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第73师在广灵被击溃后，平型关前倒也出奇地平静了几天，一时未见日军的大部队来攻。身在大营东山底的指挥所里，孙楚居然感到有点寂寥。
他喜欢琢磨。但琢磨来琢磨去，他又翻起了花样——像熟悉他的人说的那样，他开始发“神经”了。
阎锡山在太和岭口召开军长以上人员参加的紧急军事会议时，孙楚没有去，阎锡山让他坐镇大营，一步也不能离开，防止日军大部队来袭。杨爱源回来后，向他传达战区长官部的部署，他当时没说什么，心里却对阎锡山的这个方案有不同的看法。当他认为自己的想法逐渐成熟后，便找到杨爱源，一五一十地讲给杨爱源听。本来他们平时就无话不谈，如此重要的关头，杨爱源也想听听孙楚的想法。
孙楚指着墙壁上一张刚挂上没几天的地图，急煎煎地对杨爱源说：“星如你看，从蔚县进攻广灵之敌，不径趋浑源、抄击大同后方，而向灵丘前进，这说明了什么？”
杨爱源摇摇头，没有回答。
孙楚说：“是否可以这样认为：敌人兵团都是机械化部队，机动能力强，重武器多，这就决定了敌人仍必利用铁道交通之便，向大同输送，南攻雁门山。这也是现代大兵团作战的一般规律。”
杨爱源习惯性地扶了扶近视眼镜，若有所思地点点头。
孙楚又说：“我判断，目前我军的主作战方向仍在雁门山一带。而进攻广灵、灵丘之敌，不过是一支游动牵制的奇兵而已。如按阎司令长官的把敌人放进关内打的设想，则利于敌之分进合击，不是我军掌握内线作战的要领。”
杨爱源频频点头。似乎是受到杨的鼓励，孙楚越讲越来劲：“星如，我估计，以第17军、第33军两部扼守平型关、团城口间的险要地带，尚有把握。再配合八路军林师抄击灵丘敌后，相机出击，可能打个局部胜仗，对雁门山主战场的作战也能起到很好的配合作用。”
很显然，孙楚的这一见解同战区紧急军事会议下达的方针计划是背道而驰的。后来的事实证明，孙楚的这种判断也是错误的。问题在于，素来缺乏主见的杨爱源竞同意孙楚的这一错误判断。孙楚鼓动说：“星如兄，阎长官相信灵丘之敌系敌之主力，从而忽略了雁门山防线，如此打下去，咱非吃大亏不可。应想法让会长改变主意才对。”
杨爱源说：“萃崖，这事交给我便是。我将亲自去岭口，当面向会长陈述，请他定夺。”
杨爱源说办就办，他快马加鞭赶到太和岭口。偏偏在那里，他又碰到了第19军军长王靖国。这些日子，王靖国时刻不离阎的左右，参与大计，深得信任。杨爱源刚陈述完，阎锡山还未表态，王靖国就站出来说：“会长，治安认为，萃崖的意见是极为正确的。我军在平绥路沿线，所有的抵抗濒于危殆，是由于受到敌之主力的侵犯。具有坦克和重炮的敌人不会选择平型关附近那样的荒山野岭作为主攻方向的……”
王靖国边说边观察阎锡山的脸色。阎锡山说：“治安，你大胆陈述便是。”王靖国放开道：“治安认为，雁门关仍旧是敌人的主攻方向，这和萃崖的判断是一致的。我主张把傅作义的35军控置于代县和阳明堡地区，作为对未来雁门山主战场的支援。”
三说两说，阎锡山的决心就动摇了。他叫来参谋长朱绶光：“绶光，傅部尚未到来，而且繁峙以东主阵地工事构筑尚需时日，咱就批准孙萃崖、杨星如和王治安的建议，以现有兵力固守平型关、团城口一带，并使李仙洲的第21师向北延展一下，与刘茂恩的第15军连系起来，转变为对恒山东侧的掩护。这样，不论平型关、还是雁门关，都好办了。”
这种前后矛盾、举止失措的部署，使本已风雨飘摇的平型关防线变得更为雪上加霜。仅仅几天之后，它所带来的恶果就出现了……
9月22日凌晨。在蔚县城内的日军第5师团司令部内，一个矮小、粗壮、着一身细黄呢军服、佩戴中将军衔的日军高级将领，正站在巨大的落地窗前，望着前面的建筑物上高挂的一面太阳旗出神。他就是第5师团师团长板垣征四郎。
第5师团的司令部里一片忙碌景象。每逢大战来临之前，都是这种气氛，忙乱而有节奏，紧张而有秩序，师团部的参谋和机要人员早已习惯了这种场合。往往这时候，他们的最高指挥官——板垣中将却显得超脱而平静。
