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宛
古代中亚国名，位于帕米尔西麓，锡尔河上、中游，当今中亚费尔干纳盆地。原始居民似以塞种（Sacas）为主。古希腊时代，亚历山大东征，于锡尔河畔之俱战提（Khojend，今塔吉克斯坦境内）兴建“极东亚历山大城”（Alexandria-Eschate），塞琉古王朝时改建为安条克城（Antiochea），似均未东向深入大宛境内。但在大夏最盛时，尤其在欧提德姆斯（Euthydemus）北征时，则占有了该地，并按希腊方式在各村镇修坞堡。
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于公元前129～前128年间抵达帕米尔以西，首先到达大宛。据他归国后说，当时大宛大小属邑有七十多个，人口有几十万，是一个农牧业兴盛的国家，产稻、麦、葡萄、苜蓿，尤以出汗血马著称。大宛西北邻康居，西南邻大月氏、大夏，东北临乌孙，东行经帕米尔的特洛克（Terek）山口可达疏勒，在当时东西交通上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大宛久闻汉朝富饶，欲通不得，见汉使来到，深表欢迎。
汉武帝听说大宛出产好马，于太初元年（前104）命使臣携带金帛去换取，由于双方意见冲突，换马不成，使臣也被杀害。武帝怒，命将军李广利率兵往讨。初征不利，至大宛东境郁成（今奥希）即战败。武帝命发兵运粮再西讨，于太初四年攻克其首都，杀大宛王毋寡，另立国王，从此大宛服属汉朝。大宛首都贵山城，或以为位于锡尔河上游支流上的卡散，或以为是俱战提；贰师城可能是今乌勒塔白。学界对此两地的今地名问题，尚有分歧意见。大宛国直至魏、晋时仍在故地。
康居
古代中亚的游牧民族，游牧范围大致在今哈萨克斯坦南部及锡尔河中下游。汉时，地处大宛西北，大月氏（即月氏）之北，乌孙以西，奄蔡之东，丁令、坚昆以南。公元前2世纪时，控弦八九万人；前1世纪末，人口已达60万，胜兵12万，在中亚形成一个大部落联盟。他们的中心驻地为卑阗城，约当今塔什干或奇姆肯特等地。康居也和一般草原游牧民一样，随季节的变化而迁移牧地，冬季南下栖息于锡尔河一带“乐越匿地”，夏季北上至“蕃内”，两地相距数千里。
张骞通西域以前，汉朝已传闻遥远的西方有康居人。张骞从西域归国后说，康居在中亚虽然部众不少，但仍然南羁事月氏，东羁事匈奴。
汉武帝太初二年（前103）出兵伐大宛时，康居曾有意援助大宛，未逞。宣帝神爵四年（前58）始，匈奴内乱，五单于纷争。至五凤二年（前56），呼屠吾斯自立为郅支单于，与其弟呼韩邪单于对立。呼韩邪南迁归汉，郅支则率部众向西北迁徙，先设王庭于坚昆（柯尔克孜草原），后应康居王之请，西南移至康居领域内，在都赖水（但逻斯河，Talas）上兴建了郅支城（今中亚江布尔），扩张势力。元帝建昭三年（前36），西域都护甘延寿、副校尉陈汤率兵西越帕米尔进击郅支，杀郅支单于于郅支城，稳定了西域形势，但康居对汉仍长期采取敌对态度。
公元前后，康居强盛，曾威胁其南邻大月氏。1世纪中叶，贵霜统一大月氏。国势转盛，康居则渐趋衰败。至3世纪时似仍游牧于锡尔河中游，其后益弱，势力远不如两汉时代。
月氏
古代游牧部族。亦称“月支”“大月氏”（“大”字乃汉人所加）。《史记·大宛列传》说，“始月氏居敦煌、祁连间”，指原居今兰州以西直到敦煌的河西走廊一带，大约远在战国初期，月氏便在该地过着游牧生活。古代记载中的“禺氏”、“和氏”等，可能都是“月氏”的同音字或一声之转。欧洲学者亦在西方古文献中搜求相当于月氏的记录，如以为月氏即斯脱拉波（Strabo）《地志》中的Asiani（或Asii）、托勒密《地理书》中的Casia等，但皆无确证。
秦及汉初，月氏势力强大，与蒙古东部的东胡从两方面胁迫游牧于内蒙古中部的匈奴，匈奴曾送质子于月氏。秦末，匈奴质子自月氏逃回，杀父自立为冒顿单于，约在公元前205～前202年间举兵攻月氏，月氏败。可能从这时起，月氏便开始弃河西地区而向西迁徙。公元前177或前176年，冒顿单于再次击败月氏。据冒顿单于在公元前174年致汉文帝刘恒书中说：“故罚右贤王，使至西方求月氏击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马力强，以夷灭月氏，尽斩杀降下定之。楼兰、乌孙、呼揭及其旁26国皆已为匈奴，诸引弓之民并为一家，北州以定。”月氏这次败后，更西迁到准噶尔盆地。至老上单于时（前174～前161），匈奴又破月氏，月氏乃更向西迁移到伊犁河流域。当月氏离弃河西时，有一小部分越祁连山，“保南山羌，号小月氏”。这部分月氏人日后长期留住该地，与青海羌人逐渐融合。
伊犁河流域原久为塞种所居住。《汉书·张骞传》载：“月氏已为匈奴所破，西击塞王。塞王南走远徙，月氏居其地。”塞种即古伊朗碑铭及希腊古文献中所载Sacae（Sakas）。月氏既击走塞种，塞种便向西南迁徙，跨过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地方。
原已移住在天山北麓并服属匈奴的乌孙，在其王昆莫的统领下，“西攻破大月氏”，迫使大月氏和塞种一样离弃伊犁地区向西南迁徙，而乌孙便从此占领了他们的地方。这次迁徙的年代约在公元前139～前129年间。有一部分未能西徙的，便和少数塞人一样，仍留住原地，服属于乌孙，所以《汉书》说乌孙国内“有塞种、大月氏种云”。
大月氏向西南迁徙的道路大约和塞种一样，过大宛西，越锡尔河到达河中地区，“遂都妫水北，为王庭”。妫水即今阿姆河，古希腊语称Oxus，伊朗语为Wakhsu，“妫水”即其译音。不久，他们越过妫水南下，“西击大夏而臣之”，并以大夏的巴克特拉（Bactra，即监氏城或蓝氏城，今阿富汗Balkh北部之Bala-Hisar）为都城，使大夏成了属国。此事发生在张骞到达西域之前。张骞于公元前129或前128年到达大月氏时，大月氏已占有匝拉夫善（Zaraf-shan，唐代称那密水）和妫水一带，“控弦者可一二十万”，“地肥饶”、“志安乐”，俨然已成为中亚一大强国。
至公元前1世纪，大月氏分为五翕侯（Yabghu）：休密翕侯，都和墨城；双靡翕侯，都双靡城；贵霜翕侯，都护澡城；肸顿翕侯，都薄茅城；高附翕侯，都高附城。有些学者曾努力考订这五翕侯所都之地，除高附似为今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外，其余皆无法确证。我们只知道公元1世纪中叶，贵霜翕侯吞并了其他四翕侯，统一了大月氏，国势渐强。从此西方历史上便称之为贵霜王国，但中国古文献中却仍其旧名，称大月氏。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贵霜——月氏。然而，五翕侯与大月氏族属是否完全相同，学界还有争论。以斯脱拉波《地志》为主的希腊古文献记载灭亡大夏的主要是吐火罗人；因此西方文献自4世纪始称贵霜治下的大夏故地为吐火罗。与此同时，自东晋时起，中国亦称该地为兜法罗、吐呼罗、都货逻等，皆吐火罗一词的不同译音。
大月氏的族属问题，百余年来学界异说纷纭，有藏族说、突厥族说、印欧族说、伊朗族说等。但晚近同意月氏应属于伊朗塞种说的学者较多。他们可能是印欧民族的一个分支，在较古的时代到达河西走廊和新疆东境的。
奄蔡
古代游牧部落。一作阖苏，东汉三国时又称阿兰。希腊、罗马文献称Aorsoi、Alanorsi，奄蔡、阿兰即其音译。奄蔡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咸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嗣后，因北匈奴西迁，阿兰亦逐渐西徙，部分去欧洲，停于伏尔加河与顿河之间，部分则滞留在高加索以北。公元4世纪中叶，Huns（一说即西徙之部分北匈奴）越顿河，侵吞了阿兰，杀其王。5世纪中叶，Huns王阿提拉（Attila）率阿兰人西征，直抵法兰西中部奥尔良。在此以前，部分阿兰人在5世纪初先已西南行，停住于伊比利亚半岛西南部，后与该地西哥特人融合。
安息
古代中东的地名和国名，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作为地名，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伊朗的呼罗珊地区。作为国名，指公元前247～公元224年的帕提亚（Parthia）帝国。帕提亚原为古波斯阿契门尼德王朝、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塞琉古帝国治下的一个郡。该郡居民主要是巴塔哇人（Parthava，此族名见于约公元前520年大流士一世的Bihistūn摩崖碑）。公元前250～前248或前247年，郡中一部落酋长阿赛西（Arsaces）兄弟起义，宣告独立。波斯史家多称安息的创建者为Arsak，汉人遂因其王名称其国为安息。安息的早期都城希腊名为Hecatompylos，义为“百门之城”；《汉书》中称为番兜，《后汉书》称为和椟。一说番兜即Parthia或Parthava之音译，和椟系番兜之音讹。
安息至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 I，前171～前138或前137）时期，才大大强盛起来。他即位后几年间，击败东邻大夏和西边塞琉古治下的叙利亚，在中东建立了东自大夏、身毒，西至两河流域，北自里海，南至波斯湾的大帝国。他和他的继承者弗拉特二世（Fraates Ⅱ前138或前137～前128或前127）统治时期是安息最繁荣强盛时期。汉使张骞于公元前129或前128年到达大月氏（即月氏）、大夏时，正当弗拉特二世末年。张骞虽未亲到安息，但听到了一些安息的情况。
张骞归国后不久，可能由于大月氏南下的压力，中亚好几支塞人（Sakas）主要是萨卡拉瓦克人（Sacaraucae）、马萨革泰人（Massagetae）和帕喜人（Parsii）等部南下侵入安息北部，从木鹿（Merv），经赫拉特（Herat），直到锡斯坦（Seistan）。
经几年的骚乱，直至密司立对提二世（Mithradates Ⅲ，前124～前87）继位后，安息才派贵族苏林（Suren）率大军赴东部镇压入侵的塞人，费时十年始得东部平静。于是，相当多的一部分塞人从阿拉科西亚（Arachosia）东徙，越过苏莱曼山进入南亚次大陆。公元前120～前80年间，一支塞人南下占据了西海岸，直到卡提阿瓦（Kattiawar），建立了几个塞种小国，西方记载称之为“天竺——塞种”（Indo-Scythia）。另一支自公元前80年始，沿印度河北上，拓地经旁遮普直抵喀布尔河流域，进入罽宾。
密司立对提二世死后，安息渐衰。这时；西方有新兴的罗马势力，东方有已吞并了大夏的大月氏及其后继者贵霜王朝，在两强压力下，安息处境日益困难。公元1～2世纪，它和罗马为争夺亚美尼亚和两河流域进行了长期战争，在人力、物力方面都蒙受重大损失。它后期的都城斯宾（Ktesiphon），曾三次遭到罗马军队的洗劫，宫殿多被烧毁。自公元前2世纪中叶以来商业就十分兴盛的中东贸易中心斯罗城（Seleuceia）也在公元164年完全被破坏。其末代君主阿尔塔邦五世（Artabanus V，213～227），终于在新兴的波斯萨珊王朝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连年攻击下，兵败被杀，国亡。
安息帝国在中东存在470余年，它由很多小地区、小部落组成，很不稳定，不是一个政治上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的国家。但因它在地理上居欧亚贸易要道，而在经济上得以繁荣。古代“丝绸之路”和几条重要支路都要穿过安息。若从帕米尔以西取道索格底亚那，西南行经号为“小安息”的重要商业城市木鹿、旧都和椟、阿蛮（Acbatana，今伊朗哈马丹）、冬宫斯宾，即达斯罗。斯罗是中东贸易枢纽，据说有60万人口。自斯罗沿底格里斯河南下可达于罗（Uruk）和条支（Antiochea，即Charax Spasinu），西行可达安条克、帕尔米拉（Palmyra）、大马士革，乃至犁靬（埃及亚历山大城）。若另从皮山启程，越悬度，经罽宾、乌弋山离，再经喀尔马尼亚、波斯，也到达波斯湾头的条支。若走更北的道路，即自天山以北经乌孙、大宛以西河中地区，亦须通过安息的东方门户木鹿。若走海路，自南亚次大陆西岸诸港西航，经波斯湾至条支的海路，则比渡阿拉伯海、红海至大秦的海路要近得多。安息从处于垄断东西贸易路线的中继地位而获得的利益，是它得以繁荣的重要原因。
