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263年（魏景元四年），玄学名士、诗人嵇康以“不孝”罪名被杀害。临刑前，一曲《广陵散》的千古绝唱与三千太学生的刑场送别，使嵇康之死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重要事件，亦使诗人的非正常死亡成为中国文学艺术史上的重要话题。我们下面将以魏晋诗人嵇康被杀害的个案为切入点，分析其中隐藏的多重冲突：一是个体生命权力和政治权力的冲突；二是老庄自然思想和经学名教话语的冲突；三是新兴世族力量与传统皇权力量的冲突。这多重冲突是魏末晋初中国皇权政治向世族政治转型的集中体现。
《晋书》卷四十九《嵇康传》这样描述刑场情景：
康将刑东市，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弗许。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曰：“昔袁孝尼尝从吾学《广陵散》，吾每靳固之，《广陵散》于今绝矣！”时年四十，海内之士，莫不痛之。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诗人被公开处决的场面。这种“公开的酷刑与处决的仪式”是皇权对诗人的杀戮，是一种复杂权力关系的体现。《晋书·嵇康传》载钟会僭嵇康：“康欲助毋丘俭，赖山涛不听。”又云：“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这是嵇康被杀害的两个理由。实际上，第一个理由虚实难辨，第二个理由则证据确凿。如嵇康自言：“老子、庄周，吾之师也。又每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又云：“矜尚不存乎心，故能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
世族诗人崇尚自由和皇权政治独裁的矛盾，是嵇康之死最内在的原因。嵇康作为诗人，并未以刀剑反抗皇权，却被判处死刑，原因就在于诗人的文学写作否定了“今王”司马昭——以周公自居的司马家族当政者，触及了司马昭实施统治的话语权力与政治权力。魏末政争频繁，嵇康的作品很自然地让人联想到是在为反对司马氏的毋丘俭、诸葛诞等人张目。嵇康对司马氏权力合法性的怀疑，终成诗人之死的主因。嵇康的悲剧本质上就源于这种话语冲突背后的权力冲突。不与皇权合作，且以新型的自然话语冲击皇权名教话语，注定了嵇康的悲剧结局。以嵇康之死作为中国历代诗人非正常死亡的典型个案，将有助于我们下面讨论诗人与权力的内在本质关系，以及何为诗人、何为诗歌等重要话题。
一、被质疑的权力
何谓“权力”？权，《说文》：“權，黄华木。从木，雚声。”因其适于制作权杖而逐渐引申出权力、威势等义；又因其可制作为秤，故又释为“秤锤”或“秤”，可以称物平施，权衡轻重。力，古文象耒形，指人和动物筋肉收缩时产生的效能。权、力合而成词，便指一种权柄、权势、威势，有平衡、慑服与控制人的力量，并由此而延伸出政治、意识形态或文化上的控制力量。于是，权力从其自然形态到文化形态的演绎而有了生存权、人权、政权、话语权等，此也即生命权力、文化权力、政治权力的诸种分野。嵇康之死，是权力格局中诗人命运的映照，它揭示了生命权力的颠覆性，文化权力的压制性，以及政治权力的对抗性。
