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用人问题，商鞅是非常重视的。他所期盼的贤人，是明法和守法之人，用人要用贤人，但要使出色的人选产生出来，关键仍在于“明主”，只有明主才能识别和重用贤人，“明主在上，所举必贤，则法可在贤”。商鞅此语，就明确了主、贤、法三者之间的关系：英明的君主举拔贤才为官，如此贤才掌握法律，使法律得以贯彻执行。
战国时期是一个需要大量治国人才的时期，因此，几乎所有学派，所有的思想家都提到了重视贤才、选拔和重用贤才的问题。像墨子，就是一个典型，他就是使劲提倡重贤的。墨子提出尚贤的思想：“虽在农与工肆之人，有能则举之，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之以令。”他还根据“量功分禄”的原则，提出“官无常贵，民无终贱，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的可上可下、能上能下的原则。商鞅的用人思想，在这样一个原则上，与墨子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
商鞅的用人思想，强调了这么三条原则：
一是从有爵位的人员中提拔官员。他明确地提出“不官无爵”，秦人取得爵位的途径是二条：一是建立军功，二是通过向国家交纳相当数量的粮食。有爵之人主要是军功人员，让他们当官，既是秦国“国以功授官子爵”的原则的确认，这也可以看作是秦对建立军功人员实行重奖政策的一个延伸。这有利于秦国迅速崛起的军功地主阶层参与各级政权。
二是不用游说之士。他把满足以“巧言虚道”求官的人称做“劳民”，意即博取那些对国家无用之士的欢欣。商鞅痛恨这类人，他绝不允许“垂衣裳而谈说者”得到好处。然而，从《商君书》也看得出，当时又确实存在力图以言取官的现象，这当然是与商鞅鼓励农战和加强统治的政策相违背的。他明确宣布：都根据功绩来取官爵，否则，即使嘴巴再会说，也没有用。
三是不用那些走门路，搞贿赂的人。从《商君书》可以看出，当时存在着“下动众取货以事上而以求迁”的丑恶现象。“多货，则上官可得而欲也”，这是一部分官员的心态。商鞅是坚决主张堵住这条邪路的。
虽然商鞅表述过用贤人的思想，但他对于何为“贤人”，思想既混乱，又狭隘，他所需要的贤人，实际上是有干练的行政才能，又能忠实地执法的人，而思想新颖、活跃，善于思考和论辩的人才，反而是为他所忌的。
他要求严厉查处“邪官”。
什么是“邪官”，商鞅没有给予具体的解释，但这似乎又无需解释，古往今来，只要有了官，只要还有官，谁不知道“邪官”。
贪污腐化是邪官，徇私舞弊是邪官，草菅人命是邪官，不问民谟是邪官。
在人们所听到过的名字中，随便可以举出一串来。高俅是邪官，梁中书是邪官，和坤是邪官，王宝森是邪官。
自古以来，老百姓吃邪官的苦头可吃够了，可以说，没人不恨邪官。
但是，哪朝哪代没有邪官？有的朝代还管得严些（大多也只是在立国之初），有的就让邪官成了气候，无法无天，百姓更是吃尽苦头。
很多人没有听说过商鞅对邪官的态度，要是知道商鞅是那样痛恨邪官，恐怕真还会觉得商鞅可爱呢。
当然，商鞅对邪官那样也并不是爱百姓，为了保护百姓，而是为了建立一个正常的政治秩序，他不能容忍那些目无法纪而又占着官位的蠹虫肆意践踏法制，这样，国家毫无秩序可言，一片混乱，哪里还谈得上富强壮大。他说：“官无邪，民不敖，”官不坏，百姓就不会游荡在外，而会安心在家务农，正因为这，他才那么重视不让“民中苦官”的情况出现。
看来，商鞅为压制邪官还是尽了一定努力的。也许，秦国的老百姓后来拥护商鞅，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正是因为商鞅为他们减轻了邪官的祸害吧。