乌弋山离
公元前2世纪至公元1世纪，伊朗高原东部的一个地区或半独立国家。安息在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 I，前171～前138或137）时在中东建立了东自大夏、身毒，西至两河流域，北至里海，南抵波斯湾的大帝国。但由于大月氏（即月氏）西迁，中亚的塞人（Sakas）各部受到很大的打击，大约在公元前128或127年纷纷南下闯入安息境内，直到德兰癸亚那（Drangiana）和阿拉科西亚（Arachosia）二郡之地，占据了锡斯坦。密司立对提二世（前124～前87）即位后，决心大力整顿东方，便派贵族苏林（Suren）率领大军到东边镇压入侵的塞人，经过十年的战争，塞人降服，安息表面上恢复了统一。从此侵入的塞人和土著安息人便在东方这两郡境内杂居，逐渐融合。自公元1世纪以后，印度的记载称他们为“塞种—安息”（Saka Pahlava）。
苏林在东方的胜利使他在德兰癸亚那和阿拉科西亚两郡建立了军事独裁政权。安息帝国实际上分成了两个地区，西部仍在阿塞西（Arsaces）王朝统治之下，东部则在苏林家族统治之下，仅名义上属于安息，实际上完全独立，其政治中心即在锡斯坦。《汉书》把苏林家族统治下的、安息人与塞人杂居的东部地区称为乌弋山离国。乌弋山离国是其首都Alexandria-Prophthasia前一字之音译；此国名亦称“排特”，是后一字之音译。公元1世纪乌弋山离国被新兴的贵霜帝国吞并。
大夏
中亚古地名和国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古希腊人称为巴克特里亚（Bactria，Bactriana），主要指阿姆河（古希腊称Oxus）以南，兴都库什山（古希腊称Paropamisus）以北地区。原始居民为伊朗人。在古波斯帝国、马其顿亚历山大帝国及塞琉古帝国时代，大夏都是其所属的一个郡。在希腊人统治时期，有很多希腊军人和殖民者留居此郡，他们在各处兴建坞堡，进行屯田。公元前255年，郡守狄奥多塔斯（Diodotus）向塞琉古王朝宣告独立，他割据的土地除本郡外，可能还包括阿姆河以北的索格底亚那（Sogdiana，汉称粟弋、粟特）和阿拉科西亚郡（Arachosia）的一部分。它以监市城（亦作蓝氏城，古波斯称为Zariaspa，即今阿富汗巴里黑Balkh）为都城，此城是古代中亚的重要交通枢纽，城区宽大，人口众多，日后阿拉伯人称之为“众城之母”（Ummvalbilad）。
大夏在欧提德姆斯（Euthydemus，前230或前225～前189）和德米特里（Demetrius，前189～前160）父子在位时期，向四方扩展疆土。北面曾一度到达费尔干纳（汉代称“大宛”）；西向占有玛尔吉亚那（Margiana）及阿里亚（Aria）郡；南面囊括阿拉科西亚、德兰癸亚那（Drangiana）等郡，并跨过兴都库什山侵入帕拉帕米萨德（Parapamisadae）和南亚次大陆西北部，一时形成了庞大的希腊—大夏王国。德米特里及其将军弥南德（Menander）的南侵，曾深入到印度中部和恒河下游，此为大夏极盛时期。
公元前167年，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受塞琉古王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前175～前164）之命，率军西来，攻占了伊朗高原东部各郡和大夏，又越过兴都库什山占领帕拉帕米萨德，篡夺了大夏王位。公元前159或前158年，欧克拉提德死，其子黑黎欧克里（Heliocles）继位，国内纷乱，大部分领土复为安息所得，只剩下大夏本郡和索格底亚那南半部。此时，大月氏（见月氏）人从东北迁入中亚，先占有河中地区，迫使该地塞人南迁入安息及大夏。不久，约公元前140～前130年之间，大月氏又渡过阿姆河，征服了大夏。大月氏先以大夏为臣属，张骞于前128年左右抵此时，还说月氏“臣畜大夏”；可能就在张骞归国后不久，大月氏便跨过阿姆河灭亡了大夏，占领了它的全部国土。西方的记载称此后的大月氏为吐火罗人，他们所居住的地区便逐渐通称为吐火罗，但中国却长期仍称之为大月氏。大夏王及其破落王室后裔的残余势力，则退居到喀布尔河流域和南亚次大陆各地，分成为几个小国，维持着希腊殖民者最后一点力量。
贵霜
中亚古代民族名和王朝名。原名似作Kusa。Kusi，今贵霜一名似来自此字的形容词Kusana。贵霜人曾从公元前2世纪到公元6世纪活动于今阿富汗、克什米尔、巴基斯坦和印度西北地区。贵霜王朝则开创于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
公元前2世纪后半叶，从中国迁走的大月氏（即月氏）移居中亚的粟特地区和在今阿富汗北部的古大夏国之地，分置五翕侯，其一为贵霜翕侯，领地据说在今瓦汉山谷西部。公元前1世纪后半叶，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ēs）兼并其他四翕侯，建立贵霜王朝，继大月氏而统治兴都库什山以北地区；并与统治着罽宾国（今阿富汗喀布尔河流域）的希腊王阴末赴（Hermaueus）结盟，进入兴都库什山以南地区，击破并据有高附（Kabul）、安息（此指阿富汗南部的安息人之地）等地；接着，又灭罽宾国，统治了整个喀布尔河流域。其子阎膏珍（Wi m-a Kadphisēs）更进入天竺（即身毒）。以后，Kadphisēs王统似乎被另一王统所取代，后者经历Huviska，Vasiska而传至迦腻色伽（Kaniska）。迦腻色伽在位期间，贵霜王朝臻于极盛，与中国、罗马、安息并列为当时世界的四大强国。贵霜王朝在传播大乘佛教，发展犍陀罗艺术，沟通东西文化等方面是很有贡献的。
关于贵霜王朝的崛起及其取高附、灭罽宾、攻天竺的历史过程，因与一系列民族的迁徙有密切关系而存在着许多疑难问题。首先，包括贵霜翕侯在内的五翕侯是否与大月氏同属一个民族的问题，在学界即异说甚多，迄无定论。许多学者认为大月氏与贵霜并不同系，但也有人坚持贵霜等于大月氏的观点。后者最有力的证据之一即贵霜王波调（Vasudeva）曾被曹魏明帝赠予“亲魏大月氏王”的称号，如果他是大夏或吐火罗出身，就不会甘心接受早已灭亡的大月氏的称号。其次，关于迦腻色伽的在位年代问题，学界争论近一个世纪之久，尚未取得一致意见。原因在于《后汉书》只揭示了上面提及的丘就却、阎膏珍两位贵霜王的名字，后续王统只能借助于碑文及钱币进行考订，所以不能确断迦腻色伽即位的所谓“新纪元”相当于公元何年。在多种异说中，近年哥舒曼提出的公元后144年说，因立论比较充分而获得学界较多的支持。
古印度
吠陀时期
大约在公元前3000至前2000年或更早一点的时候，雅利安人开始来到印度河流域，渐渐地在那里定居下来。他们不是一次涌到那里去的，而是一批又一批地迁移去的，在印度河流域立足后再扩大到东面的恒河流域。
约公元前1500年左右，雅利安人开始大规模进入印度次大陆。约公元前1500年至前600年，是印度历史上的吠陀时期，它是古印度文明兴起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古印度文明的另一个重要阶段。
早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主要分布在北部印度的犍陀罗和旁遮普等地区，没有超出哈拉巴文明的地理范围。他们进入北印度后，与土著居民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和战争。
雅利安人是游牧民族，其生产和生活方式与从事农耕的土著居民截然不同，由此而引发冲突是很必然的。就社会生产力水平而言，雅利安人远不如土著居民。但他们使用战马和战车（马是雅利安人最早带进印度的），作战机动性强；而且处在父系氏族阶段，社会组织氏族有较强的凝聚力。而土著居民则多为散居的村落，战斗力远不及雅利安人。所以雅利安人最终战胜了土著居民，成为印度河流域的新主人。
至后期吠陀时代，雅利安人开始向东方扩张，直指恒河流域。路线为沿喜马拉雅山山麓至尼泊尔南部，再向东经过比哈尔的金巴昂地区直至恒河流域。与早期吠陀时代不同，雅利安人东扩大体是以和平的方式进行的。关于雅利安人以和平方式向恒河流域扩张的事件，人们是有据可查的。《百道梵书》说，雅利安人毗德伽·摩陀婆把圣火阿耆尼含在口中，而圣仙乔达摩·罗喉伽那却要他咏唱《梨俱吠陀》。毗德伽·摩陀摩一开口，阿耆尼滑落而出，滚向东方，直至婆达尼罗河。乔达摩·罗喉伽和阿耆尼两人一行追到此地后，得知原来十分潮湿不宜居住的婆达尼罗河东岸，经雅利安祭司用祭祀净化后，可以用于居住了。但圣火阿耆尼则提醒说，他们还应向更远的东方进发。阿耆尼是雅利安人的火神，同时还是雅利安人宗教文化的象征。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个神话传说反映的是雅利安人东扩的情况，可以看出，其中并没有武力征服的痕迹。
雅利安人进入印度次大陆时，他们还处在部落社会末期，以畜牧业为主。占领印度河流域后，开始时依然固守着游牧生活的传统，后来逐渐吸收当地先进文化和生产技术，学会农业生产，懂得利用河水灌溉土地。于是，就这样定居了下来。农作物和饲养的家畜和哈拉巴文明时基本一样，不同的是马比较多。衣着原以毛织品为主，后学会了植棉织布。手工业开始脱离畜牧业、农业而成为单独部门，制陶业也有了发展。
吠陀时代铜器和青铜器逐渐被使用；商品交换是以物易物，也常常以牛作等价物；没有城市，只有村落；运输靠牛车、马车。从《梨俱吠陀》中也可知道，其中音乐、饮酒、掷骰子和战车比赛是雅利安人日常生活中常见的娱乐活动，他们也喜爱首饰等装饰品，表明已与当地文化逐渐融合，并保留了自己独有的特色。这时雅利安人的社会组织形式仍是部落氏族家庭结构，实行一夫一妻制，男子在家庭和社会中都占有支配地位，不过女子并不受歧视。氏族社会已逐渐解体，耕畜已私有，土地属于氏族公社，但由各户占有使用，定期重新分配。奴隶可赏赐、赠送。不过奴隶主要被用于家庭服务，很少用于农业和手工业生产。随着人口的增长，大约前12至前11世纪，雅利安人逐渐向恒河流域推进，那时恒河中下游许多地区被森林覆盖，沼泽丛生，顺河而下很难通行，他们只能沿喜马拉雅山脚高地向恒河中下游逐渐移动。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里的原居民除达罗毗荼人外，还有属于澳大利亚语系的孟达人，他们有的被征服，有的则被赶到森林地区。雅利安人又吸收了恒河流域地方文化，其中最显著的特征就是学会了种植水稻和吸纳了当地某些宗教因素。
在恒河流域，雅利安人的生产力有了新的发展，开始使用铁器就极具代表性。铁器出现后，大量用于生产斧头、犁头、箭头、矛头和刀剑等劳动和战斗工具，对开发恒河流域起了重大作用。
铁犁出现后，土地可以深耕，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的质量。《百道焚书》讲到与犁田有关的仪式时提到用6头、8头、12头甚至24头牛犁地，因此，牛也变得格外珍贵了，而母牛则逐渐被神化。也正是在恒河流域，因雨水充足，水稻成了主要种植作物。棉花、甘蔗的种植增加，水稻和这些作物对灌溉要求较高，这自然推动了水利设施的兴修和使用。在《阿闼婆吠陀》中记述了把河水引进新渠道的一些仪式。
手工业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和创新。一些新兴的手工行业如雨后春笋般悄然涌现，如铁匠、编织工、刺绣工、染工等。新的手工部门的出现必然的将带动一系列的社会发展效益，同时还标志着社会生产力得到了进一步发展。
商业的发展就更为突出。地方贸易主要商品是盐、金属，并形成了一定的商业路线。另一种贸易是与西亚间的对外贸易，陆上通道重要枢纽是叉始罗，还有海路贸易。除实物交换外，已用贵金属（金块）作媒介。在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开始出现少量城镇。它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商业中心，但规模都很小，不能和摩亨佐·达罗、哈拉巴相比。
雅利安人在艰难的征服过程中，并没有把这段血与火的历史详细记录下来，然而，他们留下的《吠陀》，为后人了解古印度文明进程提供了一个非常生动的依据。《吠陀》包括《梨俱吠陀》、《沙摩吠陀》、《耶柔吠陀》、《阿闼婆吠陀》四部吠陀本集和阐释它的《梵书》、《森林书》、《奥义书》，编纂的时间跨度约为公元前1200年至前600年。《吠陀》是古代印度最早的文献资料，它既是宗教经典，又是史料总汇、文学大系，成为雅利安人所创文明的代名词，被称为“圣书”。
