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期文学与当代中国社会转型和政治变革同步进行，萌蘖于集中政治权力意志的反思和重构。20世纪80年代，基于“文革”的惨痛记忆，以现代理性原则为主导，凝聚了科学理性与人本理性的双重理想，通过对当代历史、党史和革命史的强劲反思，形成了以“自省和批判”为特征的激越壮观的思想解放运动，启蒙精神借此得以复兴。当代文学以超前的姿态和饱满的激情回应了政治解禁后中国社会的时代脉搏。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政治主流话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知识精英的人文憧憬交融，“四个现代化”的国家建设目标、社会改革愿望与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步的启蒙情怀汇合，时代精神与个体信念的重新整合，成就了一段充满想象力和感召力的“激情岁月”。此时，政治意识形态借助文学对极左路线的拨乱反正，大力扫除陈腐观念和教条束缚，启蒙思想被赋予巨大的历史价值，由此而展开的话语实践得到了广泛响应。在极度振奋的社会语境中，激情澎湃的人们一方面倡导科学精神，通过在全国范围内开展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有力批判了“文革”中个人意志和非理性专断横行；另一方面呼唤人的自由与解放，重新辨析和探讨人道主义、异化等哲学命题，冲破各种思想禁区，甚至提出以人道主义为基础重新建构处于政治意识形态核心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
新一轮的启蒙思潮在这时期开始蹒跚起步，虽然有些犹疑和遮掩，毕竟表达了挣脱思想禁锢和获得个体权利的强烈要求。立足于当下社会文化语境，获得“启蒙”后的我们可以批评甚至指责当时的启蒙表达多么不彻底，当时的反思多么浅显，然而，不可否认，正是有了当年激情涌动的开始，才使新时期启蒙思潮得以蓬勃、深入乃至于更深入的对启蒙价值的警惕或再反思。在当代中国浓郁的政治氛围中，新时期启蒙热潮的推动者只能以孱弱的能力来承接时代的必然和历史的重负，几乎消失的“知识分子性才依然在‘革命’的前提之下逐步重生”。启蒙话语实践肇始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思，落实于社会道德的重构，再达到启迪人心的目的，这既是启蒙运动的普遍路径，也为连接五四启蒙资源提供了可能。无论是源发的欧洲启蒙运动，还是20世纪初“舶来”启蒙思想的五四新文化运动，都难以摆脱与政治意识形态的牵扯。启蒙话语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复活，显示了当代文学承荷历史重担的传统，它自觉地将自身嵌入体制和规范中，应和着政治巨变，展开了新时期的“新文化运动”，无疑，这对正处于“忧内患外”的中国历史语境极具诱惑力，也是公共价值理所当然地优先于私人价值的社会境遇必然做出的选择。
一、政治合法性与人的解放
“同时证明权力与服从的合法性，这是合法性的第一要旨。”20世纪70年代末自上而下的中国当代政治变动，要求民众再度确立对社会主义和中国共产党的信心，认可政府权力机制。因此，从体制内部开始，发动了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确立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场被认为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摆脱了不少因政治禁锢而衍生的思想束缚，人的命题再度成为反思和检讨的核心。
（一）政治认同下的启蒙话语初现
在民族利益的驱动下和文以载道传统观念的延续中，20世纪中国文学经由强大权力集团的整合和规范，装载了沉甸甸的政治意识形态。建国后三十年文艺发展是政治束缚累加和强化的过程，虽然其间也有反弹、存在异质和缝隙，但是共产党文艺政策的实施和体制的建制却是连续和统一的。文艺创作的单调、狭隘与新中国成立后的文艺政策直接领导、干预和规定文艺紧密相关，体制几乎成了制约文学生产力的首要原因。新时期文学的启蒙与政治的反思在反对僵化体制上达成了共识。新时期文学中人性解放起始于政治体制的调整，“强调人性使反思的主体具有真正的历史起点，它沟通了中国现代以来未竟的启蒙事业，以人的自觉、人的存在价值为主导理念，这是对权威政治最低限度的自主性诉求”。政治、哲学、文学面临着扫除历史阴霾的共同使命。历史前提决定了启蒙者立场和启蒙话语的实践方式。20世纪前半叶的启蒙话语着力于传统文化的批判，启蒙话语的言说诉诸国民灵魂的拯救。新时期初的启蒙话语借政治历史反思和文化批判，参与建构和认可新的政治权力而确证政治的合法性。
