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大学地处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始建于1636年，是美国第一所大学。不仅环境幽静典雅，还聚集了一大批最优秀的教师，是奥本海默向往已久的高等学府。
1922年秋天，一到哈佛，18岁的奥本海默就全身心投入到这个极具启发性的知识海洋里。
每学期他都选修6门主课，而一般的学生只按学校的要求选修5门。哈佛大学教学严格，要求标准之高在全美国的学校是出了名的。想获得高分非常困难，每学期5门的课程，一般的学生能获得B就是很不错的成绩了。很多学生为主课学习不堪重负。
而急切想获得更多知识的奥本海默在选修6门主课的同时，还旁听了其他4门他喜欢的课。在知识的海洋里，他就像一个贪婪的海盗，不停歇地掠夺知识财富。
奥本海默一个同班同学这样说道：“他在知识上掠夺了这个地方！”
他继续攻读文学，特别是法国作家的作品。同时也继续学习希腊文，在哈佛这段时间中的磨炼，使他已经十分精通这种语言了。
第二年，他决定主修化学，这时的他对未来的就业生涯规划仍没有明确的方向，只是朝着科学的大目标发展。
在以后他回忆道：“我还记得，当时和一群学长在讨论我是该主修化学，还是矿冶工程，因为我很向往矿冶工程师的那种生活。其中一位朋友顺口说：‘学化学吧！因为那样才有暑假！’”
有了这个幽默的“命令”，他就全心全力投入读书，很少参加课外活动。
他学习起来废寝忘食，每天早晨8时就比别人更早地进入实验室，只在午餐时才稍停片刻，啃一片“黑黄饼”，也就是平时我们常见的涂上花生酱和巧克力的夹心面包作为午餐。奥本海默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时间到图书馆进行一些科目的自学，因为课堂上老师讲课的速度他认为太慢了。
在一次全校举行的基础课会考中，他的数学分数和哲学分数遥遥领先，这引起了同学们的猜疑，大家怀疑他有作弊行为，因为他经常不来上这两门课。同学们还将此情况反映到学校的有关部门。
这在哈佛校园里引起了不小的风波。为验证奥本海默实际的知识水准到底如何，学校学术委员会特别组织了一次答辩会。结果在众目睽睽之下，奥本海默引经据典对答如流，征服了所有听众。
据认识他的同学们回忆，他在哈佛的3年中，从来没有陪一位姑娘出去玩过。也可能是从小上学就一直很优秀的缘故，他一直想保持在学校里领先的地位，所以比别人更疯狂地学习，但这也给有些神经质的他带来精神上很大的压力。
在最后半年，他发现了高等热力学这门课非常有趣。这门课当时是由著名的实验派物理学家珀西·布里奇曼讲授。这位教授在后来还获得过诺贝尔奖。
奥本海默第一次与布里奇曼相识，就深深地被这位教授所打动，这也使他第一次对物理学产生兴趣。这门科学触动了他心灵深处的哲学家气质。他感到物理学不像化学那样过分偏重于实用，而是偏重于基本理论。
他曾说过：“这是一门研究自然规律与秩序的学科，它探索物质和谐地存在与运动的根源。”
布里奇曼最吸引奥本海默的是他那种哲学式的敏锐求知精神。
奥本海默描述布里奇曼是一位“很棒的老师，从来不满足于现状，总是反复思考每个问题。他的方式就是深入探讨物理精髓的最好方法。他更是位人人都想投其门下而习之的老师”。
奥本海默在跟布里奇曼学习过一段时间之后，开始参加布里奇曼领导的科学研究工作，他不甘做个旁观者，决心投入其中。以至于哈佛毕业前，他请布里奇曼写了推荐函，申请到当时享誉欧洲的、物理学顶尖研究中心的英国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继续从事物理学方面的学习和研究。
他十分明白这并不容易，因为他从布里奇曼那里只学到一些入门知识，以他在哈佛的化学学位，绝对不足以说服任何一位欧洲顶尖大学的物理教授收他做研究生。
另外，在和实验派的布里奇曼做了一学期的物理研究后，他发现自己并不适合实验室的工作：他喜欢概念及理论，却对与仪器和实验器材为伍不感兴趣。
尽管有这些困难，他还是决定继续攻读物理，特别是新的一门叫做“量子力学”的学科。这门新知识已完全扭转了过去几百年以来的物理学理论。
