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节：瞧，那些新闻的圣徒
瞧，那些新闻的圣徒
对于一个新闻工作者来说，沉湎于新闻的无限可能性是危险的，但也是必需的。
“新闻究竟是用来做什么的？”
我相信每一个新闻工作者，周而复始地处在这样一种天问之中。
这种问题必定会击到我们，但好在它击不垮我们。
因为这个工作的实质决定了，唯有尝试才能生存，才能解恨。
而无限的可能性，正贴在尝试者的额头上，
只有不停地敲击地面，才能把它刻在地上。
不停地做吧，这是我们的原罪；
就像每一个我们所采访的受难者一样。
原罪带来光芒。
应该尊重每一条新闻，尽管它有随时死去的无限可能性。
那就为它们修建一座教堂吧。
“怎样做究竟最好呢？”
每一个新闻工作者都有反省的能力、质疑的义务，
就像每一个人都有修建自己的教堂的权利，无论是外在的还是内心的。
“无限地逼近真相。”这句话应该写在新闻的圣经上。
每一条新闻问世，便是所有新闻工作者的受难时。
新闻的无限生长速度，就是在那一瞬间暂停了一下。
不停地停止吧，新闻；因为你们都是一些必需的错误。
生长带来突破，停止带来颠覆。这就是我们的轮回。
轮回意味着永远。
即使新闻死了，
也会留下圣徒无数。
沈颢调查的禁忌
调查新闻是新闻原教旨主义者的宠儿，亦是死穴。调查帮助新闻业者获得权力，建立王国，为此他们不知疲倦。在成为社会良心的另一面，他们亦被诟病为狗仔队，甚至有逆向选择的案例——比如假新闻。
这种困境基本上是无解的。暂不理它。
假设我们认为做调查新闻总体上是有价值的，那么做好它，需要经验的积累——我不大相信先验的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也很正常。
调查者是否应该表露立场，即道德的介入？这里的矛盾是，道德干预可能导致判断上的偏差，可能决定调查者看见什么，以及对材料的使用。明智的调查者往往不带情感。西方业界用了二分法，“新闻是新闻，观点是观点”，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一个极端的例子是，美国某NB报社的新闻部门与评论部门拒绝共用一个电梯。我想调查者并非没有立场，但他们故意隐藏起来，不是因为缺乏自信，而是职业的审慎。
调查者与被调查者共同完成游戏，而后者总是试图操纵。美国政府有一整套近乎商业培训出来的新闻操纵方法，而商业机构拥有更复杂的解决方案。这种情形在新兴市场国家里亦露端倪，股东或经理人利用刚刚市场化的媒体从业者的新闻冲动，提供虚假的或不利于竞争对手的情报，这种“独家新闻”常以不愿透露姓名人士之口说出。神秘的匿名消息源泛滥，证明许多调查者尚在初级阶段。
还有一个问题。新闻报道者常常参与了新闻的创造，一件新闻可能发生，调查者及时跟进连续报道，新闻于是偏离了“原来的轨迹”——我们是否应该与正在发生的新闻保持足够的距离呢？在一些绑架案的报道中，如果访问记者蜂拥而至，事态就会变得更加复杂，“绑架者——警察——记者”三方之间互相反馈，新闻效应放大数倍，而人质几乎成了三方游戏的道具——这也许极端了点，但在其他类型的调查新闻中也有此情形。比如一些公司并购案，由于记者的介入，传言开始流行，那么价格就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记者报道出来的是记者干预了的新闻——换言之，新闻报道者成为新闻本身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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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节：北航事件彻底调查(1)
21世纪“彻底调查”“招生买办”庞宏冰们的生意链
——北航事件彻底调查
子女被退档后，望子成龙的中国家长为竞争有限的补录指标，往往甘愿成为庞宏冰们的“猎物”。谁为庞宏冰们打开生财之道？“卖校”产业究竟有多大？谁为过渡期招生腐化买单？事件回放：2004年8月初，广西一名高考考生的家长李先生反映，他的孩子不久前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录取，但必须要交10万元钱，才能拿到通知书，否则就要退回档案。李先生后来认识了自称是北航教师的高峰，又通过高峰认识了自称是北航赴南宁招生联络员的庞宏冰。经证实，庞宏冰系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下属的天宏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天宏公司职员刘天平收取李先生10万元钱时被警方抓获。庞宏冰也被警方传唤。
与“北航事件”漩涡中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以下简称北航）相比，该事件的祸起地——广西招生考试院显得有些平静。
2/32004年8月18日，烈日下的广西招生考试院办公大楼戒备森严，四名面无表情的武警将记者拦在了大楼门外。大门右侧墙上公示允许进入大楼的“六种人”：广西2004年普通高校招生领导小组成员、专科第一批录取人员、专科提前录取人员、工作人员、有出入证人员、录取人员、系统维护组工作人员。
北航下属天宏科技有限公司经理庞宏冰，几年来就是凭着第六种人“系统维护组工作人员”的身份自由穿梭于广西招生考试院内外。现在锒铛入狱的庞宏冰已成为整个事件的核心，但是否所有的责任最后都应由其来承担？这个行当的“行规”以及运作的路径到底如何？
