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李秉衡到北京，也是承担着促使朝廷和谈的使命的。他的职务是巡阅长江大臣，驻在南京。北京事变后，他接到“赴京晋见”的谕旨。两江总督刘坤一不失时机，请他到北京后，敦促太后与西方和谈。李秉衡答应了，并在主和的南方督抚奏折上签上了他的名字。
然而，到北京不到两天，他便改变了他的初衷。他看到，北京权力的天平，早就倒向主战的载漪一边，而载漪也不失时机地拉拢李秉衡，让他投入自己的怀抱。李秉衡感觉到了权力的温暖，立刻变了嘴脸，公开放弃了信仰。
当慈禧召见他时，询问他的政治态度，他坚定地回答：“战之！义和团是可以信赖的。”慈禧拿出了有他署名的奏折，问他何以出尔反尔。他眼睛都没眨一下便说：“这是张之洞擅自盗用臣的名字。臣从来不是他们一伙的！”
如此恬不知耻的背叛，并非李秉衡一个官员的秉性。这几乎是一切专制条件下官员的特征。他们叛离自己的信仰的时候，从来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吞吞、难为情地、悄悄地离开。不是这样的。他们是在青天白日，冷笑着，以一种触目惊心的自信，直截了当地投向昨天的敌人，并且立即学会了敌人的语言和论据。他们眼里只有一条：永远和最高权力保持一致。他们的背叛，由于变化疾速，透露着一种让人震骇的胆气。说什么要有良心，这话是欺骗老百姓的。老百姓们于世俗之见沾染太深，总觉得有些事情是好的，有些事情是坏的。但官员们可不这样看待事物。他们不需要这些无聊的善恶之念、是非之分。他们在决定当官之前，已经彻底抹杀了良心。
说起来，李秉衡虽然缺少信仰，但至少还有胆气。他跟着载漪成为破坏和谈的政治力量，但当北京城破之前，他以生命为北京挡了最后一击。
7月26日，朝廷下旨：命李秉衡帮办武卫军事务。
8月7日，闻联军攻占蔡村，逼近北京，李秉衡请求率领义和团出战迎敌。《庚子国变记》载（译文）：
那一天，李秉衡在北京誓师。他请出三千义和团民跟从他出战，亲自向义和团的头领叩拜。义和团们手中拿的兵器有：引魂幡、混天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套、如意钩、火牌、飞剑。称之为“八宝”。
那天，所有的义和团几乎都来了，聚在那里的有数十万人。李秉衡称之为国家“劲旅”。
誓师之后，这支义和团部队浩浩荡荡向蔡村进发。然而，这支数十万人的义和团部队，没有任何史料可以证明他们与西方联军进行了战斗。所谓交战，《庚子国变记》中只有一句话：“闻炮声，一军皆溃。”此后还有句话：“拳匪杀平民无数而归”。他们杀到北京城外去抢劫老百姓去了。
他们当然也有被杀的，那既然不是战斗，而又死人无数，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在这场战争中，战死少，屠杀多。
屠杀者自然是西方联军。据联军记录，那所谓的战场，实在是屠杀场：
到处全是死马和死人，层层叠叠，颠倒纵横，骇人心魄。死人死马把那条路填得和旷野一样高，和路边一般平，正像一升量得满满的粟米。上层是一堆尸体，底下是一条血河。血一直流到北京城边，在护城河里积成了一个大血泊。那屠杀便是由这样的密度造成的。举一个例子，一个将军把他的佩剑交给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士兵，那士兵受了剑，立刻杀了311个俘虏。
