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是无数清教徒和其他开拓者寻求梦想的理想国度。美国文化中的“天赋使命”是核心的理想主义，其渊源于新教的宗教意识，植根于美国的民族性中，并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自由的观念，逐渐形成了富有美国特色的理想主义。远离了欧洲大陆的种种束缚，美国人又逐步发展起实用主义。实用主义塑造了美国领导集团的文化价值观，对美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都起了重要作用，使美国一方面追求全世界的自由民主与和平，但是在战略上却不惜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达到其和平目标。
在对财富的追求过程中，美国人形成了自强不息、务实进取的民族精神。这种民族精神使美国具有强大的民族自信心，而这种自信心又使美国认为，美国是世界最好的典范，其他国家都应该向美国学习，而美国也有义务教化别的国家和民族。这种“天定命运论”使美国感到自己有义务将民主与自由的思想与制度传遍世界。
宗教对美国的意识形态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美国是一个以信仰上帝的基督教为主流的社会。宗教的影响一方面使美国自诩为“上帝代言人”，是“山巅之城”，另一方面对共产主义深恶痛绝。认为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如出一辙，在意识形态上没有差别，其合法性都是基于集体主义和社会福利的“民主”，其增加了政府的中央集权和管辖。一旦建立共产主义政府，这些政府就会陷入严重的官僚主义和沉闷的规则，从而最终导致极权主义。基于以上观点，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D. Lasswell）认为，极权政权的国家出于安全需要，会引发全面战争，而这种永久的军事警惕会导致更加极权化的国家，产生新的被军事统治、对技术感到恐惧的统治阶级，使社会资源从民用转向军用，并消除民间的统治阶级，其结果便是失去经济和政治自由。
由此可见一斑，意识形态是美国定义秩序与安全的重要依据。意识形态与美国对秩序与安全的定义有关，而在美国式的意识形态指导下的秩序和安全就是以美国三权分立的政府为榜样的民主政府在世界上普遍确立。美国通过独立革命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美国对他国的革命却视之为洪水猛兽，其对革命的判断标准是能否维护民主自由价值观主导下的世界秩序。
在美国的安全观中包括在全世界推广其民主自由价值观，这是美国意识形态的关键部分。美国的政治文化观念始终认为美国模式是其他国家都应该效仿的。为此，美国的领导者特别强调：“尽管联邦制度、政治民主以及自由和开放市场等概念都产生于西欧，但这些概念现在已经具有明确的美国生活方式特征，所以西欧国家也应该效仿。”
因此当美国在西欧遇到了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手时，美国便毫不犹豫地拿起意识形态的大棒，在西欧与苏联展开了一场争夺心灵与思想的战争。正如托尼·肖（Tony Shaw ）所言，“实际上一切事物，从体育比赛到芭蕾到喜剧小说和太空旅行，都带有政治意义，因此可以被用作武器以塑造国内的观点或者颠覆外国政权。”
二战结束后，学者们、媒体和政治家们在谈论文化时主要关注的是如何消除法西斯主义留下的阴影，以及西欧如何忠诚于跨大西洋关系。但是随着冷战开始，政府开始要求由政府组织的项目来向人们宣传美国的民主和文化的本质以及美国文化的优越性。作为冷战的主要参与者与领导者，美国的外交家们认为，美国应该向国外“出售”美国的生活方式，知名人士要求政府向国外施加更大的文化影响。正如麦克马洪1945年在国务院所说，“如果我们不希望别人了解美国的那些直接对人类的幸福作出贡献的标准和技术，那么我们就是一个颓废的民族”。
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也开始逐渐对传播美国的生活方式产生了兴趣，因为美国的文化好像既抵制“左”倾的政府又抵制右倾的政府，因此政策制定者们想通过向西欧传播美国式的以自由企业制度为基础的文化，以便在西欧培养一种民主的价值观，消灭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