谁为庞宏冰们打开生财之道
在广西招生考试院一位后勤保卫组负责人的带领下，记者最终进入了这座楼院。
上楼的电梯里，该负责人断然否认了一位手持“出入证”黄色牌子的中年男子关于“本科招生已经放开”的言论。当日广西招生考试院统一对外宣布，广西今年普通高校招生本科各个批次和专科提前批、第一批的录取工作进入最后一天，专科第二批录取工作于第二天展开。
而一位地方招生办长期从事招生工作的人士莫先生（化名）对记者说，这几日是招生监管比较放松的时候，以点招、定向生、补录等名义进行的招生大都在此前后进行。
北航事件的混沌之水并未沉淀下去，讨论的焦点很快落在了李某之女档案的一进一退上，此间学校是否授权？招生考试院是否曾经行以方便？
对此，广西招生考试院信息技术处处长文焱的解释与北航校长李未相似：按照国家招生计划指标，北航今年理科广西招生指标为57名（含定向指标12人），按照1∶1.2的投档规定，广西招生考试院按57名的基数出档69人。后发现，12名定向生指标不应包括在投档的基数范围内，也就是说投档的正确数字应当为45乘以1.2，即54名。“出档多了15人，所以我们就把分数低的取消了。”北航因而退回部分考生档案，李某之女在此之列。但学校增补的2个名额又让该考生获得了一次“重生”的机会。
类似的故事被北航方面解释为，学校的增补计划成为庞宏冰等个人谋利的机会，而考生家长李某便成为庞等人的“猎物”。
“这不是我们能控制的事情”，广西招生考试院普通高校招生处处长邓金生说，高校远程招生诞生之前，所有高校录取的考生都经由两道关口——学校招生办以及生源所在省份招生考试院，“通知书要同时盖上两个章才能寄出去”，然而远程招生的实施让两道关口变为了一道，学校的自主权大大加重，录取通知书也从两个章变为一个，并不再一律由当地招生考试院派发，“即使是现场录取的，录取通知书也由录取人员从学校带来，并由现场请来的速递公司统一从现场寄出。”邓说，现场录取的“控制权”也已不在地方招生院手上，而在于学校以及学校授权派到当地的现场录取人员。招生考试院一般会根据考分的相关规定对学校录取人员招录的考生分数进行核实，然后放行。
前面那位莫先生告诉记者，一般而言，本科以及专科第一批的录取会相应“控制很严”，尤其是本科增录以前的录取工作。但增录以及补录的情况“就很难说了”。他说，增录及补录的考生信息一般由学校通过远程招生系统公布，由学校与学校派驻当地的录取人员协作完成，“这里面的操作空间很大”。莫说“录取人员”前身为学校早年派驻当地的联络员。
邓说联络员现象很普遍：“有三分之一的高校在地方有联络员”，联络员是否具有录取权限的界定一般都依据校方“发一份传真过来”确认，他承认联络员是引发各种事端的因素之一，“今年有两次一个学校来了两个联络员，报警后发现是同一个学校、不同领导派来的。”另外，他也认为远程招生推行之后，联络员获取信息的途径更为便捷，可以通过系统获取所有关于落选考生的信息，包括考生家庭状况等。
而庞宏冰是否具有北航授权的录取资格？广西招生考试院对此与北航校长的态度一样暧mei。“我们的维护系统是北航开发的，我们与学校有开发协议。他是我们的系统维护人员，只要有电脑的地方他都能进去。”邓认为，庞是通过职务之便获取了考生信息，然后向考生家长索要钱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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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节：北航事件彻底调查(2)
4/5“卖校”产业有多大
这种一本万利的生财之道是怎么运作的？
在要求不透露身份的前提下，一位庞宏冰的同行，并于2001年即与庞相熟的陈毓标（化名）向记者自述了这个行当的“行规”以及运作的门道。
“10万块钱最后不可能全部归到庞宏冰几个人账下，至少一半以上要拿来应付各方面的人事。”多年行走各省教育厅、招生考试院的陈说，“我从1990年代早期就开始招生，最初这个行当的价格相对较低，1990年代初的价格不过每个考生1万～2万元，而且还是考生分数上不了线，现在的价格比以往高出不止10倍。”
陈列了一个今年的价目表，今年高考招生“买校”本科以上在广西的价格是：全国一类名校，价格是15万～20万元左右；北航等相对低一个档次的名校，价格在10万～12万元左右；广西区内高校是6万～8万，“如果是大专高职学院的价格，相对比较少一些，但最少也有1万～2万吧”。
陈说，按照行内做法，10万元钱最后落入庞宏冰、高峰和刘天平3个人口袋的至少一半以上，也就是4万～5万元左右，其余的要用以打通各个环节。他没回答记者关于“各个环节”的具体含义，但表示要“打点”的关节很多，落到个人手上的利润有时很薄，所以也要通过规模来带动个人效益。
前面那位地方招生人士莫先生说，这个招生买卖市场也有细分，像北航这样的一二类的名校相对高端，增录的机会较少，进入的门槛也相对较高，一般有分数的要求，可以利用的是提档1∶1.2之间的20％差额进行操作，被退档的20％考生家长中会因为竞争有限指标的残酷而乐意大“出血”。高端市场一般都由熟悉学校、地方招生系统两端的“边缘人”采取“直销”方式一对一进行买卖。
而更为混乱的市场是相对较中低端的“分销”市场，即地方级普通高校以及专科招生。莫先生说，这种情况名额受到的限制较小，不仅操作的空间大，并且为了获取足够的生源，也需要发展足够的分销人员，即在细化到县以下的地区布点进行分级分销，收回的资金层层扣取提成上交。莫说，这种情况较为普遍，同时也因为涉及的人员庞杂，也比较混乱无序，常常成为招生部门打击的重点。