对于当时很多中国人，包括一些普通的中国人来讲，板垣这个名字早已不令人感到新鲜了。他1885年出生在日本岩手县，从进入日本军界起，即开始从事侵华活动，而且一贯主张以武力征服中国。在他担任日军参谋本部中国班班员、驻中国边防军参谋以及云南、汉口、沈阳等地日本特务机关长和公使馆武官期间，就已获得了“中国通”的称号。他不仅能流利地用汉语对话、写作，而且对中国历史和古文化都有相当深刻的研究。1928年6月，另一个著名的日本军人河本大作大佐，在沈阳附近的皇姑屯，阴谋炸死了家喻户晓的军阀张作霖，不久，河本在中外舆论的强烈谴责下被解职，接替河本担任关东军高级参谋的，便是已在日本军界崭露头角的板垣征四郎。板垣同河本相比，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上任不久，就同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中佐合谋策划参与了震惊世界的“九·一八”事变。紧接着，他同颇负“盛名”的土肥原贤二大佐联手炮制了“伪满洲国”傀儡政府。也就是说，板垣在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接连创造了两个“惊世之举”。后来，他的官阶不断上升，先是关东军参谋副长，然后是参谋长，日军大举侵华的前夜，他被调任陆军本部赫赫有名的王牌部队——第5师团的师团长。他对这个任命非常满意。第5师团是在明治二十一年编成的精锐部队，是日军建军历史最长的师团之一，曾参加过第一次中日战争和日俄战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曾入侵中国山东，为日本帝国主义对外扩张建立了“殊功”。
“七·七”事变后，第5师团作为日本国内第一批动员侵华的师团，率先进入华北的心脏平津地区。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本打算将强大的第5师团投入平汉铁路正面，作为战略进攻中的主要突击力量。南口战役展开后，由于第11旅团进攻受挫，第5师团才奉令加入平绥线方面的战斗。这正中板垣的下怀。他早就对山西有了浓厚的兴趣。他认为，战争展开以后，进攻华北的日军应该集中主力，首先向山西挺进，而以西进绥远，南下河北，作为进攻山西的两翼。同时，华北方面军应前出绥远、太原、石家庄、济南、青岛一线，在这有1亿人口的范围内，建立日军控制下的政权组织，以便获得支援战争的物质资源。为此，他向6年前同他一起策划“九·一八”事变的密友、现任参谋本部作战部长的石原莞尔中将发出私人信件，阐述他的观点。
半个月前，日本参谋本部下令编组华北方面军，第5师团编为方面军直辖师团。有资料表明，9月4日刚刚上任的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上任伊始，就把板垣召到方面军司令部所在地——天津。寺内是个资格更老的职业军人，他深知在他的方面军中，第5师团所占的分量，他还清楚，在皇军所有的师团长一级的将领中，无论从资历，还是从魄力上衡量，板垣都是胜人一筹的。
那天他们的交谈，主要围绕山西进行。他们谈到了山西的名胜，山西的地理位置的重要，谈到了阎锡山以及蒋阎的矛盾。寺内的观点比较保守，他认为将战争扩大到山西十分危险，关东军也没有力量进攻山西。而板垣的意见恰恰相反，他对山西的兴趣并不是寺内所能说服的。
寺内说：“基于对华战争全盘考虑，方面军感到应首先击溃平汉铁路正面的中国军队，也就是实施华北平原会战计划，第5师团进入平汉路以西的山地后，主要应作为华北皇军主力的右翼掩护兵团，必要时迅速向保定地区转进，参加该方面的作战。”
板垣说：“对阎百川和他的晋绥军，司令官不必担心。30多年来，我以他在帝国留学时的教官身份，和他的往来一直未曾间断，我深知他的为人——狡猾、保守、个人利益至上。有趣的是，他对大日本帝国充满了幻想。以我第5师团和东条君的察哈尔派遣兵团，从他的手中夺取山西，是有此把握的。”