由此，这是一个立场重于内涵的时代。新时期初的文学中，启蒙话语的态度是激烈的，内容也是繁杂的。政治变革的强烈要求直接源于禁锢森严的社会环境和极度强化政治权威留给人们的沉痛历史记忆，获得基本政治权力成为人性解放的第一步。新时期文化思潮的涌动以“第三次思想解放运动”的命名将它与五四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同时并举，既获得了与20世纪启蒙精神脉络连接的可能，又显示了启蒙话语的言说很难脱离当代社会的政治语境，本身具有浓厚的政治意识形态特征。《为文艺正名——驳“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一文的刊出、“朦胧诗”的讨论、《文艺报》复刊，这些事件都在努力为文艺创作提供全新的历史境遇，拓展文艺发展的新的社会文化空间。
新时期文学创作试图摆脱政治上的从属地位，对人进行重新定位，但是又轻易地把责任推诿为政治路线的斗争。“林彪、‘四人帮’那条极左路线给我们国家造成的破坏，归根到底是对于人的破坏——对于人的精神和肉体，人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条件，对于人的成长和人的幸福的破坏，所谓的‘内伤’，又是最难愈合的。而文学是为了人和描写人的，这种破坏就不能不使我国文学遭到损伤。”
这段得到广泛认同的表达说明，政治借助文学超越现实的力量获得对政治权威的净化和洗涤发挥了社会效用，但文学的思维方式、创作模式和言说习惯还是很难摆脱建国后固定下来的“窠臼”。重新评估政治历史事件、总结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教训乃至政策路线及具体的党员形象探讨都成为文学创作的直接源泉。文学依托政治变革扩展自身的社会影响力。在政治深层作用于社会心理的文化环境中，关涉到政治的话语最易触及民众的敏感神经，最易引起人们最直接、最广泛的共鸣。
新时期文学的启蒙精神萌生于政治体制的变革，在反思政治上的极左路线的过程中开始对人性和人道的强调和确认，这为新时期启蒙思潮总是与世俗社会的现实层面存在诸多难以厘清的纠葛埋下了伏笔。政治和哲学等抽象的理念借助于文学的感性色彩获得社会心理最大限度上的认同，文学通过形象演绎的启蒙话语实践催生了新的政治环境，政治话语和知识分子话语短暂地得以“合谋”共生。
正如《今天》创刊号倡导的，“这一时代本须确立每个人生应有的意义，并进一步加深人们对自由精神的理解。我们文明古国的现代更新，也必须重新确立中华民族在世界上的地位。我们的文学艺术，则必须反映出这一课题的本质来”。复兴民族精神和张扬主体精神被视为文艺的不可推卸的时代责任。政治宏大叙事仍然是主导的创作模式，作家们把自己看成时代信念和理想的代言人，是国家、民族、人民和体制的忠诚捍卫者，个人命运的变迁、个人情感的倾吐都是与时代精神紧密联系在一起的。重在揭露伤痛的“伤痕文学”、立足于历史反省的“反思文学”，在塑造形象时，在情节展开时都融入了大量的哲理思考，是非判断、逻辑推理等科学、理性思辨方式，仍然主导着作家和文艺评论家的思维，抑制了他们对文学艺术本体的追求。
“无论是从理论还是实践意义上讲，知识精英在转型之际抒发政治激情自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此时的文学作品大多倾力于呼唤在党和国家危难时挺身而出、力挽狂澜的新政治英雄，文学作品中不约而同地充满了慷慨激昂的政治声讨。新中国成立后的政治运动成为新时期初文学作品中的主要题材，成为新时期作家急切要解脱的政治无意识的心结，似乎不从体制和政治上认可人性的价值，述说人存在的合法性，就无法谈文学。很明显，这呼声的潜在话语就是文学的意义最终要由政治来鉴定或裁决。《丹心谱》、《于无声处》等反响强烈的作品着力于对政治路线的批判、对政治人物的批判、对政治思想的批判，暗含着确立新的政治文化模式的诉求，蕴涵着对政治合法性的认可和仰慕。政治上的转变成为决定人的命运的关键。这种典型的叙事模式几乎成为这一时期集体无意识的直接表达。《芙蓉镇》中最后能结束胡玉音和秦书田悲惨遭遇的是“文革”的结束、冤案的平反。《如歌的行板》中最后给“我”与萧铃的长相思画上休止符的是“新乐章序曲的开始”，“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种种激荡文坛思潮的命名都可以明显地使人们感受到政治乃至政策的印迹。政治上的巨变带来了人生命运的重大变化，也带来了人生思考的重大转折，主体的表达、个性的张扬在政治激情涌动中不断地被提出，引发人们痛心而深沉的思考，但同时又在各种预设的美好理想和给定的政治出路中被淹没、被淡化。
