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同埃及改革有相类似之处，也有明显不同。1969年9月8日卡扎菲领导青年军官发动政变，推翻赛努西家族的伊德里斯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建国后，多次声称要遵循“伊斯兰社会主义”纲领，并陆续在国内采取了一系列重大的社会改革，称之为“伊斯兰革命”。他先后出版三本《绿皮书》，全面阐述他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理论。他宣称：“社会主义必须以伊斯兰教原则为指导思想。”《古兰经》是利比亚社会生活的准则、立法的依据。《绿皮书》的第二部是集中讨论经济问题的，提出的经济原则主要有：第一，任何人不能拥有大量资本，剥削他人，在伊斯兰社会主义社会中不存在雇佣劳动者，大家都是兄弟伙伴；第二，禁止人们从事谋取自身需求以外的任何经济活动；第三，人人都平等地参加生产和分配产品；第四，对所有制的主宰和管理应属于全体人民。从上述原则出发，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有四个方面：其一，国家在一定范围内实行企业国有化政策，将外国石油公司、银行、保险公司和其他大的工矿企业收归国有；其二，颁布《天课税》，规定完纳“天课”为法定义务，责成财政部、司法部征收；其三，修改商法等经济法律，在法律中明文规定禁止在商业交易中支付、收取利息；其四，在精神文化消费领域进行“革命”，禁毁反经、训的“有害”书籍，封闭放映色情片的电影院，捣毁酒吧、夜总会等传播西方生活方式的场所。卡扎菲领导的利比亚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具有这样几个显着的特点：第一，较为浓厚的宗教色彩，总体上类似伊斯兰传统主义复兴运动经济主张及其经济改革；第二，体现出强烈反对西方经济控制的态度和倾向；第三，体现出强烈反对精神文化消费领域西方生活方式对穆斯林社会的影响。
巴基斯坦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的改革经历了较长期的酝酿和理论准备。巴基斯坦奠基人真纳(1871～1948)于1948年公开提出：“巴基斯坦应以社会正义和强调人的平等与兄弟情谊的伊斯兰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主义——为稳固的立国根基。”尽管他只描绘了一个蓝图，却对巴基斯坦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产生了重要影响。巴基斯坦建国时，制订了土地改革和国有化政策。1965年5月，齐亚兹·拉赫曼在国民议会提出应按照与伊斯兰教一致的社会主义原则对主要工业实行国有化。他的提案在议会内外引起遍及全国的大辩论：一方认为，企业国有化符合《古兰经》宣称的土地和一切财富皆为安拉所有、任何个人无权占有，因而私人占有制是非法的。既然伊斯兰教的根本使命是铲除社会不公正现象，而保留私人占有和经营制度必然会导致社会不公正，所以国家应当建立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秩序。另一方是巴基斯坦伊斯兰学者联合会和伊斯兰促进会，他们援引经、训，论证私人占有制是天经地义、神圣不可侵犯的，声称私有制是履行宗教义务的前提，一旦废除，诸如天课、朝觐、慈善捐赠等宗教义务也将不复存在。他们还认为，伊斯兰教既不提倡资本主义、也不提倡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是“亲大资本家的”，是“大鱼吃小鱼”。这场争论从60年代持续到70年代，始终未取得结果。1967年底巴基斯坦人民党宣布建立，并以伊斯兰社会主义为该党的经济纲领。这是对争论的中心问题——巴基斯坦应实行何种经济体制才能获得最合理的分配与经济进步，以及此种经济体制对伊斯兰教的态度究竟如何——在组织上的答复。1971年人民党执政后，布托(1928～1977)开始推行他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政策，主要内容是实行企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的社会经济政策。企业国有化政策主要是对工厂、铁路、矿山、银行等大企业实行国有化。改革虽几经曲折，并一直面对以“伊斯兰促进会”为核心的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但毕竟推动了巴基斯坦的现代化进程。
2.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改革的衰退
70年代以后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逐渐衰退。作为伊斯兰社会主义整体思潮、运动的主体内容，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也逐渐缩小，经济改革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挫折和失败，其原因比较复杂，主要原因有三方面：其一，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预期目标并未达到，经济上并未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和人民生活的普遍富裕，这些国家仍然属于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群众的生活仍然贫困。