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想做一个好皇帝，却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到，故而以史为鉴来指引自己做事。那么，怎么做才能算是一个好皇帝呢？
稳定压倒一切。
赵匡胤说：“一百个文官贪污，也不如一个武将造反的危害大。”
战争是极其残酷的。扬州三日、嘉定三屠，杀人以十万计，城市沦为丘墟，生灵饱受涂炭之苦。武将谋反，必然领兵割据一地，朝廷与叛军你争我夺，一地百姓遭殃，对当地的民生危害极大。
张献忠军在四川和清朝作战，CD街道上有老虎出没觅食，可以想见人口凋零的厉害。战后，清廷从湖北迁移百姓入川，至今湖北和四川当地的方言都有想通之处。
想当好皇帝，就要尽量减少战争的爆发，因为一旦爆发，那么当地就需要三十年来恢复生息，还要移民、免税等等。
对国家而言，谋反着实是赔本生意。纵然反叛者伏诛，全家死绝，可是也不过一死了之，国家却遭受无法弥补的损失。
不过，任何一个皇帝都不希望手下造反，可是造不造反是大臣武将们自己想的，而非自己所能操控的，只有增加造反成本，以此使得他们投鼠忌器。
有鉴于此，历朝历代谋反均是十恶不赦的大罪，株连九族。朱元璋曾经给明朝第一功臣李善长发了两个免死金牌，然而括弧，谋反除外，李善长最后也确实死于谋反之罪。
为了能够掌控群臣的心理，怕他们私底下联合起来谋反。朱元璋设置了锦衣卫，秘密监视大臣们的一举一动，无孔不入。
汉孝文帝在位，异母弟弟淮南王刘长僭越，有谋反之意。孝文帝立刻派人将刘长抓起来，流放蜀地，为得就是防患于未然。
想做好皇帝，面对造反，防微杜渐是必然的，有了造反就要坚决镇压，从不手软，避免对国家造成更大的危害。
不过，国无内忧，必有外患。中原王朝长久以来，一直受到游牧民族的骚扰，要怎么应付他们呢？
宋朝愿意和他们讲和，然后每年给岁币——三十万钱和三十万布帛。宋朝商品经济发达，对他们而言，岁币不过是十座县城的收入，以此换的国家安稳，是十分值得的。
战争，是极其花钱的。
对国家而言，战争是一项赔本生意。招募士兵，发放装备，你需要花钱。有了士兵之后，要安排吃住，每个月发军饷，装备也需要不断的更新换代，这都是基础的负担。
打仗的时候，奖励有功的，补充损耗的，赢了还好，若是输了，几万人战死沙场，又要重新招募兵勇训练，又有发放抚恤金，着实让人头疼。
战争中虽有以战养战之说，可多半适用于敌人，而不适用于自己。
清朝入关劫掠，过处无不残破。清兵将明人带回去做奴隶，将人家数代的积蓄带回老家，犹如强盗抢了富豪之家，虽然是不可持续的，但所得却极为丰盈。他们把战争当成劫掠，自然是稳赢的。
明朝则不然，一打仗就损兵折将，只能守在城中不敢出去。为了抵御这帮女真人，辽东哪里常年驻扎着二十多万部队。
然后问题来了，山海关哪里的部队那么多，每年就需要发饷银，而且那里又不是产量地，据说粮价是内地的五倍，需要明朝源源不断的往北方运粮。整个明朝都在为辽东输血，而辽东却始终无法平定。
小说中，明末的山海关已经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利益集团。朝廷内的大臣、山海关的守将等等，吃准了朝政不能不剜肉补疮，于是辽响不断地加，得来的钱上下分润，以至于养寇自重。
自重倒是真的，养寇则不然。
女真人极其能打，骁勇善战。明朝几次派遣大军，想要荡平女真，解决后患，可是每次都全军覆没，兵败如山倒，以至于谈虎色变，着实不敢再出征了。
于是双方就这么耗着，女真人抢一次能安生一年，来年厉兵秣马再来一次，明朝就如肥羊，全族杀一头，足够吃一年。