（二）体制限度与人性解放
新时期初的文学启蒙话语实践艰难挣扎着，想要突破各种思想重轭，但又不得不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探讨人性解放标准的限度和尺度。社会主义文艺体制和政策决定了这一阶段的人性、人道和异化问题的讨论不能超越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础，人性解放只能是小心翼翼地探讨着政治意识形态所认可的最大限度。即使是最为激进的态度，也鲜明地亮出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旗帜。如“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人是马克思主义的出发点”，所有关于人性的哲学探讨或文艺诉求都是借用马克思的经典言论寻求有限的和适度的思想自由空间。此时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不仅没有成为各种文艺争鸣的限制，反而成为他们必须要依赖的理论武器。“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和“改革文学”等不断叠涌的文学思潮质疑已然过去的当代历史，以强烈批判的姿态构筑出一个与历史截然断裂的新时期，但历史本身是不可能断裂的，思想界和文学界认同了政治意识形态的变更，自觉地承担起重新阐释政治意识形态的任务。
启蒙的发展势必要从政治体制中剥离出来，但在新时期启蒙文学萌生之际，却很难摆脱政治意识形态的潜在作用，甚至需要政治的权威力量给束缚的人性松绑，挣脱历史惯性造就的各种思想桎梏。此时，启蒙的价值更多地表达为否定的作用，它把矛头指向已经过去的历史，与政治任务协同致力于“政治新时期”体制的建构。
在统一的政治视角的审视下，频繁又激烈的文艺论争从属于同一范畴，即梳理政治与文艺的关系问题，无论包含多么离经叛道的命题，最终的言说都不会超出两者之间的关系的认定和辨析。当时引起广泛影响和全社会共鸣的作品的量之大、面之广在文艺界可谓是空前的，小说《班主任》、《伤痕》等都引起了深广的争论，而话剧《丹心谱》、《报春花》、《于无声处》等演出万人空巷……文学成为全民族的关注中心。孙绍振在论及“朦胧诗”呼唤新美学原则的时候，大加赞赏青年诗人“不屑于作时代精神的号筒，也不屑于表现自我感情世界以外的丰功伟绩。他们甚至于回避去写那些我们习惯了的人的经历、英勇的斗争和忘我的劳动场景”，朦胧诗作的题材选择展示了诗人们对人的标准的重新衡定，对过往的“社会政治标准”樊篱的冲击，而孙绍振给定的“传统美学原则”也是特指“特定历史条件下”所推崇的“传统美学原则”。对当时由小说《太阳与人》改编为电影文学剧本《苦恋》的批判标准也是政治标准的延续。《苦恋》在“祖国”作为不容置疑的神圣体现的固定思维中，通过爱国画家的亲身经历和个人悲惨遭遇质疑了“爱国”的神圣理念，在生命个体和国家的强大话语的不平等关系中，提出了困惑和疑虑。随后，在全国思想战线问题座谈会上，影片遭到了批判，然而影片所受到的“违反四项基本原则”、“否定爱国主义”等的评定同样是政治术语在文艺批评中的直接移用。而且，所有文艺论争在当时的文坛上不能获得统一的认识的问题，最终都需要政治力量的裁定，或是政府部门的结论，或者是代表政府的文艺官员发话才告一段落。“站在今天的角度，看待十几年前的这次文艺论争，我们可以持一种更宽容更公正更具理性的目光来进行历史的审视。”这番总结事实上是对一种限度的无奈表达。
再如，《人啊，人》这部作品通过各种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在“文革”后的表现对政治和生活进行反思，突出表达在政治理想和信仰的薪传中人性力量缺失的忧虑，引起了人们热烈的讨论，但在反思的深度上，读者可以看出作者的反思还是受制于政治思维框架，对人物进行面具化和概念化的处理，人物的生活史和心灵史极力靠拢“正史”。甚至作为文本的核心主题——人道主义，也必须借用或依附于政治思想才得以存在。作为正面人物塑造的何荆夫在政治上被除名并经历了几十年的流浪之后，回到大学这一思想理论阵地后出版的书名为《马克思主义和人道主义》。在作者的心目中，即使人道主义、人性话题是否具有言说的合法性仍然受到多方质询，它们的合法性只有与被奉为圭臬的马克思主义结盟，才能被确认。“离开了生产关系的变革、生产力的解放……条件，侈谈人道主义和‘人’的解放，不仅毫无现实意义，而且只能造成思想混乱。”文学作品以形象的方式演绎着个体自由、人性解放等具体的现代价值理念，但只能在现行的体制内言说，不断拓展新时期启蒙话语的限度。