李秉衡没有被屠杀。像总督裕禄一样，他是自杀的，“饮药而死”。但他的死事尚不如裕禄。没有一口现成的棺材在他的死地等待他。他死后尸骨无存。
8月8日，西方联军抵达蔡村。日军第一个到达。这时，北京一使馆密使偷出京城，带来一封书信：
目前，北京使馆内，除德国公使外，各国公使们总算还活着。只是如今粮食将尽，被困者生命危在旦夕，况且敌人的攻击一天比一天激烈，因此急切盼望援救军早一天到来。
日军统帅福岛少将立刻向其他联军报告了北京公使馆情况，并提出请求，改变预定的作战方案，迅速向北京进军。各国军官同意日军的请求。福岛少将立即写好回信交与密使先行带回：
日本及其他联军于8月5日将北仓附近敌人清除，6日占领杨村。日、英、美、俄联军于当天从杨村出发，北进途中于午后8点20分在南蔡村接到来信，得知北京详情，万幸的是大多数公使及以下人员安恙，正急盼联军解救于苦难之中。我师团长以下群情激奋。如果联军进展顺利，那么9日可以到达码头，11日到张家湾，最晚12日抵达通州，比预定进攻北京的时间14日提前两天。
（8月8日于蔡村北34公里砖厂福岛少将）
12日，联军准时到达通州城外。一路上有零星的战斗，但几乎没有严重的阻力。这使西方联军感到奇怪：通州，北京城外最后的屏障，从这里到北京外城，只剩下不到20公里。
40年前的1860年，英法联军在中国官员们打出的停战旗帜下进入此城。巴夏理爵士和其他6个人被送了进去。但中国士兵紧紧包围了他们，把他们用绳子捆起来，扔到大车里，继而尖叫着把他们从大石头铺的大路上运到北京，投进监狱。这一事件的后果是：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并火烧圆明园以示报复。
但这一次，中国方面没有采取这种诱敌深入的战术，只在通州城外，发现了一个可怖的情景：一根木杆上，悬着4颗中国人的头颅。联军猜测：那可能是落到义和团手中的中国基督徒。
这时，8月12日凌晨3点30分，日军前卫部队来到城门前，其他部队亦成战斗队形散开。然而，未遇任何抵抗，只有城门紧紧关闭着。
一个工兵连用炸药炸开了城门，4点30分，全部联军开进了通州城。
通州城内，大部分居民都已将门闩上。几小时后，日本兵带头破门而入，其他联军士兵立刻仿效。到下午，大街小巷均遭破坏，黄昏时分，死亡的中国人已是横尸遍地。一个中国青年，跛着脚走路，神情迟钝，徘徊在街头乞食，忽然发现地上一件新衣，是清兵丢弃的，于是将衣服拾起高兴地穿上，在大街走。他被日本士兵抓住，遭一顿痛打，手脚捆绑，被抛到一个路口。过了几小时之后，他死了。
酷烈的太阳光下，到处都是迅速腐化的马的尸体，正在蠕动的大量蛆虫，燃烧的房屋，远处街上的居民――几乎所有人――见到洋人走近，无不四散惊逃。沿路处处可见靠墙上吊、血迹斑斑和身首异处的尸体，还有玉皇大帝的神像。一条斜街上，大部分房屋都被毁坏，一条可爱的小狗，站在一所被焚毁房屋的台阶上，显得哀伤而又不安，不停地朝四处张望，显然正在等待下落不明的主人。
一个西方记者骑马来到这条街上时，看见了这只小狗。他下马，从衣袋里掏出几块饼干，想方设法喂它，但它不吃。又诱它喝水，它还是不理睬。“这可怜的小动物看上去饿极了，也很悲痛。但它坚决拒绝离开它的家。我真想把它带在我身旁。再也找不到这般可爱忠实的小狗了。”
那天，这位随军记者向美军统帅盖斯里将军建议：“今天晚上点一个巨大的篝火，让北京城里的人们看到，心中发生恐惧。”
他对将军说：“这样一来，我想明天早晨，你们就不需要打什么仗。”
