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之政治是继承了先秦的政治而发展的。其政治制度一变而成为一种新的政权体系。其政治学说到后来则充满权变，而成为一种学术怪胎。
（一）政治与政治学
政治这个名词在中国古代便已经出现了。《尚书·毕命》云：
王曰：呜呼父师，邦之安危，惟兹殷士。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陈克和允中，惟公克成厥终。三后协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泽润生民。《疏》曰：三君合心为一，终始相成，同教于道。道至普洽，政化治理，其德泽惠施，乃浸润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
这里的政治二字，是讲由周公、君陈到毕公三人治理朝廷的功绩，政治则是政事的治理。政治便是政化治理。这是周康王时的文书，即约公元前11世纪。
《周礼·地官·遂人》云：
遂人掌邦之野……凡事致野役，而师田作野民，帅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这里的政治，是关于朝廷政策和法令的。上面《毕命》所指的政治是治理，这里则指制度法令。都与政治有关，但不是政治的完全的意义。
春秋战国的政治家和学者谈到政治时，讲过这样的话：
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问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
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自诸侯出，盖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韩非在《五蠹》中讲了上古、中古、近古之后，指出：“今欲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皆守株之类也”。这便是讲用先王的办法治今世之民，是守株待兔。
孔子的话中，虽没有政治二字，但是他所说的道，是指执政的方针、纲领，有道是方针、纲领正确，无道便是方针、纲领错误。他所说的政，是指政权。他认为，有道的政权是权力在天子手中，如果在诸侯、大夫、陪臣手中，便是无道。他的政治中包含着礼、乐、征伐，即文、武两个方面的权力。韩非的文章中，政治二字虽未连用，实际也有政治的含义。这便是“先王之政”的政与“治当世之民”的治。政是治民之方针，治是治民的方法，政治便是治民。可见，孔、韩的论述已经包含了政治的基本含义。这便是他们对政治的见解，也可以说是他们对政治学的阐说。以后，汉代的贾谊，说得更清楚，更全面，更辩证。他说：
治国家者行道之谓，国家必宁；信道而不为，国家必空，故政不可不慎也，而吏不可不选也，而道不可离也……
故有不能求士之君，而无不可得之士。故有不能治民之吏，而无不可治之民。故君明而吏贤矣，吏贤而民治矣。故见其民而知其吏，见其吏而知其君矣。故君功见于选吏，吏功见于治民……
故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民者，诸侯之本也，教者政之本也，道者教之本也。有道然后教也，有教然后政治也。政治是然后民劝之。民劝之然后国丰富也。
贾谊所说的政治，是国家治理得好。但是，他在论述国家治理的过程中，提出了道、君、吏、民这几个层次的关系，道是指导思想，治国家的君是体现道的。他是通过选吏来执行道，因此吏必须贤。吏在执行道的过程中要治民。吏贤才能使民得治。而吏贤显示出君明。君、吏、民的关系是，君选吏、吏治民。国家富强的徵结是君明（有道）——吏贤——民治。在这里他提出了一个很有卓识的观点，这便是“民者吏之程也，察吏于民然后随之”。《荀子·致仕》中说：“程者，物之准也”。《注》云：“程者，度量之总名也。”这就是说，民是衡量官吏的尺度标准。考察官吏要在民中考察，按照民对他的评价及民风来任用。这是一个极富智慧、远见的命题——民者吏之程。此命题用之两千年后的今天，亦不过时。他还指出了道与教与政治的关系。民是国之本。道是教之本，有教才能使国家得到治理，国家治理好了民才能努力工作，这样国家的财力便富足了。就是说，对民要进行指导思想的教育，也就是灌输，让民明白指导思想。
