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1922年中国收回青岛后，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的日本移民人口便呈逐年递减之势，直到1928年后，日侨人口才重新恢复增长。1928年济南“五三惨案”后，日本在加紧对华北扩张的同时，以维护在华“特殊权益”为名，加强了对日侨利益的保护和扶持，从而促使日本移民和工商资本重新向青岛等城市聚集。
从日侨地域分布看，基本仍是集中于青岛、济南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1936年底，青岛市区日侨共11910人，占山东日侨人口总数的63%%，济南市区日侨1873人，约占总人口的10%。此外，烟台291人，坊子123人，潍县54人，张店270人，周村134人，青州57人，博山188人，淄川401人（参）。从职业人口分布结构上看，从事工商业的人口仍占最大比例。据1935年日人调查，青岛从事工商业经营的外侨共6573人，其中日本为5942人，英、美、德、法、白俄共249人，其他国家115人。
1920年代末，日本对华政策开始由“满蒙政策”向“华北政策”转变，资本投资扩张便是政策推行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经过20年代末和30年代初短暂调整之后，借助于殖民政策的支持，日本财阀势力和民间资本在山东的投资重心和扩展方向显露出某些新的迹象。在资本经营格局、与民族资本的关系、对区域社会经济影响等方面，形成了若干不同于20年代的特征。
1930年代前后，西方列强对华投资较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总体上呈趋缓的态势，但日本有所不同。中国市场对日本投资意义重大，日本不惜借助政治、军事、外交等手段来推动经济扩张，1914年日本对华投资占其国外投资总额的83%，1930年时达到近94%。日本工业化进程的加快曾使其出口商品结构发生重大变化，食品、原材料和半制成品出口不断下降，制成品比重迅速上升，而中国恰恰相反，农产品和矿产品出口不断增加。虽然日本在资本主义世界贸易总额中的比重直到1930年仍只占1%左右，但其对华贸易总额与所占比重都居各国之首，分别为5.437亿海关两和24.7%。对华贸易长期出超使之获得稳定的投资资本来源，促使投资数额逐年增加。1930年日本对华贸易出超已达9.87亿美元，投资总额达11.37亿美元，占各国对华投资总额的35.1%。
1929年开始的世界性经济危机，造成了西方各国经济普遍的萧条和停滞。日本为克服危机，推进重化工业建设，其殖民地经营在3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变化。首先，建立日元经济区，强化中国台湾、朝鲜、“满洲国”与日本的经济联系，增强与英美抗衡的经济实力；其次，加大殖民地的投资开发，解决日本长期存在的粮食不足和资源匮乏问题；第三，扩大殖民地区域，特别是将侵略矛头集中于中国，通过“日满支经济区”贸易盈余，弥补与欧美国家的贸易赤字。这些变化是日本资本投资作用的结果，恰如日本学者所言：
20世纪30年代由于偿还外债而减少了对外债务，以及资本输出热带来对外债权激增等原因，结果被称为第二个资本输出时期。不过，如果注意资本输出完全集中在殖民地的情况，那么那一时期还可以称为殖民地投资时期。
日本对中国关内的投资虽低于其对朝鲜、伪满洲国的投资，但考虑到当时全国普遍高涨的抵制日货运动、民族资本的顽强抗争等情况便不足为奇。同时，在其他各国对华投资趋于下降的态势下，日本仍以咄咄逼人的姿态，凭借多年形成的优势，伴随着政治威逼、军事挑衅在华北地区大肆进行经济扩张。
按日本东亚研究所小林义雄根据该所各种调查报告所做综合统计，战前日本对华投资总额（包括直接投资、合办投资、借款投资）已达19.46亿日元，其主要“事业投资”，即纺织业、银行业、商业贸易、矿业、其他工业、航运业、投资业等总计为11.1亿日元，其中纺织业、矿业、其他工业投资额分别占34%、10%和8%，数额分别为3.8亿元、1.07亿元和9660万元，合计为5.8亿元，占主要事业投资总额的53%，以此观之，日本对华投资无疑已成为列强在华经济扩张的头号势力，而工业投资占其总投资的半数，表明其投资基本以产业扩张为主导方向（参）。