在他看来，官员最重要的是必须懂法，一切行动、政措都必须以法律为准绳。他说：“吏不敢非法遇民，民又不敢犯法，”这样来确立官与民的共同准则。
由此可见，商鞅不仅严格地约束民众，而且对官吏也是极其严格的。
正因为这样，秦国的吏治澄清，无人敢于贪赃枉法，结党营私，或者是办事拖沓，玩忽职守。战国末年，到过列国的赵国人荀况（荀子）也到了秦国，他概括了他在秦国的观感，谈到对其官吏的印象，他说2“及都邑官府，其百吏肃然，莫不恭俭敦敬，忠信而不栝，古之吏也。入其国，观其士大夫，出于其门，入于公门，出于公门，归于其家，无有私事也。不比周，不朋党，倜然莫不明通而公也，古之士大夫也。”比周，指结伙营私：朋党，指狼狈为奸。虽然，荀况所见是商鞅变法以后的情况，但这显然是与商鞅变法时期所形成的传统分不开的，也是秦国长期保持的清正严肃的官场风气。
商鞅坚决而明确地表达了他对官员营私的憎恶。“大臣争于私而不顾其民”，这必然会给人民带来深重的苦难。他还把官吏暗中侵渔百姓的恶行，称之为危害人民的“蠹”（也就是蛀虫）。他把“使官不敢为邪”，使与国君相隔的普通民众“中不苦官”作为依法，行政的目标。
“国无怨民日强国”，商鞅治国，是想达到“国无怨民”的效果，他的意思，无非是在依法而治的形势下？无论是奖是罚，百姓都说不出什么不当来。如果能这样，当然好，但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无宿治”，换一个说法是“治不留”，这样的话，今天的人听起来不好懂，但要是用一两句话解释一下，却是人人要叫好的。
多少年来，我们都在批评官僚主义，官僚主义最坏事、最令人厌恶的表现之一，就是办事拖拉，能快办的事也要拖，慢慢来，你急他不急。官僚主义者有句口头禅，这在中国是家喻户晓的，就是“研究，研究”，这一“研究”，就可能拖上个十天半月，一年半载，甚至是泥牛入海，再无消息。
因此，老百姓是多么希望当官的尽量少唱“明日歌”，能办的事尽快地办，痛痛快快。如果哪个官哪个单位能做到当日的事当日办，绝不拖到明天，那真太叫人高兴了，说不定会有人“三呼万岁”呢。
商鞅可是个铁嘴铁手腕，他向秦国的官员提出了“无宿治”的要求，不准办事拖沓，提高行政效率。
当然，商鞅提出“无宿治”，并非为平民百姓着想，其直接目的主要是三个：一是为了节约农民在诉讼等事务上的时间，使农民有“余日”即更多的时间用于生产；二是为了提高秦国地主政权的行政效率，加强秦国的专制集权统治；三是让邪官来不及利用百姓有事要办的机会牟取私利。如果把秦国的政府和官员看成是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的，那可是误解了。只是，作为一种行政管理思想，“无宿治”是值得借鉴的。
虽然商鞅主张加强绝对君权，但他却又有富于辩证法的思想，认为不能事事都由国君来亲断，还得要发挥政权和社会各个层次的作用。
他的一个思想是：“故有道之国，治不听君，民不听官。”在治理得好的国家里，处理政事不是都要听国君的，老百姓也不是什么都要直接受命于官的。
他还说：“国治，断家王，断官强，断君弱。”一个国家冶得好不好，有各种情况，事情能够在家庭中就得到解决的，这样的国家可以称王，什么事都要靠官府来处理的，这样的国家只能算强，什么事都要由国君亲加过问的，这样的国家就弱。
这些话不太好懂吧。他是说，一个治理有序的国家，不能由、国君事事亲理，民众也不是什么都听官们的。国家的治理，凡事断定于家中才是好，靠官断定的事多了，就逊一筹了，而什么都由国君作主，那不是好事，是国家弱的表现。
不真正把握商鞅的政治思想体系，是难以吃透他的这些话的意思的。在商鞅看来，加强君主的权威，并非意味着什么事都要由国君亲断，国家真正要强大，必须层层有人管，而且是有法可依，依法行事，实行法治。所以一个治理得好的国家，政事并不都要听国君的，百姓也不是什么都要听当官的，而“听法的”，是有法可依，依法行事的。事情能在家庭中就得到解决的，这样的国家就可以称王，事情要由官员来处理才能解决的，这样的国家只能称得上强，比称王还差一截子，如果什么事都由国君独断，这样的国家是弱的。