综合古代学者和政治家关于政治学的论述，政治约可包含如下的内容：一是道，即君主治国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在孔子来看，那便是儒家思想，是周礼；在韩非来看，是法家思想。二是君，即君主，国家的礼、乐、攻伐均应由君主即天子发出决定。三是吏，是帮助天子即君主治理国家的。四是民，是被治的广大民众。如何治民，有两种，一种是儒家主张的教育，一种是法家主张的严惩。两种方式，都是为了理国治民。治也就是管理。这便是古代的政治学。
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的学问。政治是什么？说法也言人人殊，大体有：政治就是马列主义理论，有的认为政治就是阶级斗争，有的说法是政治就是管理众人之事，等等。一言以蔽之，政治便是政权的管理。政治学从含义来说，定义纷纭，但是内容大体有：一是研究古今以国家和政府为核心的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国家的起源，国家的性质、特点，政府体制的种类、行政、立法、司法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阶级关系、党政关系、民族关系、官吏选任制度、公民的权利义务等。二是研究古今中外各种政治思想，研究古代政治思想与当代政治思想流派，这样便可以知道现代的一些政治思想流派的来龙去脉及其发展。三是研究与政治有关的国际关系、民族关系。四是研究其他与国家政治有关的问题，如法律、民主、自由、领袖、群众的论述。五是探索历史经验教训，提供现代思考。
秦政治学的研究是探索秦对传统政治的继承、发展和创新，秦的学者和政治家关于君、臣、民关系的论述，秦的政体、国体的得失及其对后世的影响，秦的政治学说流派，法律等。
（二）《吕氏春秋》的政治学说
先秦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关于政治的思想和学说，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种。
一种是法家的法、势、术的政治思想。他们的政治学说基本的内容是：树立君权的绝对权威，君对臣的驾驭靠的是势和术，主张发展生产，富国强兵，对民要求绝对服从，采取愚民政策，反智反文化，要以君主的法来治理国家，建立君主专制的个人独裁的国家或朝廷。在这种制度下，君对臣像对贼一样地使尽技巧地防着，官对民像对强盗一样地残酷镇压。君与臣，官与民永远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之中，用高压与杀戮维持着其统治。这种统治模式在秦王朝的后期是最典型的。
一种是儒家以伦理道德为中心的政治思想，这种学说主张限制君权，选任廉吏，慎重对民，当然，这都是相对的。他们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系统的统治学说。其意在于君要有君的样子，臣要有臣的样子，父要有父的样子，子要有子的样子。他们对君与臣都提出了不同的要求标准，即君贤臣忠。他们认为君有贤君、明君、暴君、昏君的差别，君不贤不明则会被废掉。臣有忠臣、佞臣、弄臣、奸臣的区别，臣不忠会被杀掉。他们认识到民的力量。晋阳武子曾说：“我之不德，民将弃我”。因此，有思想的政治家则认为，利民同于利君。邾文公迁都，史官占曰：“利于民不利于君”。邾子说：“苟利于民，孤之利也，天生民而树之君，以利之也。民既利矣，孤必与焉”。以后又有孟子的民贵君轻的说法及荀子的民可载舟亦可覆舟的说法。为了治民，要选明吏、廉吏，以保民、安民、行仁政。他们认为，要以德治国，以礼治国，对民要教育，使他们懂得利害。他们把利君与利民统一起来，将君的个人修养与国家治理统一起来，修身然后能齐家，齐家然后能治国，治国然后才能平天下。将社会的伦理道德与国家治理结合起来。他们是要建立一个君与臣、官与民互相比较和谐的国家。法律和惩罚是要有的，但必然先教后罚，宽刑薄赋。这种政治制度，在汉以后的中国君主制度中或好或差地实行了过，以唐太宗与玄宗时比较典型。