正如汪晖在《预言与危机》中指出的：“中国社会的兴盛与灭亡实际上正是几代启蒙思想家的最基本的思想动力和归宿，无论他们提出什么样的思想命题，无论这个命题在逻辑上与这个原动力如何冲突，民族思想都是一个不言而喻的存在，一种绝对的意识形态力量。”这段历史概括不仅适用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同时也归纳了新时期启蒙运动的轨迹。新时期的启蒙者以极大的热情参与“文革”后政治上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并且希冀借助政治上的力量深入对人的思索。新时期初的思想启蒙运动的意识形态功能是彰显的，甚至它的“基本立场和历史意义，就在于它为整个国家的改革实践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基础”。在政治强势话语中，文学的形象经常被用来演③绎政治观点，并被赋之以政治合法性。
（三）“政治摘帽”与“革命知识分子形象”
由于体制限度内的启蒙言说带有强烈的行动指向性，不少新时期文学作品不仅反映了政治的变动，还充当了政治运动的先锋和社会变革的“先知”。宗福先的剧本《于无声处》写于“四五运动”政治平反之前，戴厚英的《人啊，人》率先在文学作品中涉及人道主义的讨论。“摘帽”和“正名”成为文学叙事的核心情节。名称是社会赋予人的标志，外化为符号而存在，但符号一经产生，它就具有独立的意义和功能，甚至能独立于内容而存在。人一旦被赋予了名称，就具有群分和归纳的可能，也是人之异化的开始。新时期文学着力于剔除各种名分，给顶上戴着“政治帽子”的各色人群以新的阐释，剥离各种政治面具，把观念的、符号化的人还原为具体的人、个性的人。建国后惯用的各种政治命名，经过这一时期的“身份还原”后，加诸主体身上的种种名称或符号被逐渐剥离，人又重新回复为人，人的自由度得到了扩展，人的解放的效果也逐渐显露。《土牢情话》、《大墙下的红玉兰》和《天云山传奇》等作品是对戴着“右派”这一政治帽子的人的遭遇的历史图解，“右派”在新的观念的解读下，变成了受冤枉并在苦难中依旧不断磨砺自身意志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话剧《报春花》通过塑造品德高尚、技术超群的纺织厂女工白洁的形象，公开挑战了荒谬的“成分论”，颠覆了建国后逐渐僵化的阶级斗争哲学。
与“政治摘帽”相联结，“革命知识分子形象”成为这一时期文学创作中富有意蕴的符号代码。新时期文学恢复知识分子名分的事实不仅表明精神主体的觉醒和获得尊重，也说明知识分子作为群体从被革命改造的对象成为了社会的主体，获得了为自己“正名”的机会。苏叔阳的《丹心谱》作为第一个把知识分子塑造为主要正面形象的话剧作品，确立了知识分子在新时期文学中的合法地位，自此，他们也开始自由表达自身在权威政治环境中人的生活方式和精神状态。当然，在剥离“政治帽子”的同时，这一历史阶段的知识者总是不断地在表白自身的政治信仰，努力证明自己在革命阵营中的合法身份。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绿化树》表现了对马克思主义信仰的忠诚，而《大墙下的红玉兰》、《天云山传奇》表现了对党的忠诚。《报春花》中的白洁不仅是一个业务尖子，同时在政治上也是积极向上的形象，如参加“天安门事件”的纪念活动、挽救被批斗的老干部的生命。她尽管承受了种种委屈，但无论在行动上还是在言语中都不断地表白自己对党的赤诚忠心，“你知道我出身不好，可从小立志做一个对人民有用的人。但是我上了学，带不上红领巾，到工厂入不了团，才明白我生下来就和别人不同。我只能偿还欠下人民的债，不能期望别的”。在文学作品中塑造的戴有各色帽子的正面人物形象，当政治将他们从中心放逐到边缘后，即使身处边缘，他们还是以中心的标准来衡量自身的行为，严格要求自己。这样的情节设置为以后的历史误会的消除、为这些“戴帽者”终于拨开云雾见青天提供了足够的理由。“这代作家的关怀并不完全出于他们的选择，而是出于历史叙事的需要预先设定的。因此，流放者归来后行使的话语权力仍是‘期待者的话语权力’。”作家们塑造的“革命知识分子”形象，脱下“旧帽子”马上很自觉地给自己戴上了新帽子，极力趋合政治的意愿，他们在挣脱历史沉积的同时又自觉地承担了历史预设。
