裴景福与李鸿章是老乡。1892年冬天，李鸿章还是直隶总督的时候，裴景福调任广东，路经天津。刚刚坐定，李鸿章就大声对他说：“你想到广东刮地皮吗？”裴景福愕然不知所对。
但到了广东以后，发现广东多匪，裴景福忽然明白了李鸿章“刮地皮”的喻意。他后来解释说：“在我们安徽老家，称土匪为‘地皮’；广东南海多匪，合肥公认为我到任以后，应严刑竣法，首重捕匪。所以他才那样教导我呀！”
1900年，李鸿章总督两广，上任伊始，裴景福以南海县令晋见李鸿章。
李鸿章问：“你再次担任地方的行政长官，各种行政措施，孰先孰后？”
裴景福一本正经地答道：“先刮南海地皮。”
李鸿章大笑：“10年啦，你还没忘记我那句话吗？”
裴景福回答：“公之命，公之戒也，怎敢忘记呀？”
李鸿章笑着说道：“‘地皮’要刮，就要刮得干干净净。”
李鸿章督粤不过一年时间。当时的广东，百事废弛，盗贼纵横。李鸿章风行雷厉，奏准恢复“就地正法”之刑，对盗匪实行了严厉的镇压措施。从此，群盗慑其威名，或死或逃，地方大安。
如果北方也能像李鸿章一样对盗匪严刑峻法，还会发生庚子的动乱吗？
现在，他就要到北方去了。不是去治盗匪，而是到西方人那里，去进行和谈，求得一个尽量不伤国本、不被帝国主义瓜分的和局。虽然这时西方联军尚未向北京进攻，但李鸿章已经把后来的结局看得一清二楚。
听到召唤，裴景福登上了“安庆”轮。时值盛夏，天气炎热，李鸿章穿着蓝短衫，脚上踏着一双颇有“鲁风”的鞋子，倚在小藤榻上。
显然，李鸿章很赏识裴景福。他意味深长地说：“广东斗大一个城，懂得行政的轻重缓急的，能有几个人呀？你能任事，能取信于民，为地方消除祸患，真是总督巡抚还不如州县之官呀！如能扼制内乱，何至招来外侮？这一点，你要切切记住呀！”
机会难得，裴景福向李鸿章问及大局安危何在？这是所有的人都很关心的问题。
李鸿章回答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我大清王朝厚德，人心未失。北京虽然有难，根本动摇，但幸亏有袁世凯主持山东，张之洞、刘坤一从来都有自己的主心骨，他们一定能互相联络，保全上海。这样，中国的大局，不至于一蹶不振。”
裴景福又问：“您看北京方面的战局如何？”
这天是7月17日，西方联军还没有向北京进发。但李鸿章说：“论各国的兵力，北京危机当在八九月之交。但天津之战中，聂士成已阵亡，马玉昆、宋庆诸军零落，牵制必不得力。日本调兵最为迅速，英国助之，恐怕到七八月份，北京便不能保全了。”（北京果然于8月14日被联军打破）
讲到这里，李鸿章的眼睛里有了泪花。他“以杖触地”说：“内乱如何能够制止得住呀！”
默然良久，裴景福又问：“就算是敌兵即刻入京，各国公使也不能对我们太无礼呀！”
李鸿章说：“这是对的。但恐怕无人主持，我们自己先自动摇了。”
裴景福又问：“您何不将此意陈奏？”
李鸿章说：“我到上海以后，会具折上奏，但恐怕也无济于事。”
说到这里，裴景福想起身告辞，李鸿章问左右：“潮水来了吗？”并挽留裴景福说：“不忙。”
李鸿章自饮牛奶，而以荷兰水待客。
裴景福于是接着问：“万一北京都城不守，您入京后如何办法？”
李鸿章回答说：“必定有三大问题：剿除拳匪以示威，揪出首祸以泄愤，外国人先以此要挟中国，而后索取兵费、赔款，这都是势所必有的事情。”
裴景福问：“兵费、赔款大约会有多大数目？”
李鸿章说：“这个我不能预料。只有尽我的力量，与西人竭力磋磨，展缓年份，还不知能否做得到。我还能活几年？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罢。钟不鸣了，和尚也就死了。”说着，凄然泪下。
裴景福又问：“国难解除以后，您将先做什么事情呢？”
李鸿章皱着眉头说：“事情定下来后，中外局面又将一变。我国惟有专心财政，偿款不清无以为国，如果求治太急，反以自困。中国地大物博，每年收入还不及西方大国的半数，将来理财必须另筹善法。”
裴景福说：“多取多用，各国都是这样。取天下之财仍还之天下，出入相当，万端就理，有什么不可？但须利权不被外人剥夺就好了！”
李鸿章说：“西方联军不足以灭亡中国，可忧虑的，倒是恐怕在国难平息之后。”
