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变法的实际问题，主要是如何用人，如何治人的问题。因此，商鞅对人，对人性自然要作研究，对此，他是下过功夫的，他在一些言论中，谈过他的看法。
战国时期的著名思想家中，孟子主张“人性本善”，荀子则持“性恶论”，还有一位不太有名的告子，是主张人性无善恶的。商鞅对此不感兴趣，他才不愿意在这种“论虚”问题上多费脑筋呢。他对人性的看法，只是局限于人的利益追求和由此引起的冲动。
在他看来，人是很简单的，人的简单易知，就在于人的欲望并不复杂。在他看来，民的本性，就是“饥而求食，劳而求逸，苦则索乐，辱则求荣”。民是好逸而恶劳的，但又是有荣誉感的，他说，“羞辱劳苦者，民之所恶也，显荣佚乐者，民之所务也。”就是这个意思。又正因为这样，所以“夫人君好爵禄而恶刑罚，人君设二者以御民之志而立所欲焉，夫民力尽而爵随之，功立而赏随之，人君能使其民信于此如明日月，则兵无敌矣”。这一段话中，第一个“人君”有误，应为“人性”，其意无非是说，人的本性是喜欢爵禄而不喜欢刑罚的，国君就利用这一点，对于民众，出了力就封爵，立了功就予赏，说到做到，讲究信用，这样，军队就可以无敌不可战胜了。
人民生前怎么想，临死前又怎么考虑，商鞅都好像猜到了，他说：“民之生（性），度而取长，称而取重，权而索利。故民生则计利，死则虑名，名利之所出，不可不争也。利出于地，则民尽力，名出于战，则民致死。”
对于商鞅的这些观点，简单的肯定和简单的否定同样是很幼稚的，也是没有意义的。他说人是有荣誉感的，这就多数人来说是不错的，要不人就没什么积极性可言了。荣誉感有各种各样的，有对家庭、家族、祖先的，有对集体的，有对妻子与儿女的。相树有皮，人而有礼，可以说人的文化，人的社会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人对其他的人有义务感，有责任心，有在人群中，在社会上立身的自我价值肯定，由此决定，人或多或少都有荣誉感，以及与之相伴的羞耻心。作为社会的教育，则要予此以适当的引导和激励。
人是否都像商鞅所说的那样不喜劳苦，向往佚乐，这当然不好绝对地说。你要说是吧，有人就会反驳你，难道劳动人民也都是这样吗？这是不那么好回答的。但是在出现了贫富差别，阶级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差别的社会条件下，特别是在尚富嫌贫、重劳心轻劳力的社会观念之下，一般人是难免有像商鞅所说的那种取向的。几千年间，在世俗观念看来，总是富比穷好，劳心比劳力好，轻松安逸比艰难劳苦好。
商鞅认为他看透了人的本性了，可以利用人的本性了，所以他在变法当中始终紧紧抓住对人的激励这根杠杆，在调整社会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物质利益再分配上下功夫。人不是有荣誉感吗，那就让你充分发挥，你好好耕种、杀敌，就给你荣誉，不仅一人光荣，而且全家都共享荣利。既然人们向往过较好的生活，那就让你通过耕战等途径获得爵位、官职、土地等。总之，商鞅有了一根对人们发出导向指示的指挥棒，他让一个国家的大多数人们都按他的指挥选择着方向，进行着努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