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继明是近年来保持旺盛创作生命力的一位青年作家，发表小说百万余字。他发表的作品，大多被选刊及各种选本选载，曾获“首届中华文学选刊奖”、中国作家出版集团奖、第三届《小说选刊》年度奖。代表作有长篇随笔《陈庄的火与土》、长篇小说《途中的爱情》《一人一个天堂》《堕落诗》以及中短篇《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在毛乌素沙漠南缘》《骨头》《举举妈的葬礼》《一棵树》《比飞翔更轻》《一个少女和一束桃花》《开口说话》《寂静与芬芳》《微澜的水》《每一个下午》《灰汉》《北京和尚》等。他是近年来对这个变动不居的世界保持高度敏感、对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加以深刻审视并发出强烈抗议的作家。他执着于对现实生活的打量和观察，从对现实世界的疼痛审视中，书写人的存在，书写生长于这个大地上的生命的万般情状，从而展示一个个灵魂的人性图景——精神苦痛、内心矛盾、生存困惑和绝望挣扎。陈继明的笔触不断延伸在乡村与城市、历史与现实、理想与欲望之间，试图索解时代与人命运的内在关联，在不懈地探索和靠近历史和人性真相的过程中，寓于深刻的批判和反思，复归文学的本质。
他的小说“沉溺于人的丰富性”表达，善于通过对普通人物、普通事件的叙写，传达出独特的人生体验与人性感悟。他写乡村哲学和城市变迁的矛盾，写传统伦理道德对人的摧残，写权力知识对人的异化。他节制、简约、准确、醇厚、多义，不动声色，细致入微，冷静客观。“打动我的就写，有感触的就写，有关人心的就写”，在这种创作理念的推动下，陈继明的多数作品都表现出他对现实和人性本身的关注、探索与思考。他的《每一个下午》《灰汉》《北京和尚》三个中篇，代表了他在这方面探索的重要收获，从中可以看出陈继明小说创作的精神维度与命意所在。
乡土世界的迷局
巴尔扎克说：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读完《每一个下午》，这样的感觉格外强烈，当然心情也分外沉重。小说中的人物，如同乡村的人文生态，虽然故事发生在明媚的春天，但给人以灰暗的感觉。在这个世上，每一个生命都活得并不容易，每一个生命都有着宿命的难局！他们苟活在这个尘世上，不可避免地被命运捉弄，逃不脱荒谬的存在。连臣母亲的死反照晚晚孩子的死，虚实两线，明暗交错，形成了强烈的伦理冲突和价值悖论，让人深思小说背后深刻的社会历史根源。
奥地利哲学家波普尔在1952年写的《猜想与反驳》中有这样一个观点：“真正的哲学问题总是根植于哲学之外的迫切问题，如果这些根基腐烂，它们也就是消亡。”借用他的这个观点，可以肯定地讲，文学倘若不根植于文学之外的问题，也注定是要“腐烂”和“消亡”的。文学的价值，并不只决定于“文学”——高超的技巧和完美的形式，它还决定于文学之外。
“文学必须面对的‘迫切问题’是人的生存境况。真正的作家把文学当作讨论生活的一种方式。他关心、同情弱者和不幸的人们。他把写作当作帮助人们摆脱苦难、获得拯救的伟大的伦理行为。他大胆地抨击罪恶，无畏地追求真理，执着地探寻生活的意义。”所有这些文学的责任与使命，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如果没有文学之外的哲学修养、人文情怀、发现的目光等等，那将是难以实现的。陈继明的创作让我们看到了作为一位真正作家的问题意识和思想锋芒，看到了他执着于探索现代人生存困境、人性真相、内在根源的不懈努力。