这个招生地下产业俨然初具规模。
记者从广西招生考试院拿到的数据表明，以莫先生口中的中高端市场而言，2004年广西本科招生原定计划为51282人，按照1∶1.2的出档比例，退档人数为10256人，在录取期间，广西区内外院校又增加了计划6675人（区内院校增加计划2242人），也就是说，增录的空间为在10256人里可以挑6675人，然而挑选的条件是分数还是经济能力？记者算了一笔账，假设增录中有相当比例以收费方式录取，按陈毓标公布的行规，广西区内本科买校收费的可能最高额可超过6亿。对于记者的推算，陈说：“会有这个数。”
谁为过渡期招生腐化买单
“北航事件”似乎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今年初，国家教育部部长周济公布了一系列数字：2003年我国共查出教育乱收费8.53亿元，清退违规收费6.39亿元，处理了2488名有关的责任者，其中有359名校长被撤职。
周部长将教育乱收费现象盛行的最大成因归结为教育投入严重不足：2003年国家教育投入仅占GDP的3.41％，今年将占到4％。但他同时也指出，教育合理收费和乱收费的界限模糊；监管的疏漏以及教育部门内的腐化也是造成乱收费现象的重要原因。
广西教育厅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向记者提供了一份2004年3月由广西电子工业学院向自治区政府主管教育部门、教育厅纪律检查委员递交的检举材料。
材料称，今年年初电子工业学院成人教育学院职工邹小平突然病故，死后以邹名义存在银行的200余万元被取走，后发现该校成人教育学院几乎每个职工都有个人名义存有的公款。
举报人提供的数字表明，背后的事实是，桂林电子工业学院2003年本科招生出档分数线为612分，首批录取后又增补了超过几百名指标，这其中相当部分是为桂林电子工业学院二级学际成人教育学院所招，材料显示，利用这次补录的机会，该院财务处以及院校高层按降分条件向考生收费2万～4.2万元不等，并不向学生家长开具任何收据，造成巨额资金去向不明。
6/7记者联系到桂林电子工业学院一位知情人士，该人士告诉记者，今年举报之后，广西区政府相关部门，以及教育厅来过学校专案调查过此事，“查出乱收费用一千多万”，处理结果暂无下文，“学校上报的补录名单是273人，但其实不止这个数，至少有340人，我们估计当年有3000多万资金去向不明”。该人士认为，这已不是一两年的事。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招生考试院查阅的录取信息表明，2003年桂林电子工业学院正式录取考生分数在出档线612分以下者超过340人。而材料提供数据表明，2003年，该院对考分在500～580分以及580～612分间的考生分别收取4.2万和2万～3.5万元的费用。
为何在考分差距如此大的情况下可以轻易提出数量如此之多的考生档案？
广西招生考试院一位人士认为，在专业招生不足的情况下，一般会降分录取，并且学校可以自己“组织”生源，这个时候学校的权限很大。该人士继而评价说，这是一个过渡性的产物，将来招生权力还会进一步向学校聚拢。但让谁来为过渡时期的中国招生腐化买单？
■记者／丘慧慧
□特约记者／黄禹天南宁报道
附记：2004年10月，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广西招生事件的处理结果公布：主要当事人庞宏冰受到党纪政纪处分，给予庞宏冰留党察看2年、行政开除、留用察看1年的处分。另两名主要当事人也受到处分。学校相关责任人也受到了行政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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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节：游客“离奇失踪”克罗地亚背后
中国游客“离奇失踪”克罗地亚背后
一个大约34名中国人组成的旅游团在即将结束克罗地亚之行时，突然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集体失踪。克国“第一单”遭遇“空城计”，失踪“路径”凸现监管真空……克国“第一单”遭遇“空城计”
据新华社报道，克罗地亚时间2003年12月2日上午（北京时间12月2日下午），一个大约34名中国人组成的旅游团在即将结束克罗地亚之行时，突然在克罗地亚首都萨格勒布集体失踪。目前，克罗地亚警方正在追查这些人的下落。
12月4日上午，克罗地亚驻中国大使馆公使衔参赞、临时代办欧泽恩•巴科维奇（Dr.OzrenBakovic）急赴中国外交部，了解有关中国旅游团在克国失踪事件的最新进展。
“这是今年2月份中、克两国签订互为旅游目的地国协议以来，第一个办理商务旅游签证的旅游团。”欧泽恩向本报记者表示，“我们本来希望推广双边旅游，但是没有想到发生这样的事情！”
克罗地亚风光据欧泽恩介绍，失踪者约有34名，年龄在20～30岁之间，其中绝大部分为中国浙江人。他们进入克罗地亚境内的时间是11月24日。目前的调查显示，他们根据旅行日程，游览了十六湖、斯普利特等地所有景点和古迹。11月29日，他们由一家旅行社从杜布罗夫尼克带到萨格勒布。