一种是道家的法自然为中心的政治思想。这种思想学说是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法自然的思想。他们主张无为而治，君无为，臣无为，顺其自然。他们要建立的是小国寡民的社会。这种制度在汉初曾提倡过一段时间，对汉初人民的休养生息社会发展起过积极作用。
其他的政治学说还有墨家的君主专制的尚同说，一切都要与君主一致。村民要与村长一致，村长要与乡长一致，由下而上的保持一致，最后是与君主尚同，即保持一致。阴阳家的五德终始说，是政治循环的理论，但他对有国者提出的要求还是积极的。管子提出的经济实力的治国思想，其中的衣食足而知荣辱有一定的道理。秦王朝在立国后，采用了阴阳家的五德终始作为理论依据，以代周德；也采用了尚同思想的某些部分，以吏为师；秦的商鞅变法，推行农战的重农思想，也有管子经济治国的某些因素。
春秋战国这些政治思想较之殷周的敬祀上帝、尊天崇祖的政治学说有所进步，而且也是在这种思想发展中逐步蜕变的结果。《吕氏春秋》则是对春秋战国以后的学术思想的整合，在政治学说上也是一样。它的整合不是随意性地杂凑起来的，而是有目的有指导思想有计划地编撰的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班固将之列于杂家，实际这部书确也很杂。它没有以一家而废百家，也没有以一家而统百家，而是兼收并蓄。这也显示了吕不韦这位主编的胸襟和抱负。海纳百川，有容乃大，斯之谓也。班固说它：“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此其所长也”。师古曰：“王者之治，于百家之道无不贯综”。吕不韦以百家之道来作为君主知识的要求，这种期望是合理的。君主是国家统治范围内各阶级、各阶层、各民族、各行业、各学派的君主，而不是哪一个部分人、哪一个团体、哪一个阶层、哪一个学派的君主。他是公权力的象征和体现。君主代表的面愈广愈好，知识面愈宽愈好，才能左右逢源。同时，百家学说，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治国建言的，是从不同侧面、不同层次、不同角度提出的建议和主张，对君主治国行政理民都有好处。这也是吕不韦站得高看得远的杰出的地方。
《吕氏春秋》的政治学说之一，是将自然与人统一考虑，充满辩证的唯物论色彩。在谈到乐时说：
音乐之所由来者远矣，生于度量，本于太一。太一出两仪，两仪生阴阳。阴阳变化，一上一下。合而成章，浑浑沌沌。离则复合，合则复离，是谓天常。天地车轮，终则复始，极则复反，莫不咸当。日月星辰，或疾或徐，日月不同，以尽其行，四时代兴。或暑或寒，或短或长，或柔或刚。万物所出，造于太一，化于阴阳。萌芽始震，凝寒以形。形体有处，莫不有声。声出于和，和出于？先王定乐由此而生。天下太平，万物安宁，皆化其上，乐乃可成。成乐有具，必节嗜欲。嗜欲不辟，乐乃可务。务乐有术，必由平出。平出于公，公出于道，故惟得道之人其可与言乐乎。亡国戮民，非无乐也，其乐不乐。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乱世之乐有似于此。君臣失位，父子失处，夫妇夫宜，民人呻吟，其以为乐也若之何哉？凡乐，天地之和，阴阳之调也。