政治巨变带来的时代和声成为“文革”后文坛的主导声音，“革命知识分子”的身份认同成为同一时期作品的共同表达。无论是王蒙、从维熙、张贤亮和高晓声等“右派作家”，还是张承志、梁晓声和张抗抗等“知青作家”，创作中强烈的“参政意识”和“承担意识”成就了他们的辉煌，干预生活、关注政治的思维习惯深植在他们的内心深处。剧作家沙叶新70年代末80年代初曾因《假如我是真的》、《陈毅市长》和《寻找男子汉》等剧作表现了他对理想生活状态的追寻，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作家把创作看作是“崇高”而“严肃”的工作，“当一名作家，对我来说是意味着用自己手中的笔为本国和世界人民服务，我始终感到作家手中的笔和战士手中的枪具有同等分量……我写作是为了对社会尽我的天职，是为了对人民尽我的义务，是为了有利于世道人心，是为了推动生活前进”。社会政治经济强烈地干预了当代文学的发展，即使在新时期文学开始反弹于这股文学外力时，仍然难以摆脱这种沿袭已久的创作心理定势。
新时期文学以痛苦和新鲜开始了启蒙话语的言说，但是，政治意识形态的反思毕竟只是启蒙文学的外在条件而不是启蒙文学的精神内核，唤起民众的启蒙不能替代民众的自我启蒙。文学文本中的政治不可能与现实中的政治对号入座，但是，新时期文学的明确目标意味着启蒙具有很强的行动力量，由此作出是非分明的价值判断，适合于表层事实的梳理，也能确立明确的目标，并简化了复杂而曲折的启蒙路径。其时，作家有意地模糊了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也弱化了文学的艺术本性。文艺对生活的表达充满了个性色彩的表达，如果不是“文革”那场空前的政治灾难，新时期文学启蒙精神不可能以如此激烈的形态喷涌而出。人们长期被压抑的精神个体希望另有一种体制能容纳个性的自由伸展，但体制必定是整齐、规范的，在寻求从原来政治体制中解脱出来的同时，寻求新体制归属就不可避免地为自身设置了新的框架。无论是内容、体裁还是反思的深度和广度，新时期文学启蒙从一开始希望借助政治意识形态的力量达到启蒙目的，本身就是悖论，存在着无可摆脱的乖谬，也为最后滑向形式主义的诗意启蒙，寻求文学本体意义存在埋下了伏笔。
政治范畴内启蒙叙事一方面突破旧有体制，具有表达自己的要求和愿望的立言倾向，另一方面也具有借助体制力量、拥护新体制的代言倾向，试图在群体和个体间寻求微妙的平衡点。当启蒙文学以更为个人化的姿态放逐了政治意识形态，无限地扩张主体的时候，历史深度也就随之缩减。消费主义的勃兴引发的欲望生长喻示着理想主义色彩浓重的宏大叙事的启蒙文学的式微。当时的文学作品能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释放抑制已久的情感。然而，时过境迁，远离了那一特定的历史语境，那种激情洋溢、热血澎湃和同声相和的壮观不会再现。
二、道德文化与人的重塑
在新时期文化格局中，文学因为契合社会主流思潮而显示出强烈的社会功用，而乌托邦全能主义社会形态下的政治意识形态又与道德观念密切相关。新时期文学继续沿用“文以载道”的传统观念，现实主义仍为主要的审美机制。读者习惯于在文学作品和社会现实间寻找对应关系，延续把虚构的文学世界移植到现实生活的阅读心理定势，并保持借此评判生活和指导生活的阅读期待。政治变动引发的社会转折引发了人们对历史的质疑和拷问，规范人们行为、铸造社会心理的道德文化体系也面临着新变和重组的可能。新的政治体制赋予作家和文学特殊的话语权力，第四次“文代会”以极高的政治规格确定了文学创作在精神领域的述行功能。“述行合一”写作方式消弭了文学的虚拟世界与现实生活间的精神距离，道德观念借文学作品的传播在公共空间获得传输优势，因此，文学世界中的道德价值得以普遍认知和接纳。
（一）道德危机与道德认同
20世纪中国历史语境决定了启蒙的任务由个体的觉悟自醒落实到“唤醒和拯救国民灵魂”上。沉默的、愚昧的灵魂往往不会自主表达自己的心声，非激进的、渐缓的道德疏通填补了社会心理空间，成为异于振聋发聩、鼓荡人心的宣讲功能的更为深广的另一渠道。道德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对社会心理的形塑方式不同，它属于潜移默化的内心工程，尤其对于有着几千年伦理传统的中国社会现实而言，道德的作用更加深入和持久。政治制度的推行和巩固必须仰仗道德伦理的转化，才能形成对社会心理的限定和控制。“文革”在政治权威的绝对掌控中产生了绝对的道德主义，发挥到极致的道德理想主义完全脱离了现实行动的可能。道德话语只是作为政治话语的附属而得以言说。传统文化中的“人伦观念”、“家庭排序”等伦理观念都在高度纯粹的革命话语中被挤兑。政治立场分明的作品中，道德规范只能从属于政治规范，甚至被遮蔽和忽略，个人的道德意识依附于政治意识而存在，道德上的取舍完全决定于政治上的是非评判。