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美国在国际社会中得到了一种不好的名声：在西欧，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反感美国的工业、大规模生产、民族关系、肤浅、工业的不文明以及大众媒体向民众提供的浮华的消遣。在西欧人眼里，美国是一个“长着孩童脑袋的巨人”。
对于美国的艺术，西欧人也持有否定态度。例如1945和1950年进行的民意调查表明，德国人担心，接受美国式的民主价值观会丧失掉本国的文化遗产：共产主义者们读的是古典著作，说的是不同的语言，听的是19世纪的浪漫主义作品，而与之相反，具有民主倾向的观众却用卡通、流行音乐和大量的消费品麻痹自己的大脑。
与此同时，苏联在自己的宣传中也利用了这种批评，贬斥美国人愚昧，没有文化，历史短暂，没有什么可以歌颂的；但是，尽管这样，美国的文化还是对别国的文化造成了威胁，要消灭那些更加“进步”的文化。因此，“旧世界的文化”，尤其是德国的文化，便成为苏联用来攻击美国文化的一个要点。
面对这些批评，美国不能够作出有效的回击，因为几十年来，欧洲人一直对美国文化持有否定的观点，尤其是在法国、意大利和德国，保守主义者开始憎恨早在19世纪就已经被看做威胁的美国文化，担心美国的文化、生活标准和生活方式会超过其他国家，担心美国的消费品会抹煞别国的文化认同和文化独立。对于很多西欧人来说，美国的文化不仅与欧洲文化不同，而且对欧洲文化造成了破坏性的威胁。
为了应对这些批评，美国在欧洲建立了许多组织，开展了许多项目，以便将美国的文化出口到西欧，如在欧洲各国建立了美国新闻署的各个分处——美国新闻处，实施福布赖特交流项目等。美国新闻处主要负责对欧洲各国的文化项目。在艾森豪威尔的建议下，又成立了一个参与国际事务总统紧急基金，负责向海外文化交流项目提供资助。
20世纪50年代，美国新闻署在西欧进行开展了许多项目，目的是想让西欧民众相信美国的目的和他们追求自由、进步和和平的努力是相一致的。但是这些项目同时也表明了美国对自己文化的不确定，因为在这些项目当中，表达更多的是美国的消费品、高生活水准，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好处。
20世纪60年代，随着学者们以及美国民众都厌倦了美国的文化宣传，美国新闻署开始偏离国务院，成为一个只对总统负责的独立机构，其组织的项目也越来越着眼于长期的考虑，这使他们能够一方面能够继续进行“政治宣传”，而另一方面又可以避免来自国内外的批评。
文化和文化影响具有自己的力量，而不仅仅是政治宣传的工具。通常，文化的亲和力和政治的反感是可以同时存在的。早在冷战之前，美国和西欧之间就存在着文化联系，冷战开始后，美国在德国和西欧进行的文化项目加强了这种联系，并且将其政治化了，但是却并没有产生新的文化亲和力，文化亲和力也不是政治依从的保证。尽管欧洲复兴项目反复宣传，“你们，也可以像我们一样（You， too， can be like us！）”，美国新闻署在20世纪50年代也反复宣传 “我们和你们一样 （We are the same as you！）”，但是，这些宣传活动的成功是有限的，因为目标人群可能会欣赏一个国家的文化而与此同时又拒绝接受这个国家的政治体制和领导地位。此外，在其文化已经与美国的文化具有相容性的地区，这些文化项目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反之亦然。
“9·11”事件之后，美苏两国领导人的一段言词引起了欧洲人的兴趣。在游说北约各国让俄罗斯加入北约时，俄国总统普京在德国联邦议院说道：“俄国人一直对德国人怀有特殊的感情……今天，请允许我有勇气用歌德、席勒和康德的语言，也就是德语，来进行我的大部分发言。”
几周以后，在白宫召开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针对一些国家对美国的憎恨，美国总统布什说道，“我很惊讶现在还存在对我们国家的误解，以至于人们会恨我们。我本人和大多数美国人一样，我只是不能相信这个，因为我知道我们有多么善良。而且我们要更加努力地使别人了解我们。”
因此，尽管有人认为冷战结束之后，美国失去了可以与之在意识形态方面进行竞争的强大对手，所以美国的心理战已经结束了，不用再去争夺世人的心灵和思想。但是，随着国际关系进入多元化时代，美国的冷战思维并未结束，争夺心灵和思想的战争无疑还会在世界的某些角落持续上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