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所处的喀喇汗朝，是回鹘、葛逻禄所建立的王朝，统治范围西起卡拉库姆沙漠，东至罗布泊，北达巴尔喀什湖，南尽阿姆河。喀喇汗朝信奉伊斯兰教，作者是一位虔诚的穆斯林，所以《福乐智慧》中的经济思想立足于伊斯兰立场，属伊斯兰经济思想的范围。本书开头三章依次是“对至尊至大的真主的赞颂”、“对先知的赞颂”、“对先知四同伴的赞颂”，旗帜鲜明地表达他作为一位虔诚穆斯林的坚定立场。它所阐述的重商、崇商价值观、尊重劳动价值观、扶困济危的社会福利思想、遵守教规的消费原则、维护良好市场秩序的经济道德观念等都是从伊斯兰教基本经济原则出发而加以论析的。喀喇汗王朝的经济文化背景对《福乐智慧》的经济思想也有深刻的影响。喀喇汗王朝时期，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对外经济贸易关系的加强以及封建制经济关系的发展，当时以喀什噶尔、巴拉萨衮、撒马耳罕等城市为中心的经济文化出现了高涨的局面，而喀什噶尔在喀喇汗王朝存在的整个时代，始终保持着突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地位。同时，这一地区又处在古“丝绸之路”上，中阿文化交流、交汇、交融地带，各种信息丰富，商品流通比较发达，市场繁荣。正是在当时这种体现开放格局的历史和地理环境中，作者创作了这部不朽的作品，阐述了他的经济思想，尤其是发展商品流通和市场的思想。
第一，作者运用优美的诗句重述了《古兰经》中真主创造了万物并是一切所有者的观点。作者写到：“我以真主的名义写出我的语言，是我主创造了一切，养育了一切。”“你创造了大地、天空和日月，又创造了万物、过去和现在。”“你创造了这存在的一切。”“你的惟一不是由什么组成，但一切万物由你创成。”“你创造了一切万物。”“没有你不在的地方，一切都属于你。”我们在本书第1章论述中已指出，真主创造万物并为万物的所有者的观点成为伊斯兰教财产权观念以及伊斯兰整体经济思想的基本出发点。作者重述这个观点，表明其经济思想的伊斯兰特性。
第二，作者具有崇商、重商的价值观念。崇商、重商是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所体现出来的经济价值观，作者坚持了这种价值观。首先，他赞美商人，宣传商人的积极作用：商人“为谋生他们周游世界，向真主献出心智和一切。你要和他们接触来往，买卖中尽力满足其愿望，天下的珍异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世界上无数的珍宝和绸缎，全都来自他们的身旁。世间倘无商人奔走四方，怎能穿到紫貂皮的衣装？倘若契丹商队的路上绝了尘埃，无数的绫罗绸缎又从何而来？倘无商人在世间东奔西走，谁能看到成串的宝石珍珠？”在这里，作者站在伊斯兰教的立场上首先指出商人不辞辛苦四处奔波经商是对穆斯林所信仰的至高无上的真主“献出心智和一切”，这就将商人以及商业行为定位在穆斯林所最崇敬的人和事物上了。接着又进一步阐述了商人的行为能给人们带来美好的物质享受，满足人们的物质需求，为人们的美好生活作出积极的贡献。作者这样热情洋溢地赞颂商人：“有的从东方带来珍贵的礼品，有的从西方赶来，献一片赤心。”这样，作者就将商人描绘成为能帮助人类实现美好愿望的使者。
作者所具有的崇商、重商的价值观念与中原传统的经济思想所主张、体现的“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想与价值观念明显不同。“重农抑商”、“农本商末”的思想与价值观念是中原汉族经济思想的鲜明特点之一，在中国封建社会的漫长发展过程中，这一思想与价值观念不仅成为历代王朝统治思想的一部分，而且成为历代王朝所推行的基本经济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一方面，它对于稳定王朝的统治，维护封建等级秩序起到一定的作用。另一方面，它极大地阻碍了中国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成为中国封建经济长期停滞不前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历史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角度来看，《福乐智慧》中崇商、重商的思想与价值观念具有进步意义。这一思想与价值观念对于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推动不同经济背景区域之间的经贸关系发展具有积极影响，同时也会对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起瓦解作用，从而推动整体社会经济的进步。
