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朝君的名字在宁夏的文学界早已耳闻，她是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末宁夏文坛的回族女作家和评论家。迄今已出版三本专著《爱我所爱》《记忆中的绿叶》《当代宁夏作家论》。那时我还在西海固一个偏远的乡镇工作，为了排遣单调乏味的业余生活，乡镇的文化站就成了我经常光顾的地方，在那里，总能借到《朔方》这样一本纯文学杂志，时不时就会看到她发表在上面的散文和评论。真正认识丁朝君，那还是2006年深秋，她看到拙著《不可碰触的年华》后，写给我一封信。她说：“《不可碰触的年华》很好，我在秋夜里阅读，感到心灵之舒畅，思绪之飞扬。文人以文会友，故而，用这种原始的手法与你晤谈……文学是寂寞者的事业，诚然如此，但千万不要因为文学而将自己铸就成苦行僧……希望你在快乐中行文，在排遣中码字，在与白纸交流的喜悦中创作，那才是阳春白雪的精神享受。”这些话至今让我记忆犹新。后来，随着阅读的深入和对她创作的关注，让我感受到“在感悟中把握生命”的丁朝君散文创作的人性之美、人情之美和人爱之美。她发表的一系列散文作品（后来大多收录于《爱我所爱》一书之中），有对个人乃至某些群体不同遭遇和命运进行的省思，有对故人挚友的缅怀感恩，有触景生情、咏物抒怀的佳作……这些作品，大多写得意蕴缱绻，文采飞扬，情感细腻，直指人心，很深情，很唯美，很忧伤，在艺术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审美意蕴，构成了她散文艺术清新隽永、优美苍凉、意境深邃、细腻感人的审美风格。关于她的散文创作，在段怀颖先生、赵慧教授、老作家吴淮生等多人的评论中均有详细的论述，故而不再多言。下面主要谈谈她的文学评论。
我们都知道，创作与评论作为文学发展的两翼，缺一不可。二者是属于不同的思维方式，不同的审美特点的。创作面对的是生活的馈赠。它是通过概括和表现生活来体现作家的主体审美意识。而评论则是艺术的馈赠，它以作品为依托，并参照生活的规律来评价、衡测作家的劳动价值与意义，它既是作用于读者，又是作用于作家的。对读者来说，评论能带领读者走进作家创造的艺术世界，帮助其领略作品独特的内蕴，烛察人物心灵的韵致，发掘作品的弦外之音，使作品为广大读者所接受、所理解。而对作家来说，评论不仅要充分肯定作家认识生活、概括生活的价值与意义，还要通过对具体的作家作品进行科学的、有说服力的分析评价，指出其思想和艺术方面的高下成败、得失优劣，从而帮助作者总结创作经验，扬长避短，或端正其创作思想，或弥补其艺术欠缺，或提出完善其作品的意见，促使作家创作水平的提高。与此同时，文学批评通过对具体作品的分析评价而涉及广泛的文学现象时，会影响一个时期甚至一代文学的发展动向。进步的、科学的文学批评能促成进步文学的繁荣兴旺。
然而，当下的现实是文学研究与评论工作一向是说起来重要，但实际上却往往不被重视。在这种境况下，能够做出成绩的，无不是坚持不懈、持之以恒、淡泊名利、忠于文学事业的执着者。文学评论家丁朝君就是这样的人。她与文学结缘已经走过了几十年的历程。在这半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中，她经受过风雨，遭遇过泥泞，也感受到阳光明媚的快乐，品味过成功的喜悦，接受过荣耀的鲜花，在宁夏的文苑里放射出馥郁的幽香。然而，得来容易却艰辛。这首先得力于她对生活的热爱，对文学的挚爱以及她的坚守、坚持、坚韧。四十多年前，因为厄运的到来，很小的她不得不离开家，来到毛乌苏沙漠边的盐池县一个乡村当了一位小学教员，生活不便，条件艰苦，使她懵然无备地接受了命运的挑战，走过了一段风雨兼程的泥泞之路。然而，失意的人生可以使人沉沦，也可以让人奋进，她选择了后者。出于对文学宗教般的虔诚和殉道般的热爱，在孤独寂寞中，她拿起了手中的笔，靠文字来温暖自己的生命旅程，从此，走上了一条坎坷的文学之路，矢志不渝并无怨无悔。在她的人生履历中，我们清楚地看到，正是由于参悟了苦难，路尚过了艰难的沟沟坎坎，丁朝君对人生、对现实生活便有了真知灼见，这样，她笔下的文章，便有了厚重和力度，这是生活给予她的馈赠。