由于政治道德文化本身缺乏自主和完整，当人们试图重拾或重塑道德，以全方位的姿态进行政治意识形态反抗时，立即显露了道德资源的贫乏和道德文化的困境。即使如《伤痕》这样明显指责“文革”给人们带来心灵创伤的小说，其道德领域的反思还是被遮蔽和受压抑，政治的平反无法即刻消除主人公王晓华心灵上的伤痕，她内心强烈的负疚感也来自于道德的压力。她始终不能摆脱以革命的名义背叛了母女的血缘纽带的阴影，但这条叙述线索在文本中却始终被压制在政治权力之下。《内奸》中反思革命历史的叙述文本，隐含批判了那段残酷的阶级斗争扩大化历史对道德的践踏和良知的扭曲；剧作《屋外有热流》通过生者和死者的对话拷问了人世间的道德观念；剧作《一个死者对生者的访问》呈现了现代人的道德危机，善良、公正、正义在面临邪恶时，世人的道德实践出现了令人难解的迷惘和困惑。道德危机成为文学创作的重心。
新时期文学对权威化的政治体制进行反思，乌托邦社会政治与道德同构开始出现罅隙，新的道德规范体系开始形成。此时建构新的道德规范仍不自觉地认同政治意识形态，只不过以否定原来政治机制的形式肯定新的政治机制。与政治意识形态步调一致的道德观念在“文革”后的作品中直接地得到反映：《丹心谱》中的庄济生的政治立场是属于“四人帮”的“风派人物”，因此就决定了他必定存在着黑暗的心理世界，到关键的时刻必然会凶相毕露；《报春花》的写作目的就是为了否定“血统论”和“唯成分论”，成分不好但业务上是个尖子的主人公白洁不仅始终怀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忠心，而且在平素为人和爱情上也始终是一个符合传统道德规范的完美人物；《人啊，人》中的赵振环作为一个政治上不能明辨是非的、立场不坚定的形象，在生活中直接扮演了一个陈世美的形象，政治判定孙悦政治立场正确之后，连带着也决定了赵振环在婚姻中的失败，他被拉到了道德的审判庭上，从此就有着接连不断的良心谴责……以政治立场判定个体的道德品质，存在着将丰富的形象个性公式化和扁平化的写作陷阱，“人为地把人自身贫乏化，导致了文学的贫困化，也导致了民族精神世界的僵化”，这种创作模式是“文革”时期截然对立的思维的延续，也是对历史反思缺乏深度的表现。
道德作为社会的规范和准则，它不可能与政治标准完全重合。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历史文化沉积的表现形态，它存在于内心，外化于行为，较之于政治观念，道德意识更能深入个体的内心世界。经历了政治的强力打压之后，道德意识的清醒独立显示了社会规范的确定和人的理性的复苏。道德话语在启蒙文学中的凸现，意味着反思的深入，这种自省意识也显示着启蒙文学对人的心灵空间的拓展。
政治观念和道德意识之间的错位打破了神性完美人物的塑造模式，甚至产生了人物心灵世界的张裂。如张贤亮笔下的章永麟式的形象，他们可以是政治观念上作出明智和清醒的判断的正面人物，但在道德人格上并非是统一和完整的。虽然作者在小说中会替他们设置落难公子遇佳人的好事，为笔下的负心汉形象找到行为依据，尽量以比较宽容的态度来描述他们的阴暗心理，或者是女性的自我牺牲情怀，如《土牢情话》中的乔安萍；或者是为时势所迫，如《绿化树》中的章永麟，但是，低层次的心理需求和原始本性与高尚的灵魂之间依然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这类情欲分裂的人物形象具有深刻的思想，但并不等于拥有高尚的道德。张贤亮写章永麟等知识分子的欲望冲动，是将它视为政治抹杀人性、泯灭理想后产生的负面影响。人在丧失了高级的追求后，津津乐道的是对感官刺激和低级欲望及本能冲动的自然渴求，在极度压制下被放大的“生物功能”恰好是对权威政治环境下的“非人”待遇的证明。从章永麟大段的自我忏悔和反思来看，这只是在理性层面、在意识范围中人格被否定后的一种无奈的选择。
传统的道德规范中，性的描述永远是一个禁区，作家能够认可的也只能是灵的解放。显然，在张贤亮的内心自省和道德法庭上，始终无法释怀，人物的灵魂也永远无法升华。张贤亮作品中的“分裂的人格”以觉醒到的道德意识深化了人物性格，道德的自身话语为具体和立体的人性提供了现实依据，也为后来文学启蒙精神的深入和深化提供了可能。90年代后的王小波的创作、阎连科的《坚硬如水》等作品却打破性的道德规范和界定，表达了更为坚决和深刻的反抗姿态。
（二）人性道德神话的制造