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在社会关系中获得他的本质。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的概括是深刻而精辟的。陈继明对此的领会也是深刻的。在《每一个下午》表象的后面，我们看到了广义的日常生活层面的社会结构是如何被作者置于他的小说，这个结构在中国最普遍的乡村社会中是显在的，是一种最能体现中国社会深层人文生态的广义政治，一种日常生活的政治经济学：中国乡村人的生活世界如何在利益、情感、能量、权力的交换中实现自己的最大效用，并且重构着观念和价值。这种观念和价值又在挑战和对抗着人的基本伦理和自然人性。让我们放过乡村生活中那些琐碎而轻薄的经验表象，直接回到深层的本质世界，这里展示的不正是权力、利益、欲望、声誉、暴力、自私、奴性的人性图景吗？陈继明不正是洞悉这些表象世界背后的人性秘密，完成了他作为一位作家应该践行的使命？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陈继明从《月光下的几十个白瓶子》开始，就已经意识到真正的小说必须要深入到人的深层文化心理结构中去，尽可能的把感受的触角延伸到生活和人性的隐秘地带，进行灵魂的内部探险，发掘那些隐匿在表象世界后面的意志世界，揭示生存的真相和人性的秘密。我看到《每一个下午》发表后所引起的反响和批评。包括作者与编辑的对话。我认同作者关于小说主题的观点：“好小说都是在左右为难中艰难前行的，读者有得出结论的权利……小说是写丰富性的，是写微妙的。”真正够得上好小说的叙事文本，不可能是一个简单明了的主题，因为小说是世象的变形表达，隐语阐释，世象本身是复杂的，小说要尽其要义，就必然在辩难和曲折中前行，就必然要丰富而多义。其实，陈继明从1992年开始，他的创作就已经在尝试超越表面的意识形态批判，向隐秘的人性深处靠近。他不断地尝试着向内深入，沿着自己对小说的理解和对人性的洞悉，凭着自己敏锐的艺术嗅觉和精致的叙事话语本领，走上了一条与传统的“文以载道”和批判现实主义不太一样的文学道路。当然，他的许多作品，从文化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角度来进行解读和阐释并没有错，但这种解读我以为还远远不够。我看到一些论者谈到的“官场小说”中“官员的乡土人格”分析等，在我看来，多少有些简单化了。记得美国文学评论家特里林在评海明威《白象似的群山》中谈到他对小说“意义”的理解：“小说的意义是对它带给我们的理解之感受，这已足够了。或许——通常是这样的——当我们因一个笑话而发笑时，我们到底明白了什么，我们几乎是说不出来的。一篇小说，就像一则笑话，如果能使我们产生一种‘我们已理解它’的感受，它就是成功的。”将具有相当隐蔽意义的人类困境摆在读者面前，对于小说家来说，他的使命基本完成，陈继明对小说主题的理解与特里林不谋而合。陈继明说：“小说不是为某个结论存在的……在我看来，‘主题不过是小说的修辞罢了，它并不是小说的‘灵魂’，只是一个修辞。’”在陈继明看来，好的小说是一种修辞过程，主题的呈现，也是通过修辞达到应有的效果。其实，细究陈继明的小说，你就会发现，他孜孜以求的东西，其实是一种对现实社会中人性的反省。生存的荒谬，命运的不可捉摸，让作者看到了在强大的社会规约之下人的命运难局。在这样的难局背后，潜藏着一个波诡云谲、变幻莫测的人性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平庸、懦弱、善良、低贱的人性表象，也有阴暗、虚伪、自私、邪恶、不为人知的心灵暗流。陈继明面对他所描述的对象世界是真诚的，他在《每一个下午》中，让我看到了他有意识地从权力社会的背景性存在中，从人心最隐蔽的角落，从“地狱”中去发现人性“真相”的努力。这个“真相”就是人与这个世界的尖锐对立，就是一种矛盾和冲突，是一种悖论，在伦理价值意义上，为世情所不容，但又难以和解和妥协，广受压抑。“在人心的最阴暗处，人类所曾经有过的或者自以为有过的一切真诚、纯真、纯情、童心，赤子之心全都破灭了，只剩下自欺。”