第三，作者强调经济道德尤其是商业的职业道德行为。一方面，十分重视功利与经济效益，如他十分强调商业、农业、牧业、手工业对于满足人们尤其是王朝国家物质需要的重要作用。在《福乐智慧》的整体思想中功利色彩比较浓厚，在提倡对生产者应尊重的观点中，有强调生产者物质生产重要作用的一面。但另一方面，作者又不是单纯的功利主义者和片面的惟生产论、惟物质论者，在强调物质生产的意义的同时，还十分强调经济伦理尤其是经济职业道德的加强。他指出：“做生意要讲和气和公道”伊斯兰经典经济思想中也十分强调公平、公道。他提出要防止“商人们不再讲究信誉”，他认为讲信誉是商品交换过程中所应信奉的基本道德之一。他不仅强调商业道德，也十分重视手工业与农牧业的道德建设，他提出要防止“工匠们不再忠告后生”，认为师傅认真地教徒弟是一个匠人所应具有的基本职业道德素质，这有利于技术的代代相传和发扬光大，从而有利于手工业的持续发展。他指出，如“农人们个个都慷慨大方，满足于真主的赐予，心怀宽广”，强调“他们实在是造福施利之人”，体现出作者将农民的职业道德同伊斯兰信仰相结合的思想特点；牧人“可靠、诚挚、心地纯正，不会把负担转嫁别人”，“他们不谙奸诈”，赞美了牧人的高尚道德。作者的经济思想体现出物质功利与经济伦理相协调、相结合、相统一的特点。
第四，在消费观念上，体现出合理享受物质生活的主张，没有体现任何禁欲主义思想。禁欲主义是古代许多文化中所体现出的抑制人类消费的经济思想，如佛教禁欲主义特征十分明显，基督教许多主张也体现了禁欲主义思想，中国道家思想中的禁欲主义色彩也十分浓厚，儒家在宋明以前有某种程度的禁欲主义色彩，宋明理学则旗帜鲜明地提出禁欲主义的口号。禁欲主义在社会伦理、社会稳定、社会心理调适等方面在某种程度上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由于它过度强调抑制人类的物质与精神欲望，从而过度地抑制了人类社会的消费，影响了经济的发展，它反对人们为改善物质与精神的生活条件而奋斗，从而阻碍了社会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进步(当然，不可否认这些文化在思想文化上的贡献)。《福乐智慧》中所体现出的是鼓励人们追求美好物质生活的价值取向。作者赞美对现实生活进行华贵美丽的装饰：“褐色大地披上了绿色丝绸，契丹又将桃花石锦锻铺陈”，他热情地赞叹道：“啊，世界的丽质，贵胄的美饰，社稷的光辉，捕捉幸运的缰绳。”他强调应满足人们爱美的愿望：“天下的珍异都在他们手上，能把人们打扮得漂漂亮亮。”应帮助人们实现美好的物质愿望：“他们从东方周游到西方，会助你实现美好的愿望。在赞美商人的同时，也肯定了人们美好物质愿望的合理性。他虽然主张享受美好的物质生活，但也强调要符合伊斯兰的消费禁诫，如伊斯兰教规禁止饮酒，他便强调：应“取缔掉内外一切酒店”。他主张慷慨地帮助别人，尤其是旅行者、流浪者，“善待异乡人，满脸生辉，善待流浪汉，名满环宇”。具有利他性的消费思想。
第五，具有尊重劳动、尊敬劳动者的思想，不仅重视流通领域，而且重视商品的生产领域。在当时，为市场提供商品的生产者，主要有农民、牧民和手工业者，这些都是小商品生产者，除此而外，则是商队从外地贩运来的商品。从远方贩运来的高档次商品主要满足富有者和权贵们的消费需要，而满足一般消费者需要的商品，则仰仗于本地和近处的商品生产。为了保证市场有源源不断的商品供应，就必须正确对待商品生产者，使其安居乐业，以便不断生产出商品供应市场。因此，作者提出：必须重视直接生产者为社会创造财富的巨大作用，是他们为社会提供了衣、食、住、行这些必不可少的条件。当时，喀喇汗王朝的统治者指出：农民“乃是十分有用之人”，“一切人都从他们那里获益，他们给人们赋予饮食的乐趣。一切能呼吸、知道饥饱之人，一切活人都需要他们。”牧民可使人们的衣、食、住、行和某些军需品得到保证，“饮食、衣物、战马和骑乘，连载畜驮牲也得他们供奉。