12月2日中午，当旅行社的汽车准备接他们去普莱索机场，乘飞机途经莫斯科返回上海时，却发现他们全都失踪了。这些人在酒店里留下了一些物品，所以人们以为他们还在酒店，孰料竟是“空城计”。
8/9当地警方初步怀疑这些失踪者已偷渡到欧盟国家，立即成立专门的调查组进行搜寻，并联系了国际刑警协助调查。
12月3日，中国驻克罗地亚大使馆约见克罗地亚警方，要求警方掌握新情况后随时与大使馆沟通。大使馆一工作人员接受记者咨询时称，因警方正在调查当中，大使馆不便公布这批游客的相关具体资料。
12月4日晚8时，就这起中国游客失踪事件，中国外交部门发言人办公室的张先生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因为事发突然，外交部目前还没有得到此案的进展情况，但他们正通过各种渠道以及相关部门，尽快查清这起失踪案。
克罗地亚大使馆临时代办欧泽恩表示，克方期待与中国警方的全面合作，并将首先对操作这次旅游的中国旅行社彻底调查。
“合法渠道”出国
来自克罗地亚的消息称，这批失踪者是根据两国旅游部门所签的协议，由一家中国旅行社和当地旅行社联合组织来克罗地亚旅游的。他们所持证件都是经过合法渠道获得，其签证有效期到12月1日，代理出境游业务的是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一家旅行社。但警方称，不排除游客可能在做护照时使用过假照片。
不过，欧泽恩并未向记者确证这家中国旅行社的名称，他认为应当在案件水落石出之后，由警方来披露详情。
欧泽恩介绍，克罗地亚已经向中国公民发放签证达10年之久，平均每年大约发放400张签证。中国人一般去克罗地亚开餐馆或做生意。10年前，一些中国非法移民途径中欧地区进入欧洲。他们通常集群结伴，先去塞尔维亚、南斯拉夫，然后非法进入克罗地亚，再进入西欧境内意大利等国。但在过去3年～4年间，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数量锐减。为了在2007年前后成为欧盟成员国，克罗地亚警方加大了打击非法移民的力度，产生了较好效果。
然而，这次失踪事件和从塞尔维亚等国途径克罗地亚的非法移民案完全不一样。失踪者是通过政府授权的合法中介机构申请护照，由欧泽恩亲笔签发的签证，是从合法渠道出境（中国）的。
失踪“路径”凸现监管真空
那么，失踪者是怎样顺利出境的呢？
记者首先联系哈尔滨市旅游局行业管理处（以下简称行管处），希望了解究竟是当地哪家旅行社经办了这次出境游业务。该行管处的许先生称，“只要旅行社有经营出境游资格，我们旅游局对它们开展业务不做干涉。就算代理出去的人失踪了，我们旅游局也没有什么过错。”
“行业管理处对出境游有监管职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黑龙江省旅游局行管处的张吉容副处长说，行管处是对旅游饭店业行使行业监督与业务指导的具体主管部门，虽不干涉企业个体的经营运作，但在此类事件中负有责任。
张吉容表示，一般情况下，旅行社在代理出境游时先要求旅游者提供身份证、联系电话等相关材料，进行详细登记备案。接着，旅行社依据这些客源材料向行管处申领出境游业务单，并凭此单和旅游者个人账号等去公安部门办理护照，再向旅游目的地国大使馆申请商务旅游签证。
不过，张吉容以该部门负责人出国考察为由，没有向记者透露11月以来该部门发放的出境游业务单情况。
有业内人士指出，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各地旅游部门不可能像公安部门一样，对旅游者个人材料逐项严格审查，只是按照程序发放签章出境游业务单。碰上这样的事情，组团的旅行社将被取消营业资格，游客的押金（5万元人民币）将被没收，银行存款（10万～15万元人民币）也会被冻结。
上海某旅行社的杜先生说，旅行社本身无法分辨、杜绝假证件，也不能准确摸清旅游者出境目的。对于奖励旅游、度假等团体委托业务，旅行社一直很难也很少对其资质进行鉴别，而公司组织的游客一般也不会亲自到旅行社办理手续，工作人员只能看到公司送来的游客资料，这使得旅行社对公司委托的审核力度非常薄弱。
10/11“这种现象的确存在，但以前都是个别游客失踪。”哈尔滨铁道旅行社出境部经理郭蕾认为，以这次“失踪”事件的规模来看，不排除有国际“人蛇”组织参与其中的可能性。
黑龙江省国旅总经理助理赵新征表示，当地许多旅行社与北京某些同行有常年业务合作，并由后者协助办理出境游的相关手续。记者随即联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的国、中、青、康辉、天马等骨干旅行社，以及北京国、中、青、康辉等旅行社总社，对方均否认与此事件有关。
■记者／刘华
□见习记者／潘剑锋上海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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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节：吉林钼矿风波调查(1)
一个小小的采矿纠纷，轰动吉林全省，并引起中央多个部委领导的重视，足以说明事情并不仅仅是越界开采这么简单。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场纠纷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利益之争，也凸显着矿业管理体制上的一些漏洞。2004年8月2日，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一场轰动吉林全省，惊动国务院、全国工商联、中央******、中纪委等部门领导，国土资源部、国家安全监管局全面介入调查的“钼矿纠纷案”正式开庭审理。
