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大批日本移民的涌入
日本占领青岛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打开了向山东移民的道路。向青岛大批移民，是日本巩固其殖民统治的重要手段，也是与其殖民政策相辅相成的一项长期方针。
1914年12月1日，日本占领军当局规定，自该日起，凡经日方许可，外来人口即使无财产关系也准移居青岛。12月28日，日本当局宣布青岛向日本本土居民开放，自此，大批日本人开始涌入青岛。在日军入城后的两个多月里，日本人经由铁路或乘船迁抵青岛者络绎不绝。据日本青岛军政署统计，截至1915年1月20日，青岛新增日本移民人口698户，3743人。此后，移入青岛的日人人数更是急遽上升，移居人口记录每月都在刷新，形成日本人移民青岛的第一个高峰。1915年2月，迁居青岛的日本人增加到1306户，7988人；4月突破1万人，6月份增至1504户，13442人；10月份达到1693户，15255人。同期，青岛地区共有中国居民4339户、39619人，欧美侨民510人，日本移民占总人口的27.54%，与中国居民的人口比例为1：2.6.
以前移居青岛的日人多由上海迁入，而此时移入人口中约有2/3来自大连和当时为日本殖民地的朝鲜、台湾，另有1/3来自日本本土。日侨人口成分也日趋复杂，新增日侨的籍贯以东京、长崎、大阪、新泻、广岛、山口、福冈、佐贺、兵库等地为最多。此外，也有部分来自山东其他沿海口岸。如在龙口租住当地民房的日本业户，在日军撤离后，因本地商民不愿再将房产继续租其使用，相继转往青岛；过去靠战时需要而兴起的日资商业、服务业也失去了依恃，“因生涯寥落，妓女、饭馆他徙者甚夥”，“他徙”的日人有相当一部分迁至青岛或胶济铁路沿线城镇。
1916～1919年，形成了日本移民青岛的第二个高峰，形形色色希冀乘机发财的日本人蜂拥而至。据胶海关报告称，仅1916年以旅游、行商等名义到青岛的日人就达1.7万余人，其中滞留定居的人数约7000余人。1917年，青岛地区共有华人77052人，日人18563人，李村区有日人394人。另按日人统计，该年青岛共有日侨18576人，其中市区4295户，16697人；市区中国居民共5351户，28748人。1916～1918年，包括四方、李村在内的青岛地区日侨人口由14241人增至19260人，增长了35%，与当地中国人的人口比例约为1：4.1（详）。到1921年，在旧胶澳租借地范围内的日侨人口达24551人，约占当地居民人口（215669人）的1/8.
为了对日本移民妥为安置，日本当局除在房地产置业方面给予优惠外，还指导协助日本商人成立金融团体，“以轻微之利息，借予资本”，扶植移民从事各项工商经营。单是一家东洋拓殖会社，自成立后至1921年借出的息款就达786.2万元，贷款户达930余户。1921年上半年贷款额较上年同期增加了420万元。其中贷给经营土地街市者2274850元，经营蛋粉业者35000元，经营采矿业者319000元，经营制油业者172000元，经营运输业者153000元，经营电业者34万元，经营皮革业者3840891元。
济南是日侨在山东的第二大移居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济南日侨人口基本维持在150人左右，没有太大变化。1914年10月6日，日本军队在进攻青岛德军的同时，派遣部队占领德国管理的济南火车站。当月23日，日本在济南设立领事馆，随后又在济设立野战邮局。随着日军对胶济铁路全线的占领，移居济南的日侨人口迅速增加。1915年初，济南计有日人520余人，到10月日侨人口已接近千人，第二年年初增至2000余人。随着移民人口的增加，由日商发起在济南成立了日本人会，并发行《齐鲁时报》作为其喉舌。