由世界的本源是太一，其规律是道。人是自然的产物。这便是《吕氏春秋》关于天之常，地之理，人之纪的理论，也是它考虑人事问题的主导思想。它引申到了音乐，由音乐而引申到君臣、父子、夫妇、民人，得出了必须讲究“天地之和，阴阳之调”的结论。人道与天道有着对应的关系。“凡人者天地之化，阴阳者造乎天地而成者也。天固有哀哐兼废伏，有盛盈？息，人亦有困穷屈匮，有充实达遂，此皆天之容，物之理也，而不得不然之数也”。因此，个人的行为，应该循天之道、地之理、人之纪。他讲：“天曰顺，顺维生；地曰固，固维宁；人曰信，信维听。三者咸当，无为而行。行也者，行其理也”。
《吕氏春秋》的政治学说之二是运动的思想。自然界日升月落处在不断变化中，基于它将人与自然联系在一起，人的社会也在变化中。因此，它认为人类的历史也在变化中，这样，治国安民的制度、政策，也应与时俱变，以适应变化了的历史现状。《察今》一篇中说：
凡举事必循法以动，变法者因时而化，若此论则无过务矣。夫不敢议法者，众庶也，以死守者有司也，因时变法者贤主也。是故，有天下七十一圣，其法皆不同。非务相反也，时势异也。故曰，良剑期乎断，不期乎镆铘；良马期乎千里，不期乎骥骜。夫成功名者，此先王之千里也。楚人有涉江者，其剑自舟中坠于水，遽契其舟曰：是吾剑之所以坠。舟止，从其所契者入水求之。舟已行矣，而剑不行。求剑若此，不亦惑乎！以此，故法为其国，与此同。时已徙矣，而法不徙，以此为治，岂不难哉。
这个论题，与战国时的变法人物如秦之商鞅的论述是相似的。国家的政治制度应该随着时势的变化而变化，不能墨守成规，如涉江坠剑者刻舟求剑那样闹出笑话来。
《吕氏春秋》政治学说之三是，君主应该贵公，顺民心。君主是国家政治生活的核心。《吕氏春秋·谨听》中说：“乱莫大于无天子”。没有天子，群龙无首，就造成国家的内乱不止，人民受苦。所以，君主的产生是必然的。但是，君主的行为，应该法自然，与自然协调。君主应该贵公。《贵公》中说：“昔先王圣王之治天下也必先公。公则天下平矣。平得于公。”为什么要贵公呢，因为，“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也，天下人之天下也。阴阳之和，不长一类，甘露时雨，不私一物，万民之主，不阿一人。”这一观念，在当时来说，甚至过了两千年来看，都是闪光的思想。对于君主，不必去巴结。而君主自己则应该加强修养，提高自身素质，即修身。在《先知》中说：“圣人成其身而天下成，治其身而天下治。”在《执一》中说：“为国之本在于为身，身为而家为，家为而国为，国为而天下为。”这种要求，与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思想是相通的。在当时的战争环境，在秦国正处在秦王政掌权时期，各国君主暴横，而秦始皇帝又有着暴虐、褊狭、自用、荒淫的思想，这一要求自然是纸上谈兵，但是，它对后世那些搞唯心主义的、自我迷信的、又不修身的君主来说是鞭挞，对那些励精图治，自奉简约的君主又是精神支持。
《吕氏春秋》的政治学说之四，是官吏应是忠廉之人。立国有君主，君主设官以治民。官吏是政治制度执行中的关键。那么，选贤任能便是君主的首要任务。《士节》中说：“贤主劳于求人，而佚于治事。”因为君主不是万能的。在《用众》中说：“取于众，此三皇五帝之所以大立功名也。凡君之所以立，出乎众也。”因此君主应该网罗人才，求贤者来帮助自己治国，这便是用官吏。官吏办事，应该是忠廉的。《忠廉》中指出：
士，议之不知辱者大之也，大之则尊于富贵也；利不足以虞其意矣，虽名为诸侯，有万乘，不足以挟其心矣；诚辱则无为乐生。若此人也，有势则必不自私矣，处官则必不为污矣，将众则必不挠北矣。忠臣亦然，苟便于主，利于国，无敢辞违，杀身出生以徇之。国有士若此，则可谓有人矣。
国家的官吏，就应该是不怕死，无私欲，对君主不阿，这才是国之长利。《恃君》中指出：
置君，非以阿君也；置天子，非以阿天子也；置官长，非以阿官长也。德衰世乱，然后天子利天下，国君利国，官长利官，此国所以递兴递废也，乱难所以时作也。故忠臣廉士，内之则？其君之过也，外之则死人民之义也。
阿，记诱清云：“犹私为也”。文中所说的官长的标准，应该内谏君主，外死国事。忠君，应该是大忠，而不要小忠。小忠是大忠之贼。《权？》中举了司马子反，在荆王渴时给以酒，而在临战之时却不挺身而出救王，致王负伤。供酒是小忠，怯战是大不忠。