将军回答说：“啊，你知道，我们不愿激起45000万中国人的反抗。”
当天晚上，7国联军统帅开始研究进攻北京的战略部署。此时，北京城内正上演着庚子年间的最后一场闹剧。
连杀五臣，永远正确的证明
听到联军北上消息，紫禁城内一派恐慌。40年前，大清朝的劲旅未能阻挡住英法两国的联军，今天，满朝文武都预料到，北京城被攻破的日子已经越来越近了。
在这严峻时刻，主战派和主和派都在悄悄地想着心事和后事。
无论从何种角度看，主和派都感到了真理在手的喜悦。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一旦宣战，不可收拾。这不是我们早就预料的后果吗？他们开始考虑如何促使这个发疯地转动的车轮到此停下来，否则它必然坠入深渊。有朝一日，理智与激情终将彻底分手。等着吧，今后的烂摊子还要我们来收拾呢！
以载漪为首的主战派嘿嘿地冷笑了。想把真理颠倒过来，梦想！在这疯狂的赌盘上，他如果不赢，便会灭亡。他要有一次最后的拼死的挣扎，让它产生巨大的力量。你说你是真理在握，但我能封住你的嘴巴。在中国的历史上，许多自以为真理在握的人都被送上了断头台，那原因不是别的，只为了免得他们把事情的真相告诉子孙后代。死人的嘴巴最严！于是，与深渊近在咫尺的载漪们，以豁出去勇气扑向主和派，仿佛一头被围猎的鹿扑向猎人。
他命令他的死党们拟定一份杀人名单。死党们领会了他们主子的意图，决定在即将失败的最后时刻，有5个人必须死。这5个人是：
――吏部左侍郎许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兵部尚书徐用仪；――户部尚书立山；――内阁学士联元。
当这份名单交到太上皇载漪手中时，他不胜诧异：就是这么几个大臣吗？最高的官职也不过是个部长。多渺小的对手！如果他们当初能紧紧跟着他载漪的旗帜前进，将来也许会有更好的前途。但现在，他们必须谢幕了。
由于儿子成了皇储，载漪成了仅次于慈禧太后的二号人物，第二把手。这就是说，除了上面还有一个主子，他的权力是无限的。凡是违抗他的意旨，抵制他独断专行的虚荣心，都能被他打发归天。
我们不能说这位大人物不热爱德行。不，他热烈而执著地爱着自己的德行，别人只要有一次同他意见分歧，他都不会饶恕宽容。这“德行”偏执而狂热，拒绝任何妥协，连他的敌人屈膝投降他都不予认可。哪怕从政治上考虑极端需要妥协，执著的仇恨和刚愎的骄傲都不容他让步。
名单上的这5个人，他都认识。自从朝廷开始讨论战与和的时候，他们就同他作对。看来，这5个人蔑视并憎恨他，如同坚定憎恨机巧，不渝的忠贞憎恨见利忘义。现在，他们正确了，而他载漪，看来要错了。那么，他们该死了！
有史料说，杀死这5个人的谕令都是载漪伪造的，慈禧太后并不知道。这是不确的。无论载漪如何看不起这5个人，一下子杀死5位部委级的领导干部，都不是一件可以隐瞒的小事情。不！慈禧知道这件事情。而且，她批准了这件事情。其动机，和载漪的一样。
西方联军就要攻破紫禁城了。她，力主向西方宣战的最高领袖，正以令人惊异的审慎和十倍的精力准备最后一次决战。在首都，凡是还能使唤得动武器和骑得了马的人征召一空；成千上万的人在夜以继日地锻冶马刀，铸造大炮，一切值得怀疑的人都要撵走，一切可疑分子都得严密监视。在这种时刻，可容不得一点仁慈。就要与西方的侵略军决战了，几乎没有胜利的可能。但越是这样，越是要考虑到失败后的每一个偶然因素，以防患于未然。而今后最需要防患的，就是那些因自己的失败而证明了他们的正确的人！他们是最危险的。他们会向未来出具证明，把她，慈禧太后，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过去，她没有理睬他们，那只是因为自己还有力量管住他们。但是现在，要失败了，她没有信心了，希望消弥隐患。是的，她批准了这最后的屠杀：可不能把任何一个潜在的敌人留在自己的后方。