奥本海默为这几年的刻苦学习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他经常有一种钻到牛角尖中而不能自拔的危险倾向，但正是这种精神，督促着他对问题的执著探讨。
在1925年夏天，刚刚过去3年，奥本海默就比别的同学提前一年，以最高荣誉的化学学士学位从化学系毕业。在学校的名单上，他是被选中的30名大学优等生荣誉学会成员之一。
在尚未确定剑桥大学的入学申请是否成功之前，奥本海默就在1925年9月离开纽约，起程前往英格兰。
在一星期的航程里，他拟了一封正式信函，上面说明他的学历，并表明他到剑桥深造的决心，他写道：“我计划在3年后，取得剑桥大学的物理学位。……我更希望能早日从事物理方面的研究。”
他自己很清楚做实验并不是他的专长，他相对地属于理论派，不过，他更清楚，要在剑桥出人头地，他就一定要进实验室才行。奥本海默到达英格兰时，对未来充满近乎天真的乐观态度，他以化学高才生的身份准备转行研究物理。
剑桥卡文迪什实验室，是当时国际上最著名的物理研究中心之一，也是全世界物理学领域内，富有天才的学生与研究人员，崇拜的“麦加圣地”。
1925年，这个研究室由欧内斯特·卢瑟福所领导，他个人可以称得上是20世纪最杰出的实验派物理学家，他在辐射方面的研究成就，还为他赢得了1908年的诺贝尔奖。
珀西·布里奇曼的推荐信并没能说服卢瑟福，让奥本海默成为卡文迪什实验室的一员。然而奥本海默自己仍毫不松懈地争取，在秋季班开课前，终于获得卢瑟福的同意。
在布里奇曼的推荐信中，除了奥本海默具有“十分惊人的领悟能力”，而且“他研究问题表现出在处理上高度的创造性”，他还提到了奥本海默的一个弱点，就是他性格上还不太成熟。他喜欢频繁地提问，来炫耀自己的博学，而且说话不太关注别人的感受，虽然他事后经常后悔。
奥本海默最不能容忍粗俗的语言或陈词滥调，如果他认为某人正在用这种方式讲话，他必定要打断别人的话并加以斥责。他的这种冒犯别人的习惯正好与他平时彬彬有礼的风度形成鲜明的对比。
前往哥廷根求学
奥本海默来到剑桥大学后，被分配在电子的发现者、1906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杰·汤普森门下，参与其所领导的一项实验计划。
69岁的汤普森是卡文迪什实验室前任领导人，也是此处年纪最长的一位科学家。当奥本海默得知将在他门下学习的时候，感到非常兴奋，他信心十足地认为自己肯定能在这里干出一番事业。
现任领导人卢瑟福是位外形魁伟、个性外向的新西兰人，在个性及家庭背景上，可以说和奥本海默是截然不同。年轻时他就得帮家里管理羊群。他所就读的学校，都是根本无法提供新课程及科学实验器材的二流学校。
尽管如此，卢瑟福在1885年满怀雄心壮志地抵达英国剑桥大学。他的特长在实验上，凭借实验，他发现了许多原子方面的理论，来证明或反驳旧理论。
1925年，当奥本海默抵达英国时，一些著名欧洲的物理学家，如爱因斯坦、维尔纳·海森堡、尼尔斯·玻尔以及其他科学家所提出的理论，再加上卢瑟福这群实验派物理学家的发现，揭开了人类对原子知识探求的新纪元。
原子不再被视为固体，而是个被极度压缩的能量场，就像是充满电磁能的小飓风。相同的物质则是近乎空旷，偶尔点缀着原子这种能量场的空间。
原子本身不是整块、不可击破的物体，而是有能量充斥其间，整个能量互相关联，却又不时相离。科学家们将原子中各部分强迫分离，研究其结构及运动规律。
奥本海默能在1925年来到欧洲攻读物理是件十分幸运的事。但同时在剑桥研究物理也让他度过了一段沮丧的时光。
他在实验室的具体任务是制作用于研究电子穿透能力的极薄金箔。但是，令他懊恼的是，他发现自己根本做不好这件事。而且他觉得这件事简单重复，既枯燥又单调，似乎永远也搞不完。
唯一令他感兴趣的是汤普森和卢瑟福在实验室讨论量子理论。这强烈地吸引着奥本海默，他急切地想一下子接触到量子物理的最前沿。理想和现实的巨大反差让他终日躁动不安。
与此同时，他第一次接触到创造性的物理学本质问题，从而在理论学习方面也遇到了困难。他在哈佛主攻的是化学，缺乏物理学与相应的数学基础，因此心理上承受着巨大的压力。