《吕氏春秋》政治学说之五，是民本思想。由春秋以后，民的地位提高了。孟子有民贵君轻的命题，《吕氏春秋》继承了这一命题而予以发挥。民是国家政治的基础，无民岂有国，所以，吕不韦一反商鞅、李斯的胜民、弱民、愚民的思想，而继承儒家思想，提出了民本思想：“宗庙之本在于民”。《务本》云：
安危荣辱之本在于主，主之本在于宗庙，宗庙之本在于民，民之治乱在于有司。《易》曰：复自道，何其咎，吉。以言本无异则动卒有喜。今处官则荒乱，临财则贪得，列近则持？将众则罢怯，以此厚望于主，岂不难哉。
民为宗庙之本，实际就是国家之本。既然如此，君主处事行政应该顺民心。《顺民》说：“先王先顺民心，故功名成。夫以德得民心以立大功名者，上世多有之矣。失民心而立功名者，未之曾有也。”这是用历史来证明民心对国家成败的重要地位。顺民心，便应该从民欲。从民之所喜，去民之所恶。《用民》中说：
用民有纪有纲，壹行其纪，万目皆起；以行其纲，万目皆张。为民纪纲者何也？欲也，恶也。何欲何恶？欲荣利，恶辱害。辱害所以为罚，充也；荣利所以为赏，实也。赏罚皆有充实，则民无不用矣。
民是很现实的，欲赏而恶罚。要顺民心，就要多赏少罚，重赏轻罚。在文中反对对民擅作威福。“亡国之主，多以多威使其民矣。故，威不可无有，而不足专恃，譬之若盐之于味，凡盐之所以用，有所托也，不适则败托不可食。威亦然，必有所托，然后可行。恶乎托，托于受利。”“威愈多，民愈不用。”战国各国的失国及秦王朝的早亡，难道不是威过了头吗？因此，对民要爱，要进行教育。
《吕氏春秋》的政治学说之六，是军事上的荡兵思想。它认为，国家必须有兵。在《荡兵》中说：
古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来者久矣……争差别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贤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
作为国家的保卫者，军队是不可少的，但是，“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义兵是天下的良药。所谓义兵，就是“诛暴君而振苦民”的兵。
《吕氏春秋》虽被列入杂家，实际在当时来说，它是一部政治读物。从目的来看，吕不韦在《序意》中讲的已很明白，是为新王作的治国安民的钢领性指导性的文件；从其内容来看，在治国的方面它还提出了关于农业生产、发展经济、外交、节葬、反侈等关于国家应该提倡的和反对的事，有些仍然属于政治学的内容。
（三）帝王术
帝王术是伴随着君王政治而产生的。春秋战国以降，对君主专政治的鼓吹愈来愈有声势。墨子的尚同，商鞅的尊君及韩非的学说，都在使劲地将君主抬上高位，使臣下都望尘莫及，更何况百姓了。于是，伴随着对君主专权便产生了帝王术。
顾名思义，帝王术便是做帝王的方法，但是不全对。关于如何做一个好的君王，殷周以来已经有许多论述。殷周是尊神敬祖的，学者及政治家则用神鬼及祖宗来告诉君王，必须小心谨慎地做一个好王，否则上帝、天、祖先便会降灾给你。这些论述在《尚书》、《诗经》等先秦文献中俯拾即是。春秋战国以后的帝王术与此不同。它是一种邪术、歪术，不能公之于众，带有隐秘性，大约是鬼谷子长于此术。《史记·苏秦列传》中有：苏秦曾习鬼谷子书。“于是得周书《阴符》伏而读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说当世之君矣”。《集解》引《战国策》曰：“乃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伏而诵之，简练以为揣摩。读书欲睡，引锥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说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锦绣，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揣摩篇》。