懂得了商鞅的这样的思想，就不难理解他的政治设计上的意图。他为什么要那样重视家庭的改造，他为什么要实行什伍连坐，通过这些言论都可以得到答案。我们可以想象，他已经意识到那么大的一个国家，事事要靠国君来管，根本是不可能的，就是有那么多的官员，也不行。必须充分发挥家庭的作用，让家庭不仅作为一个社会生产的单位，而且成为一个社会的治理单位，把那些不利于社会安定的因素，首先在家庭这一层过滤掉。一家一家都按照商鞅的设计建设合格后，整个国家就不愁不安定了。
自从有了国家以来，没法不要官，而且，总的趋势是官的人数越来越多了。官多，就必定会加重人民的负担。不仅如此，官多，还更容易产生官僚主义。所以，对官的人数要加以限制。
中国古时历朝历代，差不多都搞过一些精简政府机构和官员人数的改革，像东汉初年光武帝刘秀时，就曾精简了四百多个县一级的单位，也裁掉了许多官员，可以说是历史上“精兵简政”比较成功的一例。但两千多年间更多地存在机构臃肿、官员太多的严重问题，有的时期有“九羊十牧”之说，有的朝代形成难以解决的“冗官”“冗政”痼疾。
商鞅在两千三百多年前就看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并且把它提了出来，他说“乱国，恃多官众吏”，把靠“多官众吏”来维持统治看成是乱国之象，确是很高明的见解。其实，国家、政府的行政效率，一般都是与官吏人数成反比的，官越多，事越不好办，问题解决起来也越复杂，越慢。这已为历史与现实所充分证明。
商鞅也提出了使“官属少”这样一个要求；官吏人数要少，要精。一般来说，少也就易精，官多了，就是个个都能干，整体效应也不会好。
从历史上采看，任何一个政权，在其初建时期，一般都是比较精简的，机构和官员人数都比较少，但往往是越到后来，机构越膨胀，官员队伍越庞大，以至于无法可想，只好众多的人挤在一条破船上，直到船沉没为止。所以任何一个政权要使自己具有生命力，必须解决好简政精员问题。
商鞅要求实行严密的人口管理，并在这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
其中一条，是“举民众口数，生者著，死者削”，也就是说，加强对民众人口数量变动情况的掌握，每一个活着的人都要登记在籍，而死去的人则要及时注销。
人口数量，是一个国家十分重要的数据，在古代，它是国家征收赋税和征发兵役、徭役（实际上，古时兵役曾是包括在徭役之中的，这里是从后来的习惯把两者分开）的重要依据，又是国家和豪强势力争夺控制、剥削、奴役对象的重要内容。只有国家政权把绝大部分人口，控制在自己手中，它才能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才能有丰厚的人力资源，才能从事征伐，才有国力可言。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强盛朝代，都在中央集权的前提下，掌握了大量人口，又依靠这大量人口，获致丰富的财税和兵员。
商鞅是历史上很早就认识到对人口进行登记、统计的重要性的思想家。他曾说要让“民不逃粟”，即使民众无法逃避赋税，可以说是商鞅重视人口管理的主要动机。
还有一条，就是“使民无得擅徙”，用各种措施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这样做的目的，既有从政治上考虑的，也有“令民必农”的经济动因。这项政策在中国一直沿用不替，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