂高呼、大声呐喊“铁肩担道义”，还是不动声色地感召人们接近“启蒙之光”，都显得有点不着边际。现实表明，师者形象在90年代的环境中面临着一个角色转换问题，这也是新的历史环境中对师者提出的新命题。
五、师者形象的存在之思
近现代社会转型使师者这一传统社会角色的知识结构面临着新的转化，也带来了师者群体结构性的调整。启蒙需要用现代人性、人文理念驱除国民灵魂中的痼疾和习惯势力。20世纪中国文化语境需要启蒙精神指引，而近一个世纪启蒙精神的传输改造了中国文化语境，也直接影响了新时期文学中师者形象的塑造。从“样本式”的师者形象到“艺匠型”的师者形象再到“职业型”的师者形象，新时期文学中出现的师者经历了由整个社会政治道德的代言者到民间社会的精神文化的传承者，再到自身职业圈子的活动者的衍变过程，言说的范围日渐受限，质疑声音日渐增强，得到的认同越来越少，而师者身上的技能却越来越受到重视。
启蒙被解释为祛魅，对现实的愚昧和黑暗的扫除，同时也具有光照未来的含义。掌握启蒙要义的师者根据他的理性原则与自由、平等的观念帮助他人驱除黑暗，并以此为依据给被启蒙者的未来创造一个想象中的精神伊甸园。无疑，在人们对启蒙的价值预设深信不疑时，通过师者形象传播的启蒙精神是无法阻拦的。但是一旦过分扩大知识权力，就有可能走向启蒙的反面。价值预设一旦固化为规约，就有可能背离原有的意义。《务虚笔记》中的O是一个历史教师：史铁生只把教师作为她的一种身份，让她在关注历史理性和规律中去进行人生思索，而不让她作出给他人进行启蒙的姿态。即使这样，价值预设不但没有解决她的人生困惑，反而更加深了她的灵魂困顿。她希望世界上人人平等、人性善良，人格应该被重视、被尊敬、被热爱，但是生活实践却不断地给出相反的答案。最终她发现自己不仅无法使他人认同她的观点，连她自己都认定她的追求只是充满了悖论的虚幻行为，于是只好选择了死亡来结束自己的一生。以O为例子，我们看到师者虽作为一种职业依然存在，但作为师者的职能已然淡出。价值预设无法给人们乃至师者自身以行动的指南。近代中国引入西方的启蒙思潮时忽略了其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而是作为一种超功利、超世俗的人文关怀来宣扬的。20世纪中国启蒙话语中的师者或“类师者”在阐释启蒙原则的同时也在给世人描绘着启蒙后的理想社会，但是90年代的社会现实与80年代启蒙者所预料的启蒙结果并不相同，甚至现实的呈现让启蒙者自身都始料未及，因此，对师者的价值预设功能提出质疑恰好是出于理性的思考。作为文学作品中的一种形象类型，而且是承担着精神传承的形象类型，师者到底是时代的负重者还是时代的重负？
师者以一种角色姿态遵循着他的价值原则，承担着他的社会责任。随着社会专业的分工，现代师者角色任务与传统观念中的师者功能有着很大的分别，掌握知识的权威、全社会的道德楷模的标志等已成为过往的师者遗迹。往日人们将师者视作无所不能的精神偶像，实际是对师者形象的奢求，它不是强化而是弱化了师者的作用。新时期文学在反思政治体制、文化道德对人性的压抑和展示因压制产生的反抗时，思考的对象是全社会民众。“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中反映的心理创伤是一种社会现象，原来的奴性特征也是整个社会的共性，师者那种“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优越心态显然带有很大的美化修饰成分，因为无论是原来的体制现实的钳制作用还是文化深层的规范作用，都包含了师者本身。师者不是万能的救世主，他的作用只有在一定场合、一定范围内才能发挥其特定的功效，文化变革精神拯救在社会进步中固然重要，但不是打开一切问题症结的万能钥匙。给定师者言说的特定的时空，虽然限制了师者的话语范围，但它确保了师者的话语效用，同时也是还原师者形象，使之恢复本义，因为师者的产生也是应仪式的需要，所以他必须受制于特定场合。职业式的师者形象是他们在不断衍化的文化环境中进行角色调整的结果。