“吠陀”一词源于梵语，原意是知识。吠陀经是雅利安人在原居住地以及向南亚次大陆迁徙的过程中创作的，刚开始主要是以口头相传的形式流传下来，因此也有人称它为“斯罗蒂”，即所闻之意。后来，一些雅利安学者对这些口传内容进行搜集、整理和再创作，从而形成一个完整的文献体系。
《吠陀》是许多人共同努力的创作结晶。《吠陀》的原创者是雅利安部落中主持祭祀的人，早在雅利安人入主次大陆之前，他们就创作并代代流传下众多的祭词和对神明的诵歌，他们当之无愧地成为最早的《吠陀》创作者。由于当时存在四种祭祀官，各自应用颂文祷词，以后就形成了四部《吠陀》。后来，又有许多祭司和贤者参与了对口头流传诗歌的整理，虽然今天人们已无法知道他们的名字，但这些人也是《吠陀》的作者之一。然而，虔诚的婆罗门是不同意这种观点的，在他们心目中，神圣的《吠陀》是由神创造的，他们称《吠陀》为天启文献，是由天神传授给祭司和圣贤之人的，因此《吠陀》与稍晚出现的、由圣贤所作的圣传文献是有区别的。
在四部本集中，《梨俱吠陀》是最古老的，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形成，但编纂成书的时期要稍晚一些。在历史的传承中《梨俱吠陀》共有5支流派，但真正流传下来的只有沙卡罗一派并据此成书。《梨俱吠陀》绝大部分内容是赞颂吠陀诸神的颂诗，因此又得名《赞诵明论本集》。全书共10卷，赞诗1028首，其中核心部分是第2卷到第7卷，他们是分别传给各家流派的，也称《家传书》。第10卷是后来的婆罗门祭司加上去的，时间上明显晚于其他内容。
《耶柔吠陀》又称《祭祀明论本集》，是婆罗门祭祀时吟诵的诗词以及怎样祭祀的散文诗。全书共有诗2000首。相传《耶柔吠陀》的传承也有86派或110派，但现在只存两大派，即《黑耶柔》与《白耶柔》。它们的区别主要在于《黑耶柔》中本颂诗与释诗相混合，而《白耶柔》却将二者区分得很清楚。所谓本颂诗，指的就是来自《梨俱吠陀》的对神明的颂歌，即重复《梨俱吠陀》的内容，这在《耶柔吠陀》中占了大量的比重。其他部分是祭词，这是《梨俱吠陀》中所没有的，祭词一词梵语为“耶柔”，《耶柔吠陀》由此而得名。
《沙摩吠陀》又称《歌咏明论本集》，是婆罗门进行祭祀活动时为《梨俱吠陀》中的颂诗谱上曲调以便歌唱的汇集，因此实际是学习歌唱，为实践所用的本集。全书的1549首歌中，大部分来自《梨俱吠陀》，其中只有75首例外。
这三部《吠陀》合称“三明”，其神圣性很早就被确立。《阿闼婆吠陀》的形成稍晚于《梨俱吠陀》，其中有部分内容也许与《梨俱吠陀》同时代。但其神圣性的确立，却明显晚于“三明”，这也许是因为其内容所致。与另外三部《吠陀》不同，《阿闼婆吠陀》对神明的赞歌所占比重很小，在现存的20卷，731首诗歌中，大部分是对怨敌、邪恶的咒语和消灾的巫术，因此又名《禳灾明论本集》，它们主要源于民间，集中反映出当时人们活跃的思想和真实的情感。
作为印度最早的宗教圣典，《吠陀》保留了许多印度宗教的原初形态，例如多神崇拜、自然崇拜、祖先崇拜等等。由于它使用诗化的语言，使人过目难忘，易于咏颂，而且还给后人留下了理解和诠释的充分空间。所以千百年来，虽然世事变化无常，但《吠陀》的神圣地位始终未变，还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一整套文献体系。
列国时代
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的初叶，古印度出现了以城堡为中心建立的国家。到公元前6世纪，在印度河流域与恒河流域及其周围地区已经有了20多个国家，其中又以16个大国闻名，从此开始了古印度史上的列国时代。有关列国时代的史料，主要来源于早期佛教和耆那教的文献。而佛教文献更为重要些，所以列国时代又被称为“早期佛教时代”。
约公元前600年，印度次大陆各个部落大部分已经过渡到国家，其中主要的有强大的十六国，佛教文献习惯地称为“十六大国”。它们是：鸯伽、摩揭陀、迦尸、居萨罗、跋沙、阿般提、居楼、阿湿波、婆蹉、苏罗婆、乾陀罗和剑浮沙。其中乾陀罗、剑浮沙在印度河流域上游，婆蹉在拉贾斯坦，阿般提在温德亚山脉以北，阿湿婆在温德亚山脉以南，其余的都在恒河流域。这说明，随着雅利安人向恒河流域扩张，恒河流域已经取代了印度河流域成为古印度文明主要的活动舞台。十六国是指主要的国家而言，事实上，还有一些小国向国家转变的部落联盟存在，如释迦族的迦毗罗卫国、考利耶国等。所以，十六国只是一个概称。这些国家都以一个较大城市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版图包括周围农村地区，有的已形成了一定的规模，但都属于区域性国家。
就政体而论，在这些林立的国家中君主制占大多数，只有少数是共和制。共和制的主要特点是国家首脑经推选产生，重大事务由一个高级会议决定。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为刹帝利、婆罗门贵族家族首领。这是贵族共和政治，是一种向君主制转变的过渡形式。国家机器在逐步发展，部落长老会议和全体成员会议名义上还存在，但已失去作用。军队已成为领津贴的常备军，兵种有步兵、骑兵、战车兵和象军。王权神授观念开始出现，神赋予国家以神性需要婆罗门的中介作用，而婆罗门又需要国王的布施，这就为国王与婆罗门的紧密结合、互相依存提供了新的需要和可能。宗教和行政是分离的，宫廷有主祭司负责祭祀、占卜和充当国王顾问，但他并不是行政官。国王手下有分别管理行政事务和军事事务的官员。地方行政官有千村长、百村长、十村长，最基层是村。那时国家立法和司法制度初具雏形，旧的平等的部落立法已失去作用，新的法令由国王颁布，由此产生的法令具有最高权威性。婆罗门法学家也开始撰写建立在种姓制度基础上的法经法典，逐渐形成在本宗教领域内有影响的宗教法。案件由各级官员审理，国王是最高法官。判案以国王颁布法令为依据，宗教法对判案也有一定作用。
税收是国家的主要收入来源，其中最重要的是土地税，税率一般为总产量的1/6，所以国王又被形象地称为“六分之一享有者”。已有专门税收官员收税，一般由村社长老协助。
在不断争战中，摩揭陀在列国中脱颖而出，逐渐强大起来。至公元前4世纪，整个北部印度几乎受控于它，至此，摩揭陀成为一个拥有广阔领土的地域性的霸国。
公元前6世纪，频毗沙罗王（约公元前544～前493年在位）统治摩竭陀，建都王舍城。频毗沙罗王所扮演的历史角色跟中国的秦始皇非常相似，他在经济上发展农业和铁矿业，在外交上东联西并，纵横捭阖，有统一整个恒河流域的野心。
大约在公元前542年，频毗沙罗王开始了他的统一进程。为了取得南面的出海口，他选择鸯伽国为首先消灭的对象。他首先通过联姻方式与鸯伽国的邻国结盟，以孤立鸯伽国，切断它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他接连娶了3个妻子，分别来自强大的居萨罗国、跋沙以及旁遮普，这都是鸯伽国的邻国。通过联姻达到政治目的后，见时机成熟，频毗沙罗王下令大举进攻鸯伽国的都城昌巴。昌巴是一非常重要的具有战略意义的城市，它不仅是恒河下游的重要河港，也是通向南方东海岸的重要港口。频毗沙罗王如愿征服了这个国家，派儿子镇守。遗憾的是频毗沙罗王还没有来得及完成他的统一大业，就被自己的儿子弑杀了。
公元前493年左右，弑父篡位。有着如同他父亲般的野心，他登基后继续向整个恒河流域扩张。为了推进摩揭陀国的统一霸业，可以说是六亲不认，他首先进攻了舅舅统治的居萨罗国，并最终吞并了居萨罗国。尔后又开始进攻另一个有亲属关系的邻国跋沙，经过16年的艰难战争才占领其都城吠舍厘。还是位极富创造力的有才干的君主，他结合战争中的实际经验发明了两种先进武器：一种是能发射硕大石弹的驽炮，一次可杀死百十来人；一种是新式战车，车上系有可旋转的钉头锤，战车奔驰起来有巨大的杀伤力。依靠这两种新式武器，击败了以跋沙为首的联盟，成为了东部印度的霸主。由于新攻占的地区都在摩竭陀的北面，加上恒河水运越来越重要，继承人乌代因此将都城迁到恒河与宋河的汇合口，建立了华氏城。
摩竭陀国在难陀家族统治时期达到鼎盛，于公元前4世纪最终完成了几代帝王的夙愿，统一了恒河流域，使摩揭陀成为恒河流域真正的霸主。这时的摩揭陀领土包括整个恒河流域和部分中印度，成为印度次大陆第一强国。这时其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以军事的发展最为突出。摩竭陀国的兵种分工已细化，有步兵、骑兵、战车兵和水兵，还有劳工、侦探和地方向导辅助。军队规模也颇为壮观，据希腊文献提到，摩竭陀的难陀王朝末年有步兵20万，骑兵2万，战车2000辆，战象3000头。战车一般是马拉，也有的是驴拉。步兵穿棉布军装，骑兵可能有盔甲，均执有生牛皮做的圆盾、双刃剑、长弓、铁镞竹杆箭。但摩竭陀的末代统治者丹那·难陀是一位十分残暴的国王。他横征暴敛，引起各阶层人们极大的不满，所以他的统治并不巩固。这时，一个叫旃陀罗笈多的人领导人民起义，推翻了腐败的难陀王朝，建立孔雀王朝。
随着难陀王朝的灭亡，古印度的列国时代由此划上了句号。随后孔雀帝国兴起，标志着古代印度进入中央集权制大帝国时期。
孔雀王朝
列国时代终结，印度进入孔雀帝国时期。这是印度次大陆历史上第一次大统一的时期，标志着印度文明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孔雀帝国是继摩揭陀国后古印度的又一个重要王朝，时间大致为公元前321至前187年。由于其建立者旃陀罗笈多出身于吠陀种姓的孔雀族，因而得名。旃陀罗笈多建立的孔雀王朝统治印度和阿富汗地区达134年之久，使孔雀帝国成了与同时代的古罗马、中国并称的世界强国之一，名噪一时。
旃陀罗笈多是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人。年轻时曾被当政的难陀王朝驱逐，因此怀恨在心，苦于势单力薄，所以一直寻找机会复仇以夺取政权。当时，北部印度河流域已经于公元前518年被波斯入侵占，沦为波斯帝国的一个行省。公元前327年，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在灭亡波斯帝国后侵入了印度河流域，亚历山大试图乘胜东进，制服恒河流域。但慑于摩揭陀国的强大，加上士兵在连年争战中已经厌倦这样的生活，厌倦了讨伐，于是亚历山大放弃了原来的计划于两年后返回了巴比伦。此时，西北地区由于亚历山大的撤退，留下了一个政治空白，同时也给了时刻准备着的旃陀罗笈多一个天赐良机。
旃陀罗笈多见时机成熟，便发动起义，旃陀罗笈多的军队主要由下层人民组成。他领导的起义，是反对外族统治和难陀王朝暴政的人民起义，所以得到了广泛的支持。
旃陀罗笈多起兵后，矛头首先直指外来侵略者——马其顿军队，与之进行了激烈的战争。约公元前324年，他在西北印度自立为王。在沉重打击马其顿人后，旃陀罗芨多挥师东下，进攻难陀王朝。善于谋略的旃陀罗笈多并没有直取华氏城，而是先消灭其他地方的难陀王朝的军队。据说他采用这一战略，是受到一位妇女的启发。这位妇女训斥其子不应先吃盘子中间的食物，而应吃周围的，因为盘子中间的食物太烫。旃陀罗笈多由此得到启发，先歼灭了难陀王朝盘据在都城的主力部队，最后轻易地攻下了华氏城，推翻难陀王朝。随后，旃陀罗笈多回师西北地区。慑于旃陀罗笈多强大的力量，马其顿军队主力于公元前315年撤出，余下的小股军队在印度苟延残喘，不久也尽数被旃陀罗笈罗的部队所消灭。这样，旃陀罗笈多征服了北部印度，建立了孔雀王朝，在历史上第一次统一了北部印度。
在接下来了的25年间，孔雀王朝在旃陀罗笈罗的带领下，在军事和外交上取得了双丰收。他依靠其军事力量建立了古印度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印度河—恒河流域的大帝国，而且开创性地与西方人建立外交关系。他与希腊人的塞琉古王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当时，塞琉古王国将一位公主嫁给旃陀罗笈多，并派遣麦加昔尼为驻孔雀帝国大使。作为报答，印度回赠给当时的塞琉古王朝尼卡多国王500头战象。由于与西方外交关系的建立，使南亚次大陆首次有了较为确切的纪年。
正处于事业顶峰的旃陀罗笈多传位给儿子宾头沙罗后，离开王宫，流浪各地过苦行僧生活，并按着耆那教习惯慢慢绝食而死。
