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山口县人口约为155万，日本明治维新虽然推翻了幕府统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却保留了封建制度，政治上的大家族制度便是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例。日本的议员，正如民间所揶揄的那样，需要“地盘”、“招牌”和装钱的“皮包”，也就是说没有政治家族背景根本难以当选。在本届日本国会中，太子党，太孙党占了相当大的比率，因此造成了广大国民对政治普遍不感兴趣，而山口县则是全日本对政治关心程度最低的地区之一。山口县在近代涌现出一大批政治家，他们又通过血脉一代代流传下来，形成一张巨大无比的关系网，盘根错节始终在日本政坛占据重要的地位。
近代山口政治家中伊藤家族后人已经退出政界，专门从事实业。现在山口地区的选票，基本上都被岸，佐藤，安倍三大家族牢牢地把持着，而这三大家族又相互通婚联姻，或是互赠养子，形成了一张“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关系网。
说到安倍家，不能不提及两个人：岸信介和佐藤荣作。岸信介是安倍晋三的外祖父，原姓佐藤，早年被过继到岸家，与佐藤荣作是同胞亲兄弟。安倍晋太郎则是安倍晋三的父亲。岸信介和佐藤荣作都是奠定和发展日本战后保守政治路线的两名代表性首相。岸信介是甲级战犯，是战后日本保守势力的统一者，也是《日美安保条约》的修订者和日美同盟的最强烈鼓吹者。佐藤荣作，历任四届首相共七年零八个月，是日本战后任期最长的首相，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安倍晋太郎也曾当选为众议院议员，历任农林大臣、内阁官房长官、通产大臣和外务大臣等政府要职。与安倍家族有关的还有战后日本著名首相吉田茂。吉田是岸信介表弟的岳父，因签订《旧金山和约》帮助日本摆脱占领状态而被誉为战后日本最成功的首相。
岸信介1896年生于山口县一户姓佐藤的人家，原名佐藤信介，其父亲本也姓岸，入赘到佐藤家遂改姓佐藤，原是山口县政府小官吏，在他三岁时，父亲辞去官职，回到故乡经营造酒场。到中学三年级时，信介被过继到父亲老家，随爷爷姓岸。
东京帝国大学读完法学后，岸信介不顾周围人的劝说，考取农商务省（部），立志做一名行政官员。1936年任伪满洲国工业部部长，与当时任关东军参谋长的东条英机等军政界人士交往甚密。1941年东条英机组阁时，任内阁商工大臣，在太平洋战争期间积极推行战时经济统治，为侵略战争募集资金。太平洋战争后期，日本国内经济崩溃，商工省被改成军需省，东条英机亲任军需省大臣，岸信介则任副大臣。由于这一降级人事，岸信介对东条英机产生反感，致使后来在一系列内外政策上与东条英机对立。
战败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认定岸信介为甲级战犯嫌疑，逃避到故乡的岸信介被从山口收容到东京巢鸭监狱待审。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政府改变了占领方针，决定扶植日本，将其培养成远东的防共基地，对已收容在押的战犯，不再加以追究。美国将领看到一份材料上写到岸信介在塞班岛战役问题上与东条英机发生过争执，以此为由，免除对他的起诉，并在东条英机等甲级战犯的死刑执行的第二天将其释放。释放当天，其胞弟佐藤荣作专门跑到监狱前去迎接他出狱。
战后日本社会的各种力量、思潮在经过数年较量消长后，右翼保守主义的力量成为日本社会的主导。刚刚脱下囚服的岸信介立即重新开始政治活动，并在1953年作为自由党候选人参选，并当选日本众议员。1954年任日本民主党干事长，1955年任自民党干事长。1956年，任石桥湛山内阁外务大臣。1957年2月，石桥因病辞职，岸信介以外务大臣身份代总理职务，随后即继任总理。