这一时期，一些资本雄厚的日本公司、银行，如东亚烟草株式会社、日本邮船株式会社、大阪商船株式会社、原田汽船株式会社、横滨正金银行等，在济南开设了办事处。先是日商三井、大仓洋行，随后汤浅、山田等洋行相继在济设立了营业所。同时受日本外务省资助的东亚同文公所也在济开业，陈列各种日本物产标本，推介销售日货。当时日本调查机构曾不无得意地说：“时下我官民各机构齐备，不觉有丝毫不便，商埠地已尽入日本人势力之手。照此以往，济南之将来颇可瞩望。为此，我官民应齐心协力，俾使济南实业界永为日本商人势力支配”。
1917年济南日侨人口继续保持增长之势，当年10月达到3056人。此后日侨人口略有减少，据1918年6月统计，济南市区日侨共1140户，2770人，其中男性1630人，女性1140人。
清末民初，烟台是山东日侨人口最多的城市。但是，随着青岛港航运贸易的兴起发展，烟台部分贸易逐渐转移至青岛，伴随这种贸易中心的转移，部分居住于烟台的日本人及其商贸经营活动也转向青岛。据1917年刊行的日人调查，烟台共有外国人1306人，其中英国504人，日本375人，美国235人，其他各国均不足50人。根据1919年10月日本烟台领事馆调查，烟台共有日本人104户，326人，其中男性149人，女性177人。从职业上分，官吏16人，公司职员37人，商店店员11人，船员14人，个人经营者25人，其他职业67人，家眷163人。同年，居住于威海的日本人共有12人，贸易商、制鞋工场、娼寮各1家，刘公岛有制鞋业1家、理发业1家。
1914年日军占领青岛之后，由各地汇聚至龙口的日本移民骤然增加到3000余人，其中大半是抱着对烟潍铁路修筑的预期以及能在龙口一攫千金的梦想而来。当时在龙口开业的日商有满铁营业所、三井洋行烟台支店营业所、大连田中汽船会社支店、大正元号（船舶业）以及由日本关东都督府资助的大连光明洋行商品陈列所等。但是受交通、贸易区位的限制，在日军撤离后，日商经营很快便陷入难以为继的窘境。到1917年，田中商会、龙口银行、东和公司、满铁卖炭所、三井营业所等商家先后停歇撤离。在这之后，龙口日本侨居人口减至6户，商号只有经营旧铁业的三成洋行、药材杂货商大连洋行、大和洋行及喜正洋行4家。
同一时期，伴随日军对胶济铁路的占领，日本移民也大批涌入铁路沿线各个城镇。1916年因走私铜钱，铁路沿线的日本人人数达到空前规模，坊子、张店、青州、潍县、博山等城镇成为日人从事走私活动和中小资本拓展经营的重点。后来由于对走私活动的遏制，人数开始减少。据胶海关统计，1917年胶济铁路沿线各地共有日侨3561人，济南地区有日侨2786人；按中国官署统计，济南市区日人为1761人。1918年上半年，日本移民在胶济铁路沿线城镇的分布情况大致如下：
高密日本在高密设有宪兵分队，当地有日本人185人，从事杂业。
坊子坊子作为日本在山东扩张的重要根据地，其重要性仅次于青岛、济南。日本当局曾投资20万元修筑兵营，在当地设立坊子民政署，日侨则成立日本人会和各种组合，并兴建了医院、小学、旅馆等设施，“一切庶政如青岛之整饬”。1918年末，坊子共有日侨384户，958人。以职业划分，有商业24户，服务业36户，铁道、邮局、民政署职员94户，军人47户，官佣81户，工人71户，工匠19户，其他12户。1919年后日侨人口减至800人。
青州1915～1916年之交，大批日人为走私铜钱而涌入青州，起初人数约200余人，铜钱走私最盛时，当地日人曾多达700人。日本人聚居区设有小学校和商业、服务业设施，“宛成一租界，售日本杂货，收买土产，每月演戏集赌一次，收入颇丰，地方官不能干涉”。1916年末因地方骚乱，走私贸易亦随之低落，走私商贩人数减至100余人。1918年底，当地共有日人42户，73人，其中贸易商、杂货商、药商、桐材商、茧商、典当商共16家，另有旅馆、料理店各1家。