袁昶和许景澄几乎同时被捕。
那天是7月29日，许景澄起得很早，北京城内，义和团们还没开始喧闹，是难得的清静时刻。他吃了早饭，坐在书房中与一位来客闲谈了一会儿，然后招呼仆人驾车，说：“我要到总署去了。”许景澄的官职是礼部侍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外交部）大臣是他的兼差。然而，当此动乱之秋，他的兼差更重要。
还没来得及整好衣冠，忽然，仆人拿来一张名片说，有客求见。许景澄看了看名片上的姓名，是个平时不认识的人。于是令仆人出去说：“我就要到总署去，有要事，现在没功夫接见来人。”
仆人出去了，不一会儿又进来了。仆人说，那个来的人说他就是总署的听差武弁，奉庆王的命令，请许景澄大人立刻入署，有重要的公务等他商量。
于是许景澄出去见了来人，站着谈了几句话，那个人就走了。许景澄回到房间，一边穿戴衣冠，一边对一位客人说“昨天晚上分手时，没听说有何要事，为什么今日要聚集呢？”
那位客人说：“想必有事。您走以后，我想到城外去看看外面有什么消息。”说着，走出门，不一会儿又回来了，说：“那个请您去总署的来人还没走，刚才我见他正在门外东张西望，这很让人疑惑呀。而且总署武弁数人，我几乎都认识，从来没见过这个人！请您多带一些人去，或有不测，您可以让他们回来报个信。”
许景澄听罢，一笑置之，未以为意。
但许景澄的车子刚出胡同口，那个武弁便一挥手，来了一大帮子人，簇拥着许景澄的车驾走了。
许景澄问：这是怎么回事？
那人道：“议事在提署，不在总署也。”
不一会儿，来到步军统领衙门。那个武弁立刻搀扶许景澄下车，又一挥手，让跟班的人都回去，说：“这里有人伺奉许大人，不需要你们啦！”
许景澄走进衙门，被引到一所很小的房间内，刚进去，就听到门外落锁的声音。他刚要喊叫，忽然听到隔壁室内也有一人正在大声叱呵。仔细听，是袁昶的声音，但不得相见。
那些跟班的人回府后，许府的那位客人大惊，急忙来到军机大臣王文韶的府上探闻消息，并请其救援。王文韶不信，说：“刚才入朝奏事时，并没有这样的谕旨，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那位客人奔走了一夜，什么消息也没打探到。直到凌晨，才得知许景澄和袁昶都被押送刑部了。又听说，刑部已经得到谕旨，要他们“预备红绒绳”。他一听就吓呆了：清朝刑律，只有当朝廷大臣临刑时，才用红绒绳捆绑呀！
但在刑部大牢，许景澄和袁昶终于见面了。袁昶拉着许景澄的手说：“人生百年，终须有一死，死本不足惜；我所不明白的是，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他们一定要置于死地呀！”
许景澄笑着说：“我们死了以后就知道了，你何必这么计较呢。”
实际上，他们应该清楚死因。就在几天前，袁昶和许景澄联名上了奏折：大局糜烂，请太后杀纵容义和团暴乱的大臣。谁都清楚，他们指的是载漪、刚毅等权倾当朝的大臣。
