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实行土地“国有化”，建立新的农业生产关系。1809年，政府下令对长老和乌里玛监管的宗教田产实行征税，然后要求宗教田产监管者出示宗教田产契文，无契文者的宗教田产收归国有。许多长老和乌里玛因拿不出契文而失去了大量宗教田产。同时政府还规定，包税人所私地(瓦西叶)亦应纳税，包税人增收的包税余额(法伊德)的一半应上交政府。这些措施触犯了长老、乌里玛和包税人的切身利益，他们联合起来向穆罕默德·阿里施加压力，要求废除上述各项决定，在遭到断然拒绝后便发动叛乱。穆罕默德·阿里采用政治上分化瓦解和军事上无情镇压的方法将叛乱平息。阿里击垮了他的一个重要政敌，并从经济上大大削弱了以乌里玛为代表的宗教势力。接着他又消灭了反对改革的马木鲁克封建势力，没收了他们的全部土地和财产。1813年，穆罕默德·阿里宣布废除传统的瓦克夫制，将宗教土地和产量统统归于政府的监督管理之下，其经济收益由国家统筹使用，结束了宗教慈善事业外衣掩盖下的这种封建剥削形式。同时还宣布取消包税制度，在给予包税人一定经济补偿后，将包税领地全部收归国有。至此，初步实现了土地国有化的目标，为进一步推行农业改革打下了基础。“国有化”了的土地并没有全部化为国有，穆罕默德·阿里对于收为国有的土地进行了重新分配。他本人将约10万费丹的土地据为已有，又将几十万费丹的土地免税分赠给他的族人和新权贵，使之成为新兴地主阶级和阿里政权的统治支柱。然后将100多万费丹的剩余土地，划分为3至5费丹不等的份地，租给农民耕种。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受益权而无所有权，按照土地优劣交纳租税。此举增加了农民对国家的依附性，减少了中间环节，便于政府对土地及土地上的农民进行管理和控制。
第二，控制农作物种植计划，实现农产品专卖制。政府给农民规定必须种植的农作物种类及种植面积，国家向农民提供种籽、肥料、牲畜、工具等有偿服务，农民只有在完成法定种植任务后，方可自由种植。农产品几乎全部由国家定价收购，租税也以实物交纳，禁止农民自行交易，随意出售。这样，将农业生产完全纳入国家经济发展轨道。
第三，大力发展经济作物，提高农产品经济效益。在注意发展埃及传统粮食作物的同时，穆罕默德·阿里注重发展经济作物。他看准国际市场对棉花需求不断增长的势头，积极引进优质棉种，并大力推广优质棉花种植面积，使棉花成为埃及出口创汇的重要农产品。他还引进了烟叶、橄榄、亚麻、甘蔗等经济作物，筹建桑蚕基地，发展生丝生产。为提高经济作物的质量和产量，聘请外国农业专家帮助建立了实验田和国营农场。
第四，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为确保农作物产量稳定增长，穆罕默德·阿里重视农业基本建设。他征集农民挖河筑坝，兴建了尼罗河灌溉工程和广泛的水利灌溉体系，将埃及传统的盆地灌溉改为常年灌溉。他还着手在尼罗河人海口处修建一座工程巨大的水坝——福利坝。水利条件的不断完善，首先为丰富埃及农作物的品种打下了基础，一些夏季作物在埃及安了家。有些作物由一年一熟变为一年两熟、三熟。耕地面积也随着增加，据统计，1821年约有耕地200万费丹，1840年则增加到385.6万费丹。以上因素又导致了农作物产量的提高，如棉花产量由1831年的4.19万包，提高到1840年的7.68万包。
从经济思想角度看，阿里的土地制度改革体现出的经济思想是：农业为埃及的经济基础，所以改革首先从农业开始；经济与宗教力量相分离，宗经济世俗化；重视加强国家对农业经济的控制力。上述农业改革措施，对于促进埃及农业的发展起到了一定作用，增加了国民收入，农民的处境与以前相比有所改善，但他们仍处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
在工业方面，英国工业革命到19世纪前半叶在西方国家已取得了巨大成就，大机器生产逐渐取代了工场手工业，导致了社会生产力的飞速发展。阿里在西方工业革命大潮的推动下，决定效法西方国家，在埃及兴办工厂，发展工业，以加速其富国强兵目标的早日实现。他从西方国家引进了技术力量和机器设备，兴建了军火、造船等军事工业及纺织、制糖、造纸、榨油等民用工业。这些引进的工业基本上都是由国家投资兴建的。阿里在发展工业的进程中注重民族化，对引进的外国技术力量注意消化吸收，大力培养本国人才，逐渐替代外国技术管理人员。另外，对新兴工业及手工业实施国家垄断，政府对原料和工业产品销售享有绝对控制权。
