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心理战中，宣传无疑是最主要的手段，其目的就是要利用大众交流工具毁灭敌人的战斗意志。在古代中国的战争中，交战双方会携带军鼓等乐器来到战场，为自己的军队助威，用林立的旗帜表现自己的军威从而震慑敌人，这些本质上都是为了传达一种情感或者信息。
此外，大众交流不仅仅是通过图画或者言辞进行，从古代起，宗教和世俗领袖们就利用歌曲、诗歌、纪念碑、仪式、演讲、书籍等美化自己的政权、寻求支持者、打击敌人。因此在某种程度上，战争宣传与战争紧密相随。
到了近现代，大众传媒拥有多种形式，包括书籍、杂志、报纸、广播、电视以及电影、录音和录像设备，这些大众传媒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其帮助我们形成对世界的印象，我们对周围的世界、其他民族、性别，甚至对于年龄的态度都受到它的影响。
事实上，大众传媒从出现的第一天起就介入到了政治和政治活动中，它是一种工具、手段、途径，有时甚至政治本身与媒介间的斗争演变成为政治斗争，媒介成为展示政治主张和政治势力的舞台。此外，在政治发展进程中，大众传媒的主要作用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个政治空间和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参与政治活动的主体得到了一个活动或“表演”的场地。同时，传媒“舞台”上设计的内容也体现和反映着人们某一方面的政治权利的享有状况，通过自己传播的内容对具体的政治行为者和政治行为的选择施加影响，影响人们的政治态度形成和政治行为的选择。因此大众传媒是群体和组织为个人提供社会期待的重要方式之一，它通过描述各种群体或组织的情况以及其他个体的行为方式，间接地对个人的观点的形成和行为的选择产生影响。
大众传媒对国家形象也有很大影响。在信息社会中，人们认识一个国家主要是通过新闻报道，在国际新闻传播中，一个国家的形象通常是被电视和报纸决定的。“在国际政治斗争中，一些国家也利用大众传媒来对其他国家的政府进行攻击，以破坏后者的政府部门和执政党在公众中的形象，企图削弱它的国际影响和威望，降低国内公众对它的支持率。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影响决策的因素中，大众传媒并不是决定性的，也不是唯一的，任何夸大大众传媒在决策中的影响或忽视其影响的观点都有失偏颇”。
在20世纪初，宣传和公共关系成为政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其改变了外交政策的制定、执行和表现方式。政治家们意识到外交政策应该对公众的观点产生影响，而且公众的观点是外交的主要目标，可以通过影响公众的观点而使外交政策达到目的。这种对公众观点的关注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心理”层面，从此，心理战被用于国际事务中，政治家们驾驭大众媒介的力量来动员公众支持自己制定的政策。
交流媒介的发展以及对于大众心理的研究，使宣传更加有效更加复杂，也更加隐蔽。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和社会的发展，交流事业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电报出现之前，信息的传播速度就是信使的马所能奔跑的速度，但是随着电报、电话以及无线电网络的发展，远途信息传播变得更加便利快捷了。与此同时，公众对于信息的需求也在不断增加。这就要求政治家们适应新的信息革命所带来的挑战，利用大众媒介的力量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20世纪30年代，大众媒介的宣传已经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受到意识形态驱使的一些国家，如德国、意大利、日本以及俄国都先后开始利用宣传来平息国内社会和经济问题，并进行对外宣传扩张。对此，美国采取了谨慎的措施，先后建立了一些宣传机构。1938年，美国政府动员6家私营企业进行传播后又成立了一个新的接替机构，即政府电台“美国之音”。美国国务院在1938年6月授权成立了文化关系处，投入对拉美大陆国家的工作。成立了美洲内部事务协调委员会（CIAA），由洛克菲勒出任主席，在工作上和美国国务院有密切关系，负责揭露纳粹的谎言、平息反美情绪、促进美国在拉美的商务以及增进拉美国家之间以及与美国的关系。到了1941年，随着二战开始，罗斯福总统又成立了一些宣传机构。到了1942年，罗斯福政府将这些宣传机构并入战时情报局（OWI）。后来又成立了中情局的前身，战略服务局（OSS）。但是罗斯福政府并没有清楚地定义这两个机构的职能分别是什么。海陆空三军也都有自己可以支配的情报服务机构。直到1943年白宫才清楚地确定战时情报局的使命：即引导国外信息和公开的宣传战役，战略服务局则专门负责地下活动（隐蔽的宣传）。在战时情报局和战略服务局的核心机构有特别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工作，其中许多人是“美国之音”广播网的顾问。
冷战开始以后，这场“全面战争”促使政治家们更加需要了解公众的心理，并且通过大众媒介来引导公众的心理。此时，收音机、报纸和电影技术都已日趋成熟，电视机出现了，公共关系和广告业也日益发展。这些媒体技术和交流技术的发展都使冷战带上了前所未有的意识形态色彩。心理战成为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武器，渗透到了政治、思想和社会各个方面。