丁朝君非常欣赏著名评论家雷达先生说过的一句话：“在某种意义上，孤独和封闭有助于极端化的创作个性的蓄势，那么，对于当代文学批评而言，孤独和封闭只能带来大量滞后因素。”因此，她认为文学评论者必须要有与作家广阔的交往空间和交流平台。评论者如果不与作家比肩并立，就不能对作家的劳动进行探幽烛隐，品鉴入微。基于如此的认识，她认为处于作家和读者中介环节的评论者，既是作家的挚友，又是读者的文学导游和知音。既要对作家负责，也要对读者负责。评论者只有在尊重作家和读者的基础上，才能以自己的良知对作家之作品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因此，她的研究和评论从来都是认真地研读原作，绝不“跟着感觉走”，也不玩弄新潮的学术语言游戏，用一些云山雾罩般的套语为作家作品打造不合尺寸的“桂冠”，以显示自己的莫测高深。她更不愿意看着作家的眼色为文，当作家变相的传声筒或高级广告。如果这样做，在她看来不仅是评论者人格的贬值，也亵渎了文学评论的高洁与尊严。
德国作家黑塞是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在谈到文学作品阅读时，强调“必须走一条爱之路”。而丁朝君的文学评论与研究也很注重这种情感的选择。她在评论、研究作家的作品时，一般是选择那些能使自己发生阅读冲动的作品为切入点，将触动心弦的人物、事件、细节，予以发掘与阐释，精微入理，融情于理，或褒或贬，都注入她的生活经验、审美情趣，甚至有时是“借他人之酒杯，浇自己心中之块垒”。这种评论观有可能与作家的主观意图相左，但她认为：评论是对作品的再创造和对生活的再评价，如果不渗透评论者的人生理念、审美意旨，也就显示不出评论者的个性和评论的价值，这也是丁朝君文学评论所坚守的基本原则。
丁朝君的文学评论作品集中在她出版的《爱我所爱——文苑探幽》《当代宁夏作家论》两本著作之中，这两本书，几乎囊括了宁夏绝大多数有创作实绩的百位作家。她的评论之所以为宁夏文学界所重视，主要源于她坚实的文艺理论功底和有说服力的批评文字。“一个批评者如果没有良好的知识积累和理论积累，没有优异的学术修养，没有基本的文学审美能力，他就不会真正走进文学，就不会真正理解作家和文本，就不会完成真正的审美判断和审美阐释。”当然，作为评论家的丁朝君比谁都更加懂得此中的道理。她在不断强化自身理论素养的同时，她的文学研究也很注意理论与实践相吻合，相统一。在进行理论论证时，常常是借助于精湛、简短的理论来搭桥引路，重点放在具体文本的分析上。她的文学评论每一篇中都能从马列主义文艺理论和其他一些文论大家的经典中找到批评的支点，然后再用这种理论去检视、辨识、评价和比较文学现象或作家作品，这就将作家作品的分析置于理论的框架之中，使之持之有据，言之成理，从而使得许多分析评鉴做到恰如其分，精辟而周至，让你不得不佩服她深厚的理论学养和敏锐的洞察力以及精到准确、干净利索的表达。