另外，卡文迪什实验室从事的主要是实验物理，奥本海默也因此吃尽了苦头，因为他并不擅长做实验，在实验方面表现得非常差，以至于后来他几乎成了实验室里“多余的人”。
他发现自己的工作形同虚设，于是他开始花时间参加各种各样的研讨会，阅读大量的物理学杂志。他认为在实验室为数不多的好处之一是能经常遇到许多著名的物理学家。
“我见到了非常喜欢的布莱克特。”他跟朋友说。帕特里克·布莱克特是一位对社会主义政治了解颇深的英国绅士，在3年前就完成了在剑桥的物理学业，后来也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不久，布莱克特就成了奥本海默专业上的导师。
但是，布莱克特作为一个实验派物理学家总是强迫奥本海默做他一些不擅长的实验工作，这导致他们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糟，使奥本海默心理上的压力更加不堪重负。
他的孤独感，思乡病，以及对自己弱点的察觉和自责，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使他陷入绝望的境地。在当年圣诞节时，他的朋友们几乎认为他可能要自杀了。
他自己也叙述过这一情况，他记得非常清楚，当时如何在假日到布列塔尼海边漫步，行走在冬季荒凉的海岸上，“真想跳进海里结束自己的生命”。
他在给哈佛时期的同学弗朗西斯·弗格森的信上抱怨道：“这里的日子很糟，实验工作十分无聊，我对那也不在行。我觉得自己根本没有学到什么！”
他自己曾经描述过当时的窘态：他站在黑板面前，手上拿着粉笔，一小时又一小时地苦思冥想，等待灵感的出现。
直到他自己从幻梦中惊醒时，才发现一整天已在这种沉思中悄悄地过去了。
另外有几次，他任凭时间一分钟一分钟地过去，自言自语地对着黑板说： “这问题的关键是……关键是……关键是……”
他在学业上从未失败过，但这些既烦琐又深奥的研究，让他充满着忧虑及恐惧。他在写给他的老师赫伯·史密斯的信上，甚至也提到“他想自杀”。
不甘落于人后的奥本海默下决心加倍用功，往往在实验室里忙了一整天下来还挑灯夜读，但效果并不十分明显。用他自己的说法是“做了很多没有意义的事”。
一个朋友说他那时“从事大量的工作、阅读和讨论，但显然怀有巨大的不安和惊恐”。
1926年初，丹麦物理学家尼尔斯·玻尔来剑桥探望老师卢瑟福，同时与奥本海默进行了交谈。
玻尔于1913年在普朗克“量子假说”和卢瑟福原子行星模型的基础上，提出了氢原子结构和氢光谱的初步理论。
稍后又提出了“对应原理”。对“量子论”和“量子力学”的建立起到了重要作用。在原子核反映理论和解释重核裂变现象等方面，也有重要贡献。
他在1922年获得了诺贝尔物理学奖。
玻尔在理论物理方面的成就，像是给奥本海默打了一针强心剂，让他看到了一丝曙光。
在这同时，他也开始主动去看心理医生，来解决他在情绪上的困扰。经医生诊断，他患有“早发性痴呆”，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精神分裂”，诱因可能是长期的紧张学习或身体健康方面的原因。
奥本海默的情况并不乐观，因为在那个时代，精神分裂是无药可救的疾病。
奥本海默的父母一听到这消息，立刻赶到英格兰。在复活节这段假期，在医生的建议下，他们说服儿子与3位剑桥的同学一起前往地中海科西嘉岛度假。
1926年3月的这次度假，对奥本海默来说有了非同寻常的效果，似乎一下把他从痛苦的深渊里解救了出来。10多天后从科西嘉岛回到剑桥的奥本海默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成熟了许多。“我觉得自己变得更宽容更平和了……”
这次科西嘉岛之行到底发生了什么？奥本海默和他的朋友们一直守口如瓶，奥本海默只是说，是爱，是爱改变了他。
据说在科西嘉岛上，奥本海默遇到一位年轻女子，这段恋情对他十分重要且神圣，他在日后从未再提及，只是说：“这不只是段恋情而已，这是真爱！”
但无论发生了什么，奥本海默最终从彷徨中走了出来。
他回到剑桥后，同玻尔的又一次长谈使他找到了努力的方向。随后的学习和研究也取得了一些进展。此时，又有一件事使奥本海默的人生出现了重大转机。