正如苏联专家英克尔斯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国和苏联在很大范围内开始了意识形态之争，其中的武器是宣传，战场就是国际传播渠道，代价就是跨越全世界的男人和女人的诚实和效忠。无疑，这场战斗中最重要的方面是它对人的精神的作用，这些作用牵连着国家稳定和国际和平。在研究这些作用时，媒介专家和舆论有着直接的责任。”
在冷战中，无线电广播往往被一些西方大国用来作为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渗透，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与价值观，攻击社会主义制度的手段，而对这种广播的干扰与抵制也曾是一些社会主义国家常用的对策。此外，一些西方国家散发有煽动性的小册子，报道歪曲事实的各类新闻，利用人员交流干涉他国内政等。
随着大众传媒技术的不断进步以及国内民众越来越关心外交事务，国际关系也随之改变了。通过宣传和其他方式，美国更多地越过政府而直接针对他国民众。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认为，如果美国能够使他国民众站在自己一边，那么美国就可能向他国政府施加压力，而这将会给美国创造一种有利的外交环境。正如一份报告所说，“许多年来军事和经济力量被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已经成为外交的支柱。它们仍然具有这个功能，但是随着20世纪的革命，近来越过政府对民众增加影响，以及更多地意识到鼓舞民众的重要性，已经成了外交活动的新领域。有时可以通过与他国民众直接接触，而不是与政府接触而达到外交政策的目的。现在，通过使用现代设备及通讯技术，有可能接触或影响大批民众。向他们传达信息，或者影响他们的态度，有时也许会为一个特殊的行动而去动员他们。反过来，这些民众则能够对其政府施加重大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 正如卡·多伊奇在《国际关系分析》中所言，“影响国的新闻媒介可以对目标国发动一场强大而持久的宣传活动，从而使它在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上让步。”
那么，大众传媒如何影响公众的情感和态度？朱增朴在其《文化传播论》中提道：
在资讯环境里，传播媒介固然可以以很高的速度和很高的密度向人们连续不断地提供资讯，但由于资讯的采集人和编播人认识上的局限，难免掺入虚假的错误的信息，从而给社会带来一定的危害。譬如说，电视报道是记者透过摄像机把客观事件进行有选择的取舍、浓缩、剪接和编辑之后，才构成新闻，然后向公众报道。因此，构成资讯环境的资讯素材就必然受到媒介的采集、制作人员及其所在组织的影响而在一定程度上对资讯传播内容产生了干扰。人都是相信事实而不相信谎言的，也都懂得分辨是非，懂得选择美好的事物。然而人们却在听觉和视觉映象面前无法自卫，当电视机、收音机和报纸上的映象进入我们脑海中的时候，我们自以为可以选择吸收某些资讯，拒绝某些资讯，自以为可以用理性来保护自己免受干扰，然而，这种自我感觉并不可靠，映象一旦出现在眼前，你便无法排拒，非照单全收不可。这是任何团体和个人都无法抗拒的。在传媒学中有一个术语，称为“感觉遮断”。在“感觉遮断”环境下，人在听觉、视觉和感觉方面的活动被减少到最低限度。但是，如果封锁信息，用接近极限的状态把所有的资讯予以遮断，必将使社会心理产生孤独、不安和恐惧等异常的幻觉症状。人们在这种情况下就会更加强烈地渴望获得资讯。在这种情况下，你不管给他什么资讯，他都会立即、全部并且无条件地接受。在现代社会，人际需要沟通与交流，因而资讯就自然成为维系社会的最重要的因素。但在一些专制独裁的国家也往往采取“感觉遮断”的手法封闭新闻，以为这样就可以蒙住人民的耳目，殊不知这种做法会产生极其危险的后果。“无信息状态”固然可以把公众引入统治者预先设计的轨道，跟着舆论设计者盲目行动。但另一方面，公众在这种状况下又最容易受到暗示。一旦不利于统治者的资讯传入社会，公众就会如海绵吸水般地全盘接收，从而引发对当局极为不利的行为。
这就能解释为什么美国新闻署会有选择地播报一些新闻而舍弃另外一些新闻，或者只选择某个事件中的一部分对美国最有利的事实传播给西欧民众。另外，“感觉遮断”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苏联和东欧的听众为什么会如此渴望美国之音和自由广播电台的广播节目，因为甚至在1960年，（在苏联）收听外国广播是被当做“意识形态罪行”来进行惩罚的。在一段时期，权力当局试图阻止半导体带来的技术进步以切断听众的国际信息流量。这也能解释冷战期间美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的宣传为什么会奏效。
资讯分为三种类型：讯号型资讯、情绪型资讯和知识型资讯。在有组织的社会中，讯号型的资讯更带有“指令”的性质，成为维持团体组织或社会和国家的重要手段。这些指令型的讯号是维持社会秩序的必要手段，是传播媒介中不可缺少的。但若超越一定程度之后，则很可能会形成操纵或是诱导舆论，假定特定的权力使公众盲从。如果掌握了传播媒介之后，用伪信息诱导社会，将会给国家和社会带来无穷的灾难。如果资讯仅仅通过一个感觉器官传来时，譬如说只看报纸或只听广播，往往容易引起错觉或判断失误，因为光听或光看只能获得局部的印象。如果说眼睛和耳朵甚至鼻子同时接受资讯，就能彼此取得印证，真正鉴别出资讯的真伪。
这就是资讯的“两段相承的法则”。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把资讯广泛地传向社会，使人们产生初步印象，这是传播的第一个层次。小范围的直接的口头传播则是传播活动的第二个层次。任何咨询的传播都必须有这两个程序的密切配合，否则，传播的效果及其持久性都要被打折扣。而美国的心理战专家和宣传家们则深谙此道，将大规模宣传和公共外交甚至个人接触相结合，通过种种宣传和交流手段来影响西欧的目标人群。