出人意料的是，几个月来一直奔走在吉林与北京之间、希望能从有关部门讨点说法的宝山钼业公司总经理张宝山，最终却坐到被告席上。
摆在张宝山面前的，是原告——吉林省第六地质调查所（以下简称“地质六所”）要求“停止越界开采，停止对原告探矿权的侵犯，赔偿经济损失120万元”的一纸诉状。但是，4个多小时的庭审，并没有使地质六所的索赔计划如愿以偿，双方最后以“愿意接受调解”告终。
直到8月9日，所谓的“调解”依然没有任何结果。张宝山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事情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
风波骤起
产生纠纷的三岔子钼矿，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安图县新合乡境内。1987年经有关部门批准，由吉林省大石头林业局筹建。后来，三岔子钼矿划归大石头林业集团亚光有限公司多种经营分公司（以下简称“多经公司”）。
然而，由于设备老化，技术力量薄弱，资金短缺，三岔子钼矿多年处于亏损和停产状态。2000年，多经公司与辽宁鞍山城南实业有限公司负责人张宝山达成了合作协议，决定由张宝山投资扩大生产规模，共同合作开采三岔子钼矿，并成立了宝山钼业公司。
2003年5月，就在张宝山完成三岔子钼矿初步投资规模2400万元、企业就要大见效益的时候，吉林省国土资源厅突然向地质六所颁发了采矿证，批准地质六所在紧挨三岔子钼矿的地方建矿开采。
12/13这一变局使宝山钼业进退两难。“这将严重危及上百名矿工的生命安全，同时新批的矿投入开采，必将切断三岔子钼矿发展的后续资源，2400万的投资将付诸东流。”
基于可能产生的这一严重后果，今年初，三岔子钼矿矿工联名上书，称“吉林省国土资源厅违反有关规定，滥发采矿许可证，批准在吉林三岔子钼矿20米之外再开一个新矿。如果开始爆破采挖，将严重危及上百名矿工的生命安全。”
这封信同时指出：“在不足300米的范围内和同一个矿床上设立两个开采权，违反了国家关于在一个矿床上原则上只设置一个采矿许可证的规定。”
由于事关重大，该信被《经济日报》等媒体以内参形式刊发，并转发到国务院领导手中，引起了高度重视。有关领导先后两次对此事进行批示，要求国土资源部严查。
此后，中央多个部委领导纷纷对此作出批示，要求有关部门认真调查此事。到目前，记者搜集到的相关批示，已达数十页之多。
正是这些批示，吉林省有关部门先后组织两个调查组进行调查。国土资源部也在今年3月，联合国家安全生产监管局赴吉林调查。
但是，由于国土资源部门与地质六所“同属一个系统”，遭到了张宝山的质疑。一时间，“钼矿风波”沸沸扬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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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节：吉林钼矿风波调查(2)
越界开采？
正当张宝山四处上访，想从有关方面讨回公道的时候，多经公司突然收到由延边州国土监察大队发来的认定他们越界开采的通知书。
随后，地质六所以宝山钼业公司和多经公司“越界开采，侵犯了其探矿权”为由，将宝山钼业公司和多经公司告上法庭，并要求宝山钼业公司赔偿经济损失120万元。
在8月2日庭审中，地质六所代理律师张云龙反复强调：“三岔子钼矿东端最远处已越界近50米，南端已经越界100米左右。”地质六所一些前来旁听的人员还表示，这一数字是根据GPS技术测量出来的，“准确性不可置疑”。
事实真像张云龙所说的那样吗？
据了解，三岔子钼矿已经开采17年，多年来，该矿办理有关证照所必需的矿区图纸都由地质六所提供，这些图纸都曾经过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审查批准，并有备案。从地质六所1999年为三岔子钼矿绘制的图纸来看，三岔子钼矿现在仍然在规定的边界线以内开采。以有争议的东边界线为例，三岔子钼矿正在开采的东边界距离K5探槽仍然有10多米的距离，而根据规定，则只需保持4.5米的距离。
在庭审质证阶段，宝山钼业公司的辩护律师当庭出示了关键证据，即《三岔子钼矿地质地形图》，指出正是因为原告地质六所自相矛盾的地质地形测绘图和人为因素，才造成了被告所谓的越界采矿。
《三岔子钼矿地质地形图》有两份，一份是多经公司为了申请现在争议的钼矿采矿权，于1999年委托原告地质六所勘测的地质地形图，另一份是原告地质六所自己为了申请争议矿区周边之探矿权，于2002年采用GPS技术勘测的图纸。**对比后指出，矿区内同一个地点的探槽K8槽，在采用同一坐标系的情况下，在1999年和2002年图纸上的位置相差悬殊，往西北方向移动了近100米，而这100米正与原告所称的越界开采100米的数字相符。
对于两份图纸100多米的误差，地质六所当庭没有给出正面解释。庭审结束后，地质六所所长裴春雷婉拒了记者的采访要求。该所一位技术人员则反复强调：“我们只相信科学，相信GPS。”
而我国著名地质学家、原中国地质科学院院长陈毓川院士对此却明确表示：“不能用现代仪器测量结果否定历史事实，矿区范围的确认应尊重历史图纸与矿山历史坐标。”