春天再晚些时候，剑桥大学组织来自美国的物理系学生去莱顿大学进行为期一周的参观访问。奥本海默也一同前往，在那里他结识了几个德国物理学家。其中包括马克斯·波恩，德国哥廷根大学物理研究所的主任。
“那简直是太美好了，”他回忆道，“我感到冬天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可能被英国的风俗给严重化了。”
波恩对奥本海默很感兴趣，可能是因为他对几篇最近发表的物理学论文提出质疑的缘故。“他跟我很像，”波恩说，“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很有天赋的人。”
过了一段时间，波恩向奥本海默发出了邀请，让他到哥廷根大学继续学习深造。奥本海默同意了。年轻的奥本海默在剑桥的努力就此终结了。
在剑桥，他至少真正地了解了物理学上一些全新的观念，这些观念在美国都只是刚引入而已。
研究理论物理
1926年夏末，奥本海默乘火车来到德国的哥廷根，这是物理学重镇。这时的奥本海默与一年前相比精神更好，也成熟了很多。
当时哥廷根大学和剑桥一样也是欧洲主要物理研究中心之一。但剑桥有实验工作的传统，而哥廷根则主要是理论研究中心。
奥本海默回忆道：
当我决定到哥廷根去时，我对自己的各方面都感到担心。但我心里明白，如果有可能的话，我最好从事理论物理工作……我对于能摆脱实验室工作感到非常高兴。
我在实验室里从来就做不好工作；别人对我不满意，我自己也不感兴趣；我感到这些事只是别人强迫我去做的。
他的这次转移实在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当他到达哥廷根后，他发现自己处在一大群优秀的科学家中间。他们的研究成果像磁石一样吸引着年轻的奥本海默。
在此之前10多年间，波恩所提出的原子结构理论几乎统治了整个物质结构研究领域。而且仅仅在一年之前，哥廷根的一位教授詹姆士·弗兰克，由于参与了用实验验证波恩理论的工作成就而分享了诺贝尔奖金。
1926年，波恩提出了有关量子及稳定状态的观念，是物理学上的新学派。这一学派的“量子物理”是当时哥廷根大学的主流，奥本海默更是迫不及待地想完全吸收。
奥本海默在哥廷根大学的指导老师是有名的物理学家马克斯·波恩，他后来也获得了诺贝尔奖。
事实上，哥廷根大学这时的研究人员有好几位之后都获得了诺贝尔奖，如沃尔夫刚·泡利、维尔纳·海森堡及恩里科·费米等人。奥本海默在哥廷根这段时间，不仅见过他们，而且与之共事过。
奥本海默在写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
我想你会喜欢上哥廷根的。这里的科学研究比剑桥好得多，整体而言，这里可能是能找到的最好的大学了。
当奥本海默还在剑桥时，他已经在“量子力学”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他刚从科西嘉岛回到英国，剑桥哲学学会的学报就发表了他的两篇涉及量子力学若干方面问题的论文，这使他大为振奋，增强了自信心。
奥本海默的名声先于他本人到达了哥廷根，因此当他一到，就被当做是一位已有名望的学者，立即应邀参加在每周举行的师生研究讨论会。
不仅如此，他还发现，在这种新课题领域内，教授与学生相互学习。这正是像他这种思想敏锐的美国人的理想工作环境，他很快就加入其中。
他一开始就毫无拘束地参加讨论，几乎吸引了每个到会者的注意力，但随后当他滔滔不绝地似乎要独占讲坛时，奥本海默就又成了众矢之的。
正像过去曾经发生过的情况那样，听众认为他在故意炫耀自己，显示个人的才华。最后他的同事不得不向教授递交了一份呼吁书，请求教授对这位“神童”的高谈阔论加以某种限制。
他确实是“神童”， 在学校里，奥本海默比他们中多数人都更年轻，他才22岁，而且看上去还显得更小些。
同时，他又是美国人，十分富有，并且从不掩饰这一事实。他不仅衣着得体，而且出手十分阔绰。其他学生花钱买书往往感到困难时，奥本海默则所要的书籍应有尽有，而且有些书还是书店专门为他装订的。