《索隐》曰，王劭云：《揣摩》、《摩言》是《鬼谷》之二章名，非为一篇也。江邃曰：揣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当矣。”揣摩便是猜测、揣测，陕西方言中便有此词，与今之流行的捉摸人的意思相近。人心难测，人主之心更难测，所以要捉摸。从这方面来看，帝王术实际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帝王对臣下要捉摸，以探测臣下的忠与不忠；一方面是臣下对帝王要捉摸，要揣摸其心情，以伪装取得帝王的信任。帝王和臣下的关系是貌合神离，互相捉摸，互较心计，互使阴谋，互相防范。他们既有统一的利益，又有因权力而产生的矛盾，这种状况从君主政治进入历史舞台以后，延续两千余年，且互相捉摸已不止是帝王与臣下，而延及到了帝王与臣下，臣下中的上级与下级。官场斗争明争进入暗斗，捉摸不休。这是中国古代君主政治下培养出的具有特色的政治观察，至今不衰。
较早提出术的还是申子。申子名不害（前400-前337年）是著名的法家人物。法家讲法、势、术三个方面，但在各人的学说中则各有所侧重。商鞅重法，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他的著作虽佚，但有辑本。其言论在《吕氏春秋》、《韩非子》中有不少段、句。《吕氏春秋·任数》中，引申不害评价韩昭？侯的话中有：“古之王者，其所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术也，为者臣道也。为则扰矣，固则静矣。因冬为寒，因夏为暑，君奚事哉。故曰，君道无知无为，而贤于有知有为，则得之矣。”有道家的意味。其实，道家的无为是为了有为，静是为了动。申不害的无为并非无为，而是要以术来运作有为于无为之中。慎到讲君主无为，不依靠贤者，是靠法和法所形成的势。他说：
贤而屈于不肖者，权轻也；不肖而服于贤者，位尊也。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至南面而王，则令行禁止。由是观之，贤不足以服不肖，而势往往足以屈贤矣。
他不主张人主尊贤，而要尊法。他说：“立君而尊贤，是贤与君争，其乱甚于无君”。势与术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法是主体，以借法的势来吓人，以术行事来骗人。术比势更有欺骗性和隐秘性，因为势可以看到摸到感觉到，而术则是看不到摸不到地使人受骗上当，掉入人家的彀中了。
申不害的术的思想在韩非那里系统化了，发展了。韩非正告臣下，君主好像龙一样，项下有逆鳞，千万不要因为某种原因而拂了逆鳞，那你就倒霉了。他让人臣对君主要小心服侍。他向君主们系统介绍了申不害的权术思想和手段。在《内储说》、《外储说》、《六反》等编中都有。《内储说》上下中有《七术》、《六微》。七术是：
主所用也七术，所察也六微。七术：一曰众端参观，二曰必罚明威，三曰作赏尽能，四曰一听责下，五曰疑诏诡使，六曰挟知而问，七曰倒言反事。
六微是：
一曰权借在下，二曰利异外借，三曰？于是类，四曰利害有反，五曰参疑内争，六曰敌国废置。此六者，主之所察也。
后面不但有解释，且有举例。
韩非没有来得及在秦行法、立势、用术。他的同学李斯学会了那一套权变之术，先侍候吕不韦，后服侍秦始皇帝，终于由厕中鼠变成了仓中鼠，作了秦王朝——中国第一代君主政治权力的丞相。他主要靠的是术。他用一篇颇有文采的文章，取得了秦王的信任；他投始皇帝之好，刻石颂功；他提出了焚坑毒计，坑杀读书人，这与他暗害韩非也有某些思想联系；二世夺权时，他助纣为虐；他下狱后，写自己的罪状七条，均是以功为过，倒言反事；二世横行，他献督责之术，以助其奸，火上浇油，残害秦国生民。
（四）秦政治学之影响