新时期文学中师者形象的衍变与启蒙精神的嬗变有着密切的关联。新时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的展开，在哲学、文化、政治、经济等众多领域确立了实践的标准。经历了新时期现代化的社会总动员后，启蒙从文化的价值预设转变为一种人人参与的行动原则。阐发公众的精神需求成为新时期文学的目的，文学以积极主动参与的姿态宣扬了这种行动者的形象。引起广泛争议的高行健的作品《车站》，就是以默不作声地向城里进发的形象来警醒那些贻误时机的空谈者；《乔厂长上任记》、《花园街五号》、《新星》和《沉重的翅膀》都是以改革者为榜样来鼓舞人们的行动的。师者的作用在于传道和布道，虽然也鼓动人们行动，但实践和行动始终不是“师者”的特长，因此，在改革展开后，师者的作用反而式微了。他们自身在行动上的缓滞和道德上的犹疑一直成为90年代文学质询的重心。
师者，作为形象的身份，对于任何一个鲜活的个体而言，都只是外在的一种标志。当过于执著于这种身份存在的时候，也可能为自己套上本无需套上的桎梏。随着作为形象群体的存在空间的逐步分化，群像效应逐步丧失，缺少统一、规范的师者形象在抵制因身份道具带来异化的同时，是否也逐渐丧失了中心的价值？评价的审慎是否也是另一种意义上的失语？单纯的事实陈述是否意味着责任的逃避？师者形象的困扰来自三个问题，“何以为师”、“对谁言师”和“如何为师”这三个问题直指师者存在的基础根据、传授对象和立场姿态。
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精神的高涨给予师者形象以言说的现实基础。启蒙尊奉理性原则，通过高扬理智驱除对心灵世界的蒙蔽，使“人类脱离自己所加给自己的不成熟状态”。新时期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寻根文学”分别提出“文革”、“当代中国”和“中国文化”需要重新审视和定位的问题，而重新认识和重新评定历史特别需要智慧，师者被视为知识智慧的拥有者，成为开启蒙昧的先行者，成为时代英雄，拥有了坚实的社会基础。随着无知和蒙昧领域的不断打开，师者对知识的拥有优势也在逐渐丧失，从“样本型”、“艺匠型”到“职业型”师者形象的流变中可以看出师者言说的范围在逐渐缩小，最终退回到自身的圈子内，而当下提倡的本位意识也是对于师者存在基础的缩减反应吧。
师者的价值实现是基于接受者的接受程度、价值理解及行为实践的。当知识被作为特权而存在时，师者与接受者存在着知识的梯度，它既造就了师者的精神优越感，也赢得了接受者的信任感。但是随着社会信息量的增大和信息传输速度的加快，尤其是进入声像时代后，接受者获得信息的难度不断降低，知识在不断地普及和稀释，师者对知识的解释作用也在不断降低，人们对师者形象的期望与实际的效果往往会产生落差。传统社会人们获得知识的渠道比较单一，保证了信息传递的权威和效果，而师者也就在传授知识过程中获得了权威，但是现代社会传输知识的渠道非常多，不同渠道在传输过程中还会产生异变，对于接受者来说，无论是知识还是观念都不再是唯一的，这样就无形中影响了师者对知识的传输效果，接受者知识结构、心理结构和社会传输渠道的变化也就影响了师者的社会作用。
师者形象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和传统积淀。通过传授和言说知识的方式进行价值的传输，他们往往被视为静态的、恒定的价值理念的坚守者，驻足于价值理性领域。但是在现代社会工具理性的驱动下，社会价值的衡量标准疏离了精神领域。立足于精神领域的探索、固守于话语言说的师者自我价值的实现方式无法跟上现实步伐，行动上的矮子和思想上的巨人的固定形象模式也隔阂了社会对师者的理解和认同，20世纪90年代后文学中改变了身份或方式的师者形象在摸索过程中不断地表达了痛苦、踌躇和心理的煎熬。对于这么一个特殊的群体来说，他们曾经被奉为当然的社会价值的承担者和代言者，面对着原来所鄙夷的世俗世界时，其本身的观念、价值和行为准则存在剧烈的振荡也就可想而知了。90年代后的文学事实表明，他们虽然依然没有找到出路，但是并没有放弃寻求。或者正如鲁迅的过客所展示的，他们的意义就在寻求意义的路途上。
师者形象本身的完成往往需要借助祭坛、讲台这些高于观众和受众的空间舞台才能实现，这些高于他人的空间位置造成了师者高于他人的姿态，师者们甚至满足于这种高台偶像的塑造。然而，这种认识是不当的。我们要懂得，师者拥有社会位置是为了更好地完成意义的传输，而不是为了造就一种心理优势，因此，师者在履行自身责任的同时，也应该不断地反省自身，反省可能存在的自以为身处中心、高人一等的心理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