一个村庄，一个官员的母亲病倒了，在一瓶一瓶地用氧气。一瓶氧气740元，相当于3亩地一年的收入。这件事，在大多数村民那里，也许仅仅是发一通牢骚和感慨，甚或骂几句娘也就过去了，并不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异样。中国自古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做官的好处不言而喻，这个，村里人谁不明白？人性自古就有势利的弱点，加之中国农民本身就没有得到过彻底的启蒙，在他们眼里，一切都再也正常不过。然而，对于因无钱治病而遭遇丧子之痛的晚晚和丧孙之痛的四十一，这个事件的本身就构成了一个伦理悖论，在他们内心深处就会发生强烈的触痛。虽然连臣的母亲是一个善良的老人，虽然连臣也算得上是一个表面看来并不坏的官员（在村里有“活菩萨”的美誉），但在晚晚和四十一心里，他就是一个见死不救的坏人。
晚晚在陈继明的笔下，虽然是一个经受丧子之痛的打击而疯了的小媳妇，但他的正常意识并没有彻底瓦解。在哲学家福柯看来，疯狂更接近于事实的真相。“非理性（疯狂）乃是最不经中介而接近存有、最植根于存有的事物：因为他牺牲或者废弃了智慧、真理和理性，使得它所显示出来的存有变得更加纯粹和迫切。”因此，“尊敬疯狂，并不是要把疯狂破解为不可避免的和非志愿的意外疾病，而是要承认人性真相有这个最低的极限，这个并非意外、而是本质必要的界限。”在《每一个下午》里，晚晚的内心世界是真实可信的，她的内心处于异常尖锐的对立之中，体现出一种撕裂的内心矛盾。正是由于这种矛盾，陈继明笔下的晚晚呈现出一种不断打破自身层层设限、向外伸展的艰难抗争的力量。当连臣的母亲被源源不断从县城运来的一瓶瓶氧气接续着她细若游丝的生命时，连臣的母亲已经不是晚晚眼中善良的老太婆了，而是成为某种象征性符号，而这种象征性符号，在晚晚和四十一那里，产生了“移情”（情景置换）效应。这种效应的实质指涉的是权力和金钱无处不在的对善良人性的戕害。晚晚和四十一把怨恨指向了具有象征性意味的连臣的母亲，于是一个不可告人的报复计划在晚晚的潜意识中潜滋暗长，她的梦暴露了她内心的秘密。晚晚梦到在一个月明星稀的夜里，她去了连臣家，看到了氧气瓶真的像炸弹一样立在窗下，晚晚敛气屏息，坐在炕沿，用力摘下了塑料软管，“像摘下一个欲褪未褪的疮疤，又狠心又轻柔，舒服里含着一丝疼痛……”陈继明用“疮疤”“舒服里含着疼痛”这样的词和句子，“疮疤”是一个隐喻，人性的隐喻，它无处不在，存在于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这样的“疮疤”会让我们不舒服，而要揭去它，又很疼。我们就是扛着这样的“疮疤”挣扎在人世灰暗的路上。
可以说，人真正建构自己，是在他起来行动，力图毁灭和建立一些东西的时候。晚晚的公公四十一在海棠村耳闻目睹的一切，使他对人在社会中的境遇不再抱有幻想。四十一的行动告诉我们，他要毁灭别人，成全自己。怨恨的种子正在发芽。连臣家最缺人手的一天，四十一出现了。而恰恰在这时小琴又消化出了问题。四十一来到连臣母亲的身边。他在观察氧气如何流进老婆子的鼻子的时候，突然间，心里跳出了一个可怕的念头：“现在我如果拔掉氧气，会怎么样？”这个念头一跳出就像催命的咒语一样驱赶着四十一，顷刻间，他看到“老婆子一头银发眨眼间变得黯然无光了……半张着嘴，像鱼一样直吐白沫”。晚晚潜意识中的东西，却让她的公公四十一给实现了。她和公公四十一之间达成了某种神秘的默契，四十一替她把这一切都做了。四十一通过这样一个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举动，向强大的权力金钱宣战，向同样强大的世俗伦理发出挑战，从而实现他反抗现实、求得心理平衡的目的。但这种违反法律和伦理常规的冒险行为，这样的暴力，是悲观主义者的无奈选择。这样的事情，也只有四十一这样的人才能干得出来。他的举动暴露了他的自私狭隘和残忍，从中可以看出他扭曲的人性图像。作为小说所呈现的这样一个人物，四十一的行为是合乎逻辑的，符合他人物性格的特点。他为人耿直，脾气不好，与周围的人格格不入。他的举动使他的人性更为丰满，使他成为一个具有某种宿命的人。我们说人的理性结构本身就是微妙的，并总处于危险之中，当他面对痛苦命运时的现代焦虑就会令他潜意识的冲动更加强烈，这种命运既不能用道德范畴来阐明，也不能说是某种偶然为之的错误后果。确切地说，是权力的强势与生存的弱者之间难以调和的内在难局使然。