“满洲国”建立后，华北被纳入日本殖民地经济圈地区，其丰富的矿产品、农产品、畜产品资源和人口密集而形成的巨大消费市场，成为日本急需攫取和侵占的首选目标。日本以政治分离、军事挑衅与资本渗透互相配合，企图尽快地将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在此背景下，日本在山东的投资扩张依靠原有基础，以获取国防资源、控制内外贸易、扩大商品市场、增设重要产业为目的，来配合其华北开发政策的推行。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山东一直是日本在华北投资扩张的重点地区，青岛更被视为“工业独占地带”。至1928年，日本对北京、天津、青岛等华北三地的投资达18278.4万日元，分别为717.8万元、3596.2万元、13964.3万元，对青岛投资额超过北京、天津两地之和而占76.4%。此后，随着日本华北政策的陆续登台，以及一系列华北经济开发计划和方策制订实施，其投资开发的官方色彩愈来愈浓，显示出计划性、重点性、战略性、垄断性等种种特征。
关于战前日本在山东投资额统计，目前所能依据的基本为当时日本人的调查统计资料，这些调查统计主要有以下几种。
（1）樋口弘著《日本对华投资》（1940年）。樋口弘将日本在山东的投资分成两类，一类是“直接的事业投资”，另一类是“特殊权益”。前者包括青岛银行、交易所1000万日元；纺织业8000万日元，如果把全部资产都估计进去，可能达1.2～1.3亿日元；制造业2000万日元，其中青岛1700万日元；贸易及商业投资约6000万日元，商贸领域里的日资公司、商店共945家，其中5万元以上的商业企业96家；官有和私人不动产投资（不包括纱厂、贸易商占有的土地）及零星企业投资约3000万日元；在济南的各种企业投资3000万日元。“特殊权益”包括“特殊合办企业”鲁大公司及其他矿业投资约3000万日元，胶澳电气、屠宰场约300万日元；胶济铁路4000万日元；合办事业、企业贷款、政府借款等约1000万日元，其中11家合办企业实缴资本477.5万元，日方占一半以上，约250万元。按其统计，战前（1936年）日本在山东的各项投资共约3.2亿日元，约占同期日本关内投资的1/4.
（2）松崎雄二郎著《北支那经济的新动向》（1942年）。松崎曾供职于青岛日本商工会议所，抗战后被国民党政府留用，对日本在山东的活动情况比较了解，按其统计，日本在华北企业投资额，青岛1.5亿日元，胶济铁路沿线约5000万日元，天津、北京约4000万日元，合计约2.4亿～2.5亿日元。
（3）满铁天津事务调查课编印的秘密调查资料（1937年），据该项调查统计，战前日本在山东的投资总额约为2.3亿日元，各部门投资的具体情况。
（4）《山东开发的现状及其将来》（1940年）。该书由山东日伪政治、经济界主要人物撰稿，据撰稿人日本济南银行经理浅井秀次称，截至1936年底，日本在山东的投资共2.2亿～2.3亿日元。其中矿山投资1600万～1700万日元，包括鲁大公司775万元、旭华矿业公司145万元、博东煤矿公司375万元、南定大仓矿业所120万元、坊子炭矿100万元、招远玲珑金矿100万元；纺织业投资占第一位，青岛九大纺织厂投资额1.5亿日元，1936年底共有纱锭、线锭600180枚、织机11181台，按每枚80元、每台1000元计，价值共5951.5万元；一般工业投资2370万日元。
（5）真锅五郎著《北支地方都市概观》（1940年）。据该书统计，战前日本在山东的投资，在纺织、火柴、制油及其他工业方面有新的进展，其中纺织工厂投资约1亿日元，胶济铁路沿线的矿业投资约2800万日元，合计约1.53亿元，占各国投资额的八成，另外居留民拥有官、私有土地一百数十万坪，价值1200万日元的建筑物，投入资本总额突破2.5亿日元。
以上关于战前日本在山东投资的统计，因统计依据不实或数据不全，与日本实际投资数存在较大偏差。这种偏差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日本官方和社团机构的调查统计，无不以计算日本在山东的所谓“经济权益”为前提，并有意将“权益”与“投资”混淆，甚至有的学者对此也不加区别。实际上，“权益”与“投资”是两个截然不同的概念，权益是日本通过各种政治、军事手段攫取的在华利权，如铁路、矿山、电厂的产权，这些产权并不是建立在日本实际出资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基础上。若干重要统计项将日本在山东攫夺的权益作为投资，例如将日本对山东铁路的所谓借款、贷款计入投资项，而实际上并无资本投入，完全是日本依靠军事占领夺得的非法权益。
第二，统计项目不全面，基本以工业投资为主，未将金融业、航运业以及经营业户最多的商业资本投资明确列入，造成统计遗漏，尽管在不动产和动产投资统计中可能包含了部分商业和金融业投资，但与整个行业部门的实际投资状况相比无疑存在很大偏差；就地区而言，只统计了青岛、济南的投资情况，忽略了烟台、博山等地的日本工商业投资。
第三，计算标准不一，如樋口弘统计中既包括现有的投资，又包括了曾经存在但后来解体的合办企业，如11家合办企业除个别外，大部分实际已不存在；统计应是当时实有的投资数额，而不应包括曾经发生的投资，否则将使统计标准发生混乱。