他的这种与众不同的举止自然成了别人议论的话题。在他与一些同学寄宿的小楼里，奥本海默在餐厅里彬彬有礼的风度，以及他出众的高雅举止，使其他同学犹如没有教养的粗鲁人。
他们还发现，每当奥本海默认为他们的谈话太庸俗时，他就会不客气地突然打断旁人的发言。看来他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愚蠢与虚伪的言辞，此时的他，又恢复了以前特有的骄傲。
一位美国同学爱德华·康登指出：“问题在于他的思想过于敏捷，他老是把对手置于不利地位。而且，该死的是，他往往是站在正确的一方，或者至少是相当地正确。”
人们还议论奥本海默爱用势利的眼光看待别人的聪明才智，因为他只在他认为智力上与自己相当或高于自己的人中间选择挚友。
他所结交的朋友之一保罗·狄拉克，仅仅在10年之后就获得了诺贝尔奖。他们经常待在一起，全部时间几乎都用来讨论物理问题。
狄拉克实在难以理解奥本海默为什么对天主教有那样浓厚的兴趣。奥本海默和另外两个同学花了许多时间攻读但丁的原著，而且为此不惜刻苦学习意大利文。他还尝试写诗，这在狄拉克看来正是奥本海默思想中缺乏明确目的性的表现。
据说狄拉克有一次问奥本海默：“你怎样可能同时做这两件事，写诗与研究物理呢？这两样东西实在差别太大了。物理学的目的是向人们揭示过去无人知道的新事物，而诗则恰恰相反。”
虽然并非人人都同意狄拉克的这种见解，但这段话正好说明了奥本海默研究物理学有自己独特的方式。
由于他过去所受教育的基础广泛，他选定自己专业方向的时间又较晚，因此他除对科学的爱好之外，还保留着对许多非专业领域的兴趣。
这就使他有可能在物理学所开辟的技术应用前景中，找到更为广泛的综合利用途径。后来，他对待科学的这种哲学式的观点，对于他的学生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不久，物理系主任波恩开始指导奥本海默并与其一起开展研究工作。海森堡、威格纳、泡利、费米等知名物理学家都得到过波恩的培养和指导。他在1924年首创了“量子力学”这个词。
在学生眼里，波恩是个坚持和平主义的犹太人，也是个非常有耐心的老师，对于一个像奥本海默那样性格的年轻学生来说，他是个理想的导师。奥本海默在写给哈佛大学物理学教授埃德温·肯布尔的信中对他们的工作做了概括：
几乎所有的物理学家都在研究量子力学……我研究有关非周期现象的量子理论已经有一段时间。
我和波恩教授研究的另一个问题是原子核周围α粒子的运动方向规律。我们在这方面还没有多大进展，但我想马上会有的。
1927年春天，奥本海默以海森堡在“量子力学”上的发现为基础做研究，其中对用“量子论”去解释“分子何以成为分子”产生了兴趣，并在很短时间内就找到了解决问题的方法，他把结果告诉波恩时，波恩既吃惊又高兴，随即合作写成了一篇名为《关于分子的量子论》的论文。这篇论文为高能物理学在此后70年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肯布尔教授的印象很深，在哥廷根待了几个月后，他以前的这个学生似乎沉浸在了揭示量子力学秘密的喜悦之中。
总之，奥本海默的能力终于在理论物理方面爆发了。在1926年至1929年他离开欧洲前，总共在量子力学方面发表了16篇论文。
他的论文充满了艰深的数学理论，除了物理学家外一般人难以了解。他利用量子物理的观念，来深入探讨有关原子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电子的旋转。
电子在围绕原子核运转的同时，本身也有自转，就如同地球在绕太阳公转外，也自转一样。这个电子自转的观念，也帮助科学家解答了有关原子内部结合的问题。
1927年，奥本海默获得哥廷根大学名誉博士学位，他的博士论文是发表在物理界具有权威性的《物理杂志》上。他与他的导师一起建立了“分子量子”理论，从而奠定了在理论物理界的地位。
6月，埃德温·肯布尔在哥廷根访问，不久之后就给同事写信说：
在哈佛大学时，我们就发现他很有才华，而他现在正变得越加才华横溢。他工作完成得很快，而且同在这里的一大批年轻数学物理学家相比毫不逊色。