岸信介上台后，立即改变了鸠山一郎和石桥湛山内阁重视改善对华、对苏关系的方针，致力于强化与美国的关系，推定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修改；对内则镇压进步的力量，积极推行扩军政策。岸信介执政期间，倒行逆施制定了一系列旨在破坏民众民主斗争的法律，如对付教职员工会的《勤务评定法》、《警察官职务执行法》等。在对华关系上，他不断追随美国，制造“两个中国”，顽固坚持与中国人民为敌，积极向东南亚进行经济扩张，企图把日本人民拖回老路，尤其是为了与美国签订新的安全保障条约（简称安保条约），遭到广大爱好和平的日本人民的强烈反对，引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形成了战后日本最大规模的群众斗争。
1951年与《旧金山和约》一同签订的规定美军在日本驻军的《日美安全保障条约》在1961年到期。为了修订新的《日美协作与安全保障条约》，1960年1月，岸信介率日本全权代表团飞抵华盛顿，与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举行会谈，双方同意艾森豪威尔访日，签订新的《日美安保条约》。但是，日本国会在审议这一条约时，有人对条约里“为了维持远东地区的和平安全”这句话里的“远东”提出了质疑，外相藤山爱一郎在答复时说：“以日本为中心，菲律宾以北，中国大陆一部分，苏联的太平洋沿海部分。”这种解释让日本人和亚洲人想起了15年前的“大东亚共荣圈”！到底是在修改《日美安保条约》还是在为再次侵略亚洲铺路？于是引起了广大学生和市民的反对，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反“安保斗争”。
当时的岸信介内阁利用在众议院的多数席位，在1960年5月19日强行表决通过了这个条约。但是，在参议院却没有通过这一条约，于是岸信介就想方设法去钻法律的空子——既然参议院无法通过这个条约，那么只要参议院不否认这个条约就行了，岸信介的做法是将这一条约搁起，使参议院无法进行审理，那样这个条约就会在众议院通过的30天后的6月19日自然生效。
如此粗暴地践踏民主制度的做法，理所当然遭到了各界的反对，要想使已被众议院通过的条约法案失效，必须在6月19日前推翻岸信介内阁，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办法。
成千上万的民众蜂拥而来，用各种形式表达自己对这一条约法案的反对。6月10日，为艾森豪威尔总统访日来打前站的总统秘书刚下飞机，就被愤怒的群众包围在羽田机场，艾森豪威尔的访日计划不得不推迟；6月15日，东京大学女大学生桦美智子在国会前的游行队伍中不幸牺牲，使连日来的安保反对运动一下子上升为反美，反政府的斗争。
全国各地连日爆发大规模游行，国会外面每天都聚集了六七百万反对的民众，口号声浪此起彼伏。面对日本人民日益高涨的反对，岸信介和他的弟弟佐藤荣作（大藏大臣）吓得不知所措，不敢离开官邸半步。为了摆脱困境，岸信介竟企图动用自卫队来进行镇压，但是却遭到了时任防卫厅长官义正词严的拒绝。这时岸信介真是感到彻底绝望了，他和佐藤这一对难兄难弟甚至想到了自杀。但是，在警察等的保护下，岸信介装聋作哑终于赢得了时间，等到了6月19日清晨零点安保条约自然生效。
在日美互换安保条约的6月23日，岸信介宣布内阁总辞职。但是就在他宣布辞职的前一天，岸信介参加自民党新任总裁池田勇人招待会，被右翼团体“大化会”成员荒牧退助刺伤，差点送了性命。1960年下台后，岸信介仍保持着对政界、财界的影响力。1979年时他还获第一届联合国和平奖。
而对于这一段历史，安倍晋三在《美丽的日本》一书中这样回忆道：在《安保条约》生效前的1960年6月18日，33万人包围国会和首相官邸，困在官邸内的外祖父岸信介和大叔父佐藤荣作两人一起喝葡萄酒。佐藤荣作当时是大藏大臣。岸信介说：“我绝没有错，即使被杀也心甘情愿。”安倍晋三当时只有六岁，他与家里人一起坐在急救车中混进官邸，他问岸信介：“什么叫安保？”岸信介告诉他：“安保条约是请美国保卫日本的条约，大家反对不可思议。”
当时参加反对《日美安保条约》的人士将岸信介称为“昭和的妖怪”，日本人民对安保条约的反对也最终导致岸信介下台。然而，在安倍晋三眼里，祖父是“考虑日本未来的严肃的政治家，在巨大的反对力量面前，他的立场非常坚定，作为这个家庭的一员，我感到骄傲”。安倍晋三在上大学之后，又阅读了《日美安保条约》的全文，他仍然认定，“对日本的未来，日美安保条约是关系生死存亡的条约”。