旃陀罗笈多统治25年后，传位给他的儿子宾头沙罗（约公元前300～前273年在位）。宾头沙罗继位后，用铁腕政策大力巩固帝国的统治，他残酷地镇压了西北印度叉始罗城的人民起义。在对外关系上，他继续其父的政策，与西方国家保持友好的外交往来。宾头沙罗在位时，在政治军事上最主要的贡献，同时也是他最重要的行动就是对南部印度的成功扩张。
宾头沙罗对南印度的征服战争，表明印度次大陆南北地区开始走向统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而这一伟大的事业，最终是由他的儿子阿育王完成的。
约公元前273年，宾头沙罗病死，其子阿育王成为孔雀帝国的第3代国王。阿育王是一位有作为的政治家、军事家、宗教领袖。他在位时期孔雀王朝极盛一时，成为雄踞南亚次大陆的强国。
阿育王是一位极富传奇色彩的国王。有关他的诞生就有一个宗教神话故事。在梵文佛教故事集《天譬喻经》中有一则故事，叫《耶献土》，说的是有一个名叫耶小男孩的，一天正在街上玩耍，正好遇见佛陀行乞。他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施舍给佛陀，便天真地捧起一把沙土奉献。这个奉献沙土的男孩，后来就投胎转世为孔雀王朝的皇帝阿育王，他领有全印度广袤的国土。作为印度孔雀王朝开拓者旃陀罗笈多君王之孙，阿育王沿袭了祖父辈好战扩张的传统，在当政期间统一了除印度半岛南端外的整个印度。
为了不断扩充所辖版图，阿育王充分暴露了他人性中凶残的一面，他亲率大军攻城掠地，屠杀无辜百姓。据文献记载他在征服南部羯陵伽国时，当地民众有10万人被杀，15万人遭放逐，还有许多倍于此数的人死于战乱。此次战争后，阿育王的思想和统治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开始为自己的暴虐而忏悔，转而皈依佛教。可以说是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阿育王统治时期是帝王国的极盛时代，建立了高度的中央集权。全国推行了统一的货币、度量衡，有了通往全国的重要交通道路。尽管还没有统一语言文字，但在全国大部分地区接受了婆罗门种姓制度，佛教成为孔雀帝国的国教。但是，由于这个帝国是靠武力统一起来的，缺乏稳定的基础，在阿育王死后不久帝国即告分裂。约公元前187年，孔雀帝国的末代帝王大车王被一个将领所杀，孔雀帝国统治时期宣告结束。
《政事论》是孔雀王朝时期的一部重要治国法典，也是古印度历史上一部非常重要的著作，同时还是世界上最早的较为系统的政治经济著作之一。《政事论》成于公元前4世纪末到公元前3世纪初，印度历史学家认为，作者是孔雀帝国开国重臣、军师考底利耶，后人又有所篡改和增补。它共为15卷，主要有政治、经济、法律、军事、外交等方面的内容，系统总结了孔雀帝国初期治理国家的经验和策略，为古代印度的统治者所重视，被誉为“治国经典”。
《政事论》分为两部分。前一部分的内容包括内阁的构成；国家主要的内政外交政策；政府各部门包括农业、税收、行政等等的职能；处理各种纠纷和冲突的规定，其中有类似现代民法和刑法的不同内容。后一部分主要谈外交策略和军事战略战术。
对于如何挑选官员，《政事论》也有独到的论述。书中讲到了国王如何挑选高级大臣的八条原则：第一，从大臣的亲属那里了解他的籍贯、出身和自制能力；第二，通过学者去了解其才学；第三，在工作实践中了解他的智慧、韧性和能力；第四，通过交谈了解其口才、胆识和才干；第五，通过他对灾难的应对能力来考察其精力、魄力、忍耐性；第六，从交际往来中看其是不是正直、友善、坚贞；第七，从他的同伴那里了解其举止行动，看其是不是身体健康，强壮有力；第八，根据观察了解其是否善于结交，不到处树敌。这些经验至今仍有其参考价值。
《政事论》是世界上最早系统论述间谍理论和方法的著作。作者认为，间谍实施的每个行动都是为了国家的安全和利益，国王的特务在必要时可以理所当然地、无所顾忌地不择手段以达到目的。因此，孔雀王朝的密探政治成为国王治国的法宝之一，密探——包括女间谍——装扮成僧人、农民、商贩、妓女、艺人等形形色色身份的人，潜伏于各级官吏身边和各地，并用写密码、做暗号等方法及时呈报。这本书还有有关使用间谍方法的记载，这可能是相关内容最早的记载。
《政事论》论述了战略战术问题，其中有些主张与我国战国以后出现的兵书有很多相似的地方，比如远交近攻的思想、瓦解敌人内部的手段以及行军作战中的各种战术问题等。
该书还系统地反映了孔雀王朝商品贸易以及货币经济的运行状况。这些记录使人感到这不是一本政论著作，而像一份生产报表。孔雀王国运转依赖国家税收，税收机关是当时最主要的国家机器，《政事论》提到的税种涵盖社会各个层面。政府对行会控制十分严格，定期检查以防作弊和违规。为有效保证税源，建立了严格的户籍登记制。帝国官员、王室成员直到仆役，薪水的数额在《政事论》中都有规定。由此可见，《政事论》不仅是孔雀王朝国家管理的重要法典，而且是一本治国百科全书。
王朝更替
阿育王死后，孔雀帝国陷入了分崩离析的境地。他的一个儿子在西北地区割地自据，一些原先被征服的国家和部族纷纷独立。大约在公元前187年，孔雀帝国大臣普沙密多罗·巽伽篡夺王位，推翻了孔雀王朝。孔雀帝国衰亡后，印度次大陆进入一个王朝更迭和小国割据的分裂时期。
普沙密多罗·巽伽（约公元前187年～前151年在位）推翻孔雀王朝后，建立巽伽王朝（公元前185年～前75年在位）。普沙密多罗出身于乌贾因地区的一个婆罗门家族。他担任孔雀帝国大臣时，曾率军击退入侵的大夏国希腊人，立下赫赫战功，享有较高的声望。他夺取王位后，曾一度企图恢复孔雀帝国往昔的势力范围，他先后出兵德干高原南部，征战羯陵迦，抗击大夏国希腊人的入侵。在普沙密多罗的努力争战下，王朝的版图南至达纳马达河，旁遮普地区的贾兰达尔和锡亚尔科特也可能被巽伽王朝所控制。但巽伽王朝的强盛只是昙花一现，时间不是很长。普沙密多罗死后，这个王朝也随之逐渐衰落了。
巽伽王朝的终结戏剧性地同孔雀王朝相雷同，约公元前75年，巽伽王朝大臣苏迪·甘华篡夺王位，建立甘华王朝（约公元前75～前30年）。据说，他利用一个女奴假扮成王后，杀死巽伽王朝末王而夺取了王位。甘华王朝领土仅限于摩揭陀地区，是一个很小的王朝。这个王朝后来被安度罗王国武力征服。
安度罗王国兴起于德干高原东部哥达瓦里河和克里希纳河下游地区，东临孟加拉湾，西濒阿拉伯海。这个王国是萨达瓦哈拉部族建立的，这个部族大概起源于雅利安人与土著居民的混种。孔雀帝国时期，这个部族是很有名的，阿育王的铭文多次提到。孔雀帝国衰落时，萨达瓦哈拉部族割地自据，并建立了自己的国家。约公元前1世纪萨达加尼王在位时，安度罗王国已相当强盛。他出兵攻灭甘华王朝，入侵羯陵加和南方其他一些地区，号称“南方各地之主”。萨达加尼死后，安度罗国力逐渐衰败，又遭到外族塞人的进攻，被迫退居德干高原的东南部。直至公元2世纪上半叶，乔达米普特拉王及其子瓦西什提普特拉统治时，安度罗才重新崛起。乔达米普特拉的铭文提到，他“赶走了塞人、耶般那人和帕拉华人”。在安度罗最鼎盛时期，它的统治范围包括德干高原大部、西海岸地区、南方的克里西拉河三角州一带，又形成为南印度的一大强国。约公元3世纪，安度罗发生分裂，逐渐走向衰亡。
在南部印度，羯陵伽也是一个重要的国家。孔雀王朝后期，羯陵伽重新独立。卡罗维拉王（约公元前1世纪）统治时，国力较为强盛。他多次对外征战，击败了大夏希腊人，入侵恒河流域，占领王舍城，横扫大陆南端的潘地亚国，扩大了羯陵伽的势力范围。
南印度的南端还有一些独立的国家，比较重要的有朱达、潘地亚、哲罗等。这几个国家是古代泰米尔人建立的。泰米尔人是印度次大陆土著居民的一支达罗毗荼人的后裔。雅利安人入侵后，一部分达罗毗荼人被征服，一部分迁居偏远山区和南印度的一些地方。这几个国家虽然规模不大，但经济比较发达，尤其是海外贸易繁荣，与两河流域、西方等地区的贸易往来频繁。与此同时，各小国之间为了扩大各国的势力范围，也经常发生战争，对于古印度文明来说，这是一段集发展融洽、冲突于一身的历史。
公元1世纪，中亚的贵霜王朝兴起，在它的征战下，印度西北部成为贵霜的管辖范围，而贵霜也因此成了一个横贯中亚和南亚的大帝国。在它的极盛时期，疆土西起伊朗东部，东至恒河中游和贝拿勒斯，北至阿姆河、锡尔河和今天中国新疆的和田，南部到达纳马达河，占有中亚和北印度大部分地区，成为当时与罗马、安息、东汉并驾齐驱的四大帝国之一，它的繁荣标志着古印度史上第三次文明高潮的到来。
孔雀王朝解体后，印度西北部先后被希腊人和中亚的游牧民族所统治。而在中亚兴起的匈奴人，迫使大月氏人西迁，一支大月氏人占领巴立特里亚。他们当中强大的部落贵霜统一了五部落，开始征服周围地区，大有形成一个中亚大国之势。公元50年，部落首领丘鸠阙率众越过兴都库什山脉，又成功占领阿富汗大部和印度犍陀罗地区，建立贵霜帝国（约公元78～241年）。此后阎膏珍王继续着扩大领土的事业，他先灭了旁遮普的沙卡，进而向恒河流域进发，攻占拘弥、瓦拉纳西，这时，贵霜政治中心移到南亚，阎膏珍迁都至普鲁沙普罗。到迦尼色迦统治时，帝国疆域更加广阔。
贵霜人占领印度河—恒河流域后，为古印度文明所同化，并且继承和发展了古印度文明。在统一的政治形势下，印度的社会经济得到了有利的发展机会，其中主要是工商业的发展与海外贸易的繁荣。经济发展使财大气粗的贵霜帝国兴建了许多新兴的城市，如布罗奇、苏尔帕拉卡、阿里卡梅杜等。
贵霜王国在迦尼色迦时代，迦尼色迦王笃信佛教，所以佛教得到了很大的发展。伽尼色迦提倡佛教并广造佛寺和佛塔，虽然花费巨额钱财，这些都是当时广大印度劳动人民的血汗，但从人类文明这个角度来看，它给后人留下一笔宝贵遗产。由于当时佛教在印度盛行，使佛教具有极强的辐射力，这个时期佛教开始传入中国，然后由中国传入朝鲜，由朝鲜再传入日本，使佛教成为典型的东方宗教。
迦尼色伽死后不久，贵霜帝国不可避免地走向了衰弱，逐渐分裂为一些小的王国。3世纪时，萨珊波斯兴起于伊朗高原，向中亚和西北印度扩张。至4世纪，笈多王朝在北印度兴起，灭亡了西北印度的贵霜人的小王国。中亚地区的贵霜小王国，在5世纪时被咴人所灭。总的来说，贵霜帝国的统治，对印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公元4世纪初，以恒河中游一带为中心，又有一个新的帝国出现，这就是笈多帝国。笈多帝国的建立结束了当时印度大部分地区的割据混乱的局面，使这些地区重归统一的政治统治下。这个王朝曾有过三位才智超群的君主，使印度的古典文化进入了一个全面繁荣的阶段。
笈多王朝的建立者是旃多罗·笈多一世。他于公元319年继承了王位，并开始了他势力扩张的征程，他在位期间，疆域包括比哈尔大部分和孟加拉部分，大致相当于孔雀帝国瓦解后的摩揭陀国领土。这片地区成了笈多帝国的核心区域。旃多罗·笈多自称王中之王。
公元335年，笈多一世指定儿子沙摩多罗·笈多为继承人，而后隐居死去。沙摩多罗·笈多即位后，把对外征服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沙摩多罗·芨多在位期间帝国疆域得到很大扩展。王朝的经济文化等各方面也有很大发展，历史上有“健日王”的美称。
沙摩多罗·笈多的儿子旃多罗·笈多二世（375～415年在位）统治时期，笈多帝国进一步向南扩张。此时的笈多帝国政局稳定，贸易繁荣，文化发展。旃多罗·笈多二世又给自己加了个“超日王”的雅号。
旃多罗·笈多二世去世后，其子鸠摩罗·笈多继位，帝国继续保持和平繁荣局面。到斯坎达·笈多统治时（455～467年），占领了巴克特利亚的白匈奴人从西北部入侵印度河流域。
笈多王朝时期，古印度的宗教哲学、文学艺术达到鼎盛，被誉为古印度文明的“黄金时代”。其中尤以佛教艺术著称，那时名作迭出，流派纷呈。这个时期的建筑、雕刻、绘画都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是古印度古典艺术的顶峰。
公元5世纪以后，中亚民族匈奴人入侵，笈多王朝的各属国纷纷独立。笈多王朝的衰落，标志着古印度史的结束。
笈多帝国瓦解后，一度统一的北印度再次陷于分裂状态。诸侯割据，群雄争霸，在实现统一的目标上最后取得成功的是旦尼沙的统治家族。
公元612年，旦尼沙的易罗·伐弹在一系列的政治斗争中取得胜利，建立了戒日帝国，定都卡瑙，历史上称他为戒日王，在易罗·伐弹统治下的戒日帝国的势力范围主要是恒河中上游地区。