不仅如此，据业内人士透露，当前我国用来探测矿区范围的GPS技术，并没有达到百分之百的精确度。“GPS仪器上有一毫米的误差，在实际距离上将产生50米不等的误差。”
纠纷背后
一个小小的采矿纠纷，轰动吉林全省，并引起中央多个部委领导的重视，足以说明事情并不仅仅是越界开采这么简单。
14/15据知情人士透露，这场纠纷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利益之争，也凸显着矿业管理体制上的一些漏洞。
近年来，钼矿价格一路飙升。目前市场上的钼矿价格一直在每吨9万元至12万元之间波动。钼矿已经“贵比黄金”。“谁拥有资源，谁就拥有利益。”这早已是钼矿投资者心照不宣的秘密，地质六所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个秘密。
据有关人士透露，早在2000年，地质六所就先后两次找到多经公司，索要三岔子钼矿，但遭到多经公司拒绝。于是在2001年至2002年之间，地质六所以探矿为由，在三岔子钼矿采区边缘探矿。据张宝山介绍：“2002年底，探矿完成后，地质六所就要求张宝山离开三岔子钼矿。”
2003年5月，地质六所从吉林省国土资源厅顺利办出新的采矿许可证，这直接导致了“钼矿风波”在吉林上下的蔓延。
有专家分析说，国土部门和地质勘探部门“一衣带水”，当前的采矿权的颁发由国土资源部门一手掌握，而国家又给予地质勘探部门优先采矿权，缺乏必要的监督，容易滋生腐败。同时，这两个部门的微妙关系，无形中抬高了其他部门和一般企业进入采矿业的门槛。
一个鲜为人知的内幕是，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在为地质六所办理采矿许可证等手续时，由于两者之间的微妙关系，并没有严格遵守国家有关规定。
2002年国家下发的《关于认真落实国务院第五十八次常务扩大会议精神在矿产资源管理工作中切实性职责的通知》（即国土资源部【2002】174号文件），其中第一条规定：“……未经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机构审查同意，不得批准开发利用方案，不得颁发采矿许可证。”
然而吉林省国土资源厅却向地质六所颁发了采矿许可证。对此，该厅的一个书面材料解释说，“该文件与以前的文件所设定的程序有‘不一致和难以操作的地方’”，并指出，“省国土资源厅曾两次向国土资源部申请调整174号文件的有关条款”。而国土资源部一直没有对此作出答复。
据了解，地质六所也不是正在筹建的新矿的直接投资者，该所已经将采矿权转让给另外一家私营企业。目前，这家企业正在三岔子钼矿旁边伐木、修路、盖房。
真正的纠纷远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7节：吉林钼矿风波调查(3)
中纪委或将介入调查
8月9日，记者从有关渠道获悉，中纪委等部门将有可能着手调查此事。
知情人士透露，“‘钼矿纠纷案’背后有黑幕，其中包括地质六所在申报采矿许可证过程中所做的一些手脚”。
吉林省国土资源厅2003年5月21日颁发给地质六所的采矿许可证上显示，地质六所采矿许可证的名称是“安图县双山多种金属（钼铜）矿”，开采矿种为铜、钼。而多经公司采矿许可证的矿山名称是“安图县新合乡三岔子钼矿”，开采矿种为钼矿。乍看上去，两个采矿许可证标明的矿山名称不一样，开采的矿种也不一致。尤其是地质六所采矿证上所说的“双山”，据当地人介绍，“与三岔子之间的直线距离至少3公里”。
而事实上，“他们要开采的区域，是在距离三岔子钼矿20米之外的地方”。大石头林业局一位退休职工甚至表示，“两个开采许可证所开采的范围在一个直径不足300米的小山头上，属同一个矿床，两矿相连”。不仅如此，“在三岔子钼矿以及周边范围内，也没有值得开采的铜矿”，这位退休职工说。
“地质六所之所以认为拟开采的区域内，铜是主要矿石，只是骗取采矿许可证的一个幌子，其目的是要开采钼矿。”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人士说。
而“钼矿风波”愈演愈烈之际，有关方面前后组织的几次调查活动，也遭到了当事人的质疑。
2月16日至20日，吉林省监察厅、国土资源厅组成联合调查组，来到三岔子钼矿调查，却遭到张宝山的拒绝。其原由是，调查组7名成员中，有5名是国土资源厅系统的，而且还有负责核发“双山钼铜矿”采矿证的人员。
2月18日张宝山向该调查组提交书面“意见”，认为自己反映的是安全生产隐患和一个矿床能否审批两个采矿证等问题，调查组中必须要有安全生产监管部门的人，而且要以省监察厅和纪检委的人为主。但再次遭到调查组的拒绝。
在采访中记者还了解到，国土资源部和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对此事也十分重视，并于3月17日至21日组成调查组赴矿区调查核实。但记者所看到的最终调查报告中，并没有国家安全监管局的落款。后经了解得知，调查报告由国土资源部负责起草，报告的末尾仅有国土资源部的公章。
按理说，吉林“钼矿纠纷案”到此已经十分复杂。但一个让张宝山诧异的事情出现了。
16/17就在地质六所起诉多经公司和宝山钼业公司、即将对簿公堂之际，多经公司突然暂停其法人代表邓长俊的职务。据传，之所以要停止邓的职务，是因为邓一直以来，都是多经公司与宝山钼业公司合作的支持者。在“纠纷”之初，地质六所曾多次找到邓长俊，要求与三岔子钼矿合作，遭到邓的坚决拒绝。