据国际复兴与开发银行统计，1960～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每年的平均增长率，埃及1.5%、阿尔及利亚1.7%、巴基斯坦3.4%；1973年按人口平均的国民生产总值埃及为250美元、阿尔及利亚为570美元、巴基斯坦为120美元，说明这些国家仍然处于贫穷落后的状态之中。其二，一党专政难以满足各种不同政治派别和广大群众参与政治的要求，从而难以调动各种不同的政治派别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政治的积极性。随着民众政治文化素质的提高和民主意识的增强，对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强烈不满。其三，官僚体制下吏治十分腐败，引起群众不满。其四，阿以战争中，以埃及为首的阿拉伯国家惨败，使广大民众对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热情减退。1970年9月纳赛尔总统病逝，安瓦尔·萨达特当选为总统后，全面实行“非纳赛尔化”的“纠偏运动”，对内采取一系列改革和开放措施，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在埃及宣告失败。1977年7月布托领导的人民党政府倒台，伊斯兰社会主义改革在巴基斯坦结束，上台执政的齐亚·哈克政府受毛杜迪思想影响颇深，在巴基斯坦逐步实行伊斯兰化的政策。在经济上恢复伊斯兰教的扎卡特税和欧舍尔税，成立从中央到地方各级税收机构，负责征收上述税金。与此同时，对原来实施的个人所得税实行税率削减等伊斯兰化措施。从此，伊斯兰社会主义及其经济思想、经济改革虽仍然在个别国家实行，但作为一种社会运动和社会思潮，在伊斯兰世界已明显呈现衰退之势。
(二)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几点思考
我们在前面概述了从本世纪初期到70年代后期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发展历程，现在作一小结：
1.定义
伊斯兰社会主义是现代伊斯兰世界存在的一种站在伊斯兰的立场上将民族主义、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兼容与调和的社会思潮、社会运动。政治上大多实行一党制，经济上广泛实行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政策，意识形态上则以民族主义和伊斯兰教义为基础，不赞同资本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最主要最核心的内容是经济思想与经济改革。
2.文化背景、主体思路与核心内容
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以后，社会主义思潮与运动迅速在西方蔓延，也影响到伊斯兰世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更使社会主义同穆斯林社会的民族解放、民族振兴运动相结合，在伊斯兰世界各地蓬勃发展。由于根深蒂固的伊斯兰传统文化的影响，一方面，伊斯兰独尊真主安拉、倡导天下穆斯林皆兄弟、维护私有财产权等信念已积淀为伊斯兰世界穆斯林民族社会心理深层不可动摇的基石，使倡导阶级斗争、无神论、计划经济模式的社会主义难以在伊斯兰世界立足。另一方面，伊斯兰经典中所具有的正义、公平、平等观念，安拉为万物的终极所有者的观念，倡导行善、施舍、济贫的思想，实行天课、瓦克夫等一系列体现相对均平思想的社会财产再分配制度等，又使欲图实现民族独立、民族振兴的穆斯林社会上层人士认为伊斯兰文化传统具有社会主义的精神与因素。既不违背伊斯兰传统，又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一些社会主义式的经济改革，这便是伊斯兰社会主义产生的文化背景和主体思路。由此看出，伊斯兰社会主义的核心内容是对传统伊斯兰经济思想的社会主义阐释。
3.发展阶段
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为一种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的主体内容，从酝酿、萌芽、发展再到形成体系、实践操作，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
约从19世纪末叶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酝酿、萌芽、初步形成时期。
第二次世界大战到60年代，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理论更为丰富、更为系统并获得伊斯兰世界广泛认同的时期。
60年代到70年代，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在一些国家(如埃及、利比亚、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等国)得到大规模实施。由于各国政治、经济、文化背景有所不同，也由于各国推行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的领导人及领导集团的思想路线有所不同，各国所推行的改革措施不尽相同(如利比亚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比埃及、巴基斯坦等国显得宗教色彩更为浓厚一些)。但总体上看，基本点是相同的：都以经、训为其经济理论的根源，都强调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都在一定范围内推行企业国有化政策，都维护有限的私有财产权、保护小私有财产者利益，改革都在强有力的一党执政、高度集权的政府强力推行下进行。