当其时，许景澄是清政府中最熟悉洋务的外交官员，早先曾担任驻法、德、意、荷、奥五国公使，兼任比利时公使，后又改任驻俄、德、奥、荷四国公使，后任驻德公使。1898年的戊戌政变后，他被授总理各国事务大臣兼礼部左待郎。在中法战争中，他坚决主战，认为“战事将成，非严防不足以阻敌谋，非持久不足以收战效。”而到庚子事变时，他却坚决主和。
而袁昶，先任户部主事，充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章京，后以员外郎出任徽宁池太广道，又升江宁布政使。戊戌政变后，为总理各国事务大臣，授太常寺卿。在庚子年的御前会议上，他和许景澄一道也公开主和。
在和战未决的时候，许景澄对满朝文武说：“以中国目前的国力，兵衅决不可启。而且《春秋》之义，不杀行人。现在，竟要围攻使馆，实在是违背国际公法！”
而袁昶更加直言不讳，公开指着载漪说道：“如果你要把拳匪召来，即使你能血洗东交民巷（使馆区），战胜外兵，然而这等于向十一个国家宣战。众怒难犯，悉坏全局，这责任你负得了吗？！”
袁昶还致书庆王，请其劝载漪，“勿为祸首”，其中有云：“端郡王（载漪）所居势位，与当年的醇亲王（光绪之父）相同，尤其应当明智地善处嫌疑之地。”
有人根据他们的这些言论，判定袁昶和许景澄为反对太后的帝党，实在是望文生义了。许景澄长期任驻外国大臣，从未卷入帝后党争旋涡。且他和袁昶的升迁，都是慈禧一手提拔的。他们不是帝党，此时也没有什么帝党，整个朝廷都在慈禧的主持下。他们的被杀，诏书皆以“莠言乱政，语多离间，大不敬”至罪。
而且，战争期间，袁昶对敌人“心慈手软”，被视为“汉奸”。董福祥的亲兵劫杀了德国公使克林德，“悬首于东安门”。袁昶认为“这太残酷了！”他说，在总理衙门工作期间，他认识这位德国公使，不忍心看着他暴尸于外。“孟子曰：‘人皆有不忍之心’呀！”于是被视为“此等汉奸，竟然对中华民族的仇敌表示同情！”
至于许景澄，有一个最大的“罪恶”，即使载漪饶了他，慈禧太后也饶不了他。数日后，慈禧西逃时，途中接驾的县令吴永曾有一段回忆（译文）：
一日入见奏对，完事后，太后与皇上同坐倚窗炕上。我见太后意尚闲暇，就乘机奏言：“徐用仪、许景澄、袁昶三臣，皆忠实为国。当时以身试法，当然必有应得之罪；论其心迹，似在可原。据臣所闻外间舆论，都很为他们痛惜。是不是可以为他们平反昭雪呢？”
刚说到这儿，意犹未尽，突见太后脸色一沉，目光直注，两腮鼓突，额间筋脉膨胀起来，露出牙齿，厉声喝道：“吴永，连你也这样说吗？”
我从来未见太后发怒，猝见此态，惶惊万状，当即叩头请罪：“臣冒昧，不知轻重。”
太后神色略定，忽将怒容尽敛，从容说道：“想你也是不知道此中情节，皇帝就在这儿，你可以问皇帝。当日叫大起（御前会议），王公大臣都在廷上，他们还没轮着说话呢，许景澄等人倒叨叨切切的，不知说些什么，哄着皇帝，直到把皇帝哄得下了龙位，牵着许景澄的衣袖，叫‘许景澄你救我！’，彼此居然抱成了一团，放声纵哭。你想想，还有一点体统么？！你问问皇帝，这是不是当时的实在情景？！”
皇上默无一语。我只得叩头，说，“臣实不明白当日情形。”
太后于是又说：“这难怪你，咱们宫廷里的事，外间那里知道？你当日尚是外官，自然就更不明白了。”
我见太后意解，始起立。
所以后来杀许景澄等的上谕中，有“语多离间”这样的语言，当时我疑心此谕出于载漪和刚毅的伪造。其实许景澄和袁昶的死，在御前会议上就埋下了伏笔。证以太后所言，皇帝当日曾叫“许景澄救我”，则太后发怒的原因，可以揣想，应该是她的疑心而导致她误听误信呀！