首先是生命权力的颠覆性。生命的存在就是权力，是人最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食色，性也。”（《孟子·告子上》）这是生命权力，是求生存的本能。尼采说：“世界除了权力意志之外，什么也不是；同样，你本人除了权力意志之外，什么也不是”，“假如我们成功地把我们全部本能生活解释成一种基本形式的意志，即权力意志的发展与繁衍，假如可以用所有的有机功能来指示权力意志，那么就有权把所有的活力都毫不含糊地定义为权力意志”。这同样是生命权力，是求生存与发展的意志与行动。生命权力渴求自由，希望扩展自身，这是生命本性的觉醒，是玄学自然话语的动因。以嵇康为代表的魏晋玄学诗人“越名教而任自然”，在刑场临终演奏《广陵散》的千古绝唱，都是生命自由权力的呐喊与抗争。我们庶几可视其为近代资产阶级学说“天赋人权”的古典表现形式。这种生命权欲本能的绽放，成为颠覆现成权力的地下洪流。这种从自然权力本身来肯定生命价值的抗争虽失败了，却如一声春雷唤醒了魏晋诗人对生命自由的追寻。
其次是文化权力的压制性。文化权力是生命权力的他化形态，是生命本能权力的替补和异延。人是文化的动物。正如卡西尔所说：“在文化发展的过程中以成千上万种方式展现出来的东西，不过是一种相同的‘人的本质’而已。这种同一性在实现过程中得到了证明。”在文化中，人的“自然生命”与“原始意识”被扭曲、遮蔽、遗忘；但也由此被限制、改造、提高。文化的内在核心就是权力。在较狭意义上，排除物态的，文化实际上就不过是一种权力转化后生成的知识体系。文化权力以道德和秩序为重心。这种权力一旦固化，便成为宰制生命权欲本能的屠刀。司马氏等皇权维护者认为“康、安等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就是皇权为维护其独裁的文化权威，而打击玄学名士的缘由所在。在此打击下，生命因权力而异化，皇权文化因异化摧毁生命而显露出其价值性与体制性的罪恶。嵇康、阮籍及此前的正始名士所倡导的自然无为学说，是对皇权意识形态异化生命的抗争，是生命权力转化后的另一种源生活泼的文化权力形态。他们的抗争必然造成旧有文化权力的弹压与新型玄学文化权力的形成。
最后是政治权力的对抗性。政治权力是生命权力的社会化实践。在古希腊，政治就是城邦（polis）和公民（polites）的事务，是政治生活和宪法（politeia），公民组成公民团体或政府（politeoma），并选出自己的城邦治理者或政治家（politikos），并在政治活动中发展出城邦治理办法或政治学（politics），而这就是有关“权力”的知识和技术。在中国，政治就是以良好的道德示范来教化民众，所谓“政者，正也”，“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国君、族长、家长最重要的都是“修身”以“德”，而后“齐家”以“政”，“家政”延伸到“国政”、“天下政”，终致天下太平，人人幸福。因此，从政治本源说，不管是古希腊城邦，还是华夏国家，都同样是自然生命权力演化的产物。因此，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一种政治动物。”然而，政治权力虽源自生命权力，却同时导致生命权力的异化。当部分人逐渐主宰政治权力，压制他人的生命权力时，就导致了权力的冲突与对抗。魏晋玄学自然意识形态话语与经学名教意识形态话语的冲突实际是世族与皇权瓜分政治权力的斗争。这两种权力的直接较量是嵇康之死的根源所在。嵇康倡导自然无为的生命权力学说，既已在为世族玄学政治张本，便已然构成了对经学名教话语的直接冲击，从而实质上瓦解着以经学为话语符号的皇权政治。司马氏皇权借口嵇康、吕安等人“非毁典谟”，不过是以名教作为权力对垒的遮羞布。他们在保护经学文化权力话语的背后实际隐藏的是保护自我政治权力独裁的良苦用心。太学生三千人请以嵇康为师，则表现出世族阶层的觉醒。