70年代以后，伊斯兰社会主义思潮和运动逐渐衰退。作为伊斯兰社会主义整体思潮、运动的主体内容，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影响也逐渐缩小，经济改革也不同程度地遭受挫折和失败。
4.总体特征
社会主义思想与实践自产生以来存在着多种流派。空想社会主义时代的情况如此，科学社会主义产生以后的情况亦如此。从经济思想和经济实践的角度来看，现代世界不同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经济政策、经济改革存在着多种情况：有以前苏联为代表的计划经济模式、瑞典等国的福利经济模式、当代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等等。
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经济改革从总体上看具有如下几个特征：
其一，作为有神论的社会主义，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具有浓厚的伊斯兰宗教文化色彩，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成为它的理论根源。伊斯兰社会主义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为了表明其经济主张与伊斯兰经典经济主张相一致，竭力从《古兰经》和《圣训经》中寻找理论根据。他们认为，伊斯兰经典关于纳天课、乐捐、济贫等均平思想的命诫、措施、制度是伊斯兰教包含有社会主义精神的证明。他们说，“施舍，基本上是伊斯兰社会主义精神的核心”、“走向社会主义的起步”。他们认为，正是伊斯兰教奉行纳课、济贫制度，限制了富人的财产，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穷人的基本需求，缩小了贫富差距，缓和了贫富之间的对立。它是达到社会和谐、团结、兄弟情谊，也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最好办法。关于国有化，伊斯兰经典中并没有明确的规定，实际上经典中维护私有制的命诫却很多，但为了给他们的经济理论和经济改革提供宗教的支持，他们竭力从经典中寻找依据。《古兰经》关于天地万物皆为安拉所创造、世间的一切皆属于安拉所有并归安拉支配的命诫、观念，成为他们实行国有化的依据。
不仅以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为其理论根源，而且鲜明地打出伊斯兰的旗帜，西巴伊、谢尔塔特、库特伯、卡扎菲等人的经济思想中都突出地显示出这种特征。有些国家的经济改革甚至直接恢复传统伊斯兰经济制度，如利比亚实行“天课”制度。
不同的流派、不同的代表人物、不同的国家和地域的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思想，宗教色彩的浓厚程度不尽相同。例如，在实行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改革的国家中，相比较而言，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宗教色彩浓厚程度显得淡泊一些，而利比亚的宗教色彩则显得更为浓厚一些。就理论家而言，穆斯林兄弟会的领导人西巴伊、库特伯的经济思想的宗教色彩显得更为浓厚一些。
其二，试图走一条既不同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也不同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的现代化道路。从现代世界多种经济模式来看，伊斯兰社会主义经济模式属于混合式经济模式。首先，它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体制，反对这种体制下私有经济无限制地发展，从而导致贫富差异悬殊，导致资本家对工人阶级的严重剥削，也反对资本主义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家对经济生活所采取的几乎不干预的政策。它主张对私有经济的发展应有一定的限制、节制，反对贫富差异悬殊，主张采取有力措施调节贫富差异。它反对剥削，反对劳资对立，主张劳资合作。但因为它维护有限的私有制，所以实际上它无法根除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它主张国家对经济生活进行有力的干预，反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无计划性，主张实行有计划的经济政策。其次，它也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模式。它反对这种模式下经济的完全国有化和集体化，主张对在国家经济中起主导作用的大企业、大公司实行国有化，但不主张对中小私有财产实行国有化政策，主张维护有限度的私有财产，反对绝对的平均主义分配政策。总之，它有计划经济的成分又有市场经济的成分，有国有经济的成分又有私有经济的成分，既主张分配的差异性又反对贫富悬殊。显然，它是一种独特的混合式经济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