公共外交也称为“公众外交”，指一国通过电视、电影、广播、书刊等传播媒介，以及通过个人之间与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或国与国之间的文化交流等国际活动，推行本国对外战略和政策，实现本国外交目标。公众外交强调国际事务处理是否得当直接影响着本国和世界人民。因此国际的沟通不仅要由政府机构实施，而且要发展个人之间、民间团体之间的交往。通过大众传播媒介（新闻报道、电视、广播、电影、磁带、录像等视听媒介）、通过出版与文化交流（期刊、外文图书、互派留学生、学者、艺术或体育代表团等）以及发展各国舆论界的关系来促进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增强国家的对外影响，树立国家的国际形象。“公众外交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它是增进各国之间的相互了解、促进国际谅解与合作的积极因素。各国由于地理的隔离，语言、文化、意识形态和发展水平的差异，仅通过外交机关之间的交往来沟通是不够的，况且影响范围也很小。大众传播媒介可以直接、公开地展开国际事态的发展，使亿万人知晓国际事务。第二，公众外交能够起到沟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桥梁作用，有利于建立在平等互利基础上的国际交流合作，有利于实现国家间政治关系的友好与长期目标。通过双边或多边的协定或合作计划，世界各国每年都程度不同地接待或派遣学者、教师、留学生、艺术代表团、举办文化展览、电影节、艺术节及友好活动月等。” 值得指出的是，在某种意义上美国是世界上最注重公共外交的国家之一，也许也是最早进行公共外交的国家之一。尤其是在冷战期间，美国大量利用公共外交来影响西欧对美国的态度和观点，利用人员交流使德国和其他西欧国家的民众了解美国的生活方式和美国的民主，从而改变这些人的观点，使其支持美国的政策目标，而且再利用这些人回国以后向自己的家人、朋友、亲戚、邻居等传播从美国带回去的信息。除此而外，美国还大量利用艺术节之类的活动增加西欧民众对美国文化的认同，宣传美国并不是欧洲人所认为的文化沙漠，从而为美国文化在西欧的传播奠定基础。
除了在西欧进行长期的心理战之外，美国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了更加系统更加有力的心理战活动。这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一些西方国家的政治家和评论家毫不掩饰地声称这是西方长期对这些国家进行广播宣传和电视宣传的结果。西方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领域渗透，最终目的是颠覆社会主义政权，把社会主义国家纳入资本主义体系。为了达到上述目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大加强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宣传攻势和相应的“投资”。通过控制媒体的宣传报道频率，增设新的电台和报刊等媒体的形式，扩大西方价值观念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诱导”这些国家的人民逐渐赞同资本主义。
美国历来十分重视大众传媒对社会主义国家进行思想渗透的作用。早在1950年，艾森豪威尔就说，“在宣传上花一个美元就等于在国防上花五个美元。”1977年卡特上台后，称美国之音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个关键性因素”。尼克松在1980年出版的《真正的战争》一书中说，“它们（指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我们的技术，需要同我们做生意，他们无法阻挡我们的无线电广播。当他们打开门伸手去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时，我们应竭尽全力把尽可能多的真理塞进门里去。”在《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尼克松宣称，“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如果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失利，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外援和文化交流都将毫无意义。”在此期间美国国会的一份文件称，“电台广播是足以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唯一手段。”在后冷战时代，美国是否会放弃这个得心应手的武器，答案可想而知。
正如曾担任美国文化关系司总咨询员的乔治·N.舒斯特所言，美国“文化活动的真正目的必须始终是宣传美国民主哲学”，宣传美国民主哲学的目的又在于实现所谓“美国世纪”。据舒斯特的解释，美国世纪将是这样一个年代，美国制度和基本哲学将不需要说明就显得很正确，以致所有具有健全推理能力的人都希望他们的国家也会有这种制度和哲学。因此，美国人民必须了解他们明显的命运，并且通过一种旨在说服别人的强有力的工作开始传播他在一个半世纪内所实现的真理。为了实现“美国世纪”，美国建立了一些宣传机构，美国新闻署及其所属“美国之音”都含有推行“美国世纪”的意图。同时，美国还在国外建立图书馆，向国外发行美国图书，交换学生计划等工作也在进一步扩大，其目的在于推行美国资产阶级民主制价值观念，进而实现世界社会的美国化。在大众交流和传媒技术高度发达的资讯社会，所有这一切交流手段都已经摒弃了明显的宣传色彩，发展得更加隐蔽，因此也更加强大，更加危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