从以上分析中不难看出，生命权力是权力三个层次的核心。生命的存在就是权力，人不能没有权力，人总是在权力中选择、放弃、主宰、驯顺、统治、服从。人总有延伸自己生命权力的欲望，但又同时警惕来自他者的权力。生命权力并不总是扩张，在遇到强大阻力时，又常会富有弹性地收缩，这是生命的智慧形态。近代哲学家常常谈及生命的本能，弗洛伊德主张性欲本能，叔本华主张意志本能，尼采主张权欲本能。从某种程度上说，尼采更深层地揭示了人之存在的最本源形式。生命权力延异而生成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文化的历史就是权力斗争史。生命在权力控制与反控制中呈现出纷繁百态，文化在权力纠葛中异彩纷呈。文化权力的运作形态直接或间接地决定着一个民族的生存样态。文化权力依据其内容分为神权、政权、民权、法权，文化权力依据其性质结构分为一元性的文化权力结构和多元性的文化权力结构。政治权力是文化权力的具体部分。政治权力因其压制生命或庇护生命的取向而有善与恶的价值判断。政治权力的争夺是权力运作中最高级的形式。
从嵇康之死的个案分析，如果说“三千太学生请以为师”体现了世族阶层对抗皇权政治的真实力量，那么嵇康“顾视日影，索琴弹之”，便具有世族名士对抗皇权政治力量的仪式表演和象征性质。因此，从某种程度上看，嵇康死得其所，死得其时，他死在阳光下的刑场，让觉醒者发现皇权的暴虐；他死在魏晋，让崛起的世族发现了自己的殉道者和精神领袖。嵇康遂成为“魏晋风流”的典范，成为一个时代的旗帜。嵇康作为诗人的反抗，从生命权力的自然形态说，是对生命最基本的生存权的捍卫；但从更深层来说，又是新兴世族阶层对皇权政治权力的反抗。因而，嵇康写作《幽愤诗》、《养生论》、《释私论》、《难自然好学论》，已不仅仅是性情使然，意气用事，而是个体生命权力的诗化与哲理化，是以哲人的姿态引领着一个理想的政治王国与文化王国的建立。虽然诗人在皇权的暴虐中被杀害，然而，他以个体的生命权力和新兴阶层的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诉求所幻化的历史风景和艺术风景终究因其时代的合理性而化为永恒。
二、权力中的诗人
嵇康之死，凸显出的是权力冲突与嬗递中的诗人的悲惨命运。我们知道，中国古代有数不清的诗人在权力下非正常死亡，而不仅仅是魏晋。但我们为何在开端处以“嵇康之死”引出“诗人之死”的话题？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魏晋是中国古代权力格局的大变革时期。正是在这种权力格局的变动转换中，我们可以更深刻地觉察从秦汉到魏晋的权力变迁对诗人命运的影响。
秦汉是皇权文化与平民文化结盟的两极文化结构。专制皇权以小农经济为基础，故一旦形成，便竭力打击可与其对抗的贵族精英与文化精英，拉拢其容易控制的平民社会。这种两极文化结构自春秋在理论和实践上初兴，在战国时期强化，而于秦汉最终形成。秦王朝一统六国就是这种政治文化实践的结果。如商君为秦国变法，即强调：“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贫则重赏。以刑治国，则乐用；以赏战民，则轻死。”（《商君书·弱民篇》）以各种手段打压世袭贵族，以奖励耕战拉拢控制平民阶层，遂最终造成了平民力量与皇权力量的联盟。
秦汉时期，皇权打压贵族的手段除武力镇压外，还有“徙居”、重用“酷吏”等，如秦始皇“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汉武帝“徙强宗大族，不得族居”，徙居有助于防止豪族与其乡土力量结合，以达到釜底抽薪之效。但“徙居”也有造成社会动荡的弊端，故重用酷吏是专制皇权更常用的手段。《史记·酷吏列传》记述酷吏郅都、宁成、周阳由、王温舒等都是皇帝打压豪族的爪牙，史载王温舒“捕郡中豪猾，郡中豪猾相连坐千余家。上书请，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尽没入偿臧。奏行不过二三日，得可事。论报，至流血十余里。”但如此酷吏，“天子闻之，以为能，迁为中尉”。在两极文化结构下，威胁皇权的世家大族的政治文化力量渐趋削弱，而平民阶层又无法真正形成自己独立的政治文化力量。因此，两极文化结构实际不过是一元文化结构，在这种结构中，起主导作用的是一种以皇权专制为导向的一元权力政治体系及由此而形成的一元意识形态话语。