戒日王对孟加拉的讨伐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但久攻不下，直到643年在迦摩缕波国国王帮助下，两面夹击，终于完全征服了这个国家。戒日王占领了西孟加拉，把东孟加拉划给迦摩缕波。正所谓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后者不久也成了戒日王的藩属。戒日王还向西征服卡提阿瓦半岛上的伐拉毗，用联姻手段使之臣服于己，获得了西海岸诸港口，从此坐收海上贸易的利益。这样，除克什米尔、西旁遮普、拉其普他那、古吉拉特和东印边远地区外，北印度几乎都处在他的统治下。
戒日王终于在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建立了一个以卡瑙季为中心的大帝国。这不仅意味着北印度大部分地区又实现了统一，而且意味着北印度的政治、经济中心已由恒河下游转移到恒河中游。
戒日王是个非常有魄力的君主，在他的统治下，帝国基本保持政治稳定经济发展，其在佛教发展和传播上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戒日王非常重视保护、促进文学艺术，崇尚知识尊重学者。由于他的支持和保护，那烂陀寺成了著名的教育和学术中心。他自己在文学上也有很高造诣，据说他写了三个剧本，两个是古典体裁的喜剧，一个是宗教题材的戏剧。
戒日王苦心经营建立起来的大帝国也难保不重蹈前面各大帝国的覆辙，他去世后，帝国立即陷于混乱状态。他女儿的儿子达罗犀那、他的大臣阿罗那顺等对王位都是群起而争之。阿罗那顺夺取了恒河流域的许多地方后，统—的戒日帝国宣告覆亡。
古印度哲学的源头——《奥义书》
《奥义书》是印度古代哲学的源头，不仅婆罗门教的各个哲学流派发源于它，就连佛教、耆那教的哲学也深受它的影响。奥义书最早出现于公元前7世纪，即吠陀时代的晚期。奥义书不是一本书，而是一批专门阐述婆罗门教宇宙观、人生观和解脱观的哲学经典。现在保存下来的奥义书还有100多种，大都产生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其中最重要的有13种：《广林奥义书》、《歌者奥义书》、《爱达罗氏奥义书》、《侨尸多基奥义书》、《鹧鸪氏奥义书》、《由谁奥义书》、《伊莎奥义书》、《迦塔伽奥义书》、《蒙达伽奥义书》、《疑问奥义书》、《白骡奥义书》、《慈爱奥义书》和《蛙氏奥义书》。这些《奥义书》。所阐述的许多哲学理论后来不仅成为婆罗门教的基本教义，而且被佛教、耆那教和其他思想流派所吸收，成为古代印度哲学的重要源头之一。
婆罗门教的宗教思想，集中在《吠陀》以及对其解释的诸《梵书》、《奥义书》中。《吠陀》、《梵书》多为教义、祭仪等方面的记载和解说，主要表现为宗教内容。《奥义书》则不同。它对宗教教义的解释，已具有明显的哲学思辩内容。
在《吠陀》中，梵天是超自然的神，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梵天神的这些特点，在《奥义书》中也有表现，但其论述更为深入。它指出，梵天作为创造主，其本身应是没有任何特性的，不表现为任何形式。否则，它不可能作为造物主，产生出特性不一、形式各样的万物。但无特性的梵天又是可以认识的，“奥义书”以否定的方式作了说明，认为只有否定一切具体特性和性质，才能认识梵天。这种认识从感觉经验上是无法得到的，只有从心灵（理性）上作出思考，才能最终领悟梵的存在。《奥义书》所谓造物主梵天，已有明显抽象的特点，在论证上也有思辩的意味。
《奥义书》一方面把梵视为宇宙的本体，万物的根源，另一方面又把它描绘成无限美好的极乐福境，是人生追求的终极目标。一个人只有明白“梵我同一”的道理，通过修炼去克服私欲，把“我”从肉体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还原于梵，这样，人的灵魂才可以实现解脱，达到极乐境界。
《奥义书》既然认为人体生命的灵魂是不生不灭的，也就要对个体生命死后灵荒去向作出合理的解释。就这个问题，它提出了灵魂轮回解脱说。这种说法其实早在《梵书》中就已提到，但《奥义书》进一步将其理论化。它指出，灵魂在身体死亡后，将投入另一个母胎中转生。灵魂的转世要经历五个阶段：进入月亮，变为雨；雨降大地后变为食物，食物被吃后变为精子；精子进入母胎形成新的生命。这种“业报轮回”的思想不仅影响到亚洲，而且几乎影响到全世界。
《奥义书》在“梵我同一说”与“业报轮回说”之外还提出了“精神解脱说”与“智慧瑜珈说”，要求人们通过各种修炼，使个人的灵魂和宇宙的灵魂结合化一，从而实现灵魂的解脱。总之，《奥义书》已经从吠陀本集与梵书的神话传说和巫术咒语中走出来，从神话的形象思维走向哲学的抽象思维，用逻辑的方式来探讨人的本质、宇宙本质、人与自然的关系、肉体与灵魂的关系等重大哲学问题。它所提出的各类学说，不仅直接影响了婆罗门教的各派哲学，而且对佛教、耆那教等其他哲学流派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婆罗门教六派哲学
公元前6世纪，婆罗门教为了应对新兴的耆那教、佛教的攻击，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对教义作了许多新的解释，逐渐形成了正统哲学六宗。
大约公元前3世纪以后，婆罗门教的六派哲学开始陆续产生，后来经过数百年的发展和完善，才逐步建立起自己独立而完善的体系。这六大宗派分别是数论、瑜珈论、胜论、正理论、弥曼差论和吠檀多论。
数论哲学的基础是“因中有果论”，认为结果只是原因的另一种表现形式，原因与结果是本质上的相同的，一个是事物的隐蔽状态，一个是事物的显现状态。从因中有果论出发，它提出了一种二元论学说，又称“二十五谛说”。二十五谛说颠倒了物质和精神的关系，但包含着许多唯物主义的因素。这种具有唯物主义因素的二元论学说是古代数论派的最大特色，但是后期数论由于受到吠檀多思想的影响，逐步改变了它最初二元论的性质而逐渐走向唯心主义一元论体系。
数论派发展了奥义书的轮回解脱说，认为人生的本质就是苦。苦分为三种：外部之苦，包括鸟、兽、蚊、虫和毒蛇等所引起的苦；内部之苦，包括生理上的苦（高烧、抽风、痰盛、咳嗽等）和心理上的苦（怒、气、贪、爱、嫉妒、恐惧等）；自然之苦，包括寒暑、风雨、雷电和山崩等所导致的苦。数论派对人生痛苦的解释，旨在论证个体生命摆脱轮回转生的必要性。这种学说对后世的思想流派影响较大。
瑜珈论派的学说主要是论述宗教修行的理论。瑜珈修行的目的是通过各种方法，抑制心的作用，使人的灵魂与宇宙精神相结合，最终达到解脱。
在瑜珈实践上，该派提出了“八支行法”。这八种修行方法有：禁制、劝制、坐法、调息、制感、执持、禅定和三味。瑜珈派的学说和实践不仅对婆罗门教各教派的修行方法，而且对佛教、耆那教和其他宗教的修行方法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胜论出现于公元前2世纪，创始人为迦那陀。主要经典是《胜论经》，此书定型较晚，约在公元2世纪左右。胜论的意思是“殊胜”、“区别”和“差异”等，这表明该派研究的重点是世界各种现象的差异和特殊性。胜论哲学的特色在于它的原子论和六句义说，从逻辑上对极微的存在作了较深入的推论。
胜论哲学是印度古代最有代表性的唯物论学说，它的极微学说与其他一些非婆罗门思想流派的万物起源说有许多类似之处。
正理论派以认识论和逻辑学为主要宗旨，把人的认识分为“确切的认识”和“非确切的认识”两种。“确切的认识”又分为四种：现量（知觉）、比量（推理）、比喻量（类比）和证言。“非确切的认识”，分为疑惑、错误、假设的论证、记忆四种。
正理论对印度哲学最突出的贡献，就在于它对逻辑学的研究。它经过长期的探索和研究，确立了一个名为“五支论法”的逻辑推理方法。这种推理方法分为五个步骤：宗（命题）、因（理由）、喻（例证，包括正例、反例两种）、合（应用）、结（结论）。“五支论法”是一种很科学的推理方式，它足以同古希腊亚里士多德提出的“三段论式”推理法相媲美。后世一些哲学家常把正理论派的逻辑理论与欧洲的逻辑学进行比较。
“弥曼差”有“思维审议”和“审查考究”之意，因此，该派哲学的重点是对吠陀祭祀的方法和意义的“审查考究”。他们把人的认识分为六种：现量（知觉）、比量（推理）、圣言量（证言）、譬喻量（类比）、义准量（推定）、无体量（非存在）。此学说虽然从宗教神学出发，但是承认祭祀时使用的语言背后存在着一种凌驾一切之上的独立原理，从而否定了作为创造主的最高神的存在。可以说，它具有某种无神论的倾向。弥曼差论由于过分强调祭祀在解脱中的作用，所以随着人们对繁琐祭祀的厌恶和反对，该振的影响力也逐渐减少。
吠檀多论，以研究奥义书为主要对象，思想渊源也可追溯到奥义书。
吠檀多论继承了奥义书“梵”与“我”的学说，并且以研究最高本体“梵”、个人灵魂“我”和现象世界这三者的关系为基本宗旨。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由于对这三者关系的看法不同，吠檀多论内部又分裂出许多不同的学派。主要的学派有：吠檀多不一不异论、吠檀多不二论吠檀多制限不二论和吠檀多二元论。
吠檀多哲学是以婆罗门教的根本经典——《奥义书》为依据，以“梵我”学说为基础，经过长时间发展和完善而逐步形成的。从一产生，它就受到历代婆罗门统治阶级的重视，一直在思想领域占据着重要位置。特别是8世纪以后，商羯罗对吠檀多哲学进一步改革和创新，把它提升到一个更高的水平，使它成为印度教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体系。因此，在婆罗门教六派正统哲学中，吠檀多论派对印度思想的影响是最大的，是印度最重要的哲学派别之一，其学说是印度教的重要理论基础之一。
六教派论的学说表现出更明显的思辩特点，反映了印度哲学思想发展的趋向。
佛教哲学
佛教哲学是佛教思想的精华，亦是佛教文明的代表。印度佛教发展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有自己独特的哲学思想与学说，但是从整体上看，影响最大、最能代表印度佛教哲学的有三种学说。它们是：释迦牟尼的初期佛教学说、龙树的大乘中观派学说、无著的大乘瑜珈行派学说。
释迦牟尼创立佛教的目的，就是要解决人生的痛苦问题，力图把人从生活的苦难中解救出来。因此，他的哲学是以探讨人生问题为主要宗旨的，即讨论人为什么活着、如何活着、人生命运、道德行为等等问题。但是，在讨论人生问题的同时，他也不可能不涉及宇宙方面的问题，如万物的起源、世界的形态等等。所以，释迦牟尼的哲学是以讨论人生为主，也包括宇宙起源、世界形态等方面的问题。其主要内容有谛说、缘起说、五蕴说、诸法无我说等。
龙树是中观派理论的创始人，亦是大乘佛教哲学最有代表性的人物。他的著作和思想不仅对印度佛教，而且对世界佛教的发展都有深刻的影响。中国、朝鲜和日本的许多佛教派别都曾受到龙树思想的影响。龙树的主要理论有：缘起性空说、八不说和二谛中观说。
瑜珈行派由于强调瑜珈修行的重要性，而得此名。该派的出现比中观派要晚一些，其学说大约在公元4～5世纪成为佛教的主流思想，那时正是印度笈多王朝的兴盛时期。无著是瑜珈行派理论的奠基人。瑜珈行派是一种彻底的唯心主义学说，其主要内容有“万法唯识”说、三行说等。
瑜珈行派的思想不仅对印度，而且对世界佛教的发展都有很大的影响。
顺世论
顺世论是古代印度最著名的唯物主义哲学流派。顺世论，意为“流行在人民中间的观点”。顺世论认为，万物是由地、水、火、风四大物质元素构成的。万物的形成皆是四大元素的积聚，而其死亡则是四大元素的离散。顺世论还进一步指出，四种物质元素不断运动着，其聚散是自然发生的，不存在什么超自然的主宰者。顺世论的观点具鲜明的唯物主义特征，对婆罗门教的神创世说作了彻底的批判。
顺世论不仅认为万物由四种物质元素积聚而成，而且指出人的意志产生也与四种元素的积聚、离散有关系。顺世论认为，人的意志与肉体—样，都源于四大物质元素。四大物质元素本身并没有意识，但它们结合在一起时，意识就产生了。顺世论彻底否定了灵魂的存在，对意识与肉体关系的解释是深刻的。
在认识论方面，顺世论重视人的感觉作用。顺世论以为“唯有（可）知觉之物存在，不可知觉之物不存在，因为它从未被感知过”，甚至相信“人们也从不说不可见物被感知”。这就是说，只有被感知的事物才是真实的存在。顺世论指出，除感知外，人们也通过间接的或推理的途径获得知识。然而，从后两种途径获得的知识是不真实的。因为，间接知识经过了中间环节，而经过中间环节就有不可信的因素混杂进来；推理所依据的是不能感知的事物之间的关系。虽然某些推理可能成为事实，那只是偶然幸中的，并投有确定性。
不过，顺世论并没有否定一切经过推理而获得的知识。它所否定的是对灵魂、来世、前世等在世间并不存在的东西的推理。