而且女真人也不害怕，反正明军只敢躲在城里，又不敢袭击自己后方，算是稳赚不赔的生意。
坦白说，女真人一穷二白打天下，骨头多肉少，明军想要以战养战，都养不起。
明朝最终栽在了这点上。
好皇帝在位，遇到这种打法，也是头疼不已。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必须出狠招了。
明朝朱棣是个名将，当藩王的时候屡次出征蒙古，后来靖难中当了皇帝。
然后北方蒙古又闹事了，派遣将领邱福过去，十万明军全军覆没。
朱棣于是御驾亲征，帅兵七十余万远征漠北，一战将蒙古的一个大部落打残了，自此消停了很久。朱棣越发神勇，此后多次出征，搞的蒙古各部落风声鹤唳，一听说朱棣来了，立刻带着部落跑得远远的。
有朱棣在，北方无事，国家安宁。明朝虽然经历内乱，可是之后外患大为减轻。
明史中称赞朱棣：六师屡出，漠北尘清。至其季年，威德遐被，四方宾服，明命而入贡者殆三十国。幅陨之广，远迈汉、唐。成功骏烈，卓乎盛矣。
不过，此项技能仅限于朱棣这样能打仗的皇帝，要是换成明英宗，那就是几乎是举国沦丧了。
有自知之明的皇帝，于是将领兵的任务交给有能力的下属，通过把控他们，来实现御外的目标。
《鹿鼎记》中，韦小宝对康熙说：不如你御驾亲征，去踢吴三桂的屁股。
康熙摇摇头：吴三桂这老小子很会用兵，我还年少，不懂兵事。明英宗就是听了太监王振的话，御驾亲征，结果自己被人所擒，不可不慎之。不仅我不能领兵，你也不能。吴三桂士卒骁勇，前期咱们非得吃败仗不可，所以必然要用能打仗的人打，等到后面吴三桂的不行了，那时候我再派你过去，让你打能赢的仗。
所谓的知人善任，便是如此。
那谁是会打仗的人呢？
清朝以武开国，诸多亲王都是沙场领兵作战的，各有自己的功绩，让他们去就好。
韦小宝去天津卫时，武官们送行，唯独一个大胡子军官面露不屑。后来韦小宝要领兵了，可他不会打仗，自然要找会打仗的人来，忽然想起一句话“不爱怕马屁的都是有本事的”，于是让兵部尚书明珠将大胡子军官请来，跟他义结金兰，让他带自己领兵。
其实朝廷之内，对官员的贤愚都有认知，也知道谁又能力。可是太平盛世的时候，又用不着你，于是将领们必须学会做人，否则必然不得升迁。一旦打仗，死生之事，朝政自然派能打仗的打硬仗，然后让有关系的去接收。
做个好皇帝，就要知道下属们的秉性，起码要找到能倚重的良才，纣王还有太师闻仲呢，对其恭敬不已，不可不慎。
汉孝文帝在位时，匈奴为患，母亲又不允许他御驾亲征。于是他暗地里留心将领，一次听说周亚夫治兵很严，便去探望。
到了细柳营前，士兵们不让汉孝文帝进，说非有将军之命，任何人不得擅入，请陛下赎罪。
丢了面子的汉孝文帝大喜，让士兵去通知周亚夫。
周亚夫过来接驾，末将甲胄在身，不便行礼，还望陛下赎罪。
汉孝文帝于是在周亚夫的指引下检阅了细柳营的将士，感叹说这才是能打仗的士兵。
于是汉孝文帝封周亚夫为太守，抵御匈奴。临终前，汉孝文帝叮嘱太子说，如果国家有事，可以去找周亚夫，他是能打仗的人。
太子铭记于心，后来用周亚夫平定了七国之乱。
那么问题来了，要是你信任的人背叛你怎么办？
安禄山是胡人，每次在朝堂之上都对唐玄宗表忠心，唐玄宗也是能够知人善任的人，本身也会打仗。唐玄宗封安禄山为三镇节度使，恩宠备至，安禄山呢，则认杨贵妃为母亲，据说特别会装婴儿哭来逗笑皇帝爱妃。
当唐玄宗听说安禄山反了时，当即认定这是假的，执着的说，朕对他这么好，他必然不会反，肯定是旁人诬陷他。
刘邦问英布：你为何要造反啊？
英布：我想当皇帝啊。
知人知面不知心，赵匡胤黄袍加身时，对知遇之主柴荣倍为愧疚。赵匡胤本来有千里送京娘的义举，可是小事上可以义一义，真到了当皇帝，也就不想推辞了。