这种向心聚集的政治与话语权力形态，必然形成以宫廷为中心的御用文人集团。李斯、贾谊、司马迁的斑斑血泪表明了从战国文化权力多元格局向秦汉文化权力一元格局过渡时期的诗人悲剧。司马相如、扬雄、班固是文化权力一元格局巩固时期的文人，他们的写作共同印证了皇权经学权力话语的延伸。汉末赵壹、祢衡、《古诗十九首》作者，是冲破秦汉一元权力结构体系后觉醒的第一批行吟诗人。“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何不策高足，先据要路津”，虽不免停留于感官层次的诉求，却无疑折射了皇权经学一元权力话语体系的衰落。皇权政治既难以控制诗人，诗人也不再为这个行将坠落的专制权力呐喊。自由生命首次在权力体系崩溃的空隙区勃勃生长。
魏晋时期，中国传统的皇权文化与平民文化结盟的两极结构转为皇权文化、平民文化与世族文化鼎立的三极结构。魏晋世家大族兴起，为自己的政治经济利益原因，便必然从皇帝那里分权，因此他们主张一种君主自然无为的“虚君主义”政治，以反对皇权政治的过于有为。这种无为虚君主义的精神主要在于“君德不在乎躬亲万机，而在安排得体，或因导得体，或能纯任天机，故一方无名（中和），一方无为（inactive）”，“此说至魏晋大行”。汤用彤指出：“‘虚君’主义讲到此处亦即‘无君主义’，这是老庄绝圣弃智理想之最高表现。‘名教即自然’——这是玄学王何至向郭所同信。”世族精英要打击皇权文化，便必然排挤平民对皇权的效忠。皇权与平民力量虽被阻遏，但仍有强大势力。世族力量虽占据优势，但无法一家独鸣。
这种多方角力的文化生态导致了多元文化结构的生成及多元权力体系的对峙。《文献通考》卷三十四《任子条》记述：“自魏晋以来，始以九品中正为取人之法，而九品所取，大概多以世家为主，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故自魏晋以来，仕者多世家。”魏晋以后，多成分的地主世家在门阀制度下统一起来了，中国世族政治的历史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受这种文化权力与政治权力变革的影响，诗人的身份也由此迁移。秦汉御用文人经由汉末行吟诗人一变而为两晋高蹈玄虚的玄言诗人，他们从附庸身份到边缘身份再变而为地位显贵的世族身份。诗人从权力压制生命的异己形态中实现了生命权力本能的绽放与书写。王弼、何晏、嵇康、阮籍、孙绰、谢安等成为世族文化的旗手与战士。嵇康、阮籍等竹林名士所倡导的自然无为学说，作为对现存皇权合法性的质疑，是对皇权意识形态异化生命的抗争，是生命权力转化后的另一种源生活泼的文化权力形态。
但秦汉到魏晋的文化权力格局嬗变并非一帆风顺，而是在腥风血雨中实现其艰难转换的。嵇康作为玄学领袖、世族诗人的身份特征及其死亡个案，揭示了权力冲突的激化，表征着一个新兴阶层与皇权本身的较量。杀害嵇康的当政者司马昭，不过是一位篡位者与皇权的实际控制者，名教仅仅是其推崇一元政治，摧毁玄学自然话语的护身符。嵇康“刑于东市”，并不能简单地视作传统专制暴君杀戮诗人、施行文字狱的统治方式的延续，而更重要的是嵇康所处时代的两种政治权力、文化权力的对抗。嵇康之死的意义就在于冲破了秦汉两极文化结构中的一元意识形态统治，树立起了反经学权威主义的大旗，标志着世族文化的崛起。因为，在嵇康的时代，“三千太学生”本身便代表着一个文化阶层，他们的“请愿”本身已然代表了一个新兴阶层“世族”的政治文化力量。
正是在秦汉一元文化权力体系的崩溃与魏晋多元文化权力结构的形成中，曾经遮掩在皇权政治权力之上的温情脉脉的经学主义面纱，在新形势下日益暴露出其虚伪与脆弱。在摇摇欲坠中，皇权强化了过去一贯使用却隐而不显的刑杀权力，从肉体上消灭觉醒的诗人及知识精英。嵇康成为皇权专制的牺牲者与世族文化崛起中的殉道者。