在8月2日进行的庭审中，邓长俊原本作为多经公司的法人代表，是地质六所起诉状中的第一被告。但当天的庭审邓并没有到场，到场的是该公司总工程师张文举。张在法*称，他目前是多经公司的法人代表。据多经公司员工透露，张正是反对与宝山钼业公司合作的“人物”之一。
记者试图采访张文举，他却表示，记者没有权利直接采访他，“如果要采访，要先到吉林省委宣传部开具相关证明”。他同时不断反问记者，“你要采访，你代表的是哪一方？”
■记者／徐万国吉林、北京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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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节：昌九生化庄家葛建飞(1)
发家内幕与背后之手
2003年以来，股票崩盘成为更加频繁的“风景”，著名的有世纪中天、百科药业、徐工股份等，而每只股票后面都站着或明或暗的庄家，如刘志远、朱耀民、周正毅。此次登上舞台的是昌九生化……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在当前平均每周皆有一只股票崩盘成为平常之事时，这一次轮到了昌九生化（600228SH）。
2003年10月9日，昌九生化仍被封死在第8个跌停板上。10日，再跌6.82％，由崩盘前的16元跌至6.42元。
事实上，随着昌九生化的持续跌停，各方已经意识到了中融集团的风险。10月9日，中国银行成都开发西区支行在媒体上发布公告，督促四川中融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中融集团在四川的下属公司）在3日内前来商谈履行债务，否则将采取法律手段。据相关人士透露，四川中融的该笔债务尚未到期，但由于公司负责人“蒸发”，银行担心贷款的安全，于是选择了“公示”的办法。
此前的9月26日，十堰市中级人民法院因中融拖欠荣华集团4000万元债务（其中2000万元为银行承兑汇票）而查封了中融集团总部一些部门，进行资产保全。
“昌九生化的庄家确实是中融集团，但中融集团最初坐庄的真正目的不是要在股市赚钱，而是通过股市洗钱。”看到《21世纪经济报道》有关昌九生化崩盘的系列报道之后，10月10日，一知情人士再次向记者爆料。
该人士称，中融集团董事长葛建飞原本是个卖眼镜的温州人，对股市运作基本不懂。葛建飞靠经销东风汽车起家只是表面现象。在他的背后，是与国有企业领导人内外勾结，通过倒银行汇票的手段转移国有企业资金。“但要做到这点，必须取得银行的支持。而移师股市，可以将钱洗白。”
葛建飞发家背后
如果将时间定格在1990年初，湖北十堰的小街上经常可以看到的场景是：小商贩将一个木箱打开，里面挂满了眼镜。
温州人葛建飞就是其中一个。
1994年前后，积累了一些资金的葛建飞告别摊贩生涯，租了一个不到20平方米的临街小店，当上了眼镜店老板。“此后，葛通过原东风轮胎厂厂长刘玉斗儿子刘晓光的关系，与刘玉斗以及东风金狮轮胎公司财务副经理王华等有关领导混得很熟。”知情人士介绍。
18/19东风轮胎厂原为化工部的下属企业，上世纪80年代中期下放给湖北省，1994年，东风轮胎厂将其经营性资产与马来西亚外商合资成立东风金狮轮胎有限公司，1996年成立东风轮胎集团，主要对合资企业中方股权进行管理。
对于葛建飞与东风轮胎厂有关领导的密切关系，东风轮胎集团一位人士在电话中表示不太清楚。集团办公室郭先生则表示，集团现任董事长黄家宝的答复是不便接受采访，而前厂长、董事长已经退休，无法联系。
1998年，这一年也成为葛建飞事业上的分水岭——东风轮胎集团公司汽车贸易中心成立，葛建飞出任总经理。
汽车贸易中心的成立得到了东风轮胎集团的大力支持——法定代表人由东风轮胎集团总经理黄家宝兼任，财务总监由金狮轮胎公司财务副经理王华出任。而东风轮胎集团以前由集团下属海神公司做的东风汽车经销业务，基本上由汽车贸易中心包揽过来。从此以后，葛建飞不再是一个温州小老板，而是东风汽车的经销“大户”。
一份由东风金狮轮胎有限公司与东风轮胎集团汽车贸易中心签订的“协议书”，比较清晰地解释了汽车贸易中心的盈利模式：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经销东风汽车或代集团回收其对东风汽车公司的货款，从而赚取每笔货款的15％～20％左右。
东风轮胎集团汽车贸易中心运作3年多时间以后，于2001年5月注销。
而在此期间，1999年8月，葛建飞在武汉注册成立武汉中融贸易发展有限公司——中融集团的前身，同样从事东风汽车经销代理。
据知情人透露，武汉中融贸易公司注册资本为货币资金1亿元，其中葛建飞4100万元、王华900万元、周康5000万元。“周康原为中国银行十堰支行副行长，1999年底下海。”
至于资金来源，该知情人士的说法是，由东风轮胎集团出面向银行担保，从中国银行十堰支行贷款5000万元，最终通过银行承兑汇票方式，从银行划出1亿元资金至武汉。
在记者求证时，中国银行十堰支行办公室一位人士表示，所有领导都不在，不便接受采访。“但周当时不是副行长，只是信贷科长。”该人士纠正说。
2000年，湖北中融集团成立，注册资本3.2亿元，其中葛建飞占80％、总裁王华以及副总裁郭应斌等集团高层占20％。
此时的葛建飞已是一派“大佬”风范，“手下的保镖就有4个，全是东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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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9节：昌九生化庄家葛建飞(2)