寺内未能完全说服板垣。但板垣作为一个久经风浪的军人，执行上司的命令是不会含糊的。第5师团进入察南蔚县后，仍准备两面作战：一面寻找机会占领山西，一面担任平汉路方面的右翼掩护部队，随时准备投入保定会战。占领山西是板垣的心愿，参加保定会战是上司的命令，舍弃哪一头都难以令人愉快。
占领山西，控制华北——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应当说板垣的思路是正确的。
由于日军统帅部缺乏战略远见，起初并未打算在山西进行大规模作战。40年后，蒋纬国先生主编的《抗日御侮》一书中，也进行了这样的描绘：……第5师团主力，由怀来攻取蔚县……此时，第5师团基于华北方面军命令，正准备以其主力由蔚县向保定平地转用，唯该师团接获在晋察省境之中国军，有采取攻势之情报，乃决定击破该方面中国军后，再向保定平地转移……
由此可见，日军山西作战的始作俑者是板垣征四郎。
而且第5师团和它的配属部队一进入山西后，便一发而不可收了。
那天，在寺内和板垣的谈话中，极少提到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一支十分神秘的部队。也许这支装备极差、人数很少的队伍不值一提。他们都不会想到，强大的第5师团刚到达平型关下，还未放开手脚，就遭到一次惨重的打击。给予他们重重一击的，又恰恰是这支他们不屑一提的队伍……
但是，工于心计的寺内已经从板垣的谈话中，明显感到了这位部下的骄纵和狂妄。这是一个失败的信号。
话又说回来，那时的日军将领，又有几个不狂妄和骄纵呢？
在9月22日凌晨的雨雾中，默默伫立于窗前的板垣接到了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从前方发来的电报。说他已率所部进入东河南镇以西的蔡家峪一带，正向平型关顺利攻击中。板垣接到这一报告后，紧绷着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平型关之战——抗战爆发后在山西境内的第一场大规模的战斗终于打响了。
大营。当阎锡山听信孙楚的意见临时改变最初的部署后，孙楚着实高兴了一阵子。随即他也相应调整了一下平型关正面的防御部署：从广灵溃退下来的第73师，占领平型关南面马跑泉经平型关至东跑池南侧之线；第17军占领东跑池经团城口、西河口至西河口西北高地之线；第15军占领大坪村（西河口西北）经凌云口至北楼口之线；独立第8旅为集团军总预备队，集结于大营。然而，第73师由于刚溃败下来，一时不能占领阵地组织防御，孙楚只好命令独8旅顶上第73师的空缺。如此一来，孙楚手中连一兵一卒的预备队都没有了。他的胆量确实够大的。
最先同日军第21旅团接火的，是新编第11团的一个营，孙楚派他们到东河南镇与小寨间的蔡家峪附近破坏公路，意图延缓日军机械化部队的进攻速度。这个营设置一个连担任警戒，其余的人包括几十个民夫用铁锹和镐头在公路上挖沟。因为长官告诉他们说，不把沟挖好，就是鬼子来了，谁也不能跑，你跑，鬼子开枪，我们也开枪。所以他们干得十分卖力，不一会儿的工夫，本来就坑洼不平的公路上，出现了数不清的沟沟坎坎。正在这时，前面的道路上，扬起一阵烟尘，就见几百个穿米黄色衣服的鬼子兵成战斗队形向这边开进，中间还夹着几辆汽车。他们头上的钢盔和手中的三八大盖枪闪闪发光。有人喊一声：“不好，小鬼子来了……”
民工们扔下手中的工具，拔腿就跑。士兵们则扔下工具，拿起武器，找个隐蔽处卧倒。与此同时，几发掷弹简射出的炮弹啸叫着飞过来，顿时就有人被炸飞。
与这个营遭遇的，正是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率领的两个大队。
由于公路已被破坏，日军的汽车无法开动，只好派步兵成散兵线向前冲锋。守军虽没有重武器，仅有两挺轻机枪，但是地形有利，居高临下，不费劲地往下丢手榴弹就行，居然坚持到中午才被击溃。