真的，许景澄和袁昶的最后被杀，可能真是一个误信。慈禧谕令各省督抚“杀洋人”，但发到各省的谕旨，“杀”字都变成了“保”字。后来刚毅“查出”这擅改谕旨的大臣，就是袁昶和许景澄二人！慈禧太后闻知此事，大怒道：“他们胆敢擅改谕旨，就好像秦朝的赵高一样，应治以车裂之刑！”于是“传谕立斩之”。
7月29日，囚车载着袁昶和许景澄，驶过那条许多被斩官员都曾经走过的悲惨之路，朝菜市口而去。街道两旁观者如堵，看热闹的人群欢欣鼓舞，兴奋万状。“杀汉奸喽！”死刑成为民众的节日。沿途屋顶上，旗帜招展，窗户里传出声声欢呼，一片欢腾。当囚车到达刑场时，人们激动得齐声欢呼，震撼了偌大的广场。
监刑者是载漪的弟弟载澜，北京义和团的二头领。
行刑之时，袁昶神色自若，对载澜说道：“我可惜看不到重见天日消灭篡位者的那一天啦！”
载澜大怒，喝斥道：“你这个奸臣，不许多言！”
袁昶毫不畏惧，仍大声言道：“我死而无罪，你们这些疯狂而愚昧的东西，制造阴谋，祸国殃民，你们犯下的才是应当受死的罪恶。我的名字将长留于天地之间，受后人万世景仰！”
说着，袁昶转头对许景澄说：“不久，我们就要在地下相见了。人之死，就好像回家一样啊！”
这时，行刑者立下其刃。
联元、立山、徐用仪死于8月11日，比袁昶和许景澄晚死12天。这一次，所杀3位大臣中，居然有两个不是满人！
联元的死，乃因为他竟然与他的老师崇绮“道不同”。
当年点庶常时，崇绮为联元的阅卷大臣，这便有了师生之谊。联元长期做外官，先后任安庆府知府等职，故在帝后党争中无所表现。戊戌政变后，联元入京陛见，奉旨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后补迁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
他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满人，虽出崇绮门下，但在和战问题上却和老师对着干。御前会议上，慈禧已经决定宣战，联元却冒死而谏：“从来没有一下子和十一个国家翻脸打仗的道理呀！真要这么干，我们的国家先自危险啦！”
于是崇绮厉声痛骂联元：“你他妈的是咱们满人，也要仿效汉族人来当卖国贼吗？！”
联元理也不理他的老师，竟拂袖而去。
他知道，目前的北京，只有荣禄一人还有能力说服慈禧太后，而荣禄竟然一声不吭。因此，他致书荣禄说：“请您不要首鼠两端。一旦国家糜烂，大祸临头，您身上的肉还能保得住吗？”
如此言论，自然被视为“满奸”。
联元是头一个被押赴刑场的。刽子手正要用刑时，忽然，一个义和团的大师兄，穿着红衣，扎着红巾，从宣武门怒马驰骋而来。马的后面，拖一巨物，尘埃汹涌，看不清是什么东西。不一会到了刑场，才知道那是一个人，被缚手足，系诸马蹄，脸已经烂了，认不清是谁人。联元在他自己的脑袋掉下来以前，问一声刽子手，“那是谁呀？！”
刽子手道：“是立山大人！”
说起来，立山大人之死，纯属载漪、载澜哥俩儿公报私仇。他本是慈禧太后的红人，曾任总管内务府大臣，口袋里装着皇宫的钥匙，“以心计侍中用事，很得太后的欢心”。为慈禧太后修建颐和园时，他始终在现场操持，慈禧对这样的忠心，很是看重。颐和园完工后，立山奉旨赏加太子少保衔，转为户部左侍郎，兼管三库事务。就连枢府的亲王大臣向慈禧送礼，都要请托立山，可见他同慈禧的关系非同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