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达
宝华同志于1985年至1991年兼任中国人民大学校长。在这6年工作期间，我给宝华同志当助手，是副校长。从宝华同志找我第一次谈话直到做宝华同志的助手三四年后的这段时间，我一直向宝华同志表示，按我的年龄，不想担负学校的行政工作，想完全从事教学。宝华同志说，我们都老了，我们就同进同退吧。宝华同志离任以后，我又干了两年半行政。要我谈宝华同志这一段工作情况，现就我亲身体会谈一谈，一定不够全面。
宝华同志到中国人民大学来的时候，学校是比较散、比较乱的。主要有两个问题：一个是中国人民大学应办成什么样的大学；另一个是领导班子有无“**********”遗留的“一派掌权”问题。这是两个比较突出的问题。
关于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一个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存在多年。中国人民大学的前身——华北大学，其办学任务是引导知识分子走革命的路。刘少奇同志就这样讲过：叫知识分子上（革命的）船，走革命的路。到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可能是1950年，少奇同志访问苏联时，曾设想在苏联办一所培养经济建设人才的学校。苏联人说（有人传是斯大林说），在苏联办学，费用太大，不如在你们中国找一个有基础的学校，我给你们派专家帮助办学。少奇同志回国后，就把华北大学和北京革大合并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开始以招收在职干部为主，也吸收少量的青年学生。任务是培养经济建设干部、马列主义理论干部，后来又增加了培养文史、档案等干部的任务。1964年以后转为以招收应届青年学生为主。因为这个时候，需要入学培养的文化水平较低的在新中国成立之前有革命经历的干部，都已30岁到40岁，基本上都是处级干部了，可以说中国人民大学轮训干部的历史任务已经基本完成。“**********”期间中国人民大学停办。1977年复校，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什么样的大学的问题又被提了出来。校内校外，其说不一。有的人认为仍应办成培养干部的学校；有的人认为不能再以轮训干部为主。实际上，中国人民大学从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起，就逐渐形成了一套办正规普通大学的教学组织和教学力量。就像一个工厂，技术装备都较齐备了。“**********”前三年，实际已经基本按正规普通大学体制运作。因此，特别是在校工作时间长的干部和教职员工，都不同意再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党校那样的轮训干部的学校。宝华同志来校工作之前，校外有把中国人民大学办成行政管理学校的说法；中国人民大学大多数同志则认为，中国人民大学还是应该办成正规大学，但可同时兼办行政学院的任务。关于中国人民大学如何办的问题，宝华同志来校前，不仅从中国人民大学，也从别的渠道了解得很清楚。
宝华同志在来校的第一次会议上就明确讲，中国人民大学多年形成的教学组织、教学力量，不仅要保持，而且要发展。至于承担什么任务，可以研究，但是要保持，要发展。此外，学校承担的任务可以增加，如设行政学院等。宝华同志一到学校就明确了他对中国人民大学办学方向的见解，中国人民大学的同志听了就放心了。
另一个问题是，宝华同志受命到中国人民大学来之前，国家教委有人对中国人民大学有个说法，就是“一派掌权”。“**********”期间，中国人民大学也有两派。复校以后，校领导干部是一派为主，当时就有议论说，中国人民大学是“一派掌权”。但我认为那几年工作的主流并没有以派划线的问题。宝华同志来的时候，原定中国人民大学原有的校级领导班子只留下两个人，一个是我，是副校长；还有一位副书记，是做团的工作的。在我的建议下，又留下一位代理党委书记。