三浦集合起已有较大伤亡的两个大队，边修路边前进。再往前，便碰上了第33军独8旅第623团。
这天早晨，第623团第1营营长刘光耀将所属的3个步兵连布置好，然后又将机枪连的4挺马克沁重机枪分到各连，营指挥所设在第2连阵地后面仅50米处。他命第2连中尉排长司金贵带一个排到前方公路侦察敌情，然后，把电话打到团长郎春生那里。郎春生问：“有情况吗？”
“从灵丘方向退下来的散兵络绎不绝，这些熊兵说灵丘城里驻满了鬼子兵。”
“要防止他们散布恐敌情绪。最好将他们强制收容，参加战斗，不然，一打仗就往后跑，谁还守阵地？”
临近傍晚，司金贵回来报告说：“山下公路上已经没有从前方退下来的友军散兵了。中午曾有部队同鬼子接火。”
刘光耀问：“你破坏公路了吗？”
司金贵说：“没有。”刘光耀当即给团长打电话。团长答复说：“友军情况不明，俟弄清后再决定破坏公路。”由于他们阵地前的公路未及破坏，三浦敏事于当夜即率部前来攻击。激烈的战斗持续了整整一夜。司金贵在跃起投弹时，被一颗机枪子弹击中，身负重伤。初次交战，1营伤亡了20多人。
与此同时，占领浑源的第21旅团第21联队经小道沟、西河村到达平型关前，猛攻第623团第2营防守的东、西跑池南北侧各高地。这天夜里，平型关前枪声不断，2营的5、6两个连的士兵们还跳出战壕，与接近之敌进行了数度肉搏。虽付出了上百人的伤亡，但阻止了日军的攻势。次日上午，这两个连200多名官兵几乎全部阵亡，团预备队紧接着顶上。
独8旅的官兵们在坚守了一天一夜后，三浦敏事仍未能突破他们的防线，攻势顿挫。第21旅团被迫改变主攻方向。
应当说，中国军队赢得了第一个回合。但好景不长，情况很快发生了改变。
自进入山西后，第17军军长兼第84师师长高桂滋的眉眼就没舒展开过。尤其是他的第84师被放在平型关正面，而且又是受孙楚的指挥时，他更是满心的不高兴。前年冬天和去年春天，在陕北剿共时，他就曾受过孙楚的节制，那时，大家都想让对方的部队打头阵，把正面留给对方，因孙楚是上司，高桂滋吃的亏自然多一些。第84师不是中央嫡系，作为杂牌，保存实力尤为重要。高桂滋虽然瞧不起刘汝明之类的人，强敌面前一退千里，但也不想过多地损失自己。阎锡山看透了他的心思，向蒋介石建议，将李仙洲的第21师归他节制，并任命他为第17军军长——无非是给他块热砖头抱抱，一张空头支票而已。第21师是中央军，他能指挥动李仙洲吗？说到底还得靠他的第84师在这世上混饭吃。因此，他最担心的就是别给“孙神经”牺牲掉。
日军第21旅团在独立第8旅的阵地前一筹莫展，三浦只得改变路线，沿灵丘、浑源间的临时公路，绕过蔡家峪，转攻团城口。这正好打在高桂滋和李仙洲的结合部上。问题一下子就出现了。
高桂滋的指挥所设在离前沿阵地10多公里远的一座民房里，他命副官随时守候在电话机旁，一有情况马上报告。
大约23日午后，日军开始炮击第84师驻守在东、西跑池的部队。还未和敌步兵接火，高桂滋就让值班参谋给他接通了孙楚的电话。
高桂滋说：“孙副总，敌人攻势十分猛烈，职部伤亡惨重，请速派部队增援！”
孙楚说：“高军长，我集团军各部都在和敌人交战，都在告急。我哪有那么多预备队？贵军久经战阵，作风勇猛，坚守几日当无甚问题。请高军长严饬部属，勿使敌人突破！”
孙楚放下了电话。高桂滋感到靠孙楚救不了自己，和幕僚们商量后，直接给阎锡山打电话，意图从阎那里套得活口，好早些与敌脱离。
高桂滋道：“阎长官，职部已和敌人多有接触，伤亡惨重。按战区长官部的计划，应予撤往关内，将敌人放进关内围击，部下认为不宜再拖……”
阎锡山给予的答复是，一切由孙总指挥决定。
高桂滋试图撤离团城口的愿望第一次落空。
尽管高桂滋力图避战，但第84师的中下层官兵的抗战热情仍很高涨。在与日军接踵而来的步兵和战车的较量中，一个营长阵亡，第502团团长艾捷三上校负重伤。但由于守军依靠既设的坚固阵地抵抗，尚无重大伤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