“好人难为，好官难当，这话一点不假。”“你有千般好，没人记得，你稍有个疏忽，就结上仇了。”这就是人尴尬的处境、存在的真相。连臣知道他是如何与家乡人晚晚家结上仇的。但他弄不明白的是，这个仇竟然会让四十一疯狂到杀死自己母亲的地步。因此，他对一直以来倍加珍视、小心经营的乡土情谊，产生了彻底的绝望。“四十一拔了氧，连臣拔了根！”前一个行为的结果是一个生命的消失，后一个则是根基的断裂，都是一场彻底的悲剧。
我们说晚晚是善良的，虽然她有病，在村人眼里属于不正常的人，但她活得比较真实。她是她自己，她有她的生命热情，母性冲动，虽然她的潜意识中也有对这个社会迷局的不理解和想要报复的潜意识心理，儿子的死在她心里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坎”，而这个“坎”又与金钱紧密地连结在一起，因此，当她听到连臣母亲死后，大把大把的金钱涌入连臣的手中时，她似乎窥见了某些秘而不宣的东西。她对这个世道产生了绝望，于是她想到了死，然而，她并没有死成，对她来说，死都是不容易的。“花不完的归我，回来就说花在晚晚身上了。”晚晚觉得深夜里的这句话有振聋发聩的力量，让她鼻子发酸，也让她看清了万事万物的底。这个“底”到底是什么？这就是人性的秘密，人的“坏”，人阴暗自私、贪婪残忍、不为人知的心灵暗流。晚晚拯救了自己，从自欺中解救了自己，她看见了人性的真相，洞悉了真相的晚晚，从人生的迷局中解脱了出来，她有了“醒了”的感觉，她“心头的委屈竟奇迹般地烟消云散。”和婆婆在北山种洋芋时，看一眼山下，便有了“游离和俯瞰的感觉，如热天的阴凉，挺受活的”。人一旦洞悉了尘世的真相，要么走向绝望，要么走向超越。绝望了，他就会选择皈依宗教或者走向死亡；超越了，他就会葆有生命温热的血脉，就会脱离低俗和卑微，达到人性的赤诚，就会超越当下不堪的现实，求得生命的真正宽容。
在《每一个下午》中，虽然官员连臣着笔不多，但他是小说的根本指向。也是小说隐在的核心。小说中乡村的一切人物的行为和意向，都最终指向这个隐在的官场人物。当然，也不能简单地把连臣归结为一个好人抑或一个坏人。在他身上也表现出了人性的复杂。在他身上同样存在着生存的难局。他努力想做一个村人眼中完美的人，活菩萨，然而，他在努力做好每一件事的过程中却对村里一个即将夭折的小生命袖手旁观，无动于衷，因此，他的善是一种伪善，他对村人的好，也是一种慷国家之慨的“伪好”。
最后，连臣把村里的老屋子捐了，表达了他“断裂”的决绝，晚晚在同样的那个下午离开了海棠村，她的离开同样具有“断裂”的象征意义。海棠村发生的事情在她短暂人生的经历中，构成了她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她想通过出走求得解脱，想通过出走，希望能走向新的生活。连臣的决绝与晚晚的离去，拔根与无根，都是一种痛到心里的无奈选择，都是为了逃避现实噩梦所作的努力和挣扎。这也许是陈继明想让他们挣脱现实的不堪所作的一种选择吧。但这样的选择究竟有多少意义？晚晚走了，她身后的乡村依然如故。对权力的膜拜，对金钱的向往，卑微的生命，卑劣的反抗，苟且的灵魂……依然是封建的人身依附与奴性的灰色图景。人生需要断裂，但有些东西不是你想断就能断得了的！也许这正是小说的深意所在。
我认为，我们时代的时代精神并不是固守乡土，而是需要摆脱乡土的束缚，向外面的世界寻求更加广阔的生路。因此，选择背弃和出走虽然有些绝情的味道，但也是开拓生路的需要。