裴景福说：“您忧虑到这个问题，是天下人的福气呀！我有一句话向您陈述。中国之弱，弱于人，不是弱于法，人有得失，法无新旧。果得其人，因时损益，法虽旧亦新；不得其人，虽博采古今，组织中外，适以滋弊，如此，法虽新亦旧。”
李鸿章听其如此传统的人治高论，开玩笑地对裴说：“八股已旧也，策论为新，策论得也，八股为失，我和你都是八股匠，所以说旧话。”
在场的其他人听了李鸿章这一番妙语，都大笑不已。
斐景福又说：“君子当国，不震己之强，不侮人之弱，亦不怯己之弱，畏人之强，惟求一己以应天下，守至常以待至变而已。”
李鸿章叹息说：“什么至常至变，国运所关，实有天命，以后的事情，谁说得清楚呀！”事后，裴景福对这次谈话评论说：“李鸿章公，一生坚韧倔强，虽处甲午乙未之变，从容镇定，从没有在别人面前展现过忧愁烦闷的脸色。但这回庚子国变，每每谈及时事，肯定是泪含眼眶。这是他心里悲哀伤痛呀！”
终于涨潮了。李鸿章下令启碇。“安庆”轮乘风破浪，朝上海方向驶去。
感觉大上海，李鸿章其人
“安庆”轮航行了4天，7月21日李鸿章抵达上海。两天后，朝廷第7次电促李鸿章“即刻起程北上”。然而，无论是朝廷，甚至是李鸿章本人，都没有想到，他居然在上海逗留了将近两个月。任凭北方潮起潮落，政坛起伏，战争风云，李鸿章稳居上海，巍然不动。
他太热爱上海，太留恋上海。大上海，是李鸿章一生事业的奠基之地。可以说，没有上海，就没有后来领导了中国的近代化运动和成为中国外交领袖的李鸿章。
在上海的这两个月里，他肯定经常在外滩留连。那里，有他的一座雕像。
上海仅有两座公共塑像，一座是李鸿章的，一座是巴夏礼爵士的。
巴夏礼是英国外交官，英国人为其塑像，因为他是中产阶级自由主义的代言人。而李鸿章的雕像，是上海的中国人塑造的，他们把李鸿章奉为英雄人物，其源有自。
从年轻时代，李鸿章就是个有着伟大理想的人。他23岁创作的《入都》诗10首，曾经“为世所传诵”：
出山志在登鳌顶，
何日身才入凤池。
倘无驷马高车日，
誓不重回故里车。
丈夫只手把吴钩，
意气高于百尺楼。
一万年来谁著史，
三千里外欲封侯。
诗中的李鸿章，少年志高，气宇轩昂，虽然行装寒伧，不过一介书生，但千里迢迢，跋山涉水，壮怀激烈，奔赴名利之都，其心境、其抱负，正是那些皓首穷经梦想显达的士子们所向往的。
然而，虽然李鸿章的学识举世很少有人可以匹敌，但其最后的显达，却是“以儒生而起家军旅”。生逢乱世，哪里管得到文是文，武是武，必须有“上马杀贼，下马草露布”的本事，做官才能出人头地。他权势盖顶的一片江山，是用枪杆子打下来的。而其军旅生涯的发轫之地，正在大上海。
其时为1861年，太平军正席卷江南。整个江南，只有镇江一城尚为清兵所有，此外就只剩下一个上海孤城，靠着外国洋兵的出力帮助，总算还没被太平军吃掉。但上海四面皆敌，洋兵打仗并不可靠，为了希望守住上海，逃难住在上海城中的江苏绅民，只好寄望刚刚在安庆立下战功的两江总督曾国藩能够派兵到上海来援助。
当时，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职位而统辖苏、浙、皖、赣四省前敌军务，但他自己所掌握的兵力，却只有他的兄弟曾国荃的两万多湘军，没有余力可以兼顾上海。然而，向曾国藩乞师的上海绅士们，提出了一个足可使曾国藩大为动心的建议：助饷。他虽然无力帮助上海，但在每月许给他的白花花的十万两银子面前，他却不能不怦然心动。
于是，曾国藩给他的弟弟曾国荃写信了：
上海富甲天下，现派人二次前来请兵，许每月以银十万济我，用火轮船解至九江，四日可到。余必须设法保全上海，意欲沅弟率万人以去……不知沅弟肯辛苦远行否？如慨然愿往，务于正月内赶到安庆，迟则恐上海先陷。
此信中所说的“沅弟”即曾国荃，别号沅甫。军队筹饷，一直是曾国藩所最感苦恼的问题。如今上海方面前来乞师的士绅们一下子提出了可以按月接济十万两银子的建议，无异天降财神。为了获得这巨额馈银的收入，他必需保全上海饷源之地，而为了保全上海，他必需派兵援助。