较之政治意识的权威，道德社会心理的约束和框定更为广泛和深入。“伤痕文学”作为新时期文学启蒙思潮初涨的文化信号，传递了社会道德风尚开始由合乎人民性向合乎人性转变的趋向。“‘伤痕文学’的作家们也是为若干年后在现代市场经济发育起来以后建立新的人际关系，建立新的道德伦理体系，做早期的清理基地的工作”；“‘伤痕文学’的道德贡献恰恰在于，使我们民族一度蒙尘的品格，在特定的文学审美情境中，重新炜烨生辉，哪怕是取了过分政治化的表现形态”。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确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成为新的道德规范的基点。否定绝对政治权威的结论大多倾向于人性的标准。新时期文学恢复了对人道主义的颂扬，一直被当作金科玉律的阶级等级观念受到质疑。人们开始呼唤公正、良心、正义、理性等以道德为基础的价值观念，注重对普通人的人文关怀，“把人当人”成为启蒙者最为响亮的口号。以人性为基准，无论是超越人的规范的神性还是不能达成人的规范的兽性，被视为人性的异化方式一律受到揭示和谴责。人物形象塑造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倾向：
第一，消除正面人物形象的神性。权威政治通过神化和符号化方式虚幻了人的真实存在，抽离了具体可感的个性特征和性格气质，而新时期文学恢复人的特征，赋予形象以生命质感，就需要把这些人物从神坛上请下来，与普通人一起感受大地和空气。沙叶新的话剧《陈毅市长》淡化了陈毅的政治身份特征，突出了他的幽默气质和为民服务的公仆形象，以平民文化心理观察这位具有传奇色彩的政治领袖，使他成为更易于为普通人所接受的道德模范，在美学风格上形成了对以往政治统帅下造神美学的抵制。《犯人李铜钟的故事》中的主人公与其说是恪守尽职的共产党员的典范，不如说是一个为民请命、普罗米修斯式的殉道者，他以对抗错误政治路线的方式成为挽救人民生命的牺牲者。新时期文学以具体的创作实践和丰富的创作实绩消解了革命英雄的神性，而努力挖掘形象身上的普遍人性。
第二，披露反面人物身上的兽性。新时期许多文学作品对当代史上的许多非人道行为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和谴责，尤其对假借革命神性的名义对人的肉身的摧残和对人的尊严的践踏的兽道。刘心武的《如意》，宗璞的《三生石》、《我是谁》等作品直接呈现了在斗争哲学指导下的借群体的名号对个体肉体的虐待和精神的摧残。把人作为人来对待成为新时期文学设置的道德的底线。因为道德是对人的行为的规范，它的前提是确认人之为人应该遵守的规范，其他任何活动的展开都必须建立在人的基础上。绝对政治权威的实施和封建专制之所以成为道德的对立面，其最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它们否定了人的基本道德和尊严。在重拾道德价值的新时期，恢复人性成为了这一时期文学的准则，人在文学文本中占据了显赫的地位。
消除神性和披露兽性否定了当代文学中人民性道德形象的塑造。以人为目的、以人为中心的道德成为衡量人性、鉴定“善”与“恶”的唯一准则。个体道德立场置换了群体利益，铸造了新的道德观念形态。
新时期文学中确定的“人性道德”一如所有的道德文化形态，具有强烈的教化功能。道德的作用机制是社会认同的行为律例不断地演绎沉潜在个体心理而产生的一种行为规范和约束，善恶观念往往是道德系统进行评判和规范人们思想行为的基本工具。大量文学作品直接引用善恶观念，并将善恶观念与结果联系在一起，以确立新的道德规范。《于无声处》中作为正义一方的有觉悟青年欧阳平和母亲梅林与作为对立面的何是非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矛盾发展到最后，当门外清查“四五运动”的风声渐紧，政治评判对何家来说变成了“保护或叛卖”的道德拷问。《天云山传奇》中罗群与吴遥不仅政治观念对立，而且在道德人格上也完全是相对的，一个光明磊落、对信念坚贞不屈，一个自私阴暗、不择手段。作品不断地宣扬罗群在天云山的清苦生活和受到的不公待遇，但依然没有放弃高贵的灵魂，在人格上，罗群一直占上风，由此带来了他在情感上始终是胜利者。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在梳理政治意识形态的正误的同时，总是不忘记对善恶的辨析。善恶观念的确定以及相对应的因果设置也抚慰了浩劫后的社会公众心理，填补了失落的政治意识形态的空缺。