到校时宝华同志说，学校的事你们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大的事情一起商量。当时，学校中层干部空缺多，由我提出调整增配名单，宝华同志均亲自审阅，不合适的则指示重新考虑。党组开会，由宝华同志亲自主持。经过1985年、1986年两年，学校工作逐渐步入正轨。后来，宝华同志在一次会议上对我们说，你们是团结一致工作的，是勤勤恳恳工作的，不存在“一派掌权”的问题。宝华同志经过两三年的实际考察，否定了“一派掌权”的说法。这与宝华同志文化素养、政治素养高，又多年从事行政领导工作有丰富经验，是分不开的。
宝华同志来校工作，一个人也没有带，他的秘书仍在经委工作，有关学校的事情，只是帮助联系。宝华同志一个人来校主持工作，减少了许多矛盾，这一条我很佩服。学校是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能人比较多，宝华同志的做法，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麻烦。
宝华同志随身带几个小笔记本，我实在佩服极了。我看他一个小本记中央有关指示，一个小本记数字资料，一个小本记学校的工作问题，井井有条，显示出对党和国家事业高度的责任心。
对于中央精神，宝华同志一直注意及时向我们传达。宝华同志来校以前，中央精神都是通过北京市委传达。市里传达要比中央部门晚一个月。我们学校有的同志和中央各部有点关系，比如我可以从财政部、银行听到点消息，有的同志从其他方面知道一点消息。宝华同志不仅及时给我们传达上边的指示，还经常给我们讲经委党组议论的有关国民经济方面的情况；经委党组会，通知我列席旁听。这对我们做学校工作的都有很大帮助。
对于学校的领导班子，宝华同志的工作方法是抓大原则：大原则给我们议论清楚，具体工作放手让我们去做。我们议定的工作事项，向他汇报，一般他都同意。有时他也抓住重要事情，再三追问，要我们再加考虑，促使我们把工作做得更扎实一些。他来校工作时已70岁，头脑清楚，思路敏捷，但绝不是一个人说了算，而是放手让学校的干部去工作。可以这么说，我们这个班子在宝华同志领导下，是心情舒畅的，努力工作的。他也批评过我们，如处理学校历史遗留的问题，过多考虑制度、名额等限制，犹疑拖延。我们深感宝华同志对我们的批评，是以鼓励为主，是以要求我们发挥更大作用为主。
宝华同志实事求是、平易近人、考虑问题周密的思想、工作作风，大家都是知道的。逢年过节，他都去看望学校的老同志，还不时召开一些不同类型的座谈会。宝华同志和同志们的关系很好，相处融洽。他来校开会讲话，一般都不要我们为他准备讲稿。只有开职代会、干部大会的工作报告，才叫我们提供讲话资料。这些事都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宝华同志十分重视培养新生力量，提拔年轻干部。在一个老单位提拔年轻干部，一些老同志难免有些看法。有的认为宝华同志对年轻干部过于支持；有的甚至说宝华同志对年轻干部的汇报听多了，评价不太全面。实际证明，宝华同志这一思想和做法对中国人民大学的长远发展是十分有益和必要的。
宝华同志从1985年到1991年主持中国人民大学工作。这一段时间里，第一，明确了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方向，是属于国家的重点大学；制定了较稳定的学校发展规划，包括学校基本建设规划。第二，建立教学管理、组织管理等各项制度，使学校管理工作步入正轨，一改过去不够正规的游击作风。第三，新老干部交替逐步完成，干部配备基本成套齐全。
宝华同志离任，要我接替校长，打破了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常规。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一职，历来不从学校产生，而是从校外选派有声望的老干部。宝华同志认为，学校的事情千丝万缕，十分复杂，校内的干部了解情况，处理应手，不必非要从校外选派。从而改变了中国人民大学的惯常做法。
此外，宝华同志总想为中国人民大学解决些实际问题。例如，宝华同志深感学校基建资金不足，曾先后批示从经委掌握的技改资金中拨出一些钱给以支持，还想方设法找块地皮以扩大校园。宝华同志曾亲自找北京市领导李锡铭、陈希同、张百发谈。他们曾答应在昌平附近划一块地，作为筹建行政学院和扩大中国人民大学校园之用。后因中央有关领导同志不赞成在远郊征地办行政学院，这样，中国人民大学扩大校园之事也就不了了之。宝华同志是尽心尽力想为中国人民大学办些实事的，只因受客观条件的限制，难以件件实现。
1996年9月1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