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初夏，第二届“鄱阳湖文学研讨会”在风景秀丽的庐山之麓星子县城召开时，我携带了一个三万来字的中篇小说《红船》出席了那次会议。与会期间，承蒙前来参加会议的金雨时先生（时为《星火》杂志社的小说编辑）彻夜不眠地读完了本人的小说。第二天他就高兴地对我说，写得不错。害得我一夜没有睡好。不读完就不想睡觉。如果当中篇发表太可惜，应该好好地搞成一个长篇。里面的故事既精彩又充满了玄念……
金先生的这种鼓励让我多了几份自信。因为我知道，金先生当时在我省文坛已经有了很大的知名度。他和他的夫人“如月”先生都是颇有成就的作家。当时他们就已经合作出版了长篇小说。而我当时还只不过是一位初出茅庐的文学青年，仅仅是在《芙蓉》和《北方文学》等杂志上发表过几篇小说。因此，我相信金先生的话并非溢美之辞——因为他没有必要言不由衷。
于是，在后来二十年的岁月里，我几易其稿，由中篇到长篇，由三万字到这二十八万多字，终于将《红船》打造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在这二十年的时间里，我一方面不断地去理解和思考我所描写的对象——鄱阳湖，一方面寻找更多的鼓励和支持。在这些年里，我很幸运地得到了我国文学界，尤其是出版界许多颇有声望的前辈和名家的鼓励和支持——先后看过我这部长篇并予以高度评价和充分肯定的有 张明淑先生（内蒙古人民出版社资深编辑）。
何启治先生（人民文学出版社资深编辑、长篇小说《白鹿原》的责任编辑）。
李正武先生（长江文艺出版社副社长、副总编）。
特别想说明的是，我同这些前辈和名家至今都未谋面，只不过是通过这部书稿而“认识”的。我想他们的评价应该同样是真实的。
我把书稿寄给何启治先生时，我在电话里很自信地对他说，这就是南方的又一部《白鹿原》。何启治先生看了我的这部稿子以后，虽然没有正面肯定我的《红船》就是《白鹿原》，但他还是充分肯定了《红船》的艺术价值和驾驭生活、再现历史的能力。他当时的看法是，这部书稿如果不能及时出版，会让他感到很大的遗憾。他打电话对我说，他当时已经退休，只是一名返聘的编辑，并非当年编《白鹿原》时那样了。言外之音，自然不言而喻。后来，何先生还帮我把这部书稿亲自推荐给了河北省的一家文艺出版社。因为那家出版社的主编是他的学生。但是，最终不是由于作品本身的原因，而是由于本人不是所谓的“名家”，考虑到市场效应，只有将书稿退还给本人。
对于这样的理由我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了本世纪以后，文坛正处于低迷状态，纯文学的作品很难进入市场。
后来，我又把这部书稿寄给了长江文艺出版社的李正武先生。因为前几年长江文艺出版社风头正劲，如果能在那里出版，会产生一定的影响。李先生看过我的书稿之后，多次在电话里对我说，这是他近年来看到了最满意的文化小说。他说他手上近来有两部好作品：一部是湖南的一个作者写洞庭湖的一部作品，另一部就是我的《红船》。李先生认为湖南的那一部走的还是那种“通俗”的路子，而我的《红船》更“文化”，更上档次，多次来电话称赞不已。并要我耐心等待，他会想办法寻找机会，让这部作品能在他手上出版。结果让这部书稿在他手上搁置了近三年之久，最后还是因为“我不是名家”的原因退给了我。
2006年10月，收到李先生给我的退稿之后，我是有点灰心，也有点不平。这时，也有一些熟悉我的书商朋友找到了我，让我“自费”或者是“协作”。但我总有点于心不忍，又于心不甘。因为我毕竟不是一个文学小青年，到今天为止，也已经先后公开发表了近四百万字的作品，正式出版了10部长篇。我想，我难道真的要自己掏腰包去过一过所谓的“作家瘾”？
难道文坛之大，就真的没有《红船》的一席之地吗？
难道天下之广，就真的不会再有识货的行家吗？
一种愚蠢的倔犟和并非盲目的自信，又让我从去年11月开始，花了半年多的时间，对这部《红船》稿再一次进行了全面的润色和加工。
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当我面对荧屏在断断续续地敲击着键盘时，我的面前总闪烁着那一汪从远古流淌至今而又永不枯竭的湖水，总浮现着万倾波涛上的片片帆影和生活在这片水域的芸芸众生；我的心头总萦绕着那些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而又令我耿耿于怀的故事和传说，还有那些应该载入史册而至今仍无人理会的历史真相……
我总觉得，把这一切用文学的形式复原出来，留给世人和后人，是一位生于斯长于斯，喝着鄱阳湖的水长大的文学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
现在，我又把这部最后加工过的书稿上传在本人的博客里。希望有识之士能慧眼独具，给她一个生存的空间。
（2008年5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