在社会伦理方面，顺世论充分肯定人们追求幸福生活的欲望，反对各种禁欲主义和苦行，提倡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它指出，没有天堂，没有来世的解脱，人生的幸福就是尽情地享受。对种姓制度，顺世论也进行了抨击，认为人皆由四大物质集合而成，生而平等，并指出婆罗门和首陀罗血管中流的血液都是红色的。
顺世论的思想，具有反对一切宗教的特点，对印度唯物主义哲学思想的发展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它代表了广大下层民众的利益，反映出他们热爱生活、追求社会平等的心声，在否定吠陀权威和反对婆罗门教的思想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罽宾
古代中东东北部的一个国名。西汉时期的罽宾在今兴都库什山以南阿富汗境内喀尔布河流域。古希腊人称该河为Kophen，罽宾即其音译。首府循鲜，即古加毕试（Kapisa）城，原为希腊亚历山大大王所筑，称为“高加索之亚历山大城”，位于兴都库什山南麓，扼守着巴克特里亚（大夏）通往喀布尔、克什米尔和印度的大道的咽喉，是古代中东及印度西北的交通和战略要地。希腊—大夏王德米特里南征时占领罽宾，以阿拉科西亚和锡斯坦两郡并封第四子阿伽托克勒斯（Agathocles，前185～前167）为副王，以循鲜为首都。公元前167年，塞琉古王朝安条克四世之婿、将军欧克拉提德（Eucratides）东征，袭杀德米特里家族主要成员，夺取了大夏和罽宾。公元前141年，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一世（MithradatesI，前171～前138）第二次东征大夏，夺取了罽宾和犍陀罗（Gandhara），但欧克拉提德的后裔安提埃耳基达斯（Antialtidas，前140～前90）旋于公元前138年收复了罽突和犍陀罗，在今印巴边境建立了希腊人的王朝。公元前124～前114年间，入侵伊朗东部的塞种受安息王密司立对提二世部属苏林东征的压力，沿赫尔曼德河（Helmand）而上进入罽宾，逐走希腊人，建立了塞种王朝。
公元前115年，张骞西使乌孙，派副使至罽宾，汉与罽宾始有往来。汉与罽宾交通的道路是从位于“西域南道”上的皮山西南行，经乌托和印度河上游吉尔吉特（Gilgit）一带的悬度，到达罽宾，路途虽险，但距离较近。从此再西南行，便达乌弋山离。这条道路当时称“罽宾乌弋山离道”。《汉书·西域传》罽宾国条中之塞王乌头劳，即斯巴莱尼斯之封号“国王之弟”的希腊语音译。斯巴莱尼斯于昭、宣帝时（前86～前49）曾数次剽杀汉使，但汉廷隐忍不发，仍与维持友好关系。斯巴莱尼斯死，子斯巴拉革达玛斯继立，遣使朝汉，元帝（前48～前33）派文忠护送其使至循鲜，后斯巴拉革达玛斯又欲害文忠，“忠觉之，乃与容屈王子阴末赴（即希腊王赫尔毛攸斯，前50～前30）共合谋，攻罽宾、杀其王，立阴末赴为罽宾王”。文忠与阴末赴的交往是汉王朝与希腊遗嗣往来的最早记录。文忠之后，赵德使罽宾，其副以下七十余人复被阴末赴所杀，后阴末赴遣使上书谢罪，元帝宽宥之。公元前30年阴末赴死，子继位，仍朝汉，但约于前20年被塞种所灭。
塞王斯巴莱尼塞斯·阿泽斯一世、阿泽里塞斯·阿泽斯二世一家数代依次统治罽宾，约于公元15年亡于安息人岗多法勒斯（Gondopharnes，公元15～46）。公元45～50年间，阴末赴的亲属贵霜翕侯丘就却（Kujula Kadphisēs，公元20～75）击败安息，夺取罽宾，罽宾遂成为贵霜帝国的领土，从此不再是独立国了。
身毒
印度河流域古国名。始见于《史记》，为中国对印度的最早译名，原文为梵语Sindhu，古波斯语讹为Hindhu，古希腊语更转为Indus。其后中国古文献中亦作申毒、辛头、信度、身度、天竺、贤豆、印度等，皆同音异译。其领域有时亦包括印度河以东的南亚次大陆地区。汉武帝时张骞出使西域，公元前128年左右到达帕米尔以西的大夏，听说在大夏东南数千里有身毒国，并在大夏看到从身毒国贩运来的邛竹杖和蜀布。张骞认为大夏在汉西南，而身毒在大夏东南，则身毒应距中国蜀郡不远。汉武帝听信此言，从蜀郡四道出使，企图从中国的西南部地区经身毒通大夏，但因当地少数民族的阻拦没有成功。据《后汉书·西域传》所载，中国在2世纪时对身毒的地理、物产、宗教、政治情况已有初步了解；且知当时身毒许多地区皆属“月氏”，即早期贵霜帝国（即贵霜）。这是由于东汉时佛教已传入中国的缘故。
大秦
汉代西域古地名、国名。《后汉书》说，汉和帝永元九年（公元97），西域都护班超遣甘英西使大秦。甘英到了波斯湾口的条支，误信安息西界船人言，说“海水广大”，航路难行，故未向西进。安帝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遣使来献幻人（魔术师），自言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掸国西南通大秦”。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来贡献。安敦乃罗马皇帝Marcus Aurelius Antoninus。同书说天竺国“西与大秦通，有大秦珍物”。又说“大秦国一名犁鞬，以在海西，亦云海西国”。《魏书·西域传》：“大秦国，一名黎轩，从条支西渡海曲一万里……。”《魏略》更明言：“大秦国一号犁轩，在安息、条支西大海之西，从安息界安谷城乘船，直截海西，遇风利二月到，风迟或一岁，无风或三岁。其国在海西，故俗谓之海西。”大秦道既从海北陆通，又循海而南，与交趾七郡外夷比，又有水道通益州、永昌，故永昌出异物。古大秦相当于何地，学界大致有三种说法：一谓指罗马帝国东部，一谓指罗马帝国，一谓指黎轩即亚历山大城。三者中以后一说较妥当，因诸书多言大秦即黎轩，且言以石为城。所谓“海曲”，实指自波斯湾口之条支或安谷（Orcoe）水行经波斯湾，出湾后西航沿阿拉伯半岛南岸至亚丁，转北入红海，直达埃及东海岸的伯伦尼卡（Berenice）或米奥斯戈尔莫斯港（Myus Hormus），登陆至科普托斯（Coptus），换船顺尼罗河而下即达亚历山大城；若航至红海北端阿尔斯诺（Arsinoe），再通过古运河亦可达亚历山大城。此“海曲”在古代是很繁荣的一条海上商路。言海西亦多指此海曲之西。总之，自大秦至汉有四条路：一、自大秦出红海跨印度洋穿马六甲海峡，北上直到九真、日南或广州；二、自大秦同样跨印度洋东北行至缅甸，循伊洛瓦底江而上达掸国，由此而东至汉永昌郡；三、自大秦循“海曲”至波斯湾口的条支、安谷，穿安息沿丝绸之路东达中国；四、自大秦航海至安条克（Antiloch），再东行经安息亦与丝绸之路接。大秦与中国海陆直接间接交往，在汉代亘三百余年。
朝鲜
古国名。秦汉时其地包括今朝鲜半岛北部的大部分。战国末叶，燕国向东北发展，势力曾达到鸭绿江南。当时朝鲜在箕氏统治之下。秦统一中国后，在燕国故地东部置辽西、辽东郡。燕、秦之际，齐、燕一带已有不少移民移居到朝鲜半岛，引进了中原的先进文化。汉初，燕人卫满东走出塞，渡过坝水（今朝鲜清川江），杀箕氏朝鲜末代王箕准，割据朝鲜北部，建都王险城（今朝鲜平壤）。朝鲜半岛土著真番、临屯等部族都服属卫满。汉初和卫氏朝鲜基本上相安无事。
汉武帝刘彻为防御匈奴，加强了北方边郡的守卫。元朔元年（前128），一度在辽东塞外置苍海郡，但三年后即罢撤。元封二年（前109），武帝令涉何出使朝鲜，诏谕其王卫右渠（卫满之孙）。涉何在归途中杀死护送他的使者，诡称斩朝鲜将以邀功。这种错误行为引起了汉与朝鲜的武装冲突。武帝遣杨仆将水军五万自齐跨越勃海，左将军荀彘将陆军自辽东南下渡鸭绿江，夹击王险城。次年夏，荀彘始击败朝鲜军，陷其都城。汉在其地设置四个郡：乐浪郡（或谓因古时东方有“良夷”之称而得名），以王险城为中心，统治鸭绿江（古称马訾水）以南、清川江南北最富裕的地方；也就是箕氏朝鲜几世纪以来所统治的地方；临屯郡，统治以涉貉为主体的部族，在乐浪郡以东；玄菟郡，统治东临日本海的南沃沮部族；真番郡，统治乐浪以南的真番部族。四郡的土地包括半岛的绝大部分，只有东南角名曰辰韩的一小块地方尚独立。
昭帝始元五年（前82）罢真番郡。元凤六年（前75）又罢临屯郡，同时把玄菟郡从图们江南的旧地移至鸭绿江北、辽东郡东，其治所在浑河上游、辽宁新宾附近，仅领三县，从此乐浪郡便成为朝鲜半岛上的主要汉郡。西汉时领县二十五，东汉时减至十八。汉末，公孙康据有辽东，割乐浪郡之一部分置带方郡，领县再次减少。自乐浪始置郡，至为高句丽所并，前后凡四百余年（前108～313）。在这样长的时间内，汉文化大量输入朝鲜，不仅见于文字记录，而且从朝鲜境内许多汉墓出土的封泥、印章、兵器、漆器、织物以及瓦当等，也能充分证明。同时，朝鲜古文化也输入到了辽东、辽西及幽州各郡。
倭
古代中国对日本的泛称。首见于《山海经》。《汉书·地理志》载：“乐浪海中有倭人，分为百余国”，可能指以北九州为中心的许多小部落国家。《后汉书·倭传》载，光武帝建武中元二年（57），“倭奴国奉贡朝贺，……光武赐以印绶”。1784年在福冈市志贺岛发现的“汉委奴国王”金印证实了此事。一般认为，“委（倭）奴国”即北九州博多附近的傩县。这说明公元1世纪中，日本北九州一带已与汉朝交通。
桓帝、灵帝时期（147～189），倭国出现了女王卑弥呼治下的邪马台国，辖有伊都国、奴国、斯马国等二十多个小国。另外，日本列岛上还有不属邪马台国统御的拘奴国。关于邪马台国的位置，日本学界有九州说和大和说之争，迄未定论。曹魏正始年间（240～248），卑弥呼死，国乱，渐衰，中断了与中国的交往。
扶南
中国史籍所载1～7世纪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古国名。三国时康泰（见朱应、康泰）的《扶南传》、万震的《南州异物志》以及陈寿的《三国志》已见著录（或谓东汉杨孚的《异物志》最早）。又作夫南、跋南。学界多主张该名系吉蔑（khmer，今译高棉）族古语Bnum（Vnun）或现代语Phnōm的对音，意为“山岳”。约在1世纪初建国。其领土当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越南南部、泰国东南部一带，鼎盛时达老挝南部、泰国西部乃至马来半岛南端。
自223年（三国孙吴黄武四年）至588年（南朝陈祯明二年），扶南不断遣使来华，同时也与贵霜王朝有联系。3世纪中期，朱应、康泰奉吴大帝孙权之命出使该国，回国后著有《扶南传》、《扶南异物志》。504年（梁天监三年），梁武帝曾授其国王憍陈如阇耶跋摩以安南将军、扶南王之号。扶南和中国的经济、文化联系颇为频繁。“扶南大舶”远近闻名，“扶南乐”早在三国时即传入中国，隋代和唐初被列为九部乐之一。南北朝时期，扶南僧人宋华在扶南馆等处泽经，番禺（今广东广州）的佛寺中曾供有扶南国所造石像。6世纪下半期，其北部属国真腊崛起，扶南的都城南徙，与中国来往渐稀。唐武德、贞观间曾再度来朝。迄7世纪中期，遂为真腊所取代。
真腊
7～15世纪印度支那吉蔑族所建王国名。唐代或以其当时的都城名之，称邑心国、伊赏那补罗国；或又以其民族名之，称吉蔑、阁蔑（Khmer，今译高棉）。宋代亦作占腊。
该国原为扶南的北方属国，位于湄公河中下游，今柬埔寨北部和老挝南部。6世纪中崛起，7世纪中期取代扶南而为印度支那半岛南部的大国。其领土包括今柬埔寨以及老挝南部、越南南部，最盛时西与缅甸邻接。唐神龙（705～707）后，分裂为陆真腊（又称文单，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和水真腊（今柬埔寨和越南西南部）二部，9世纪时复归于统一。据《诸蕃志》载，宋时已都于禄兀（今柬埔寨吴哥），为其最繁荣的时期。13世纪时领有雉棍（一译西贡）等属郡九十余处。15世纪中期迁都金边。
自616年（隋大业十二年）至15世纪50年代（明景泰年间），和中国通贡频繁。623年（唐武德六年），真腊与唐廷建立联系，此后从628年（唐贞观二年）起，至813年（唐宪宗元和八年）不断遣使来华。唐玄宗在位（712～756）时，陆真腊王子曾率属下26人来唐，被授予果毅都尉。《旧唐书·经籍志》有《真腊国事》一卷，当为记载该国史的第一部专著，惜已亡佚。元周达观曾亲历其地，目睹吴哥盛景，归国后撰《真腊风土记》一书。明郑和下西洋时也经过该国。约15世纪时，真腊趋于瓦解，今柬埔寨和老挝等国的版图方渐确定。元、明时期，中国古籍对今柬埔寨已开始采用干不昔、甘不察、甘孛智、澉浦只、甘破蔗、柬埔寨等对音。
骠国
