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本当代文学“转轨”研究的专著自从洪子诚先生的《中国当代文学史》打破纪念碑式的文学史叙述方式，从中清理出一条“一体化”从实现到解体的线索以来，当代文学史研究的“问题意识”是越来越明显，对一些重要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深入了。而其中两本研究当代文学“转轨”的著作，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鲁郭茅巴老曹”在中国》（光明日报出版社，2004年1月版，以下简称《文化的转轨》）与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40-50年代作家研究》（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以下简称《转折的时代》），尤为值得注意。
这是两本不约而同地研究现代文学向当代文学过渡与转变的书，采取的也都是以个案分析反映思想史的普遍问题的研究策略，同时都选择了跨越现当代的作家作为自己的分析对象。但两人的着重点又有所不同。程光炜的《文化的转轨》，选择的是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这样六位在文学史中似有定评的“大师”级人物，并且以鲁迅辞世后“左翼文学”为自己文化理想的重新命名作为探讨问题的出发点。而贺桂梅的《转折的时代》，则主要选择了萧乾、沈从文、冯至、丁玲这样在大时代转折的十字路口，于矛盾中做出艰难选择的作家，观察他们与当代文学理念的冲突与融合。
与以往许多正史对当代文学（文化）史的诸多前提不加反思，简单把当代文学的开始描绘为国共两个区域两支队伍的“会师”不同，也与20世纪90年代一些著作强调权力机制与意识形态的压力，把当代文学描述为现代文学的“变形记”有别。《文化的转轨》与《转折的时代》重视的是“转轨”或“转折”过程的复杂性。这种“过程的复杂性”既体现在毛泽东、周恩来这样的政治家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文化策略的制定上，也反映在周扬“文化施工”的具体设计与巧妙“缝补”上，同时也与具体语境中具体作家认同与疏离的矛盾联系在一起。两本书通过文学史无法接纳的细节充分描述了这种过程的复杂性，不仅还原了通向“一体化”的矛盾与挣扎，而且带出了不少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很少触及的问题。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一体化”文学的出现，对当代中国作家而言，当然有被迫承受的一面，但也有主动认同的一面，是外因与内因交织塑造的产物。那么，众多作家自觉不自觉地脱胎换骨，告别自己习惯的认知方式和艺术风格，“是否显现了现代文学本身存在的一些问题”？“如果不满足于仅仅用‘当代文学依靠政治方式消灭现代文学’这样的解释，是否可以认为，由‘现代文学’转换至‘当代文学’也可以解释为‘当代文学’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现代文学’的悖论困境，或提供了比现代文学更能为当时作家（知识分子）接受的现代性想象方式？”
这个问题是他们深入研究鲁迅去世后许多的文学现象后提出来了，我认为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它既牵涉到贺桂梅所强调的思想史的大环境与具体的文学环境，以及更具体的文学想象方式、个人思想及生活的复杂关系，也牵涉到程光炜在“后记”中提出的整个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自我反思问题。此外，还可以带出一个研究20世纪中国文学的立场与尺度的问题：我们是立足于现代文学的标准与尺度来观照当代文学？还是立足于当代文学来看现代文学？还是可以寻找一个超越两者的视野与尺度？看来，通过这两本书，这个问题已经被提上议事日程。
2004年3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