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非典”和“甲型H1N1流感”肆虐之时，各方都筑起防控疫病的铜墙铁壁，有效阻挡了病毒的流行。而人与人之间为了避免感染病毒，也应有所防范，以期达到有备无患的目的。理应如此，绝对无可非议。
不知怎的，我的思绪又一下子回到20世纪60年代。
1967年2月上旬，我到杭州，突发重感冒，住在杭州建工厅医院治疗。我亲眼见到了一对不是兄弟但胜似兄弟的北方学生。
这对学生，其中一人身染重病，由他的同伴陪同，住进我的病室内。生病的学生面色苍白，精神不振，昏昏然嗜睡少醒，很少很少谈话，实在需要讲时也只是低声细语一两句。医生给他做了检查，开了药，打了针。服侍病人的工作自然由他的同伴包揽。
他的同伴，一个十七八岁的硬朗小伙，头戴一顶褪了色的绒毛帽子，红红的脸红红的鼻子，腰间束着一条宽宽的“八一”牌皮带，更增添了他的英气。
这位小伙对生病的同学的照顾真是悉心周到。
夜里，小伙几乎不曾合眼，他一次次地起来，开灯、倒开水、摸摸病友的前额，轻声细语地叫醒他服药……
第二天早晨，那生病的同学病情加重，并呕吐满地。经医生确诊，是脑膜炎。该院迅速地备好救护车，护送病人前往杭州市传染病医院就诊。
当小伙和医生一起把病人扶上担架，小伙已泪流满面。他在为自己同学的疾病担忧。他紧紧抱住病友的身体，嘴都快贴上病友的嘴。友情让他忘乎一切，忘乎传染；而医生由于职业习惯，马上进去更换身上的白大褂和口罩。
我刚走出病房不久，路上一辆白色的救护车从我眼前呼啸而去。隐隐可辨，坐在车上半探着身子敲钟的就是那个病友的同伴，头戴一顶褪了色的绒毛帽。
钟声在银装素裹的世界里显得分外响亮……
在我离开杭州的前一天，我和江世清同学踏着残雪，走向革命中学。在沈塘桥上，我又遇到那位红红的脸、束着“八一”牌皮带的同学。我们忙迎向他打招呼：“喂！你好。你那位同学怎么样啦？”
“好了！”他脸上浮现着胜利的微笑。
“一切正常，没有后遗症，谢谢你们的关心。”他特地又补上一句。
我目送着他快步而去的背影，转向江世清同学，不无感慨地说了句：“他俩的友情多么高尚纯洁无私！”
面对危难，心不设防，世上几人能够？
2009年6月1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