安倍晋三从小受这种家庭的教育，走上政坛之后更发誓要成为强硬的“战斗的政治家”。熟悉他的人都认为安倍晋三遗传有岸信介的政治基因，而安倍晋三自己对此也供认不讳：“我的政治DNA更多地继承了岸信介的遗传”。
佐藤荣作也是一个在安倍人生道路上具有重大影响的人物。
佐藤荣作是岸信介的亲兄弟，因过继给佐藤家，故和其兄不同姓，1901年生于山口县，1924年东京帝国大学法学部毕业，最初在铁道省任职，1946年为铁道总局长官，1947年为运输省次官。1948年加入自由党（自民党的前身之一）。在吉田茂任首相时，吉田大量开除党人派，使得官僚派得势，特别是佐藤和池田勇人多次获得提拔。1948年佐藤被吉田任命为内阁官房长官，1949年1月成为众议院议员（其后当选了11次），1949年2月任自由党政调会长。1954年佐藤因受造船贪污事件牵连，遭到司法机关审查，幸得吉田茂首相要求犬养健法务大臣发动检察指挥权，免于被捕，但吉田内阁因此倒台。
1964年11月19日，佐藤就任日本首相，直到1972年下台为止。他一共担任了4届首相，执政长达7年零8个月。他在任期间，对内进一步加强了保守化进程，对外推行以美日军事同盟为中心的外交政策，对华采取敌视政策。其对日本近代政策的继承，更突出地表现在他对所谓“冲绳回归”的问题上。日本明治维新后，实施的第一战略步骤就是把独立的王国琉球吞并了。1972年5月15日，冲绳归日。他是战后在首相这一职位上时间最长的人，同时，他也是迄今为止参拜靖国神社次数最多的人，多达11次，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此外，与其兄岸信介一样，佐藤荣作也顽固坚持敌视中国的立场，上台后不久，就使日中关系走进了死胡同。首先他推行“两个中国”政策，大谈台湾“归属未定论”，公然插手台湾事务，干涉中国内政。在佐藤政府的怂恿下，日本右翼分子到廖承志驻东京联络处门前挑衅，叫嚷“台湾不是中国的”等口号。其次，阻挠中日往来。佐藤上台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拒绝彭真率领的代表团入境。1966年，佐藤又拒绝670名日本青年代表来华参加中日青年大联欢。其三，勾结美国，阻碍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1971年，正当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就要恢复之时，佐藤政府勾结美国提出所谓的修正案，阻挠联合国驱除台湾国民党政权代表的行动。
对于佐藤荣作之流的“亲台反华”，中国政府一直坚持针锋相对的斗争。《人民日报》从1964年起就不断发表评论，揭露佐藤破坏中日关系的行径。中国还以“政治经济不可分”的原则，对付佐藤荣作的“政治与经济分开”的论调。在外交上，中国政府迫使美国以“越顶外交”来孤立佐藤。佐藤一直坚信美国不会改变对华政策。但美国跟他开了个国际玩笑。尼克松访华的实况，通过卫星向世界各地进行了转播。尼克松刚刚离开中国，佐藤荣作便派人给中国捎信，“要求亲自访华”。不料中方宣布，佐藤不是中国的谈判对象。中国对佐藤的这一严厉惩戒，在日本引发了激烈震荡。4个月后的6月17日，佐藤被迫下台。
此外，佐藤荣作和岸信介一样，也是一个常做“核武器梦”的人。1964年10月，中国成功地进行了核实验，两个多月后，佐藤荣作在会见美国总统约翰逊时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实施核武装，那么日本也应该拥有核武器。”
但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像佐藤荣作这样的人，在逝世的前一年，竟然得到诺贝尔和平奖。1974年10月，挪威议会诺贝尔奖金评选委员会决定把该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授予爱尔兰的肖恩·麦克布赖德和日本的佐藤荣作。其理由是：“佐藤荣作是和解政策的主要代表之一，这种政策已大大有助于稳定太平洋地区的情况。因此，佐藤主张日本不应获得自己的核武器。他在任首相期间签署了不扩散核武器协定。正当更多的国家为获得自己的核武器而使世界和平局势面临威胁时，这一点是特别重要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