但为什么一定要曾国荃去呢？这就是做兄长的私心了。第一，曾国荃是他的亲弟，遇有立功名的好机会，他应该予自己兄弟以优先机会；第二，曾国荃此时的官职，已累升至记名的按察使加布政使衔，如果再在上海立功，以之推升巡抚，资望亦甚相当。
然而，曾国藩万万没想到，弟弟的志向比他期望的还要远大。他给哥哥复信说：“贼巢在金陵，急攻其巢，必以全力援救，而后苏杭可图，愿任其难者。”
曾国藩一看就明白了。与太平军战斗，攻下其首都南京才是平定太平天国的首功。曾国荃要的是如此立大功的机会，自不愿东去上海。
李鸿章崛起的机缘，正在曾国荃的这一念之间。
此时的李鸿章，本是曾国藩的幕僚。曾国荃不愿去上海，曾国藩不再勉强，把东援上海的使命给了李鸿章。但要求他“自募一军”。李鸿章是安徽合肥人，曾在本乡办过多年的团练，他回乡招来几个较有名气的团练首领，以他们的基本武力为骨干，数千人的来自淮河流域的“淮军”，就这样诞生了。此后湘淮代兴，于此见其端倪。历史变化的关键，真是很微妙。
淮军的特色是：精悍勇猛，久经战阵。最初总数共为13营，6500人。这一支兵力，就是李鸿章最初带到上海打天下的淮军原始。
1862年4月，这一支部队坐着上海官绅雇来的外国轮船，由安庆鼓轮东下，航行于宽阔的长江水面，穿越太平天国军防线一千余里，毫无阻拦，来到上海，扎下了营盘。
上海人大叫：“叫化子兵来了！”
真是“叫化子兵”：初到上海的时候，淮军官兵穿得破破烂烂、邋里邋遢，头上肮脏的包头布，腿上肮脏的绑腿布，当官的穿麻鞋，当兵的连草鞋都穿不上，身上倒是有件写着“勇”字的短褂，但浑身散发出难闻的气味。一出太阳，那褂子就给脱下来，大兵们一边光着膀子，一边晒太阳“捉老白虱子”，每抓到一只老白虱就喜形于色，赶快把它送进嘴里津津有味地咀嚼。映照之下，上海的官兵有袍有褂，号衣色彩鲜艳，比唱戏的打扮得还要漂亮。
《清史稿？李鸿章传》载：“抵上海，特起一军，是为淮军。外国人见其衣制朴陋，辄笑之。鸿章曰：军贵能战，非徒饰外表，迨吾一战，小觑未晚也。”
果然，很快有虹桥大捷。李鸿章所部淮军以寡敌众，苦战三日，以三千人破太平军十余万之众，终于以劣势之军力挫强敌。战事进行中，上海兵一触即溃，倒是这些半兵半匪的“叫化子兵”一个个――“贼娘好好的搞”――精悍可用，英勇善战，连外国的洋枪队都自叹弗如。
然而，淮军平时的纪律实在太差。李鸿章知道，要在大上海站稳脚跟，首先要加强精神文明建设，禁止所部扰掠平民百姓，避免本地人的反感。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做做样子，冠冕堂皇而已。但上海人从不否认，由于李鸿章的严格要求，淮军确实不敢胡来，后来确有良好军纪。
李鸿章的重点放在宣传上，他命令散发从安庆带来的大量宣传品：湘军《营制》、《营规》、《爱民歌》、《解散歌》等，在上海就地雕版印行。上海的印刷水平全国第一，李鸿章的宣传攻势大得其便。上海市郊很快贴满了这些宣传品。其中的《爱民歌》，全用白话，效果不小。它唱道：
三军个个仔细听，行军先要爱百姓。
第一扎营不要懒，莫走人家取门板。
莫拆民房搬砖石，莫踹禾苗坏田产。
莫打民间鸭和鸡，莫借民间锅和碗。
莫派民夫来挖壕，莫到民家去打馆。
筑墙莫拦街前路，破柴莫砍坟上树。
挑水莫挑有鱼塘，凡事都要让一步。
第二行路要端详，夜夜总要支帐房。
莫进城市占铺店，莫向乡间借村庄。
人有小事莫喧哗，人不躲路莫挤他。
无钱莫扯道边菜，无钱莫吃便宜茶。
更有一句紧要书，切莫掳人当长夫。
一人被掳挑担去，一家啼哭不安居。
如今百姓更穷困，愿我军士听教训。
军士与民如一家，千万不可欺负他。
如此很像《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爱民歌，李鸿章的叫化子兵们天天哇哇唱。李鸿章高高举起“爱民”旗帜，好像叫化子真的是老百姓的子弟兵。
然而，李鸿章所给予大上海的，远远不如大上海给予他的东西更多。这就是他的“洋务”思想的形成。
晚清时期的中国洋务，以现在的观点看，应当就是办理对外交涉。但这实际上是较晚以后之人对“洋务”二字所下的界说，在较早时期的人来说，所谓洋务，事实上乃是效法西人的自强运动。用现在的话来说，便是李鸿章在中国搞起了近代化运动。