在皇室与世族分权共治的时代，诗人看似远离了政治，却更深地介入了政治。嵇康、阮籍、谢安、孙绰、王羲之等都在以一种清虚无为的玄学理念自觉地引导着政治的方向。正是在此种世族意识形态权力主导的政治格局中，诗人得以发挥其自由天性，实现其人格独立。玄言诗人也得以在世族园林亭馆与佛家寺庙中频繁聚集，自由探讨。总体说来，这一时期玄言诗人基本上处在一种宽松而不受太多限制的话语权力语境中。
晋宋之交，伴随着世族权力话语的淡出与皇权政治话语的复兴，权力纷争再次变得严酷。诗人或成为权力牺牲品，或不得不远离权力中心。新的权力关系影响着新的书写方式。陶渊明因远离权力中心而得以实现其自由写作。谢混、谢灵运作为世族政治家与世族诗人，身陷权力中心而在复兴的皇权中成为牺牲品。权力中心逐渐成为话语中心，皇权同质化与大一统时代重临。宋临川王刘义庆府第、齐梁宫廷，亦由此成为新的权力话语中心。
从嵇康之死中，我们看到一元权力不值得向往，多元混乱权力也让人感到恐怖。或许，一种对称的权力多极结构将有助于对生命的保护，这种结构实际就是自我权力与他者权力的平衡，是集体权力与个体权力的均势，是公共权力与私人权力的对称，是显性权力与隐性权力的默契。没有一种权力可以压制一切，也没有一种权力可以被忽视。
三、逸出权力的诗人之歌
嵇康的死显示出个体自我权力对皇权国家权力的反抗。司马氏对嵇康等名士的公开处决，既是皇权庆祝胜利的仪式，也是其专横、暴虐以及“用惩罚取乐的残忍”本性的暴露。同时，这也伴随着一种公开冲突：皇帝权力与玄学领袖在这里成为冲突的主角。作为现实的胜利者，皇权屠杀驯服了部分玄学名士，达到了恐吓与威压目的。
但在另一层面，嵇康却成为精神的胜利者。“太学生三千人请以为师”，“海内之士，莫不痛之”，这不仅是欣羡嵇康的仪表风神，更重要的是嵇康以玄学为旗号的自由思想与独立人格感召着新兴的世族文化阶层。这个阶层同样在强大的权力基础上生长，在不久的将来，将奏响历史的主题曲，让皇权退居配角。在新兴权力与文化阶层的记忆中，嵇康不再是失败者，而成为魏晋风流的真正代表。一曲千古绝唱，一个真正名士，一种文化象征，遂成为世代文人永恒的记忆。本应显示君主权威的处决仪式，却显示出一个狂欢节的侧面：“法律被颠覆，权威受嘲弄，罪犯变成英雄，荣辱颠倒。”
嵇康之死也显示出，文学是权力的贰臣逆子，诗人与诗歌总是能最大限度地逃逸权力之网。但这种逃逸又是有限的，它能逃避具体权力，却难逃避整体的权力网络。魏晋玄言诗人是走在权力的钢丝上，又大多能反抗权力、批判权力的哲人。魏晋玄言诗人的歌声是哲人之歌，是逸出权力的编外之花，是自由生命反抗权力的呼唤。何晏《言志诗》二首典型地表达着魏晋时代权力角逐中玄言诗人的早期歌唱：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其一）
转蓬去其根，流飘从风移。芒芒四海涂，悠悠焉可弥。
愿为浮萍草，托身寄清池。且以乐今日，其后非所知。（其二）
“鸿鹄”可能是借用了《庄子·逍遥游》中的“鲲鹏”意象：“北冥有鱼，其名为鲲……化而为鸟，其名为鹏……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就像鲲化为鹏，可以逍遥太虚，诗人也希望化为鸿鹄，自由飞翔。“戏太清”，则揭示了鸿鹄自由游戏不受拘束的生命本质，也是诗人向往的境界。但这看似自由的飞翔，实际却深藏着祸患的隐忧。这祸患从何而来？《世说新语·规箴》：“邓飏令管辂作卦……卦成，辂称引古义，深以戒之。”管辂对何晏“深以戒之”的事情，是指“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晏有重名，与魏姻戚，内虽怀忧，而无复退也……盖因辂言，惧而赋诗”。进必遭祸，退又不能，深陷权力斗争骑虎难下的危险处境，令其“怵惕惊”，而望“逍遥放志意”。从浅层说，何晏的处境是统治集团内部不同政治势力斗争的结果；从深层说，何晏作为世族政治家的代表，力倡无为政治，虚化着君主的专制集权，这与妄图篡夺皇权并强化经学一元主义的司马氏必然冲突。可以说，以曹爽、何晏与司马氏为两方的势力冲突就是新兴世族玄学政治与复辟的皇权经学政治的权力斗争。