道德对社会行为的规范和约束是通过社会心理起作用的，榜样人格在道德导引上能更形象有效，而且这样也可以直接落实道德的实践品格。新时期文学为不同群体、不同岗位的人们树立了许多道德典范：《从山里来的孩子》中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音乐家形象，《班主任》中苦口婆心、诲人不倦的教师形象，《大墙下的红玉兰》中忠贞而执著的共产党员形象，《哥德巴赫猜想》中刻苦钻研、坚忍不拔的数学家形象，等等。动人、曲折的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些道德偶像的明志之作，他们在艰苦的环境中不放弃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凭着超人的意志和惊人的毅力达到了自己既定的目标。随着社会生活语境的重新设置和政治话语的再度言说，原来被压抑或排斥的形象不断地挖掘出来，充满悲悯力量的道德人格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提升。
（三）道德批判的再批判
建国后，政治斗争观念主导着人们的精神空间，指导着人们的行为方式。新时期，随着政治反思的深入，与政治意识形态紧密相连的道德体系开始离析，在新的伦理道德体系尚未建构、旧的道德体系逐渐失去实践指导能力的情况下，文学自觉地承担起了道德建构的先锋，逐渐从权威政治意识形态脱离的人的话语借助于道德中介，开始了人性系统的建构。新时期文学在挣脱权威政治意识束缚的同时又把自己的行为规范纳入了道德的框架中，依托道德来肯定人的存在以及自身的存在。道德作为一种基本的社会意识形态，它与社会心理关系最为密切，具有最为广泛的群众基础，一旦离开了道德的支持，启蒙文学在社会层面就旁落了。启蒙文学叩寻的意义、价值等抽象概念，对于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物质状况的中国社会而言，变成自语者是必然的趋势，启蒙文学借用道德这一武器确立人的观念的同时，也预示了启蒙必将走向无人应和的孤独命运。这是因为道德的相对稳定性决定了它始终不具备社会思潮的先锋意义，甚至是滞后和保守的，借用道德认可的力量希冀达到启蒙目的同时也为启蒙文学的深入和延展设置了障碍，“20世纪中国文学的最大症结不是‘救亡压倒了启蒙’，而是道德叙事对启蒙叙事的冲击”。作为五四启蒙叙事的再延续，新时期的启蒙文学也无法绕过历史的宿命。道德成为至上的标准时又从内部设置了启蒙的障碍，道德天平无法衡量不断冲破各种命定框架和习惯力量的人性解放，作者难以逃离的道德束缚酿成了作品中的“道德悲剧”，无论是道德引导还是道德忏悔都只是外在的，无法达到最深层的人性反思。高加林因为负心于淳朴的巧珍最终受到了命运的惩罚（《人生》），小木匠因为破坏了旧有的乡间规范只得远走他乡（《鲁班的子孙》），道德律例成为人性解放的新的反向力量。
事实上，道德规范是由社会上掌握话语权力、占有地位优势的人群确定的。但启蒙话语应该始终是对既定的“权威”和“成见”的反思和质疑，在文学中借鉴道德规范永远是悖论。启蒙精神的否定气质决定了它在打破旧的道德律例上有着无可比拟的优势，但道德毕竟是对人类行为的规范，它更多的是表现为约束和限制。新时期文学试图以启蒙精神将人从旧道德规范的束缚中解脱出来的同时，也将自身放逐于社会的边缘。文学将道德建构、意义传达置于审美传达的优先地位时，无异于为文学的传达设置了误区。文学创作可以通过各种修辞手法在虚拟世界中塑造从生活中提炼出来、高于生活的道德典范，作为榜样的力量来规范、指导人们的行为，同时，文学的写作方式从根本上就是“谎言”的撰写。从柏拉图的《理想国》最终放逐诗人的行为就预示了审美话语和道德话语真正的沟通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启蒙话语在文学世界中宣扬个体精神、鼓吹个性解放，但总是无法落实到社会层面。“人我关系”在社会道德系统中始终是约束和解放并存，在“义利关系”上是索取和获得相关。
1979年关于“歌德”与“缺德”问题的讨论已经开始质疑文学创作中的道德观念和道德倾向。但这一讨论最终被置于“政治范畴”之内未能深入。文学创作如何处理道德意识、怎样评判文学创作中的道德描写成为悬案。随着社会文化形态的逐渐多元，以抽象人性为中心的传统集体主义的道德准则面对个体主义话语，在规范、评判个体行为时日渐捉襟见肘。当90年代人们再度以道德评判文学创作，并得出“私密写作”、“身体写作”等创作倾向存在着“道德沦丧”的结论时，以人为中心的道德观念坠入了尴尬和迷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