潍县1915～1916年铜钱走私盛时，到潍县从事走私活动的日人达300余人，日本料理店10余户。1916年末，铜价下跌，银价上涨，走私活动逐渐消歇，日侨人口也随之遽减。1918年末，日侨共53户，109人，其中贸易商6户，药商8户，其他商户9户。
张店1915年1月，张店有日人178人，同年8月，骤增至1045人。新涌入的日本人大都为走私铜钱而来，走私最盛时，人数多达3000余人。“日本人来，聚居于车站之旁，拆我旧日之民房改修之，遂设民政署，俨然日本之县知事”。与车站相接的道路两旁，全为日人学校、邮局、宪兵队兴建的日式建筑。1917年底因铜钱走私由盛转衰，日侨人数减至622人。到1918年底，日人共有256户，605人。从职业上划分，铁路职员60人；商业约40余人，其中贸易商16人，杂货商、药商、果品商等20人；料理店、饮食店、理发铺、澡堂、典当等服务业31人；另外艺妓、酒店侍女31人；工匠工人42人。日资企业有铃木丝厂、近藤骨粉制造所、吉田卵粉制造所、中岛曹达会社等，日本贸易商有后藤、和田、宫本、中川、中村、藤田、木村、前田、池村、松崎、高桥、山田、岩本、田中、小西等洋行。
博山日军占领博山后，移居日人逐年增多。1916年7月约70人，第二年7月增至145人，1918年12月达394人。在当地从事土产收买的日商公司洋行约50家，“有收买牛羊首者，有收买花生及花生油者”。在博山车站前丘陵河岸一带，日人营业所、商店、旅馆及住家等形成颇具规模的日人市街。1919年前后，博山有日本人400余人，日本殖民当局在博山设立了军邮局、小学校、医院、宪兵分遣所，并派驻日军小分队长期驻扎。另外，日人还在博山设立日本人会、炭业组合。1920年后，因煤炭业经营萧条，不少日商歇业或撤离。据1921年日人调查，当时博山约有日资工商企业二十几家，其中有三井物产、铃木商店、日华窑业公司工场、东和洋行、山东公司、中村组、和盛洋行、怡昌洋行、山东兴业株式会社、东华公司、复昌洋行、裕昌公司、三益公司、福顺洋行、泰升公司、坂梨洋行、泰华公司、乾泰洋行、泰利商会、真荣洋行、华盛公司、久米组、大仓组、高田商会、华荣洋行、丰盛公司、福隆公司及青岛丝厂分厂。
大昆仑在淄川南、博山北，相距各20华里，当地出产硅石，为博山玻璃工业和陶瓷业重要的原料，“已为日本人包办”。
周村车站附近有日本移民18户，60余人，城内另有一家药商。
在日本统治青岛及胶济铁路的八年期间，日本移民在山东的地域分布结构一直没有大的变化，始终是以青岛、济南为中心，集中于胶济铁路沿线城市和城镇。据日青岛守备军民政部1921年8月的统计，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日本移民总数为8765户、30325人，其中青岛6543户，人口23943人；胶济铁路沿线1663户，4452人；济南商埠559户，1930人。另据统计，同期胶济铁路沿线城镇日本侨民的分布情况如下：胶州60人，高密225人，岞山61人，坊子897人，潍县121人，青州154人，张店666人，金岭镇58人，淄川煤矿383人，博山353人，济南地区3092人。
1917年之前，青岛及胶济铁路沿线地区的日侨人口一直呈快速增长之势。1917年后，人口增长趋缓，但平均年递增仍在1000人以上，到1921年已达3万余人，比1915年整整增长了1倍。1922年因中国行将收回青岛，不少日侨开始陆续回国，部分日资工商业经营也出现收缩，结果移民人口甚至比上年略有下降。
2.日本移民的职业结构