好皇帝在位，迫不得已时，必然要用能打仗的领兵。可是打完仗后，一定要将军权拿回来，也是为了防患未然。
当皇帝的诱惑摆在面前，任何人都是不可信的。
周亚夫平定七国之乱，汉孝景帝立刻任命他为右丞相，告诉他，以后的军国大事，咱们君臣二人相互谋划。
周亚夫心知皇帝有了猜忌之心，于是接受了出将入相的安排。不过他是军旅之人，不长于政务，当丞相不合格，很快离职，在宫廷盛宴中又受到羞辱，怀恨而去。
汉孝景帝望着他离去，说：此人不是能辅弼幼主的人啊。
此时汉孝景帝已经病入膏肓，为了给儿子留下太平基业，于是借口周亚夫谋反，将他压入囚狱。史书上说周亚夫绝食而死，但是周亚夫绝食，还是不给他饭吃，那就不一定了，反正掌握了话语权的是朝廷，说你绝食而死很有气节，我再给你平反，你家里面人也得认。
汉孝景帝给儿子汉孝武帝安排的能打仗的人是窦婴，不过他的下场也挺惨的。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好皇帝莫过于要知兵，就算不知兵也要知道谁会领兵，知道谁会领兵，更要会对付他，否则只能一败涂地。
说完了兵事，再说政务。
国家事务千头万绪，会打仗的皇帝操持着兵权，然后将政务托付给能做事的人。
刘邦用萧何，赵匡胤用赵普，朱元璋用李善长。自来明君在位，从来都说是人才济济，决没有说自己包打天下的。
朱棣选定了三个杰出的文官——杨士奇、杨荣、杨溥。三杨果然开泰，历任朱棣、朱高炽、朱瞻基三朝，治理民生，使得国家蒸蒸日上。
当然，朱棣倚重文官，在于他们没有造反的可能性。三杨虽然把持朝政，可是都非常畏惧朱棣，其中杨溥在诏狱里关了十年。而且三人都是文官，自身没有兵权，自然不会冒险造反，所以朱棣用的很放心。
朱棣管打仗，三杨管治国，都做的很好，国家却不兴盛的，未之有也。
不过朱棣也不是善茬，他任用锦衣卫，让官员的儿子当锦衣卫百户千户，任用亲信纪纲担任锦衣卫都指挥使。纪纲权势熏天，甚至还玩了指鹿为马。朱棣立刻诛杀纪纲，随后又建了东厂，让太监掌管东厂，反正他们不能取自己代之。
东厂、锦衣卫治下，社会的方方面面都能汇报给朱棣，连当日菜价都有，白菜一毛八之类的。后来明军入朝鲜和日本作战，锦衣卫的人在国外刺探情报，策反将领，做得很出色，对内战争更别说了。
当然，秦始皇在位时也是这么做的，他称得上雄才大略，却谈不上是好皇帝，所以好皇帝还要学会爱民。
何所谓爱民？
朱瞻基在朝堂之上，感慨的对百官说，他微服出去，遇见一个老农，跟他聊天。老农说春天耕种、夏天耕耘、秋天收获，冬天朝廷里的徭役就来了，一年四季没有闲的时候。
朱瞻基总结说，百姓如此不易，国家怎可以再给百姓增加负担呢。
当然，减赋税是不可能的，不加赋税百姓就谢天谢地了。《鹿鼎记》中，韦小宝一句“永不加赋”，独臂神尼心中叹息一声，打消了行刺皇帝的念头。
然后就是徭役。
古代修路、修陵墓、修宫殿、修河堤，都是耗费极大的工程。朝廷于是征用百姓服劳役，当然是不给钱的，只管饭。此外，那时候也没有义务兵一说，国家要打仗，既要士兵作战，也要民夫押送粮草，这些最终都是落在百姓头上的。
秦始皇攻灭六国，又是南攻百越，又是北御匈奴，不可一世。可是增加在民众身上的负担也越来越重，随着自身国力下降，叛乱势力一起就如火如荼，不能有效镇压。有人将秦朝灭亡的原因，归纳于正规军在外作战，百越五十万，长城二十万，若是都在国内，便是项羽也折腾不起来。
隋朝更是，杨广本人学识不错，写信给大臣杨素“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不是一般人能说得出来的。二十岁的他，就任隋朝兵马大元帅，统领全部灭陈的隋军，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可惜三次征讨辽东，奉行什么以德服人，结果连番兵败，国内又遇上了杨玄感反叛，在内还修了大运河，于是流民四起。
