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勇（中国作协会员，小小说作家网特约评论家，以下简称陈）：你与侯德云和于德北并称“东北三剑客”，成为中国微型小说界一道独特的人文风景。“东北三剑客”是自然形成的，还是有意为之？“东北三剑客”今后的走向如何？
袁炳发（中国作协会员，哈尔滨作协副主席，以下简称袁）：
袁：“东北三剑客”最早是由著名作家阿成提出来的，是他对我、于德北、侯德云三位东北籍的小小说作家的综合评价。这个称谓很有江湖气度，也不难理解，我们常常习惯把以群分以类聚的事物冠以江湖来形容，首先，我们三个都是写小小说的，在一个圈子，而且东北三省我在黑龙江，于德北在吉林，侯德云在辽宁，在地域上我们囊括了东三省，尤其是，二十多年的小小说创作，无论是江湖风起云涌还是风云变幻，我们三个一直在小小说江湖的潮头，以坚守理想和不断的创作表达我们对小小说文本的热爱。大家知道，阿成本身也是一位小小说创作的高手，时有佳作问世，而他提出“三剑客”时，他本人正是《小说林》的主编。以一个江湖高人的眼界观察小小说江湖，他自然有他自己的判断和认识。我的意思是说，他当时提出“三剑客”，并不是出于一种造势或宣传甚至噱头，他是基于对小小说界的全面了解，基于对我们三个东北作家的了解，综合提出来的。而“东北三剑客”从口头落在纸上有据可查的是2004年《小说林》第一期的《小小说四人谈》。其实在此之前，阿成与我、于、侯曾经有过多次的不同方式的交流，并且在2003年，我们四人分别在辽宁大连、吉林松花湖有过两次深层次的面对面交流，探讨的成果就是我上面说的《小说林》的访谈。这是一个标志，从此，“东北三剑客”在小小说界得到认可和传播。
陈：韦子沟是你故乡真实的地名，还是一种象征？它对于你的写作有何意义？
袁：苇子沟是个真实的地名，她是我的故乡，她在我的文学创作上起到的作用是很大的，她是我的精神的伊甸园，是我创作的源泉。对一个精神产品的创作者，我觉得苇子沟当然是一个象征，是我的艺术摇篮，她不仅成就了我很多作品，同时也不断的滋养我，给我创作的动力。
陈：你写的一篇文章《小小说创作的陌生化》很有新意。请结合你的小说，加以具体阐述。
袁：我愿意以《身后的人》为例。但是我不想具体来阐述了，《小小说创作的陌生化》在理论上已经尽量地说到了，毋庸赘述。但是，我觉得，我应该补充一点，《身后的人》的构思，在当时应该说十分“陌生”，即使是现在也不在复制的范畴之内，这说明一个问题，就是作家在取材上的新，表现为陌生，作家在立意上的新，表现为致远——主旨、意趣的致远。
陈：《身后的人》形神兼备，令人回味无穷。请谈一下这篇小说的创作过程。
袁：其实，应该说，我们脑海里是早就存在着这样的生动的历史形象的，比如在文字和影像中，我们永远铭记共产党队伍后面的一只长长的支援的人民的队伍。但是，怎样把历史的形象凝练成感人的人物形象呢？《身后的人》就这样产生了。故事塑造了一位将军形象。这位身经百战，为民族的解放事业做出重要贡献的将军，离休之后终于有时间闲赋下来，却常常觉得身后有个人站着，待他回过头去看，后面又空无一人。“身后的人”把将军带到深深的回忆当中。回忆中有战火纷飞的战斗场面，有牺牲的战友，有掩护过他的苇子沟的群众。是张妈和她的儿子冒着生命危险把他掩藏在间壁中，躲过了敌人的搜索，使他顺利完成任务。但解放之后，将军多方打听寻找张妈也没有下落，最后，将军把自己的几万元存款寄给苇子沟民政局，汇款单附言栏写着：我忘不了在战争年代，那些在我们身后的人，为解放全中国而做出的牺牲。很显然这是一个感恩的故事，“张妈”代表着付出爱和支持的人民群众，而将军是感恩的实施者，但是，我并没有把感恩这种崇高的情感功利化和世俗化，将军的感恩是用一辈子不遗余力的为祖国为民族奉献作为实践的，“张妈”和“张妈”一样的人民群众是他感恩的对象和动力，这使感恩成为一种使命，兼具人性温暖的光辉和崇高的道德与理想的意义。可能打动读者的也恰好是这个点。
陈：你的近期文学目标和远大文学理想是什么？
袁：这个问题可以按着东北剑客方式，爽一下，就是：创新、创新，还是创新。近期的文学目标和远大文学理想，从某种角度说，可以用这个词贯穿始终。谢谢您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