在《严峻的真实与悲剧的雄浑——评海容的小说集〈远山〉》一文中，对《远山》这部社会问题小说集中所展示的人性之恶剖析可谓入木三分。为什么邪恶在我们这块沉重古老的土地上竟有如此大的力量？“这应归罪于欲念。‘欲念是一种膨胀的感情，像灵魂中不可救药的癌症一样，扼杀了其他一切情感。’确实如此，欲念在某种程度上使恶成为一种力量。在善与恶的斗争中善总是处于防御被动挨打的地位，而恶却总是在制造矛盾挑起矛盾然后再控制和利用矛盾的进攻地位，这就在善与恶的角逐中形成了一个怪圈。”这段精辟的论述把小说中关于社会问题的根源揭示得一清二楚。丁朝君说，生活是一部流动的大书，小说则是作家的读书札记。她通过对《流逝的荒原》的深入分析，揭示了人性的多重性与悲剧性，表现了人“不能凭自己的主观意志去操纵大自然的悲凉。引申到生命本原的无可奈何。”在此文中，丁朝君有一番如此感慨与思考：“人以哭声宣告了自己的诞生，经过几十年或长或短的岁月之后又在亲人友人悲戚的哭声中走向死亡。生命，不过是由生到死的一个过程而已。这生命始终两端却‘不谋而合’的都是哭声！死亡时亲友的哭声并不费解，而诞生时的哭声难道不可以理解为不愿意降生于人间的声声抗议吗？”卡夫卡说：“艺术向来都是要投入整个身心的事情，因此，艺术归根结底是悲剧性的。”文学如此，生活何尝不是如此？我们的人生何尝不是如此？
《人性的另一面——丑恶与荒谬在宁夏作家作品中的表现》是丁朝君很有见地的一篇获奖论文。她开篇写道，“文学是人学”这句至理名言无疑揭示文学的使命就是研究人。她用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一文中提出的“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为她下面对几位宁夏作家作品的批评定调。作为复杂多元的人性，真善美与假恶丑有时相互交织，构成了复杂多面的人生状态，即我们所说的双面人或多面人，也即人格分裂的人。当然，人性之中所呈现的丑恶与荒谬无疑也是社会关系作用的产物。丁朝君把20世纪80年代宁夏文坛上的三巨头“两张一戈”（张贤亮、张武、戈悟觉）在那个时期集中发表的一些小说进行了认真梳理和研读，从文学史的意义上肯定了作家作品中所表现的丑恶与荒谬的文学意义和审美价值。
80年代，以张贤亮为代表的一代作家，在思想解禁之后呈现出高昂的创作姿态，以井喷之势发表了大量引起全国文坛瞩目的作品，成为那个时期文化反省的先导之一。有研究者把他们的小说归结为“伤痕”，有的归结为“反思”，各有各的视角，各有各的理由，丁朝君则是从社会历史条件与人文生态环境对人性的异化切入，分析了丑恶与荒谬的人性逻辑在作品中的表现，分析了作家们在开掘人性深度上所作的努力和所取得的成绩。论据充分，分析透彻，角度新，有见地。
她对张贤亮《邢老汉和狗的故事》中作恶多端的“打手”的分析，《土牢情话》中刘俊狰狞面目的剖析，对戈悟觉小说《今天、昨天、还有明天》中白云生蜕变轨迹的探析，对张武笔下“笑眯眯的恶”的代表行政处长何广源趋炎附势、顺风转舵的虚伪嘴脸的探析，等等，揭示了丑恶荒谬存在的社会原因。丁朝君借用高尔基的话指出了作品揭示丑恶荒谬的现实意义：“回忆起野蛮的俄罗斯生活中那些铅样沉重的丑事，我时时问自己：值得讲这些吗？每一次我都重新怀着信心回答自己，‘值得’。因为这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丑恶的真实，它直到今天还没有被消灭，这是一种要想从人的记忆、从灵魂、从一切沉重的可耻的生活中连根拔掉就必须从根儿了解真实。”她在文章中引用著名美学家李泽厚的话揭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灵魂异化的政治根源。她写道：存在决定意识，在那个荒谬的颠倒黑白的时代，人们特别是知识分子的精神世界悲哀地充满了原罪感。