综合各种投资调查统计，战前（1937年8月前），日本在山东的投资总额超过了3.5亿日元，各项直接与间接投资应包括以下11项：纺织业投资：当时9家日资纱厂共有纱锭662524锭，线锭58296锭，织机12616台，按每台织机折合15支纱锭，每支线锭折合3支纱锭，每支纱锭按120日元计，共折合纱锭1026652锭，约合12320万日元；一般工业：2370万日元；商业贸易投资：6000万日元；矿业投资：2600万～2800万日元；不动产投资：2325.5万日元；济南：3000万日元；胶济铁路沿线及烟台、威海等地投资：1000万日元；一般与特殊合资企业：400万日元（不含鲁大公司）；其他：动产投资和日人存款共3413万日元；借款：山东实业借款、运河借款、私人借款共1690万日元；1航运业投资（包括船舶、码头、仓栈等），投资额不详。
就投资形式而言，日本在山东的投资基本是直接投资，即通过投资开设贸易、金融、工业、交通企业及涉足经营房地产业，直接获取经营利润。投资这些领域的既有日本国内大财阀资本，也有盘踞青岛、济南等城市的日本在华工商资本，这其中也包括日侨中小私人资本在内。到后期随着日本大规模经济扩张的进行，日本“国策会社”——兴中公司也开始插手山东经济，设立合办电力企业，谋划矿产资源开发。受中国由协定关税向自主关税转变的刺激，日本工商资本扩大和新设了高税品制造企业。如日本在青岛的棉纺织业，1930年代由原来的6家增加到9家，原有旧厂则增加了纱锭、织机，其增设幅度虽低于同期的天津，但仍是除上海以外投资最为集中的地区。再如在青岛开设的日资橡胶、火柴、机械工厂，一直利用技术、设备和管理的优势与民族资本企业展开竞争。日本开设的银行及交易所等金融机构，直接为其工商业户筹集资金，提供投融资服务。日本商业贸易势力的扩展使日本商品深入山东腹地偏僻乡镇，用于出口的农畜产品相当部分为日商收购，山东与日本的经济联系在某些方面甚至超过了与邻近省份的联系。
1930年代日本工商资本在山东的直接投资，无论数量还是规模均有所增长，其资本与技术同山东廉价劳动力相结合，迫使地方经济发展按照“工业日本、农业山东”的格局运行，依附性特征愈加明显，日本资本在山东国民经济领域中的实力更为膨胀。日本对山东的直接投资，除重点仍在贸易、纺织、煤炭等行业外，在行业范围上也有进一步扩展。如矿业扩大到采金业，机械、金属制品、橡胶、缫丝、染料、烛皂、皮革、淀粉、骨粉、木材加工、酿造、蛋品加工、烟草、砖瓦制造等行业均有新工厂设立，从而在山东形成日本工业资本的优势格局和部分行业的垄断地位。
日本对山东的间接投资，即政府、企业的贷款借款等，这一阶段大不如前。一则由于国民党政权形式上统一中国，政局趋于稳定，地方政府无权也无需与日本政府进行政治性借款；二是民族资本受抵制日货运动的影响，多不愿向日本工商资本借款，以免波及正常经营；三是日本工商资本投资一般行业未受中国政府制度上的限制，不需用借助民族资本谋利。日本工商资本的间接投资为数寥寥，主要表现为追讨北京政府时期地方政府所借款项，以此给地方当局造成压力，确保某些权益。同时，受到限制的行业如采矿、电力等则采用合办方式，共同开发经营。
依照中日《山东悬案细目协定》附件的规定，青岛归还后，原日本经营的电厂改为中日合办，由中日双方投资200万元，合资成立“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1930年代随着青岛工商业的发展，特别是日本纺织企业的不断扩张，电力需求旺盛。为此，日本不断扩大对胶澳电厂的投资，至1936年底，日本共投入贷款332.8万日元，主要用于增装发电供电设备。1932年青岛发电所经过设备更新和扩建，装机总容量为1.38万千瓦，成为当时山东第一家装机容量超过1万千瓦的电厂。1934年10月，公司开始兴建四方发电所，翌年12月新电厂正式投产发电。1936年底装机容量达3万千瓦。此时，胶澳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发电设备总容量为43800千瓦，年发电6415万度，而山东各地共有火力发电公用供给企业23家，总发电容量52044千瓦，年发电8254万度，胶澳一家分别占到84.2%和77.1%。
1936年，中日实业公司与山东省政府联合投资200万元合办鲁东电力公司，为开发坊子、博山等地煤炭资源提供电力。战前山东火力发电公用供给企业固定投资达到近1200万元，其中日本在胶澳、鲁东两家合办企业的投资额（包括贷款）接近半数。1936年济南、青岛及胶济、津浦铁路沿线共有企业自备电厂44处，装机容量50441千瓦，其中青岛6家日资纱厂自备电厂装机容量即达24100千瓦，占总容量的47.7%，如再加上鲁大、博东两家合办煤矿公司，发电量达到36800千瓦，占总容量的72.9%。这反映出日本对山东电力工业的投资已达到相当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