作者对连臣母亲的出殡仪式是这样写的。晚晚“举着一对纸做的金童玉女，金童是最流行的样子，苗条俊美，像港台的某个歌星，玉女也像电视剧里某个角色，细腰肥臀，长发飘飘。所有的纸火被付之一炬的瞬间，晚晚盯着金童玉女，心里很疼，想冲过去把他们救出来，但终于还是忍住了，只流下两行凉滑的眼泪”。这段精彩的描写，隐喻了人与某些隐在的东西的难以割离，隐喻了人的荒谬性存在，隐喻了游如漂萍的生命，脆薄如纸火般随风而逝。
灰色地带的人性秘密
《灰汉》是写一个乡村少年如何成为“灰汉”的，小说塑造了一个“灰色地带”被剥夺人格尊严的屈辱卑贱的灵魂。读完这样一篇小说，有一种隐隐的痛。不知来自何处。但这样的痛却是实实在在，清晰可辨。一个人成长的不确定性荒诞地摆放在那里，让人感到一个生命葳蕤生长的力量再怎么强大，也无法抵挡命运的不确定性。个体的力量在强大的社会潜流面前，在人性恶的强力介入面前，是那么的弱小和无力。存在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说过：“人之所以绝望，是因为他不能消灭自己，而令自己成为他物”。从哲人的这句名言中，我们认识到人的悲剧性宿命，同时发现了人的存在中还隐含着自我选择的命题。陈继明笔下的灰汉，从根本上是否定个人选择的。一切皆由冥冥之中的命运摆布。命运仿佛一只无所不能的大手，不经意间就从你的背后推了一把，于是，你就有可能改变前行的方向，或走向众星捧月的星光大道，或跌入万劫不复的深渊，或游走于人生的灰色地带，进行着痛苦的挣扎。虽然银锁的人生不具有普遍性，但作者呈现给我们的正是这样的独特发现，让一个独异者的灰色人生进入当下人们的阅读视界，让我们看见那些从未看见的人生的虚妄和命运的荒诞。
银锁的人生，是一种自我抗争而又无处可逃的人生。在小说中，我们看到了他对“灰汉”这样一种职业身份的坚执抵抗，强劲的内心挣扎和尖锐的心理矛盾冲突，现实的规约和内心的不认同，让我们看到了银锁分裂的人格以及渴望获得一个正常人资格所作的努力。他为了反抗自己懦弱的性格和在别人眼里“傻子”的形象，不惜一次次残忍地杀害那些无故的生灵，以获取精神自救的努力，从而达到从心理上自我确认的目的。
陈继明对灰汉任命仪式的描写是这个小说展示银锁精神裂变的一个重要细节。随着三头瘦弱牲畜生命的终结，银锁完成了他由一个普通人向“灰汉”的跨越，这样的跨越无疑是惊心动魄、撕心裂肺的。我注意到了陈继明捕捉人物内心世界真实的能力。“他拧过头去，在寻找自己的妈妈。”“没找上妈妈，银锁心里很慌。”我们知道他的怜悯心和善良还在，但他的灰汉身份不允许他停下脚步，他的内心在展开一场殊死搏斗，最终要完成他“灰汉”角色的心理过渡。他在走向这样的仪式时，在寻找妈妈，因为他需要妈妈给他一个确定性答案。但妈妈没有出现，他在无望中走向自己的战场，走向他痛苦而分裂的荒诞人生。
银锁确实不想当灰汉，他渴望得到作为一个正常人应有的尊严和人格。“灰汉”本身就是一个身份划界的名词。就像阿Q头上的“瘌疮疤”，成为灰色人生的标记。“硬膀人谁当灰汉？”灰汉的职业意味着一个人的命运将被设定在那样一个现实的“灰色地带”，那个地带的人是卑微的、渺小的，甚至在村人的眼里压根就不是人，仅仅是一个“用物”而已。银锁在哥哥的两次恶作剧中，人格尊严遭到践踏，完整的精神世界被强加的诬陷所击碎。当他真的成为海棠的“灰汉”时，他真实的自我便被社会给定的灰汉角色所应有的身份规范悉数覆盖和遮蔽。因此，银锁的灵魂显得暧昧而不确定，在真实与虚妄之间游弋。他想证明自己作为一个正常人的存在，然而，他又无法逃出“灰汉”这一特定身份符号的收编。人在一个没有自我、无法选择的空间里，他的存在肯定是卑微的，他内心的真实想法无法表达，更不可能实现。这将会给他造成强大的心理负担和精神压力。这样的负担和压力如果不能尽快找到发泄的渠道，人将会走向崩溃，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一次次要残忍杀害那些无辜柔弱的生灵的缘由了。这里除了怨恨之外，恐怕更多的是反抗、发泄。