埃及的工业一度发展很快。有些产品不仅满足了当地人民的需要，还能出口。军事工业的兴起，在加强国防力量方面发挥了应有的作用。但由于埃及缺乏足够的技术力量和必要的煤、铁资源，国家垄断政策也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总的看来，埃及的民族工业发展是比较缓慢的。
从经济思想的视角来考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工业化是一种新经济和新经济思想。在穆斯林世界，阿里较早认同了这种新经济，接受了工业化的思想，他的改革起到了在穆斯林世界传播这种新经济思想的作用，从根本上讲，是以图强为第一目的，所以军事工业是他重点推进的领域。他特别强调国家对工业的控制力，这是集权国家的背景使然。
阿里的改革启动了埃及近代化进程，推动了埃及社会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埃及科学文化的复兴。
近代伊斯兰经济思想与经济改革的发展说明：伊斯兰世界的近代正处于中世纪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时期，传统的与近现代化的政治体制、生产关系、生产力、意识形态并存，其中的矛盾与冲突异常激烈。反映在伊斯兰经济思想中，便存在着相互对立的三种情况：一是顽固地维护现存传统伊斯兰经济秩序的伊斯兰保守经济思想，具有阻碍社会经济进步的作用；二是倡导改革现存的伊斯兰经济秩序，主张用纯正的、经典的伊斯兰经济思想来规范指导现实社会经济实践，成为推动穆斯林世界经济秩序变革的积极因素；三是受西方思想文化、经济体制、经济理论的影响，积极倡导伊斯兰经济秩序的革新，成为推动穆斯林世界实现近现代化的积极动力。这三种不同的经济思想都认为自己的思想符合真正的伊斯兰教精神，他们之间的斗争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如何看待现存的伊斯兰经济秩序和穆斯林的经济行为？如何看待西方的文明、经济体制与经济思想？要判断某一派别、某一人物经济思想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主要是考察其经济思想对上述两个根本问题的态度。
近代伊斯兰经济思想的渊源之一是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这一方面说明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具有强大而长远的生命力，另一方面也说明一些固守经典伊斯兰经济思想传统的近代伊斯兰经济思想(主要是指伊斯兰传统复兴运动的经济主张)的创新力不强。经典伊斯兰经济思想毕竟是中世纪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和能动反映，许多方面难以涵盖和适应近代社会经济的内容和状况。近代伊斯兰经济思想的渊源之二是吸收了西方经济思想的一些观念和内容，主要体现在伊斯兰现代主义经济思想中。这些思想力图改变伊斯兰经济的传统体制和发展方向，具有历史性的进步意义。但一些思想脱离穆斯林社会的实际，对穆斯林社会的经济变革并不具有很强的、实际的、积极的影响。
从近代伊斯兰经济思想的表现形式上看，经济思想已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在一些经济问题上已经形成了较为深刻的学说，但系统性不强，还没有能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没能产生自己的伊斯兰经济学。具体表现形式特点有二：其一，直接的伊斯兰经济思想表述较多，但大多不以经济论文和经济着作形式出现。其二，近代伊斯兰经济思想主要以社会经济改革主张、方案的形式存在，而很少有对抽象经济范畴的探讨。
近代伊斯兰世界正处于内忧外患的背景下，宗教复兴、民族振兴、国家独立成为时代的主旋律，发展经济还没有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所以，经济思想的探讨没有成为这一时代各种社会运动的理论热点，导致伊斯兰经济思想的着述很少。
由于正处于社会阶级矛盾与阶级斗争的激烈时代，使近代伊斯兰经济思想烙上了比较鲜明的社会阶级烙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