这一运动，非自李鸿章始。它的前期，是萌生于咸丰年间的自强运动。
1861年，英法联军入侵北京，咸丰皇帝逃往热河，京中议和大事，由皇帝交付给他的兄弟奕讠斤负责，其后和议告成，英法联军退出北京，奕讠斤却在这一次外交交涉中，得到了三种“宝贵的教训”。
第一，他认清了，西洋人的武器与军队的训练方法远在中国之上，要想打败洋人，便得效法洋人的长技。
第二，洋人的武器制造虽精，军队的训练虽好，然而洋人却愿无保留地把制造武器的秘密和训练军队的方法教给中国。这更使他认清，要师法洋人，并非没有机会。
第三，《北京条约》订立后，英法联军根据和约规定，立刻把北京交还给中国。这使他知道，西洋人愿以信义和中国交涉往来，因此与西方和平相处，是很可能的事情。
有了这三点“教训”，奕讠斤深知中国欲图自强，正有良好机会。因此决定了几点内政外交的方针。
内政方面：设法延聘外国教官来训练中国的军队，购置洋枪洋炮以充实自己的装备。外交方面：希望改进从前仇视洋人的态度，谨守和约，避免和外国开战，以求争取时间来实行国家的自强。
在满族大臣中，奕讠斤是第一个开眼看世界的人。他的观念和思想，与当时一班中兴名臣不谋而合。从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沈葆祯、郭嵩焘，以至后来的张之洞、刘铭传等，大都相信非效法西人不能自强。晚清时期洋务运动之勃兴，便在这种情形之下蔚成风气。于是内外一致，中枢主持有人，终于促成了中国近代化（自强运动）的实现。
而在所有这些大臣中，论地位之重要与办洋务时间之长，无逾于李鸿章。
自同治九年八月接替曾国藩职位，以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大臣的地位综合对外交涉及举办各项自强新政，李鸿章领导中国的洋务运动，历时达25年之久。举凡购置新式军舰成立北洋海军，购置新式枪炮装备北洋陆军，以至建立机器厂、织布局、矿务局、电报局、水师学堂、武备学堂、医学堂、兴修铁路、筹设轮船局、建立船队等等一切效法西洋的建设事业，先后在他手中兴办起来。
对此，李鸿章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更为中国留下了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
1863年，李鸿章在给恭亲王奕讠斤的信中，明白写道：
鸿章窃以为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积习，武夫悍卒又多粗蠢而不加细心，以至所用非所学，所学非所用。无事则斥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不知洋人视火器为身心性命之学者，已数百年，一旦豁然贯通，参阴阳而配造化，实有指挥如意，纵心所欲之快……
前者英法各国以日本为外府，肆意诛求。日本君臣发愤为雄，选宗室及大臣子弟之聪秀者，往西国制器厂师习各艺，又购制器之器，在本国制习，现在已能驾驶轮船，造放炸炮。去年英人虚声恫吓，以兵临之。然英人所恃为攻城之利者，彼已分擅其长，用是凝然不动，而英人固无如之何也。日本以海外区区小国，尚能及时改辙，知所取法，然则我中国深惟穷极而通之故，夫亦可以皇然变计矣……
杜挚有言曰：利不百，不变法，功不十，不易器。苏子瞻曰：言之于无事之时，足以为名，而恒苦于不信，言之于有事之时，足以见信，而已苦于无及。
鸿章以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欲觅制器之器与制器之人，则或专设一科取士，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
这一封信，受到近代史学权威蒋廷黻先生的称道，誉为“中国19世纪最大的政治家最具有历史价值的一篇文章”！毫无疑问，李鸿章是对当时的时代环境认识得最清楚的人物。他能够成为晚清中国自强运动的领袖，并非偶然。