奶酒、乳酱、毛、脂、酸奶和干酪，使居室舒适的毡毯也来自他们。”因此，“他们实在是造福施利之人”。至于工匠，当时主要有铁匠、靴匠、皮匠、木匠、油漆匠、弓矢匠、画师等，谋生度日全凭技艺，是对大家有利之人，接近他们终会获益，因为“人世全凭他们缀饰妆点，他们能制造出惊世之物”。凡“与他们往还，与他们交际，使他们喜欢，你也会喜欢”。虽然作者所提出的尊重劳动者的倡议有从功利视角出发的一面，但很显然，作者对劳动者创造物质财富，为社会提供各种商品，以保证人们的生产和生活需要的巨大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并要求王朝的统治者要予以重视，这一看法与千百年来剥削阶级鄙视劳动和劳动者、“惟上智下愚”的观点大相径庭。
作者还要求王朝的统治者要以正确的态度对待生产者，对他们要公平合理，施以关心。为能够正确地对待和处理好这个问题，首先，要看到和尊重他们良好的品德。如“农人们个个都慷慨大方，满足于真主的赐予，心怀宽广”；牧人“他们可靠、诚挚、心地纯正，不会把负担转嫁别人”，而且，“他们不谙奸诈”，“实在是造福施利之人”；而工匠“对你也是有利之人”，“接近他们终会获益”。其次，不仅要尊重他们良好的品德，而且要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对农民“你应该和他们多多结交，态度要和蔼，语言要美好”；对牧民“应好生对待”；对工匠同样要很好地与他们交往，“为你干了活应及时把工资付予，为他们提供饮食要宽宽裕裕”。作者所提出的对生产者不仅要尊重他们的品德，而且要以正确的态度加以对待，这对于调动他们的生产积极性，发挥其巨大作用，促进生产的发展是有积极作用的。再次，为了使生产者更好地发挥其作用，非常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为此要“使他们温饱，在公正中度日”，并要和他们交往，书中非常明显地反映出作者非常重视解决好生产者的温饱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解决得如何，会直接关系到生产者发挥作用，以及调动其生产积极性问题。因此，提出“对庶民要公正，令其安居乐业”。要解决生产者的安居乐业问题，就必须使生产者具备必要的生产和生活条件，做到“满足其所求，取你之所需”。按照今天市场经济的语言来说，也包括要通过等价交换的原则去取得生产者生产的商品，不可凭借权势或特权巧取豪夺，而是要使他们能“在公正中度日”，得到温饱，使之能安居而乐其本业，总之，要用好的办法“让商人们保管好自己的储存，让工艺匠人们传艺给学徒。让农夫们精心种好稼禾，让牧人们繁衍增殖牲畜。”使生产者更好地发挥积极作用，为市场生产出更多的商品，以满足人们的需要和繁荣市场。
第六，提出了加强官方商贸、规范政府市场行为的主张。由于商业在喀喇汗王朝整体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为加强对官方商贸管理，作者认为王朝中掌管经济的官员还必须善于经商，掌握市场行情，善于收商业之利。作者明确指出：“司库还应善于交易，不懂得交易之人没有收益。所有的物品他都应该熟悉，要知道它们的贵贱价值”，他们还应精明强干，“司库应该干练而又清醒，倘若无能，会延误事情”。作者认为政府的市场行为应该规范，“国君倘若失言，会失信于民，若失信于民，财物也难久存。”
第七，提出了稳定币值的金融措施。作者在书中向统治者指出，作为统治者，对百姓肩负有三项职责，而且要竭诚尽职，其中，“一是要在国中保持银子纯度，不能让银子成色降低”。作者明确提出要保持作为货币的银子的成色与质量，亦即要求稳定币值。这对于稳定市场物价，发展商品流通，繁荣市场，在一定程度上安定百姓生活，减少怨尤，都有着重要的意义。在当时，银子作为商品流通的手段——货币，其制造是被统治者垄断的。如果统治者人为地对银子掺假或有意降低其成色和质量，以次充好，其结果必然是对劳动人民的变相掠夺。为了避免这种现象，就“不能让银子的成色降低”。能做到这一点，无疑会有利于市场的稳定和繁荣，有利于民众的经济生活。作者关于稳定币值的货币思想，不仅有利于稳定和繁荣当时的王朝经济，也有利于安定百姓的经济生活，是具有平民性质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