嵇康《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是其前期作品。当时，曹爽、何晏等人奉行玄学自然无为政治，权网疏松，以名士为主体的清谈盛会引领着学术潮流，且嵇康此时又“与魏宗室婚，拜中散大夫，常修养性服食之事，自足于怀”，可以说皇权独裁政治已放松了对社会的控制，而玄学名士及玄言诗人方有了自适逍遥的土壤。此时期的嵇康诗歌表现出一种物我两忘、悠然自得的自由愉悦心境。如其《四言赠兄秀才入军诗》其一：
息徒兰圃，秣马华山。流磻平皋，垂纶长川。目送归鸿，手挥五弦。
俯仰自得，游心太玄。嘉彼钓叟，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
《晋书》本传言嵇康“远迈不群”、“天质自然，恬静寡欲”，这种淡泊性情的养成既与其时崇慕老庄的玄学风尚相适应，也是皇权政治放松权力控制的结果。诗中的物象如“钓叟”、“鱼”、“筌”、“郢人”，皆取自《庄子》，表达了诗人愿意像庄子那样，隐于世外，过一种悠游逍遥生活的理想。
高平陵政变后，诗人与受司马氏操控的皇权政治发生了密切关系。因为以名教为掩饰的皇权政治日益显出其虚伪性，并强化了控制舆论与迫害自由诗人的力度，而与玄学名士崇尚自然自由的理想相背，故遭到嵇康等人的强烈抵制。权力的冲突与对抗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嵇康亦被裹挟皇权的专制权力以“不孝”罪名囚系。《幽愤诗》即作于这一时期。《晋书》曰：“康性慎言行，一旦缧绁，乃作《幽愤诗》。”在权力阴影下，《幽愤诗》不再有早期诗歌中那种悠然自得的情趣，而是满怀幽愤之气，如谓“抗心希古，任其所尚”，“欲其寡过，谤议沸腾，性不伤物，频致怨憎”，“咨予不淑，婴累多虞”，这是对渐趋强化的皇权政治的反抗，是诗人对生命自由权力的追寻。
东晋是世族政治的时代，权力运行相对平稳并具有发散性，各种权力暗中冲突但大致协调，所以，这个时期的玄言诗人最能展现其风格，并表达世族文化理想，而不受皇权政治太多干扰。支遁、王羲之、许询、孙绰等都是其典型代表。谢安《与王胡之诗》第六章：
朝乐朗日，啸歌丘林。夕玩望舒，入室鸣琴。五弦清激，南风披襟。醇醪淬虑，微言洗心。幽畅者谁，在我赏音。
谢安是东晋名相，居于世族权力网络的中心。但这里，他首先是作为一个诗人实现了在权力而去权力的生存姿态，也即玄言诗人共同追寻的“无待”境界。在诗中，诗人描写了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清晨和朋友们啸咏山林；傍晚回归家园弹奏鸣琴。琴声飞扬，南来的清风也敞开胸怀静静倾听。诗人沉醉其中，又和友人微言清谈，玄远的思想让心境空灵。谁能领会幽情远致？诗人自己就是知音的高手。这里，诗人描写的理想生活与人生境界高远，几乎不涉人间烟火。但又正是这最超玄的人生与话语世界却掩映着另一个现实的权力世界：诗人的家族及诗人自身的政治经济地位。因为有着美好的名声，不必为现实功利太多计算，故能在诗中独立自由地书写超越现实权力政治的清净理想。居事无事事之心，在官无官官之志，身在此而心在彼，在俗而绝俗。这实际就是超越现成权力政治的诗化生命境界。
四、诗性的隐遁
如果说，魏晋是诗人的时代，魏晋风度是诗性精神的象征，嵇康是诗人的旗帜，美酒、琴音、绘画、山水、玄思是诗性精神的折射，这种诗人人格与诗性精神一直影响到唐宋，成为中国人的文化灵魂；那么，明清后，则是诗人沉沦、诗性隐遁的时代。