7～9世纪缅甸骠人（pyū）所建的国家。魏晋时的《西南异方志》、《南中八郡忐》等书首载其名。同名异译还有剽、傈、缥、漂越等。其都卑谬（今缅甸伊洛瓦底江下游卑蔑附近），故《大唐西域记》也称之为室利差呾罗。另外，《新唐书》还记有朱波、突罗朱、徒里掘等异称。
8世纪时，其疆域北抵南诏（此处指今云南德宏和缅甸交界地区），东接陆真腊（今泰国、老挝、柬埔寨接壤一带），西接东天竺（今印度东部阿萨姆邦等地），南至海，据有整个伊洛瓦底江流域。有9个城镇、18个属国、298个部落。近代在骠蔑一带骠国旧址发现了一些佛像、佛经及刻有骠文的碑铭。832年（唐大和六年），骠国为南诏所败，自此渐趋衰落而为缅人所建的蒲甘王国所取代，其族也逐渐同化于缅人。
唐贾耽《皇华四达记》和樊绰《蛮书》详细记述了中国与骠国交通的数条通道，足见当时双方往来之密切。该国向以佛教音乐著称于世，794年（唐贞元十年）南诏归服唐朝，骠国王雍羌也想内附于唐，曾几度遣使来华献乐。801年（唐贞元十七年），骠国王由南诏王异牟寻引荐，遣子舒难陀（Shwenadaw）率乐队和舞蹈家抵长安表演。唐德宗授其国王以太常卿、舒难陀以太仆卿之号。诗人白居易专作《骠国乐》书其事，《新唐书·骠国传》对其歌舞艺术有详尽的记载。
粟特
中世纪中亚讲伊兰语的粟特人居住地区的名称。又作窣利（sūlīk），古代波斯称之为Suguda。主要位于阿姆河与锡尔河之间的泽拉夫善河（唐代文献作那密水）流域。泽拉夫善河东西长约六百五十公里，沿河有许多绿洲和灌溉渠道，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尤以出产瓜果及葡萄酒著称。自公元前5世纪以来，这里相继出现了玛拉干达（Maracanda）、阿弗拉西阿卜（Afrāsiāb）、瓦拉赫沙（Varakhsha）、阿滥谧（Ramithana、Ramitan）等城镇，前两者形成康国（即萨末鞬、飒抹建，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后两者形成安国（忸蜜、副货、布豁、捕喝，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6～8世纪初是粟特地区经济与文化最发达的时期，除为首的康国、安国之外，还存在着另一些城邦国家，如：石国（赭时、者舌、柘支，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米国（弭秣贺，当位于康国东南）、史国（羯霜那、乞史、怯沙，今乌兹别克斯坦沙赫里夏勃兹）、何国（屈霜你伽、贵霜匿，康国西北约四十公里处）、曹国（劫布呾那、伽不单，今乌兹别克斯坦撤马尔罕北）。
以上康、安、石、米、史、何、曹七国的名称，均见于各种汉文文献。据说，这些城邦居民始居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破，西逾葱岭，到达粟特地区，枝庶皆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新唐书》在以上七国之外加火寻（货利习弥，今阿姆河下游一带）、戊地（伐地，又名西安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西）而统称之为昭武九姓国。据《北史》、《隋书》，王姓昭武者还有小安国（又名东安、喝捍，今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西北）、那色波（又名小史，今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乌那曷（今阿富汗安德胡伊）、穆国（今土库曼斯坦查尔朱；一说土库曼斯坦马里）、拨汗（今乌兹别克斯坦费尔干纳）等。至于昭武的确切意义，学界至今还没有令人满意的解释。
中世纪粟特人的特点是擅长经商，他们长期操纵着丝绸之路上的国际转贩贸易，这使他们在四周邻国的政治生活、东西文化交流中起了重要的作用。7世纪中叶至8世纪中叶，昭武九姓国作为唐朝的羁縻州府，隶属安西都护，从而受到唐中原地区的某些影响。例如，粟特钱币方孔圆环，与开元通宝形制无异，唯钱币上的王名镌以粟特字母。目前，考古发掘出土的粟特钱币上的王名有许多已可与汉文文献记载的昭武九姓王名相印证。从8世纪初起，大食势力越过阿姆河北上，粟特地区逐渐为大食所控制。751年（唐天宝十载），唐安西四镇节度使高仙芝率汉、蕃兵三万至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与大食将领齐亚德·本·萨利赫（Ziyad b。sālih）交战，唐军因葛逻禄部临阵叛变而败绩。唐军被俘虏的工匠将中国造纸术传至康国，粟特纸遂广泛传布于穆斯林世界和欧洲。
在12世纪以前，粟特语因粟特人四处经商而成为广泛流行于中亚的语言。敦煌古代烽燧下曾发现“古粟特语信柬”，年代当在3世纪初或4世纪初。19世纪末叶以来，在蒙古高原多次发现粟特语与古回鹘语的双体语言碑刻。近几十年，考古学者在撒马尔罕以东的穆格山（Mug）和片治肯特（Panjkent）等地发掘到了中世纪粟特文书和文物。古回鹘文字体来自粟特文，老蒙文和满文又受到古回鹘字体的影响。
昭武九姓
南北朝、隋、唐时期对从中亚粟特地区来到中原的粟特人或其后裔的泛称。汉文史籍称其原住祁连山北昭武城，被匈奴击走，西迁中亚河中地区，枝庶分王，有康、安、曹、石、米、史、何、穆等九姓，皆氏昭武，故称昭武九姓。
粟特人在历史上夙以善于经商著称，长期操纵丝绸之路上的转贩贸易。早在东汉时期，洛阳就有粟弋（即粟特）贾胡。敦煌古代烽燧（斯坦因编号之Ⅻa）下曾发现写在纸上的“古粟特语信柬”数件，其内容反映了东汉末或西晋末粟特人的经商组织和活动。南北朝以来，昭武九姓经商范围更加扩大，并不时为一些国家承担外交使命，如545年北周曾派遣酒泉胡安诺槃陀出使突厥。在唐代，经商的昭武九姓胡人常被称为兴生胡或简作兴胡，从敦煌、吐鲁番出土文书看，兴胡与县管百姓、行客并列，表明他们可能有一定的特殊身份或社会地位。
早在南北朝时期，姑臧等地就有昭武九姓胡建立的移民聚落。在唐代，碎叶、蒲昌海（今新疆罗布泊）、西州、伊州、敦煌（今甘肃敦煌县城西）、肃州（今甘肃酒泉）、凉州（今甘肃武威）、长安、蓝田、洛阳、关内道北部河曲六胡州等地都有昭武九姓胡的聚落（六胡州，630年，东突厥颉利可汗降唐，原突厥中的昭武九姓部落随之入塞，唐为安置这批昭武九姓而置）。据敦煌写卷《光启元年沙州、伊州残地志》，唐代在今罗布泊地区有康国大首领康艳典建立的五六座移民大城镇；敦煌郡敦煌县从化乡住着昭武九姓胡三百余户，人口当有一千三四百人。在内地，许多昭武九姓胡散居各地，其聚居者往往自有统领，称作大、小首领；在战乱时期往往自有城主（如伊州）。721～722年（唐玄宗开元九至十年）攻陷六胡州的康待宾、安慕客、何黑奴、石神奴等是昭武九姓胡；安史之乱的头目安禄山、史思明为营州（今辽宁朝阳）杂胡，也是昭武九姓胡后裔。
昭武九姓胡的活动特点使他们在东西方文化交流方面起了重要作用。袄教、摩尼教、中亚音乐、舞蹈、历法之传入中原，中国丝绸、造纸技术之传到西方，昭武九姓胡无疑是重要的媒介。他们还在中原四周的游牧汗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起很大作用，特别是把粟特文字带入突厥、回鹘汗国，其影响所及，回鹘文、蒙文、满文均可溯源于粟特字母。
勃律
克什米尔北境印度河流域的中世纪国名。在中国历史文献中，从东晋智猛的《游行外国传》、北魏宋云的《宋云行记》和惠生的《行记》到唐代著述，先后有波伦、钵卢勒、钵露勒、钵露罗、钵罗、勃律等不同译名。藏文文献中作Bru-zha或Bru-sha。在吐蕃兴起之前，勃律以巴勒提斯坦（藏文文献作Sbalti）为根据地，该地联结吐蕃、印度和唐西域地区，故当吐蕃在7世纪向中亚推进时成为吐蕃首先侵袭的对象。勃律王被迫迁往西北方的娑夷水（今克什米尔吉尔吉特河）流域，遂分为大、小勃律。在原巴勒提斯坦者称大勃律，或曰布露；西迁者称小勃律，地在今克什米尔的吉尔吉特和肥沃的雅辛谷地。大勃律位于小勃律的东南，相距三百里。
从武则天万岁通天二年（697）到玄宗开元（713～741）初年，大勃律三次遣使入唐。唐王朝先后册立其君弗舍利支离泥、苏麟陀逸之为王。同时，小勃律王没谨忙于唐开元初亲自来朝，唐以其地为绥远军。然小勃律数为吐蕃所困，吐蕃声明意在假道其国进攻唐之安西四镇。因此，当时的勃律被认为是唐帝国的西门。后吐蕃夺小勃律九城，没谨忙求救于北庭，节度使张孝嵩遣疏勒副使张思礼率蕃汉步骑四千救之。没谨忙因出兵大破吐蕃，722年（唐开元十年）唐封没谨忙为小勃律王。其后，吐蕃西击勃律，卒残其国。小勃律王苏失利之在位期间，迎吐蕃公主墀马类（Ze ba khri ma lod）为妃，西北二十余国遂皆为吐蕃臣属，四镇节度使田仁琬、盖嘉运，夫蒙灵詧三次讨伐无功。747年（唐天宝六载），唐廷诏四镇节度副使高仙芝以马步万人进讨，仙芝进至五识匿国（今帕米尔的锡克南），分兵三路，俘虏小勃律王夫妇。唐改其国号为归仁，设归仁军镇守。此役提高了唐在中亚的声威，许多国家转而归附唐朝。但至751年高仙芝所率唐军在怛逻斯（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败于大食，小勃律与个箇失蜜（今克什米尔）地区终于脱离唐朝而听命于吐蕃。
唐代另有大、小勃弄（律），地在今云南。
吐火罗
本是民族名，中世纪转为地名。亦作兜佉勒、吐呼罗、覩货逻。希腊典籍中作Tokharoi。指乌浒水（今阿姆河）上游即缚刍河流域，以今昆都士（唐代活国）为中心的阿富汗北部地区。
吐火罗民族的族属问题，今尚未完全解决，目前学界倾向于将吐火罗人比定为大月氏人。公元前2世纪中叶，他们灭掉以巴里黑（今阿富汗马扎里沙里夫西巴尔赫）为都城的大夏，于其地建国，是为贵霜王朝。3世纪中叶，贵霜王朝为波斯萨珊王朝（见萨珊朝波斯）及印度笈多王朝所颠覆，吐火罗名称重新见于史籍。5世纪30年代，自阿尔泰山南下的厌哒人据有其地，遂与厌哒人杂居。563～567年，突厥与波斯萨珊王朝合力灭厌哒，其地遂为突厥所有，突厥派通设、呾度设统治吐火罗故国。629（或630）年玄奘行经该地，记吐火罗故国领域：东起帕米尔，西接波斯，北据铁门（今乌兹别克斯坦南部布兹嘎拉山口），南至大雪山（今阿富汗兴都库什山），南北千余里，东西三千余里，相当于今阿富汗北部地区。此地在历史上一直是中国西域与伊朗、印度等地交通往来必经之处。玄奘时，吐火罗王族已绝嗣数百年，酋豪林立，分为二十七国（玄奘实际列出二十九国）。唐高宗显庆年间（656～661），以其境内的阿缓城（今阿富汗昆都土）置月氏都督府，授其王为吐火罗叶护、悒怛王、使持节二十五州诸军事。此一称号反映了当地先后有吐火罗、大月氏、厌哒等族活动的实际情况。
8世纪初，大食东来，在萨珊王朝末代诸王、突厥和吐火罗故地的君主与大食交战的时期，吐火罗故地的君主号为叶护，可能是突厥葛逻禄部的首领。大食进逼，吐火罗君主曾要求唐朝保护。8世纪中叶以后，大食人取得决定性胜利。安史之乱时，曾有吐火罗兵助唐平乱。13世纪后，吐火罗一名逐渐消失。
萨珊朝波斯
萨珊（226～651）是波斯（今伊朗）的一个王朝。中国史籍关于萨珊朝波斯的记载，当以《魏书》为最早。《魏书·西域传》已佚，今本系用《北史·西域传》所补，但《北史》是摘抄《魏书》，故其来源仍当是《魏书》，其后，《周书》《隋书》、新旧《唐书》都有记载。5世纪20年代，自阿尔泰山南下的厌哒（悒怛）入侵入波斯；30年代，厌哒人征服贵霜王朝的残余势力，占据吐火罗（今阿富汗北部），此后厌哒人多次参预萨珊王朝内部争夺王位的政争。563～567年，萨珊朝波斯与突厥并力击溃厌哒，但此后又受突厥的侵扰，特别是在619年以后西突厥统叶护称可汗时期。6～7世纪之间，萨珊朝波斯与西突厥为争夺欧亚内陆的丝绸中继贸易而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萨珊朝波斯与中国早有往来。5世纪40年代北魏曾派韩羊皮出使波斯，波斯王遣使献驯象及珍物。史籍又见北魏太安元年（455）波斯使臣来北魏的记载。此后历西魏、北周、隋，两国使者往来相继。