移民中，有职业者974人，职业人口不足移民总人口的1/4.伴随日本移民浪潮，到年底，青岛各类日人经营业户从日本占领前的几十户一下增至1038户，经营门类遍及商业、制造业、手工业和服务业。由于初到青岛的日本移民大多是单身或不带子女的夫妻，多数没有固定的住所，因而旅馆、客店、饭馆、料理以及为移民服务的杂货业极为兴盛，服务业和零售业成为当时业户最多的行业，共有旅馆业142户，饭铺、料理店122户，饭店兼旅馆46户，杂货商114户。在为日侨提供服务的同时，这些行业也吸纳了大量日侨就业人口。另外，随着日本移民居住与经营设施的兴建，各类土木建筑业户达100余户。相对于中小业主的增加，经营大宗贸易有实力的商人增加不多，只有贸易商15户，中间代理商8户，反映了占领初期日本移民以社会下层为主的特点。详。
随着大量日本侨民的不断涌入和工商经营者的增加，1917年大大小小的各类日人经营业户达到了2500家。年底，在青岛以购销为业的日本商人共1068人，这些商人分布在38个业别，其中有杂货商245人、贸易及中间商297人、旧货商104人、果品商40人、五金机械商23人、药品商35人。从事服务业经营的共749人，分布于24个行业；职业劳动者共有泥瓦匠、木工、钟表匠、油漆匠等19个职业，就业者958人；另外农林渔业218人；加工制造业11人。
1918～1920年，日本对青岛的移民潮和工商业投资经营达到了鼎盛，日本人所经营的工厂、商店、银行、学校、教堂、航运、渔捞、园圃以及遗毒社会之妓馆、私贩势力，都在迅速增加。从业人口从1918年的6100余人增至1920年的1万余人。期间商业、工业、交通及公务四个行业人数增加最快，占到职业人口总数的35%。
1922年末，青岛及其四郊（旧德占胶澳租界范围）共有日本人6491户，计23566人，其人数是战前的数十倍。但是其中有老弱妇女家属不列户主者14118人，供职殖民当局的军人及军属、佣役2771人，银行会社职员903人、男女仆役1267人，护士、神职人员等184人，艺妓451人、酌妇403人、皮条客51人，三者合计1005人。从事独立工商经营或持一定职业为生者3249人，其中贸易商和仲买商（中间商或经纪人）383人，土木承包业186人，杂货商148人，平均每43户日本人有一家杂货商，类似妓馆之饮食业169人。
在另一日侨聚居城市——济南，日侨职业人口结构与青岛大致相似。按中统计，1918年职业人口总数为1748人，经营或就职于商业、服务业的人口占了最大比重，其中贸易商536人，占30%，但由于不是殖民机构所在地，公职人员比例要小于青岛。到1921年，除去青岛及周边地区不计外，胶济铁路沿线各地和济南共有日本移民2306户，6416人，其中家眷3266人、军人与官吏865人、官厅雇工534人，教员僧侣42人、护士50人、艺妓、陪酒侍女及皮条客234人；独立从事工商经营的共有659人，约为职业人口的1/5，其中药商57人、贸易商56人、中间商40人、料理店37家；此外，银行、会社商店职员410人。
在铁路沿线的中小城镇，日侨的职业往往与当地产业、土产采购以及走私相关。例如在煤矿区博山，日人经营业户以煤炭商最多，计有34户，从事其他经营的日人大多依存服务于煤炭商。而在张店、坊子等地的日人，基本以土产运销、铜钱走私为业。
从男女性别比、家眷人口及其在移民人口中的比例看，日侨移民的形式大多为家庭移民，他们组成了一个生活、就业封闭自足的社会，绝大多数就职于日本人开设的工商企业中，工作就业基本不假外求。在殖民当局的政策支持下，日人控制的铁路、港口、文教以及日资工商业，为日本移民提供了各种就业机会，他们失业的比例较低，商业机会也较多。
移民社会是日本在山东实施殖民政策的产物，作为殖民政策与不平等条约的既得利益者，他们对待中国民族运动和中国政府的态度，有着不同程度的一致性。对于当地中国普通民众，他们具有殖民者的优越感，在经济生活方面，他们享有殖民政府给予的种种优惠和照顾。但是，就个人资产和职业的社会地位而言，移民社会也并非毫无差异的群体。与上海、天津等都会城市一样，日本移民的资本及其相关职业分布实际也是呈“多层性的结构”特征。