小说中灰汉所戴的那个青面獠牙的面具是灰汉的象征性符号。而正是这样的符号所收编的人物，在这里具有了普泛化的功能，指向并隐喻了一段未曾书写过的历史，而这正好被陈继明敏感的艺术嗅觉所捕获。灰汉是一个无法主宰自己命运的独异者，他的生死微如草芥，不值一提，从这个角度看，陈继明笔下的灰汉形象无疑是对历史理性和文明逻辑的质疑、挑战和解构。
灰汉的世界是逼仄的、冷血的、暴力的、残忍的，缺乏人性善良支点的独异世界。这个世界是银锁注定的、无所逃避的存身之所。陈继明给我们呈现的就是不得不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苟活着的人的存在。这样的世界与正常的人的精神世界本身就格格不入。因此，要成为“灰汉”就必须要具备这个独异世界特有的主体条件。即：傻。当地人也叫“瓤”。那么，银锁够不够这样的条件？我们说，经过两次恶作剧对他心灵秩序的破坏，从他的表象世界来看，人们确认他完全符合灰汉的设定条件。但从银锁内心的真实来看，他并不符合这样的条件。他对这样一个青面獠牙的世界是不接受的，是拒绝的。然而，一个人的命运并非由自己主宰。命运将他推上“灰汉”这样一个独异的人生轨道时，他的懦弱和不真实的傻，内心的暴力、不甘和挣扎，一览无余，让我们看到了灰汉人性深处隐秘的真相以及他无处可逃的悲剧性宿命。
在“城市”一节中，作者设计了银锁随哥哥金斗去省城的情节。回到海棠村后，银锁一直忘不了“城市的好”。在银锁看来，城市的好首先是城里的傻子活得滋润，不会像海棠村一样，招来白眼、斜眼。坐在公交车上，只要你投一块钱的硬币，你想在哪个站下车，车就会为你停下。他体会到了作为一个正常人“牛”的感觉。为此，他在后来没有得到哥哥的邀请时，自己偷偷去了省城，就为了体验坐公交的感觉。那种真正有尊严地活着的感觉。
当然，如果小说仅仅写到灰汉死亡就此打住。就会流于简单。但陈继明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设计了“复活”这样一个情节。使得小说在开掘人性深度上有了进一步的深入。灰汉银锁的复活，从以前的“灰色地带”一跃而成了一个“从阴间光荣归来的人，一个见过大世面的人”，理所当然，也就成了一个令人“敬仰”的人。从阴间回来的银锁无意中却把自己拯救了，于是，银锁成了“一个大人物，一个神奇的大人物”。然而，当银锁成了一个大人物之后，海棠村里就面临着“灰汉”的断裂。原来打算接班的傻儿子脏狗莫名其妙喝农药死了。没有灰汉的海棠村肯定是不正常的，所以，“谁可以继任灰汉呢？”这成为银锁头疼的事情。村里没有合适的人选，怎么办？银锁最后的失踪与此有无关系？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定是的，他真的失踪了。这样一个“大人物”在某一天突然失踪了，这在海棠村不是小事，因此，村里的头人开始用“舀魂术”，希望能舀回“伟大的银锁”，但银锁回来的路却很长很长，也许他“下决心不回家了”。作者说，银锁就是灰汉，灰汉就是银锁。
记得有一位评论家说过：“对于小说而言……它的首要功能是如实描绘这种生存的暧昧之处。这是一个基本要求。如果无法领会这个时代的暧昧之处，显然，这个作者与这个时代的核心秘密还有着深深的隔膜。”小说要如实描绘生存的暧昧之处！要写出现实背后的秘密！这应该是成功小说的一项基本要求。但要达到这样的要求，却并非易事。它需要作家有深邃的思想底蕴和穿透表象直达内核的洞察力以及独特的叙事本领。没有这些，作家所写的东西也许仅仅止于表象的呈现，现实背后的秘密是难以企及的，无法触摸到的。陈继明作为一位优秀的小说家，他观察世像的目光是犀利的，他对生活、人性的认识是深刻的。他能够深入人性之内，深透洞见。准确到位的文字，有节制的表达，使他笔下的人物超越了表象存在，直达灵魂深处。灰汉是一个独异的存在，灰汉的世界看似单一，却潜藏着复杂的精神纠葛。陈继明有意识地深入到现实世界的“灰色地带”，进行人物灵魂的内部探险，灰汉这样一个处于灰色地带的人物，他的心路历程是令人叹息的。作为生命个体来说，银锁的人生是一出悲剧。他的死而复生以及最后的出逃失踪，都在昭示着银锁无路可走的悲哀。我想，陈继明写这样的小说，揭示这样一个独异的灰色人生，他在告诉我们什么？小说的目的是什么？他在努力呈现这样一种生命的临界状态，是否在揭示我们所在的这样一个表象世界里虚妄的人生和荒诞的生存？
