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玉成
我1919年9月27日出生于山东省菏泽城南的晁寺村。因本县之中学高中部不招女生，就到河南开封考入静宜女中高中部读书。原想高中毕业后再升大学，大学毕业找个工作，经济上能独立生活，组织个满意的小家庭就行了。
父亲曾在冯玉祥部队工作，是个中将。他不断接我们全家随他居住，到过内蒙古、张家口、北京、郑州等地。因母亲在外生活不习惯，住一段时间就带我们回家。1929年冯玉祥被蒋介石打败，部队解散，他带着一个小老婆、一个丫环、两个警卫员回家了，他宠爱小妾，虐待母亲，把200亩地、一所房子、存款数千元都供小妾挥霍光了。
我在开封静宜女中上了一年多高中，就爆发了抗日战争，学校解散的解散，搬迁的搬迁，我校解散了，学生各奔前程。我没有门路，回了一趟家，父亲说：“日本鬼子要坚决打，我国人民决不能当亡国奴，你们都出去找共产党八路军去吧。”哥哥和我商量要参加抗日，我向母亲要了点钱作路费，急忙收拾了一下衣物、被子，打了个小行李卷，哥哥帮我扛着行李，他在前边走，我在后边跟，在明亮的月光下离开了家园。
第二天我们约了七八个女同学一块儿乘一辆大卡车开往河南开封。哥哥也不知往哪里去好，他说，谁有亲戚、朋友、熟人就各自想办法吧！哥哥想去延安参加抗日，他的一些同学劝他说：“你还有几个月就大学毕业，不管怎样得拿个文凭再去。”他犹豫了几天，最后决定先到母校河南大学上学。这时河大已搬到河南与湖北交界处的鸡公山上，我和女同学何思玉却发愁了。我们到哪里去呢？听说李宗仁、白崇禧在河南汉川办了个抗敌训练班，先到那里去吧，我们三人乘火车南下，至许昌我和何思玉下车，暂找一个小旅店住下，何愁得没睡着觉，我睡了一会儿，听着门外有人喊：“思玉——思玉——开门！”我们听出是赵青平大哥，他是我哥的好同学，他说你们暂时不要去汉川，不了解那里的情况，先跟我到我们河大住下再说吧！我们赶快收拾好东西，立刻跟赵大哥去鸡公山了。他们给我俩租了一间房子，每天给我们打饭吃，他们去上课，我俩无事，看点书，到山上走走、街上看看。我俩在鸡公山住了一个多月，哥哥和赵大哥为我们四处打听去向，听说有个山东联合中学在河南方城，他们建议我们先随母校转移，之后再设法去延安。我俩离开鸡公山，路经驻马店，何说，驻马店有她一个叔伯哥哥开照相馆，咱们先到他处落落脚。我俩便雇了两辆手推车，走到驻马店，找到了何的叔伯哥哥，他很热情地接待我们，住了几天，我俩又走到方城，打听到母校，大多是熟悉老师，我们问学校负责人，要我们不？我们出来抗日哩！校方热情地说：“要！”学校转移经内乡、淅川到湖北郧阳，要乘小帆船过汉水，听说，前几天已翻了两船女学生，我们都十分害怕，但没有别的路，冒险也得这样走。我们提心吊胆地上了船，两岸是悬崖、峭壁，山高水急，一个大浪起来比小船高几丈，小船随着大浪忽上忽下，我们心中都万分紧张。到了湖北邵县一个偏僻的山区住下了，整天下大雨，大家都拉肚子，大多数同学病了一场就好了，唯有我的学友何思玉病故了。她体质差，好学用功，常考100分，名列第一，她病故了，很多同学都号啕大哭，我也大哭了一场，给她穿上衣服，装进了棺材，埋在一个小土山脚下，校领导把同学集合起来开了个追悼会。她家只有她一个女儿，她母亲接到电报，哭得死去活来。我每逢思及，心中十分难过，她若不死，一定能和我一块去延安参加抗日、参加革命。
在校的同学们大多数想找个地方参加抗日，苦于没有门路。这时哥哥已到延安，经常给我写信介绍延安情况，动员我一定到延安去参加抗日、参加革命，并叫我多约几个同学一块去，先到洛阳找丁肇碧（她是河大赵清平的好友），一起到西安办事处报到。我动员了两个同学，路经洛阳找丁肇碧，有一负责人说：她等了你好几天，你没来，她昨天才走了。我失望地自己乘火车到西安，先到八路军办事处，经过谈话，暂住招待所。集中男同志15人、女同志5人，编好队，组织上指定一位年纪较大（约30多岁）的同志当队长，他不干。周志成是安徽桐城人，自愿当队长，组织好队伍，带领着20人徒步走向延安。时值中秋佳节，队伍在明亮的月光下行军，我心中暗想，这恰似古代的穆桂英、花木兰……高兴压倒了思乡念头。中秋天气，早晚有些凉，我穿的棉袍，中午有些热，就脱下来拿着，周志成看我有些困难，就主动帮我，他拿着一把雨伞，用雨伞挑着棉袍走。有一位女同志陆斐文，休息时同周开玩笑说：“周同志你也帮我们拿拿大衣吧！”他窘迫地一笑，我真感到不好意思，也不知说什么好。走到一个县城，住在小卖店二层楼上，没想到地板有个大窟窿，用一个破席掩盖着，我一走“哗啦”一声漏下去了，我惊慌万分，扒住了破地板边缘，吊在空中，大家都喊叫起来，周同志急忙用尽全力把我拉了上来，他焦急得大声呼喊，我惊吓得说不出话来，大家都惊慌了一阵，才勉强缓过来，略为放心。第二天早晨我们仍然一起行军，有的同志说：“你昨晚如果掉下楼去，我们今天就不能在一起行军了，现在给你开追悼会呢！”