日本从业人口集中于四个职业领域：从业人数最多的无疑是商贸业，据1922年末统计，全省物品贩卖、贸易、中介专卖行业的日商共有1659人，占职业人口的13.2%；其次是公司、银行、商店职员，共1310人，占有职业者总数的10.4%；再次为官吏及雇员，共1249人；工厂工人与其他行业的工人加起来有2030人；另外，艺妓、娼妓、女侍等1208人（参）。四类群体恰恰标志着日人职业结构中的社会阶层差异，这种内在差异使日侨分成了上层、中间阶层和一般社会下层。资本投资者与经营者、官员与政府雇员、军官，无疑属于日侨中的上层；银行、公司职员、洋行与商店业主处于移民社会中上层；另外日侨中还有大量从事律师、会计师、教师和医生等职业的所谓自由职业者，从事自由职业的人口大都居住在青岛、济南等大城市，一般而言，他们属于日侨中的中产阶级；服务业中的小业主、小商人、技术工人等一般属于社会中下阶层，而零售摊贩、在国内无法谋生的贱人、普通工人、手工艺人、工匠、佣人、妓女等等，则处于移民社会的底层。另外，在侨民中还夹杂着不少浪人、无赖之徒，这些人赤手空拳而来，没有正当的职业，平时专以惹是生非为能事，不断制造各种事端纠纷，扰乱华人社会正常的生活与工商业经营，成为城市社会生活的祸害。
小业主、小店员、雇员手工业者等，这些人构成了日本侨民社会重要的组成部分。他们离开日本的原因是为了到中国寻找更好的就业机会和比国内优越的生活条件，在殖民地享有的治外法权、经商特权更是一种间接的推动和刺激。尽管中下层移民并无多少固定资财，生活靠自食其力，但是他们的大量移居，毕竟是日本殖民政策的产物。他们与工商资本有差别，但同时又都是殖民政策推行的受益者和既得利益者，作为殖民政策利益的共享者，他们的政治取向和利益表达与殖民政府有着某种一致性，与殖民政策的推行相吻合，因而他们对于中国政府和民族运动的态度也与日本当局有着相当的一致性。
3.日侨社团与行业组织
军事占领与工商资本投资，是日本在青岛以及山东实行其殖民统治的政治经济条件，而向青岛及山东各地大量移民，改变城市人口结构以取得移民人口在职业上的相对优势，则是其保持殖民统治的社会基础。事实上，大量而迅速的移民过程，不仅使青岛、济南乃至胶济铁路沿线城市的日本移民人口超过了所有外国侨民人口的总和，使之成为人数最多的移民群体，而且在这些城市形式不受中国政府管辖的移民“独立王国”。
在山东各地的日本移民是一个有着特殊利益的群体，他们在侵夺的地盘上从事各种经营活动，通常不与华人社会发生密切接触。在城市侨居的日本人都设立了居留民团、日本人会。居留民团、日本人会作为自治性的社团组织，完全在日本法律的保护之下，是有权对其成员收缴捐费的财团法人。组织有居留民团的是济南、青岛、烟台等大城市，而且只是在日本移民人数比较多，日本商权比较伸张、权益已有根基的地方设立。在龙口、坊子、潍县、益都、张店、博山、周村等城市则有日本人会组织，此类组织往往附设有专为日侨服务的病院、小学校等设施。在胶济铁路各大站，还有日本退役军人组织的在乡军人会，会员多至数千人。另外，日侨还在青岛成立了市民会、实业协会、海友会等团体，1916年市民会有会员150人、评议员25人。
这些居留民团、日本人会作为日侨的社团组织，“具有共同的目的和使命”。日本在山东的殖民权益是日本工商资本和日侨在山东经济活动的基础和条件，在日侨中不乏日本殖民政策狂热的鼓吹者和拥护者，他们的利益主张与日本政府的政策指向保持着相当的一致性，并时时表现出来。1919年11月16日，日侨在青岛举行第三次山东居留民大会，到会者多达700人，会上有所谓“辩士”发表煽动性演说，并将决议电告日本朝野各界，要求日本政府“确保帝国既得权利”。