632年，萨珊朝波斯王伊嗣侯（Yazdgard Ⅲ或Yazdagird Ⅲ）立，次年，崛起于阿拉伯的大食入侵入波斯。637年和642年，大食人连续大败波斯军，波斯为大食占领。伊嗣侯奔吐火罗，未至，为大食人所杀，其子卑路斯（Pērōz）栖身于吐火罗。661年（唐龙朔元年），求援于唐，唐以其为波斯都督府都督。7世纪70年代，卑路斯亲自入朝，唐高宗授以右武卫将军，遂客死长安。长安醴泉坊之波斯胡寺，即卑路斯请立，为波斯人集会之会馆。卑路斯之子泥涅师（Narses）志图复国，679年（唐调露元年），唐命吏部侍郎裴行俭平定西突厥阿史那都支的叛乱，便道送波斯王子回国，行至碎叶城，行俭以都支已平而波斯道远，遂遣其自归。泥涅师不敢单独返国，居吐火罗二十余年，其部下离散。707年（唐景龙元年）再来长安，不久病卒，与其父同埋骨中土。此外，波斯人中也有入仕唐廷者，如阿罗憾。阿罗憾，本波斯国大酋长，入唐，领右屯卫大将军，充使拂菻国。有些萨珊王朝灭亡后流寓长安的王室成员和贵族子孙后来曾被编入神策军中。1955年西安发现了袄教教徒苏谅妻马氏墓。墓志为汉文、婆罗钵文双体合璧，苏谅就是神策军中的波斯后裔。
萨珊朝波斯人来中国最多的当是商人。唐代诗文和《太平广记》等文献中对波斯商胡有很多生动的记述。这一情况也为考古文物所证实。波斯萨珊银币在中国境内发现的数量之多，至为惊人。建国以来，出土萨珊银币约30起，计1171枚，绝大多数发现于丝绸之路沿线和京都附近。北朝时从波斯传入的袄教在唐朝进一步广为传布。随着波斯客商和侨民的增多，长安等地建立了袄祠，唐朝为之设置萨宝、袄正等视流内品官典守。景教与摩尼教也都在唐代先由萨珊朝波斯传入中国。
萨珊朝波斯的艺术也对唐代有很大影响。唐代织锦图案（联珠纹、对鸟对兽纹）、金银器的形制（如八棱带柄杯、高脚杯、带柄壶、多瓣椭圆形盘）、纹饰（翼兽、宝相花、狩猎纹、忍冬花纹等）就是最具体的反映。
大食
唐、宋时期中国对阿拉伯人的专称与对伊朗语地区穆斯林的泛称。早自7世纪中叶起，唐代文献已将阿拉伯人称为“多食”、“多氏”、“大寔”；10世纪中叶以后的宋代文献多作大食。汉籍中阿拉伯人被称为大食，显然是受了伊朗语的影响。约在1世纪以后，阿拉伯部落之一塔伊部逐步迁徙到与伊朗最邻近的地区，因此在伊朗人心目中成为阿拉伯人的代表。塔伊部的名字Tayyi’或Tai在中世纪伊朗语（婆罗钵语，即Pahlavi语）中作Tacik，在近世伊朗语中作Tāzī。这样，由于语音学上的原因，作为阿拉伯人统称的塔伊一名，在伊朗地区被读作塔吉（Tāzīk，Tāzī）。关于汉籍中的大食来自伊朗塔吉一名这种语源学解释，目前在学界颇占优势。另有学者认为大食一名来自阿拉伯语商人tājir的对音，可备一说。
阿拉伯哈里发帝国的向东扩张，使伊朗、中亚地区讲伊朗语的人逐渐改奉伊斯兰教。讲伊朗语的穆斯林也被视为阿拉伯人，并被某些相邻的民族称为大食人，因而大食的涵义随之扩大。例如，8世纪突厥文碑铭中的大食（Tajil）一名，即泛指信奉伊斯兰教的波斯人而言。11世纪70年代中国新疆喀什的著名学者马合木（Mahmūdal-Kāshgharv）纂成《突厥语辞典》（Diwān lughāt al-Turk），其中明确注出Tāzīk为波斯人。这种对大食一词应有广狭二义的不同理解，无疑有助于人们研究中亚地区的中世纪文献和唐宋时期汉籍中有关大食的记载。例如，《唐书》有关于大食发兵数万助平安史之乱，《辽史》有关于契丹遣嫁公主于大食王子等记载，其中大食显然不是指远在西方的阿拉伯人而言。
阿拉伯人的大食帝国与中国的唐王朝大致建立于同时，两国人民都创建了光辉灿烂的文明，从7世纪后半期起，交往日益频繁。在唐代西域，唐、吐蕃、突骑施与大食之间，屡次发生错综复杂的冲突。751年，唐朝将领高仙芝对中亚的石国（今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一带）用兵。石国乞援于大食，大食派吉雅德·本·萨利赫（Ziyād b。sālih）东来。高仙芝与萨利赫相遇于怛逻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城附近），高因葛逻禄部众临阵倒戈而败绩。这次战役，大食兵掳走大量中国俘虏，其中有织匠、金银匠、画匠等，中国多种工艺技术因而西传，其中对于中外文化交流发生深远影响的是中国造纸技术通过这些被俘工匠而广泛传播于西方。此外，俘虏中的杜环旅居西域12年，亲历幼发拉底河畔黑衣大食（即阿拔斯哈里发朝Abbāsids，750～1258）的都城（今伊拉克巴格达南的库法，杜环记作亚俱罗）等城，归国后写出《经行记》一书。唐德宗李适时宰相贾耽撰《皇华四达记》，所记中西交通路线与9世纪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德比赫（Ibn Khurdādhbih）于885～886年完成二稿的《道里与诸国志》（Kitāb al-Masālikwal-Mamālik）中相应路线甚多一致之处，说明两者采择材料的来源相似，大多得自双方往来的商旅行人。这种商旅行人在唐末到宋初大量聚居于广州、泉州、洪州（今江西南昌市）、扬州等地，多者达数万人，均以大食之名见称于汉籍。大食商人都是伊斯兰教徒，随着他们的经商活动，伊斯兰教也从大食传到了唐朝。泉州有北宋时代建立的中国最早的伊斯兰清真寺；城外有宋元以来大食人的墓石群。南宋孝宗时桂林通判周去非撰《岭外代答》，收录有关波斯、阿拉伯等地记载多条，进一步增进了中国对大食情况的了解，理宗时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撰《诸蕃志》，增补了周去非书之不足。此外朱彧的《萍洲可谈》、岳珂的《桯史》等也有记述。稍后编纂的正史、类书和方志类著作如明代何乔远《闽书》，正是根据上述文献对伊斯兰教、黑衣大食即阿拔斯哈里发朝有相当正确的记载。
和中国不断了解大食的情况一样，大食也对中国情况有着日益具体的了解。伊朗语称中国为cīn，阿拉伯语中转化为sīn。在阿拉伯地理学家的概念里，中国被置于最东面的气象带内，位于圈围Yājīj和Mājīj（雅术只和马术只）两族人民的长墙的尽头，长墙当是中国万里长城在阿拉伯人知识中的不甚确切的反映。851年，阿拉伯商人苏莱曼（Sulaymām）写下了东来中国的行记，此书被纳入失罗帏（Siraf）人阿卜·札伊德（Abū Zaid al—Sirāfī）撰写的《中国印度行记》（Akhbār al-Sān wa-Hind）之中。苏莱曼和札伊德对中国典章制度、工艺制品有生动描述。中国的Khānfū、Zaitūm等城也因此而蜚声于阿拉伯世界。今天大多数学者认为Khānfū当是广府（广州）、Zaitūm当是刺桐（泉州）的对音。人们根据这两部记述得知，黄巢起义军入广州，遇害的大食人以万计，由此可以推知大食东来的人数之众。此外，许多阿拉伯地理学家如伊本·鲁斯塔（Ibn Rustah，著述活动在10世纪上半期）、马思乌迪（Mas‘ūdi，？～956）等也留下了大食方面关于中国的珍贵记载。
1259年奉蒙古宪宗蒙哥之命而西使的常德的行记，亦即元世祖中统四年（1263）经刘郁记录而成的《西使记》提及“天房”，这是汉籍直接记载麦加城之始。此后汉籍更多使用“天方”一词指阿拉伯本部。随着人们认识到阿拉伯人、波斯人、穆斯林三者的区别，大食的涵义开始受到限制，Tāzīk或Tājīk逐渐专指伊朗东北部的穆斯林居民，这大概就是今天帕米尔高原塔吉克族的族名来源。
黎轩
西域古国名。亦作犁靬、犁鞬、犛靬、骊靬，皆同音异字。首见于《史记·大宛列传》。此国名相当于何地，学界多年来议论纷纭，有瑞克姆（Rekem）说、刺伽（Rhaga）说、希尔尼（Hercanya）说、米底（Media）说、塞流古（Seleuchea）说、叙利亚说、埃及亚历山大城说等。持后一说的有日本白鸟库吉、法国伯希和等人，其理由似较充分。犁靬应即Alexandria之译音。印度阿育王碑称该城为Alikasundra，《那仙比丘经》称之为阿荔散，巴利文作Alasanda，均与犁靬音相近。张骞于公元前139～前126年出使大月氏（即月氏）时，才听说西方有这个国家。彼时亚历山大城是埃及托勒密王国的都城，是希腊化时代地中海东部商业极繁荣、文化很发达的地方。张骞出使乌孙，邀与汉共结盟后（前115），汉廷连年派遣使节到西域各国，《史记》说：“益发使抵安息、奄蔡、黎轩、条支、身毒国。”汉使是否抵达了黎轩，东西方史料都未见明确记载。但据《汉书》，安息使节约在公元前112年来长安时，曾“以大鸟卵及黎轩善眩人献于汉”，此黎轩善眩人（一种杂技家或魔术师）且随汉武帝刘彻到东方巡狩。武帝在河西走廊所置张掖郡中设“骊靬县”，其目的可能有招徕黎轩人东来之意。西汉中期以后，丝绸之路畅通，中国的特产锦绣丝绸肯定早已输往黎轩。据西方古代史料，公元前1世纪，罗马有名的凯撒和埃及女王克娄巴特拉都曾穿过以豪华的中国丝织品制作的衣袍。公元前30年罗马吞并了埃及，使埃及成为罗马帝国的一个直辖省，但黎轩因地处欧、亚、非交通枢纽，经济繁荣仍继续了很长时间。公元以后二三百年，中国习称该地为大秦。
拂菻国
中国中古史籍中对东罗马帝国（即拜占廷帝国）的称谓。古代亦称大秦或海西国。随历史时期之不同，此名有时也指苫国（今叙利亚）等地中海东岸地区。宋、元时代又用以称呼塞尔柱突厥人统治的小亚细亚。
此名在《魏书》高宗纪、显祖纪作“普岚”。《北史·西域传》则作“伏卢尼（Fūrūmi）”。玄奘著《大唐西域记》卷十一波刺斯国条所附西方诸国作“拂懔”，道世《法苑珠林》卷三九及所引《梁职贡图》作“拂凛”或“拂懔”，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作“拂临”，杜环《经行记》、《隋书》、《旧唐书》等均作“拂菻”，各种异译都是伊兰语族的Frwm（粟特语作Frōm）、Purum（安息语作Prom）、Hrōm或Hrūm（中古波斯语）等的汉字对音。19世纪末在蒙古高原和硕柴达木地区发现的8世纪突厥文毗伽可汗碑中作Purum。学者们多方考定，以上各种叫法，都出自东罗马帝国的名称Rum。
杜环《经行记》和两唐书西域传对菻拂国的物产、建筑、民俗等情况有详细记载，但两唐书中的记载据认为有一部分系从唐代长安情况类推而来。在唐代，长安与拂菻之间，西突厥汗廷与拂菻之间都有频繁的使节和商旅交往，特别是西突厥曾与它联合对抗萨珊朝波斯，争夺丝绸转运贸易的控制权。景教（基督教聂斯脱利派）当自该地传来。
《元史》卷一三四爱薛传有“弗林”“拂林”，戴良《九灵山房集》卷九有“拂林”，据学者考证，此“拂林”当是Farang一词的音译，乃阿拉伯、波斯人对欧洲的称谓，亦即《明史》之佛郎机，非北魏、隋唐时期的拂菻。
佛郎机
明人对葡萄牙和西班牙的称谓。本是近代以前土耳其人、阿拉伯人以及其他东方民族泛指欧洲人所用的名称。印度斯坦语作Farangi，波斯语作Firangi，均为法兰克（Frank）一词的误读。法兰克是6世纪征服法兰西地方的一个日耳曼族部落集团。伊斯兰教徒同他们早有接触，故后世称欧洲人，同时也称西方的基督教徒为佛郎机。中国人称葡萄牙为佛郎机则是从东南亚的伊斯兰教徒口中传来的。
15世纪末，欧洲通往东方的新航路发现以后，西方殖民主义者纷纷东来。明正德九年（1514），葡萄牙人乘船来到中国广东沿海，开始和明朝交往，当时人即称之为佛郎机。嘉靖元年（1522），葡萄牙殖民者寇犯广东新会之西草湾，被中国舰队驱逐出境。此后，其人在广东东莞南头等地筑室立寨，剽劫行旅，掠买良民，转而侵犯闽浙，最后又回寇广东，肆掠东南沿海多年。三十二年葡萄牙殖民者贿买海道副使汪柏，盘踞邗门，并招收倭奴，建筑墙垣炮垒等防御工事，侵犯中国领土主权，杀害官军，违禁偷税走私，终明之世，未尝为变。
明隆庆五年（1571）西班牙人东来侵占吕宋（今菲律宾），并以此为基地，向中国扩展侵略势力。明朝人因对葡萄牙和西班牙区别不开，也把在吕宋的西班牙人称为佛郎机。另外，佛郎机又是佛郎机炮的简称，清代还有把法兰西也叫做佛郎机的。
壕镜澳
《明史》等古籍对澳门所用的名称。指澳门整个港湾，包括浪白岛在内。原名蠔镜澳，又作濠镜澳，或误写作境澳。澳有南北两湾，规圜如镜，形似蠔壳，故名；有山对峙如门，故又名澳门。位珠江口两侧，连九澳、氹仔，面积共16平方公里。明代属香山县，是番船停泊的海澳，设有守澳官。番舶到来，由守澳官验实后，代为通报上司。明武宗正德六年（1511），葡萄牙殖民者继侵占满刺加之后，开始侵犯中国东南海面。嘉靖年间，葡萄牙人初在上川岛和浪白澳南水村等处经商，后又重贿当事者求壕境为澳。嘉靖三十二年（1553），葡萄牙殖民者托言船触裂缝，水湿贡物，求借地晾晒。明海道副使汪柏受贿，暗许之。初时葡萄牙人仅为就船贸易，搭茅篷栖息。但不到十年，在澳门的葡萄牙人大为增加，以至筑室千区，夷众达万人。
明朝政府从未将澳门租借给葡萄牙人，也没有正式同意葡萄牙人在澳门居住，葡人为使地方官吏准许其居住，每年贿银五百两，后来此项款额成为地租。由于葡人报货奸欺，偷漏税课，破坏了中国向来的抽分法，明朝政府乃改用大抽法，以船舶大小为准，令输纳舶饷。澳门船税每年额银二万余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