这种诗人的沉沦与诗性的隐遁缘于文化权力格局的一元化发展。明清是中国皇权强化、文化权力僵化的时期，权力呈现其疯狂、非理性的巅峰状态，民族精神随之萎缩。在皇权专制的强化中，个体空间收缩，自由精神窒息，诗人的生存空间被挤压，民族在衰亡中走向被奴役的命运。
明洪武七年（1374），高启因拒绝朱元璋委任其为户部右侍郎之职，被腰斩。清顺治十八年（1661），金圣叹因哭庙案被腰斩。康熙五十二年（1713），翰林院编修戴名世因《南山集》案被处斩，其16岁以上的同族均被斩杀。清雍正十年（1732），吕留良死后四十余年被剖棺戮尸，著述被焚，子孙及门人或同遭诛戮，或流徙为奴。清代文字狱亦为历代之最。
明中叶至明亡，清中叶至鸦片战争，虽不乏戏曲小说等艺术瑰宝，但它们常常只能是僻静处的写作，是下里巴人的话语，是难与正统皇权意识形态抗衡的游牧骑兵。诗人逍遥江湖、栖居山林的自由理想被一元文化权力公示性地拒斥。中国人的心灵之花竟渐至枯萎。
正是在明清皇权专制的高压政治与意识形态话语垄断中，诗人的生命权力被压制。诗人或成为士人，或遁为隐者，或迷于酒气财色，或游于文字书画。金圣叹诗云：“消磨傲骨惟长揖，洗落雄心在半酣”，是诗人甘于沉睡的真实写照。龚自珍《己亥杂诗》：“九州生气恃风雷，万马齐喑究可哀。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是鸦片战争前中国诗人被压制而期望冲出权力网络的心灵映射。
有清一代文化专制权力的强化，促使诗人沉沦与诗性隐遁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文献考据代替思想批判，文学被阉割，文学工具论甚嚣尘上。政治标准第一，意识形态至上。这种状况一直延续到20世纪。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一个缺乏诗人的民族，就是被阉割的民族。我们的民族之所以缺少凝聚力，就是因为一种专制的权力造成了整个社会的分散状态。皇权不喜欢精英，不喜欢强大的民间力量，不喜欢团结的民众。在文化的专制中，自由思想必定丧失，诗性精神必定沉沦。
嵇康死了，他唤醒的文化精神却影响了一个时代，这是缘于其时文化权力多元化的格局。这种格局有利于诗人在权力而去权力，有利于生命在政治权力的空隙中绽放。高启、金圣叹、戴名世、吕留良死了，他们坚持的精神世界却沉默于一个时代，这是缘于其时文化权力一元化的专制状态。这种状态不利于诗人冲击权力之网，不利于生命在权力高压下自由地争鸣。
《易传》云：“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以“文”化“人”，是文化权力的运作，亦是诗人抗击现成权力、庇护生命的道路。觉察权力内在的悖论，并进行抵抗与解构，期望从微观或宏观上限制权力，往往是落到诗人与哲人身上的重任。诗人多是从对生命本真样态的呵护中反抗权力；哲人往往是从对权力限制的使用中来实现生命的解放。诗人与哲人都是时代的宠儿，诗人与哲人身上都打下了时代文化权力机制的印记，并表现着对这种权力机制的反思与批判。
如果问：何为诗人？这里，我们便可以作出一个基本的而非定论的回答。诗人不仅仅是写出所谓的格局、气象，不仅仅是文才出众、辞藻优美，诗人的标准最重要的是关爱生命，他有着一种悲悯的情怀与同情的理解，他是历史与现实的书写者，是权力与意识形态的批判者，诗人可能始终无法左右政权，始终不得志，但他以其沉入苦难的深度与对苦难的歌吟，写出了人类良知的向度。诗人永远是文化权力运作下的书写者，他的天命就在于伸张个体生存的权力意志，消解现成一元权力话语的威权与独裁，寻找生命欲望的多重秘密。在这里，我们也可同时延伸出诗的本质：诗就是权力空隙区的精神生长，是自由生命的诗意之光，是生存意志的澄明彰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