日本商人则在青岛成立了行业性商业团体。1913年，日本商人在青岛成立青岛实业协会，最初成立协会的目的是促进会员的“和亲协同”，后来随着日军占领青岛，参加协会的会员扩大到工业资本，职能也扩大为“调查各种经济事项、贸易发展、实业振兴等”，并出版了机关杂志《青岛实业协会月报》。实际上，实业协会的成员都是在青岛最具实力的日资银行、轮船公司、大商行和大工业企业。1917年参加协会的日本工商业企业有24家，第二年增加到32家，1921年增至48家，这种增加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日本大工商资本在青岛势力增强的趋势。
各行业的日商还建有“同业组合”，统一协调本行业的竞争策略，维护共同利益。青岛水产组合最先于1915年成立，后来成员发展到420人。截至1918年，青岛共有各类日人同业组合29个，即：青岛三业组合、台东镇三业组合、汤屋组合、质屋组合、古物商组合、青岛产婆会、垒屋组合、垒职工组合、人事周旋业组合、饮食料杂货商组合、理发同业组合、兽肉贩卖同业组合、旅馆组合、通关组合、代书业组合、土木建筑业同攻会、棉丝布业组合、发结业组合、工业组合、人力车同业组合、山东盐化工业组合、青果卸业组合、菜鱼市场组合、酒类食料品杂货卸商组合、铜业组合、果子业组合、起业组合等。到1921年5月，由青岛日商组成或由日商控制的同业组合增加到51个。新增组合有商工组合、商业组合、药业组合、棉纱布组合、桐材同业组合、海运同业组合等，而生牛买付组合、鸡卵输出同业组合、生牛牛肉输出同业组合等属于日本当局强制成立的商业组织，旨在加强对输出业的控制。
1921年4月，日本殖民当局特别指示日本商界，要在生牛、豆油、牛肉、鸡蛋、花生、花生油、茧绸、小麦等重要物产贸易业中成立同业组合，并在行业组合的基础上设立相应的组合总会。组合总会决定的事项及总会提出的业务成绩，要直接向民政署长报告，组合的成立须得到民政署的认可。当时生牛生肉输出同业组合有会员商28人，桐材同业组合有会员商43人，鸡卵输出同业组合有会员商19人。
随着经营业户数的增加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到1920年代初，一些日商组合已达到相当规模，如青岛商业组合有成员122人，代表着近120家商行、商社和商店；青岛商工组合有日商131家，下设涂料船具金属、土木建筑承包、家具、木材、电气机械、药品、印刷文具、建筑材料、杂货等9个分部；由日本中小零售商组成的杂货商组合有成员商店74家；由专卖日货和洋货商号组成的和洋杂货同业组合有日商46家。另外，青岛盐业组合、青岛水产组合虽然有华商参加，但是组合的控制权却在日商手中。1921年10月，在实业协会和行业组合的基础上，日商成立青岛日本商业会议所，会员数207人。当时青岛华商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也在早先齐燕会馆、三江会馆的基础上组建了青岛商务总会，后来又成立了台东和台西商会。青岛商务总会吸收的会员一般都是有相当资本和营业规模的行栈和号庄，1917年时，有会员200余家。华商商会组织的发展起到了与日商组织抗衡的作用。
1918年7月间，济南的日本工商业户成立了济南日本实业协会。协会的职能是应对各地兴起的抵制日货运动，要求中国政府减免商业税捐，调查济南及山东各地市场商贸金融情况，为日本国内商家在山东寻找联系货源或买家。1920年，实业协会有日资工商业成员21家，即东和公司营业所、东亚公司、东亚兴业会社营业所、东亚蛋粉会社支店、同文商务公所、朝鲜银行、中日实业公司营业所、横滨正金银行支店、吉泽洋行营业所、泰利商会营业所、玉井洋行支店、山田营业所分行、山玉分行、满洲制粉会社营业所、安部幸兵卫商店营业所、汤浅贸易会社营业所、三井物产会社、三菱商事会社、茂木合名会社营业所、清喜洋行营业所、铃木商店营业所。入会日商还按行业组成商业组合、药业组合、运输业组合、鸡卵商组合、承包业组合等专业组织，负责协调业内日商的经营和利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