但这一切近代化思想的来源，大多取自上海。由于开始在上海办洋务（此后总督直隶，仍然遥控上海的近代化进程），李鸿章的声誉，如日中天。而正由于洋务运动的成功，他成为大清朝权势熏天的大臣。
李鸿章的一生，从来没有进过军机处，但他被人称为“合肥”，称为相爷。清朝的官俗，如果一个人当了宰相，可以使用他家乡的名字称呼他。如后来袁世凯进了军机处后，人们便可以称呼他为“袁项城”了。晚清官称的复杂之处是：从雍正朝起，原来的宰相官职大学士成了一个光荣的职称，而军机处成了实际的宰相府，但你当上了军机大臣，只可称为相，只有既是军机大臣又是大学士，才能使用你家乡的名字作为称呼。而这其中的一个例外就是李鸿章。他是大学士，官任直隶总督，不是军机大臣。但朝廷上下公认他有“首辅之尊”，就是说，他比军机大臣还要受到慈禧太后的宠信，当然就比军机大臣说话还要算数。因此，他又被称为“合肥”，又可以称为“李相”，也可称之“李中堂”，其煊赫权势，可见一斑。
长期以来，满朝文武俯拜在李鸿章的面前，简直就像小草仰沐着太阳的光辉。
然而，如果李鸿章只抓经济，只管洋务，不去参与外交就好了。那样的话，今天的历史学家会对他客气得多。真不幸！李鸿章不仅要参与中国的对外交涉，而且也是中国外交方面的领袖人物。他一生中的一切屈辱，直到今天被视为“卖国贼”，都来源于他不得不搞的外交。
“洋务”的李鸿章倍受崇敬。
“外交”的李鸿章饱尝辛酸。
框中人？伟人？两栖人
翻开中国近代史，每一次战败于西方，总有一个人，常常是谈判的主持人，常常是被迫签订条约的人，常常是一个朝廷大臣，被历史学家揪出来，戴上一顶卖国贼的帽子。于是，他就像过街的老鼠一样，被人人喊打。于是，人人都成了卖国主义的讨伐者，也就等于人人都成了爱国主义者。如此判定卖国与爱国界限的方法，是令人最不可思议的历史遗产。
庚子年间，朝廷12道金牌催促，李鸿章仍迟迟滞留上海，不愿北上。因为他深深地知道，此一去也，他将再次被历史学家戴上“卖国贼”的帽子。
这足以让一个政治家遗臭万年的帽子，李鸿章决不愿意再戴。他不愿意在他的一生中臭两次。
第一次被戴上“卖国”的帽子，是在甲午年，公历1894年。
甲午战争以中国北洋水师全军覆灭的败绩，以对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深深地留在了中国人的记忆中。整整一百年了，中国的史家和艺术家仍在不断地重复着这个故事，总有新的发现。而且，每一次新的发现，都强烈地刺激着中国人的心。
战争还在进行中，李鸿章就受到了朝旨的严责：“以李鸿章未能迅赴戎机，日久无功，命拔去三根花翎，脱去黄马褂，并交部严加议处。”
几乎所有的朝廷大臣都一边喊着爱国主义的口号，一边拍着手、斜着眼，哈哈笑着瞧他的笑话。
李鸿章的一生，最痛恨的就是这些“爱国主义者”。他们在晚清时代被称为“清流党”，整天不干一件实际的事情，就会上书言事。他们的一支笔横扫千军，他们靠一张嘴凌驭朝纲。李鸿章几乎每干一件实事，都会遭到这批人蜂窝弹劾。对此，他曾有过痛心疾首的论述（译文）：
这些就会耍嘴皮子的人，不做任何实事，也不考虑事实的得失、国家的利害，只要找到个题目，就信口开河，酣畅淋漓，一篇议论，藉此以出露头角；而国家大事，已经叫他们阻挠了。
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个艰难盘错的时代，干实事的人本来就不敢轻言建树，只不过责任所在，势必不能安坐待毙而已。可你一干事，你就有错了。苦心孤诣，刚刚找到一条干事的线路，稍有几分希望，千盘百折，把事情要干成了，那些耍嘴皮子的又来了。而且往往是群起而攻之。可那实际的事务，就半途中梗了，结果是，一件事都让你办不成，他们才安静下来。唉，天下的事情，为之而后难，行之而后知，可这些耍嘴皮子的，遇事弹纠，放言高论，到弄了个盛名鼎鼎，而那些干实际事的，除了担当责任，被弹被纠被罢，还能得到什么呢！
这段论述是李鸿章下野后说的。记载者言：李鸿章每说到这里，就以足顿地，好像还有盛怒在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