对于这个阶段，奥本海默在成为著名科学家后说道：“就像在隧道里爬山一样，你根本不知道是否会爬出山谷，或者是否会爬出隧道。”
虽然当时奥本海默非常出色，但对于那时的科学成就来说，他更多是见证者，而不是参与者，然而，他依旧表明了自己拥有使物理成为终生奋斗方向的才智和决心。
一次失败的恋爱
在哥廷根工作期间，奥本海默结识了一位在他以后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的姑娘。
她叫夏洛蒂·里芬斯塔尔，德国人，是他物理系的同学。据夏洛蒂回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由汉堡返回哥廷根的火车上。
当时，他们这批学生参加完讨论会后乘火车回学校。学生们的行李都集中堆放在月台上。在一大堆破旧的箱子与背包中间，夏洛蒂发现有一个全新的猪皮旅行箱。
“多漂亮啊，”她指着那个泛着黄褐色光泽的旅行箱说，“这个旅行箱是谁的？”
“除了奥本海默还能是谁的！”一位教授有些嫉妒地说。
在回程的火车上，夏洛蒂让人指给她看谁是奥本海默。随后，在他身边坐了下来，当时他正在看安德烈·基德写的小说。
他们开始了谈话，令奥本海默惊讶的是，这个女同学不仅读过基德的作品，而且还讲得头头是道。快到站时，夏洛蒂随意地提到了那个她很喜欢的漂亮的旅行箱。奥本海默似乎犹豫了一下，但什么话也没说。
有一个众所周知的奥本海默的癖性，凡是有人赞赏他的某一件物品，他一定要找一个借口将它赠送给这个人。
果然，当她要离开哥廷根时，奥本海默直接去找她并且把旅行箱赠送给了她。 那一年，奥本海默按照旧的传统方式，正式向夏洛蒂求爱。
同学们都记得他是如何地围着她转，体会她最微妙的暗示，满足她的一切要求。但尽管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有这样愉快的经历，他最后还是对德国发生了一种复杂的矛盾感情。
他认为：
虽然这个国家十分富有，并显得对我十分温暖与有益，但这些都受到一种令人难堪的德国情调包围——痛苦、沉闷以及据我看来还带有不满与愤怒的情绪；这些情绪交织在一起，将会导致一场大灾难。我个人深深感觉到这一点。
在哥廷根的学习进入尾声时，奥本海默明显地表现出思念家乡的情绪。他无意中谈到德国时，口气就像个土生土长的美国人。正是他的这种美国优越感激怒了一些同学。
“按照他的说法，似乎美国的月亮也比德国的圆。”有一位同学这样评论他。
1927年春天，由于奥本海默忘了以学生的身份进行开学注册，引起了一场风波，他失去了取得博士学位的正式资格。后来大学当局给予他一个名誉博士学位，这年7月奥本海默起程返美。两个月之后，夏洛蒂也来到美国，她在美国最有名的瓦萨女子学院获得了一个职位。
1927年9月的一天，奥本海默到码头上迎接她和另外两位在哥廷根时的学友。其中一位是荷兰人塞缪尔·高德斯密特，据他回忆：
我们都得到了奥本海默的殷勤款待，但实际上都是沾了夏洛蒂的光。他派了一辆大型高级轿车来接我们，送到市中心区由他亲自选定的格林威治村高级旅馆。然后又陪同我们到乔治亲王大旅馆的餐厅吃晚餐，并向我们介绍美国的特殊风味如青玉米等。
这样豪华的饭店我过去从来没有进去过，在这以后也再没有进去过。我们在就餐时俯视着灯火辉煌的曼哈顿区。这种情景真使我终生难忘！
高德斯密特和其他同学还有后续的旅程，而夏洛蒂则留在纽约。奥本海默用最奢侈的方式接待她。奥本海默带她到最豪华的旅馆和饭店享受，然后带她到河滨大道的公寓去会见他的父母。
这一对年轻的恋人显然曾经考虑过结婚的问题，但夏洛蒂在纽约停留的这段时间，她发现奥本海默不够成熟。她在奥本海默家里亲眼看见他的父母如何娇宠他。
她又发现奥本海默过于自我保护，根本不愿向她谈论过去。他非常尊重和爱他的母亲，不允许别人对他有任何的不敬，哪怕纯粹是无意的冒犯。
夏洛蒂开始疏远奥本海默，加上她要在瓦萨任教，而奥本海默接受的奖学金也迫使他只能待在哈佛大学。因此，他们之间保持了一年多的亲密关系逐渐冷淡了下来。
最终，夏洛蒂于1931年和奥本海默在哥廷根时的一个同学结了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