陈继明展示人物精神世界裂变的过程是真实可信的。他写出了灰汉银锁这一现实表象背后的人性秘密。虽然他没有给灰汉的抗争给出一个精神出口（银锁“复活”的拯救努力毕竟不具有普遍意义），但这已经足够了。
由陈继明的《灰汉》让我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近年来，我们的一些作家把乡村严酷的生存现实想象成陶氏的“田园牧歌”或“诗意栖居”，拒绝真正的介入和贴近，因此，他们笔下的乡村大多是粉饰的假象，是伪乡土叙事。我们的乡村的确有诗意的一面，但同时还存在着严酷的一面，我们的传统文化有精华的一面，同时也有糟粕的一面。而我们的一些作家，对乡村严酷的一面却不甚了了。他们想通过打捞冰凉的乡土诗意拯救当下不安的灵魂，在这个消费社会，在我看来，这样的努力已经几无可能实现。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作家真正需要的是发现的眼光，需要的是贴近真相的文学，而不是弄巧卖乖，编织诗意的假象。反思是文学的首要命意，真实更是文学的生命。我们的乡村虽然经历了改革开放的洗礼，但这种洗礼是表面的，不彻底的。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的乡村还没有得到真正意义上的启蒙，我们的父老乡亲身上还落满着传统的尘埃。因此，他们的生活中离不开灰汉，他们何尝又不是灰汉？诚如陈继明在创作谈里所说：“要一些时候，人人都是灰汉，在另一些时候，人人又会趋于虚妄，忘却自己也是灰汉的事实。而银锁，始终是灰汉！”在海棠村，这是他的宿命。
出家与回家：人何以得救？
《北京和尚》可以说是陈继明2011年小说创作的一次重要收获，经由《人民文学》发表后，随即被《小说选刊》《新华文摘》等多家有影响的选刊转载。因其空灵的文字、准确的表达和诙谐幽默的行文从而博得挑剔读者的认同。读完这篇有些荒诞意味的小说，感觉跟前两篇小说有些不一样，这篇短短不到5万字的中篇小说有着另外一种情趣，有着更耐人回味和思索的东西。我认为，在当下汗牛充栋的中篇小说中，《北京和尚》在小说的主题和意义上，超越了一般的叙事文本，小说观照当下世相存在，内在化了对当代中国精神现实的批判在里头。小说通过北京和尚可乘的一段爱情机缘，透过世俗生活的表象，让读者看到了表象背后的真实——现代人被消费社会的权力主体悉数编码后的精神现实。价值缺席、灵魂出逃、无家可归的宿命性存在。在这样的社会，人如何得救？作者具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想深度，在主题的建构上对超越性旨趣的追求，对人心灵归宿的深切关注，对无孔不入的知识—权力触目惊心的吃“人”现实的无情批判……作者发出了自己独特的声音。在这个众声喧哗的时代，陈继明是清醒的，他没有迷失，他在用心思考，他把当下中国社会的现实存在纳入自己批判性视野之内，在他叙事文学的话语里编织出自己的反思性小说文本，从形而上建构了自己小说所承担的使命和意义。