我们的路费是大家凑起来的，半途没钱了，晚上周同志召集大家开会说：“咱们没钱了，谁有钱就慷慨解囊，无论如何咱们得走到延安啊！”我摸了摸口袋，一下把所有的10元钱都交给他，别人也陆续拿了点钱，凑起来差不多够了。我们有一次住宿在一个破庙里，没有门窗，男女分住，离得相当远，当地老乡说，这里狼多，你们要注意点。有位女同志说：来两个男同志住在门口，给我们看狼吧！我们一共走了13天，终于来到久仰的革命圣地，大家都手舞足蹈，高兴得都跳起来了。这是1938年10月20日。路费还剩了点钱，给每人买了两个饭碗。
组织就把我们女同志安排在老百姓家住下，晚上到街上看看玩玩。同志们见面互相敬礼致意，异常亲热。没几天，我们又搬到清凉山上的窑洞里了。
我在去延路上走坏了腿，左腿发炎化脓，剧烈疼痛，发高烧不能动，石雷川、炭丁照顾我，哥哥由瓦窑堡走到延安来看我，他为我到处找医生，医生用吸脓器把脓吸出来，变成了一个大窟窿，我感觉轻松了。组织派同志们用担架把我送进医院，石雷川经常去看我，他说：“疮口很深，血管看得很清楚，真吓人啊！你可不要看。”
我要求出院后，就和石雷川一块儿到抗大见了大队长张琴秋，她热情地告诉我，我被编入八大队（女生队），不久又改到抗大女生一队（高中以上的），不久又上山开荒种地，干了几个月，谷子长得很好，秆粗粒大，吃起来格外香甜。
1938年末，队长丁雪松找我谈话，问我是否愿意入党。我当然愿意，当即填写了入党志愿书，介绍人是队长丁雪松、副指导员丁芬二人。一天深夜，有人把我悄悄地叫起来说：“赶快到队部屋里去。”我急忙穿上衣服去了，才知是举行入党宣誓，约有十来个同学，庄严地读了誓词，读完后又让回去睡觉。我兴奋得一夜没有入睡。
我转入女子大学前，一天指导员召集开支部大会，讨论我的转正问题，全体通过，我很高兴，好像一块石头落了地，决心更要努力学习、生产、工作，积极向上。不久又开始收割庄稼，有的捻线，有的用缝纫机做衣服，要把全校的军衣在三八节前都做好，以便在纪念会上都能穿上新衣服。全校都参加了唱歌跳舞，冼星海同志教我们《黄河大合唱》等歌曲。歌声清脆嘹亮，雄壮动听，三八节过得空前隆重、空前热闹。
1939年夏组织决定调一大队（在瓦窑堡）去前方打仗，女大全校排队欢送。我哥哥走了，以后何时能回来呢？我看着队伍，哥哥在哪里，人多没有看见。一大队的同志们以整齐的步伐、饱满的热情向东走去，我们一直等到看不见影子才回去。
不久又调三大队（在潘龙）部分学员去前方，有周志成等。周通知我，我和石雷川二人去送行，周说：现在路上已不好走了，大队人马不能通行，女同志也不能去，我听了，真有说不出来的滋味，心想很可能是诀别。我的心激烈地跳动着，忐忑不安，不知说什么好。他到达南行店给我来信说：我很相信你……从此再无音信了。不知他是光荣牺牲了呢？还是过着美满的晚年生活？
1941年我被调到延安中央医院学习产妇科，星期天我到沙晓鲁处玩，她问我，你那个朋友有信吗？我说，没有。她就给我介绍陶明做朋友，经过一段的了解，我们于五一结婚，有十几个人参加，周扬同志讲话。12月7日，正是周六，我回鲁艺陶明处，不料晚间生了个女孩（怀孕七个月）。临时请卫生所的医生接生，从棉衣里撕出点棉花破布把小孩包起来，露着上半身，放在我脚头，后来，打开一看，人和冰结成一块，早已死了，我痛哭了一场，北风凛冽，雪很大，孩子没有棉衣棉被……
1942年调我到延安市政府工作，我们一共四人，刘是小组长，每天深入群众，宣传抗日救国，为妇女接生，群众非常感激。1943年，为了照顾我们的夫妻生活，我又被调到延安鲁艺工作。1943年4月22日，我又生了一个女孩，每天除照顾孩子外，还有生产任务，抱着孩子纺线、织毛衣，三天一件。每天天刚亮就起来织毛衣、纺棉线，一直干到深夜。整风运动开始，我就抱着孩子爬山开会。
1945年日寇投降，夜间传来了这个振奋人心的好消息，大家高兴极了，从床上跳下来，把棉衣棉被里的棉花撕了扎成火把，蘸上油，高举火把狂欢了一夜。
我们准备去东北工作，要把小孩安排好，我和陶明用马驮着孩子送到保育院，这个两岁零四个月的小女儿是我亲自带的，把孩子放下，我心里真如刀割，回到家里痛哭了一场，看见孩子的衣物就难过，把她的衣物尿片洗干净、整理好送人后，我们又去看了她一趟，她睡着了，我们偷偷地看了她一眼，就赶快走了，怕她醒来看见我们哭闹，不让我们走。
我们9月2日离开延安往东北出发，徒步走了整整两个月，于11月2日到达沈阳，参加了解放战争和经济建设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