政治的学说是学者们提出来的，而使用哪种学说则是当政者的选择。秦选择政治学说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由襄公立国至秦献公以前，大体是继承了原产地本地的周的学说，奉行儒家的政治；秦献公尤其是秦孝公以后，主要奉行法家的政治；秦王政到秦始皇帝时期，奉行法家的政治，但又有阴阳家、儒家、墨家等家的政治学说，比较庞杂。杂的原因在于孝公以后秦国强大，东方诸子的徒子徒孙西行待贾；再一个原因是吕不韦召集各方优秀学者在一起编著《吕氏春秋》，对各家学说的兼容和包涵。面对这些思想，秦始皇帝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觉得哪一点好用就用哪一点，于是阴阳家的“五德终始”，儒家的礼、乐，道家的谦冲，法家的重威等，都体现在他的政权组织及施政纲领和文件中了。所以说，他的时代很难说有一个统一的政治思想，有的只是帝王的随意性。
孝公以后秦在对待法家的学说时期，也有不同的偏重。秦孝公用商鞅，强调商鞅的法治一面，一切依法，王公贵族亦不例外，这是法家思想三个组成部分法势术中的“法”。秦始皇帝时期是有法而不依法，凭帝王的意愿和喜怒，免赵高大罪而重用，随便地诛杀一批人，焚书坑儒等等，都是帝王的随意性。帝王不受约束、随意性是哪里来的？来自帝王之位所给予的势。所以，秦始皇帝是行法家思想中法势术中的“势”。秦始皇帝的后期到二世及子婴之亡，法既难依，势亦不足，于是便搞阴谋诡计：沙丘之变、扶苏之死、蒙恬之亡、宗室大臣被诛、李斯之死、胡亥之亡、李斯的狱中二次上书、赵高的指鹿为马，哪一样不是弄些权术来达到或未达到目的？最后，子婴也弄点权术，杀了赵高。这一时期，秦王朝朝廷上下，阴谋累施，诡计累成，君不信臣，臣防着君，互相欺骗，互相猜忌，明争暗斗，绞尽脑汁。这个时期，是法家的法势术中的“术”在秦王的政治生活中起作用。
秦的政治学在中国历史上的影响是巨大的，其一，秦建立起的君主政治的一套制度和思想，影响了中国以后两千多年。历代都行秦政法，虽有所改革，本质不变，始终未摆脱中央集权的君主独裁的这一点。不过愈到后来，对这套制度的修补则愈来愈严密，愈来愈完善，愈来愈便于对广大人民的统治，也便于对人民的政治欺骗。这便是基本的国体和政体的影响。其二，秦王朝的政治思想的不统一，给后代帝王对统治思想的选择，提供了空间。汉代作过选择，先是黄老思想，即道家的思想。自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中国古代的统治思想。以后魏晋的玄学，唐之佛学，宋明理学乃至清代的汉学，无不是在儒学的周围画着圆圆的圈儿，一个又一个的。其三，帝王术的发展，成了一种官场权变之术，形成了中国古代官吏为了保秩保禄而使奸使诈的特色。这是中国古代的官吏中一种非常突出的特点。《新唐书》中有一段记录：
（娄师德）其弟守代州，辞之官，教之耐事。弟曰：
人有唾面，洁之，是违其怒，正使自干耳。
于是，唾面自干这句话便流传了下来。娄师德是唐代的一位名相，如此教弟，总还是术也。他自己怎么由进士而终于主持朝政，也就可知了。五代的长乐老冯道，历任后唐、后晋宰相，契丹太傅，后汉太师，后周太师、中书令，谁上台，他都是红人，其术道总是玩得十分圆通的了。后来史臣曰：“道之履行郁有古人之风，道之字量深得大臣之体。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为忠乎？夫一女二夫，人之不幸，况于再三者哉。”冯道没有被谥为文忠、文贞之类，而被谥为文懿。秦以后的各代帝王，以其性格、学养、能力、人望等不同因素而用法用势用术，来维系统治；大臣则以其性格、学养、能力、势力的不同而奉着皇帝，防着皇帝。也有君重臣轻或臣重君轻，或皇帝杀臣子，或臣子杀皇帝，或臣子挟天子以令诸侯等等的情况出现，均与势和术有关。借势以行术，行术而得势，或势术并施，各乘其能其力，演出了中国历史上许许多多生动活泼的喜剧、悲剧和闹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