国家虽强盛，可是不知节省民力，只能是亡秦之续尔。
好皇帝知道家业是怎么来的，特别勤俭。汉孝文帝、孝景帝在位，妃嫔们不许穿拖地的衣服，平日里在宫里织布，而好皇帝自己亲自耕种，虽然是形式，可也做了表率。
但凡国家有大事，汉孝文帝必然抚慰孤寡，酒肉粮食颁发给贫困的人家，并且大赦天下，将自己的好事变成天下人的幸事。
好皇帝知道懂得收买人心，会能懂得民生疾苦。
发生蝗灾之后，唐玄宗亲自去田野间视察，看见蝗虫在田地里啃食农田，心疼不已，一伸手就抓来了一个蝗虫。唐玄宗将蝗虫扔在嘴里，直接嚼了说，“尔食百姓五谷，如食朕之肺腑。”
漂亮话谁都会说，说多了大家也不在意了。可是唐玄宗以实际行动表示，我不仅这么说，还是这么做的。
皇帝这么做了表率，群臣特别讶异，自然做好了赈灾的事。百姓听后，也特别感激，于是听从政府安排，没人能煽动百姓趁机造反。
好皇帝也懂得兴修水利，不过是在百姓们能够接受的范围内，最终也让百姓受惠。
元朝时黄河泛滥，元相脱脱上书请求治理黄河，修理河堤，得到允许。可是修理河堤中，元朝征伐了大量徭役，而且克扣工程款项，惹得民不聊生，于是黄河一只眼，挑动天下反。
要做事，就要做好。要做好事，就要做彻底。好皇帝做事不靠谱，自己也成不了好皇帝，也不过是“百姓何不食肉粥”罢了。
当两害相权时，好皇帝则要懂得取其轻。
《大明王朝1587》里，严嵩说，自来只听过种地的造反，从没听过商人造反的。
种地的活不下去，人数又多，自然造反。而商人，数量少，且都有各自的社会地位，宁肯舍弃部分家财也不愿意造反。
商人说：大明富有四海，若朝廷上下知道节用爱民，何愁钱粮不足。如今皇帝奢侈，兴修宫殿，大臣们渔利，取之于民，民变在即，则掠之于商，如何能够长久。
好皇帝是养羊的，剪剪羊毛就好了，而有些则是养猪，养肥之后一刀杀了，足够吃好久，反正天下生生不息，肥猪总是有的。
《鹿鼎记》中，韦小宝和索额图去抄鳌拜的家产，一共两百五万两，索额图和韦小宝私吞一百万两，平分了。
康熙说：鳌拜侵占了苏克萨哈的家产，你们将其还给苏克萨哈的后人们吧。
索额图和韦小宝领旨出来。
索额图说：我们给苏克萨哈的子孙四五万两银子就够了，给的多了，反倒显得苏克萨哈是贪官，子孙也不光彩不是。
韦小宝自然点头称是。
上有所好，皇帝是杀猪的，便宜的也不过是手下一帮屠户。皇帝是养羊的，下面人自然也转业了，虽然免不了薅社会主义羊毛，但只要不是心眼太实，羊还是过得去的。
国力昌盛，当知节用为本，不然取之有尽，用之有竭，安能久乎？
民生疲敝，当知勤劳为先，仓廪实而知礼仪，衣食足而知荣辱。
外患重生，当知兵者大事，国之重器不可轻易予人。
内有叛乱，当知毫不留情，防微杜渐乃是良策，既已失控，则减少损失，力求尽快解决，时间越短，危害越小。
好皇帝如杨坚，躬行节俭，朝会之中和大臣们一同吃饭，吃的勤俭节约，处理国务。
好皇帝如刘桓，慈惠宽仁，知道爱民为本，抚恤孤寡，节省用度，一座高台十户人家，当知来之不易。
好皇帝如朱棣，执掌三军，平定外患，又知人善任，将政务托付给值得信赖的大臣，虽然德行有亏，可是百姓受益。
好皇帝如赵祯，包拯铁面无私，他却能多加维护，为国家保忠良之才，还世间公道。
知兵、用人、爱民、节俭，如此便能为好皇帝了。
崇祯节俭，崇祯用人，崇祯未必不知兵，强加赋税于民，也是形势所迫。不过，真如崇祯一样，太多的迫不得已交织在一起，内忧外患，争斗不休，也非人力所挽回，戒之慎之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