“从50年代初的大学校里的思想改造运动，到60年代后期知识分子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白发苍苍的老教授到刚走上社会的大学生，都自感有罪，自惭形秽，于是忠诚地下乡锻炼，改造，以致畸形到承认知识分子是罪恶，大粪有香味……连中枢神经感知也被改造了。这种思想改造的重要特征恰恰在于它是自愿的，真心实意的、无比忠诚的。反衬到文艺领域，第五代知识者在这种强大的思想改造面前，便完全消失了自己。他们只有两件事可干，一是歌颂，二是忏悔。”“‘我所属的阶级覆灭了，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你瞧，‘原罪感’使章永璘荒谬地默认了反动的欺人的血统论，从而异常尖刻地完成了自我审判，并将那场运动对他的处置和批判也心悦诚服地认可了。”
丁朝君指出，政治气候、社会环境对人性善的弘扬或对人性恶的滋生起到至关重要乃至是致命的作用！令人窒息的极左路线只能成为培植丑恶的社会温床。作家们力图找到造成丑恶与荒谬的内在机制，他们犀利地揭示恰恰展露了传统的封建意识和极左路线巧妙的结合是那段浩劫历史的社会机制。所以怯懦、软弱、麻木为核心的国民性则是它的心理机制。揭示之深刻，分析之透彻，可见一斑。最后她指出：“文学一旦失去了人道主义和人性美的本质，就会丧失其感人的力量。只有恢复人道与人性，文学才可能获得无穷的活力和感染力，才能走向世界。”这是她多年研究文学的感悟所得，也是她文学批评所持的基本态度和观点。
搞文学评论和研究要有敏锐的艺术感觉。这种艺术感觉就是一种善于捕捉、筛选、概括、判断的审美感知和理性的判断力，即悟性。丁朝君的艺术感觉是敏锐的，她对作家作品的分析体现了她的悟性。她善于从司空见惯的生活细节或情节中发掘出事物的本质来，这是她文学评论的特点之一。譬如她在分析“人性扭曲、人被异化”的社会根源时，选择了我区青年作家季栋梁发表于《朔方》的小说《我叫杂种》进行解读。在具体分析时，她首先分析了村里的一个卑琐的小人物庚子的心灵蜕变过程。“俗话说‘人活脸、树活皮、墙活一层泥’，而他庚子，却活得没有脸面，没有尊严。村里的老老少少不叫他庚子，却用蔑视的眼光，幸灾乐祸的口吻叫他‘杂种’。当他终于明白了这一称呼的真正含义后，他愤慨了，他憎恨了，于是他大吼一声‘谁是我爹？’。”“从复仇者深层心理的破译中，我们听到近似窒息的求生呼喊，这是一个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孤独、可怜的灵魂在环境挤压之下的求助的呼喊。然而，他失望了，没有温暖的目光投向他，没有援助的手伸向他，没有友谊没有阳光，只有冷酷的、嘲弄的、幸灾乐祸的眼神，这激起了他心灵的扭曲，在极度的冷蔑中他被异化了，他用仇恨、凶残、冷峻的心态看这个世界。”“季栋梁用群体的沉默对应个体的嚣张，用群体的麻木反衬个人的毒辣，用散沙一样的逆来顺受衬托出淫威、凶残。”这些分析都十分准确到位。中国是讲“仁义”讲“恕道”的国度，为何有这么多残忍、野蛮、愚昧？丁朝君给我们给出的答案是：“历久的苦难磨钝了人们的情感与神经，不合理的****时代对人的压抑、束缚导致了病态群体的产生。从而状写时代，揭示出政治运动是制造大批病态人生的温床。历史在前行的路上阴差阳错、走入了迷阵，导致了民族群体素质的下降。没有一个人性健康发展的文化环境，才致使悲剧、闹剧绵绵不绝。”“**********”给中国人的惨重创伤是笔墨书之不尽的，具体到季栋梁笔下的三个小人物皆为晦暗心理的人，苦难煎熬之中麻木的村民们为我们凸现了贫瘠环境里挣扎的人生况味，从而品味那场苦难的忧愤深广程度。”在这样的寻根探源、细致入微的分析中，把小说中三个处于相同社会背景下的“卑琐小人物”异化的人格与扭曲的心态揭示得入木三分。丁朝君所选取的分析对象很典型，很有说服力，能够精细和突出地表现出“复仇”作品中广阔的社会背景，以及人性异化的深层历史、社会、文化根源，表现了评论家的才华，得出的结论令人信服。