我虽然质疑陈继明小说提供的精神出口——宗教！但就小说本身而言，陈继明作品的意义是值得肯定的。《北京和尚》令人疼痛地让我们不能躲避一个问题：在世相昌隆的现代性图景之中是否存在着惊人的价值掠夺——人们是否不知不觉地迷失在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权力话语”构筑的“精神”牢笼里？小说始终围绕着北京和尚寻求精神出路的不懈努力，展示世相表层下人性异化的图景。从剃度出家到还俗娶妻，从开“般若素食”饭馆到断指忏悔、从决定开道场到抱着麻脸菩萨回到“奶奶”身边（在这里，奶奶的象征性意义很明显）。北京和尚寻求安妥灵魂的不懈努力和现实世界的矛盾冲突，无疑成为陈继明小说通过个体的心灵挣扎，展示这个以“现代性”为傲的社会奇异的幻景和拜物教狂热下人性变异的现实。在这个盲目追求盲目崇拜的文化狂热中，享乐主义和世俗实用主义轻而易举地实现对人心秩序的主宰。正如社会学家鲍德里亚所说，任何人都不能幸免，都会被悉数收编。就连素有佛家净土的寺院也无能幸免，何况是六根未尽、尘缘未了的可乘？物欲的繁华和心灵的宁静到底哪个更重要？在金钱、权利面前被悉数收编的众生，他们需要心灵的宁静，需要灵魂的救赎，这应该是整个人类的困顿！
在消费文化的背后，其实是权力对欲望的开发和塑造，压抑本能的时代，已经变成了压抑良知的时代。这样的社会现实，在后现代哲学家福柯看来，其实是作为主体的人被强大的知识—权力所规训的结果。“人之死！”宣布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的消失。是的，在这个社会，人在强大的权力金钱面前，如何快速地走向“死亡”，陈继明的小说深刻地揭示了这一主题。从小说中所展示的一系列人物张磊、红芳、杜局长、红芳的弟弟以及明里暗里出场的“众人”身上就能看到这一点。从小说的主角——身背业障、对自己的行为具有清醒的责任意识的佛教徒可乘身上，我们同时还看到了作者力图从“知识—权力对人彻底奴役”的现实中寻求精神突围、抗拒这种“死亡”的努力，力图用宗教获得对“死亡”的救赎（虽然作者所钟情的宗教在帮助他，但我们还是看到了那种努力的无力和无奈）。作者尝试选择这样的路径是否有效，有待商榷，但至少这样的尝试是有意义的。
这是一个众声喧哗的时代，这个时代的现实已经被消费的统治者悉数编码，包括人本身。被消费编码的话语体系，已经把人推上了消费控制的快车道。你已经无法停下来，甚至连踩刹车的时间都没有。
但是，我们不能忘记，人毕竟是一种精神动物。人的内在有一股原始动力，需要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也正是在这样的状态下，人们急需安妥心灵的价值认同。正缘于此，一种旨在通过拯救传统文化来获得文化自觉，已经深入地介入到了作家的文学价值观和世界观。近年来高歌猛进着本土经验的过度书写，有一部分作家想从传统文化的精神视域中寻找安顿心灵的价值诉求。我们的一些专家学者也同样闻风而动，因此，国学热随之而来，消费传统文化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但问题是时代已经改变了，在这样一个工业化、后工业化的时代，曾经为中国人提供心灵安顿的传统文化，已经濒临分崩离析。我们不可能把心安在古代的农耕文明里，尽管那些典章金句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冲刷下仍然很亮眼，但却与现代社会难以水乳交融，更无力重整在社会骤然转型的失序状态中失魂落魄的心灵。在这样的时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理想是什么？我想应该是两个维度。一个是文学的精神和价值维度要有形而上的意义建构，要体现文学的终极命题：爱、悲悯、宽恕、拯救等；另一个是文学话语的维度：要变写什么为怎么写，要把心灵与现实的映射、对现实的独特发现构筑在今天与现实互动的文学话语里。
一个作家看待世界的眼光，是成就一个作家高度的先决条件。真正的文学应该是关注现实，拯救良知，寻找家园！从这个意义上，陈继明的小说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