文学研究与评论的本质是什么，也许各个评论家各有各的说法，笔者以为真正的文学研究与评论，就是将作家创作的艺术整体分解开来，进行宏观地把握和微观地探察，依照评论家的主观认识和客观分析进行概括综合。形成体现评论家审美意识的新的艺术架构。其间最为重要的是评论家要能在作品与时代的坐标系中探索出自己的审美意识轨迹，为作家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和满足读者的审美期待。
以审美意味的历史观来评论、研究作家、作品的美学价值，是丁朝君文学研究与评论的又一显著特色。在我读到的她的评论作品中，我发现丁朝君从来不写大批判之类的文章，也不写争鸣或商榷性的文章。凡是纳入她研究视野的作家或作品，她都以审美意味的历史观为基点，从艺术本体出发，注重探讨作家或作品的艺术个性、美学追求。譬如在她的《塞上文苑熠熠生辉——宁夏十年小说简议》中，论及新时期宁夏小说创作，她从张贤亮、戈悟觉、张武、王洲贵、程造之等一大批焕发了创作青春的作家发表的一系列小说进行梳理分析，深刻地概括出“文学开始了艺术个性自觉的时代”“文学挣断了反现实主义的锁链，向着现实主义道路深化”的正确结论。对于有些作品有关人性异化、心灵扭曲的描写，她认为这是“对社会之忧引申为文学之忧”，是作家的“忧患意识”促成作家关注人性异化的结果。作家们不是为了单纯地展示丑恶，而是“在揭示丑恶荒谬时，已经使之超升到审美层面上了”。不是为了发泄对人性沦丧的不满，而是为了塑造一种更深沉、更复杂、更丰富也更符合人的本质的灵魂。她认为“审美意识中的审丑内容拓宽了文学的河床。作家通过审丑使人们更加钟情于人性的善与美，进而抵制人性中丑恶的一面，对于弘扬美，呼唤善，渴望真，有着不容忽视的力量”。的确，以美的眼光来发掘作品的美，是丁朝君一以贯之的追求。无论是对于文学新人，还是对于卓有成就的作家，她运用这种具有审美意味的历史观予以评判，以接受美学的方法予以定位，一般都能切近作者的美学追求。她在评价著名女作家张冀雪的小说时，指出张冀雪的《绿桥》《秋水草地》《邮递马车》等作品较之以前发表的《夜雾，还没有散去》《生的路程》《活水》《回家的路》等，在语言格调的探索上取得了新进展，题材上有了新的开拓，思想含量也较以前丰厚了许多。对此种评价作家们认为是“客观公正“的。在评价宁夏回族作家和女性作家的作品时，他（她）们大都认为丁朝君的评论，“将自己的创作意旨都谈到了”，“好像深入到作家的心里一样”，真是“难得的知音”。这种客观效果正是作家与评论家心神交汇与默契的结果，也是评论家以审美意味的历史观省察作品的必然。因此一些作家常把她引为知己，在出版作品时，常请她撰写评论文章。
至于丁朝君文学研究的不足，由于她毕竟是“业余爱好”的编外评论家，客观上，没有机会申报选题，也得不到科研经费的资助，她全凭自己的实力闯江湖，不得不“四面出击”，寻找突破口。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很难做到“文武昆挡不乱”。主观上，由于她的文学兴趣很广泛，这就使她的文学研究与评论涉猎的幅面过宽，分散了精力，同时，也影响了她学术研究向更高层次发展。
纵观丁朝君的文学评论，笔者以为作为新时期以来活跃于宁夏文坛的老作家、评论家，她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在此，仅凭自己有限的理解和感悟谈了一些粗浅的认识，恳请方家多提批评意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