“银行承兑”奥妙
东风轮胎厂（合资后成为东风金狮轮胎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黄家宝）一直是东风汽车的轮胎配套生产厂家，它向东风汽车公司销售轮胎的货款可以用东风汽车相抵。
东风轮胎集团汽车贸易中心的运作主要是——汽车贸易中心（由葛建飞出面）与东风金狮轮胎有限公司签订协议，东风金狮轮胎公司将在东风汽车公司的债权转让给汽车贸易中心，汽车贸易中心销售东风汽车、负责代理清偿东风金狮轮胎公司的货款后，可以获得货款的10％～20％作为手续费以及经销差价。
东风轮胎集团办公室郭先生解释说，当时的东风汽车公司资金状况不太好，轮胎集团成立汽车贸易中心是为了尽早清理回收轮胎货款。“从当时的环境来看，这也是一个积极的办法。”郭说，汽车贸易中心具体业务由葛建飞负责运作，集团并没有管，它只是用了集团公司的名义而已。
“集团派出东风金狮轮胎公司财务部副经理王华具体经办负责汽车贸易中心的业务。他在2000年初离开公司。”
20/21记者获得的一份协议显示，具体操作流程是：汽车贸易中心向东风汽车公司销售部开出银行承兑或买方信贷购车，东风汽车公司财务部（配套部）按协议将银行承兑支付给东风金狮轮胎公司，后者再将银行承兑转给汽车贸易中心，汽车贸易中心扣除手续费、经销差价等后以现金或银行承兑方式付给东风金狮轮胎公司，东风金狮轮胎公司负责将汽车贸易中心开出的银行承兑退还给汽车贸易中心。其中，银行担负双方履行协议，并为双方结算提供便利。
1998年，汽车贸易中心成立后，东风金狮轮胎公司于1998年5月将一笔2000万元的轮胎货款作为铺底资金给汽车贸易中心。汽车贸易中心的有关资料表明，汽车贸易中心为此获得的手续费是300万元的折让额。
从记者获得的资料显示，汽车贸易中心几乎不用投入任何资金，即可获得高额手续费和经销差价。
以1998年的其中一笔交易为例。东风金狮轮胎公司以其在东风汽车公司的8000万元债权做担保，获得东风汽车公司7000万元买方信贷。汽车贸易中心以此向买方信贷购买并销售东风汽车，并负责从东风汽车公司清理回东风金狮轮胎公司的3500万元货款。
该笔交易协议表明，汽车贸易中心赚取525万元的手续费及经销差价。而7000万元买方信贷的销车回款，除东风金狮轮胎公司使用4000万元，汽车贸易中心使用了3000万元，汽车贸易中心仅仅是承担了相应额度的本金偿还和利息费用。
“通常来说，开出1000万元的银行承兑后，经过银行可以实际划出2000万元的银行承兑支付。”该知情人士透露。
1999年9月，武汉中融贸易公司开出一笔5000万元的银行承兑，由东风金狮轮胎公司提供了该次银行承兑开出所需的一次性担保5000万元。汽车贸易中心则向东风汽车公司支付了1亿元银行承兑，提取东风汽车。结果是，汽车贸易中心从东风汽车公司清理回5000万元东风金狮轮胎公司货款，获得了600万元的手续费及经销差价。
有资料显示，汽车贸易中心与东风金狮轮胎公司共进行了13笔此类交易，涉及金额4.55亿元。
从汽车贸易中心有关账面资料看，其中只有2笔交易共4000万元表明用于“抵车”，而其他仅仅是说“银行承兑”。该知情人士称，多笔交易的协议仅仅是倒银行承兑汇票套取资金。
不管怎样，葛建飞以此赚取了至少1亿元以上。
郭先生认为，葛建飞做这么大，不能完全归结于东风轮胎集团。“还有很多其他因素，没有银行的大力支持，可能吗？”
事实上，中融集团成立后，东风金狮轮胎公司财务副经理、汽车贸易中心财务总监王华成为了股东兼总裁，而1999年武汉中融贸易公司成立时，3个自然人股东分别是葛本人、王华及原中国银行十堰支行信贷科长周康。
中融膨胀与国企滑坡
在“汽车经销”赚取1个多亿以后，葛建飞的武汉中融贸易更帜为湖北中融集团。据中融集团公司资料，其业务涉足了电子信息、光电子、环保、贸易、投资、生产多个领域。中融集团开始在全国各地扩张，在北京、上海、甘肃、四川、云南、江西、香港等地拥有17家控股公司和全资子公司。其中，仅投资类公司多达五六家。
据透露，不管在哪里投资收购企业，葛建飞必须要求控股。其做法是，掌握企业的控制权后，利用它的资产从银行抵押贷款，套出资金。
由于钱来得太容易，在中融集团鼎盛时期，葛本人和下属异常挥霍。
2000年5月，湖北媒体曾报道，汽车贸易中心成都分公司经理曾在澳门赌博，一次性输掉160万元。
而正是2000年，葛开始进入股市，此后坐庄昌九生化。
“葛建飞进入股市的目的就是洗钱。”知情人士称，“他本人并不懂股票，但总裁王华是一个老财务，与银行的关系极深，具有融资的便利。”
中融集团主要的融资工具包括上海正通投资、上海瑞翔投资以及中融贸发公司等。
2003年年初以来，中融集团的资金开始吃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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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节：昌九生化庄家葛建飞(3)
有报道称，葛建飞融资的一个特点就是，大至几千万小到三四百万的资金都要。而且在融资后期，除了武汉、上海、北京外，特别喜欢到一些中小城市，如无锡、南通、常州、成都、烟台、淄博、日照、渭南等地。中融集团下属公司开出的利息回报率要比市价高出1～2个百分点。据说在江西他们甚至给出了13％的年利息回报。
不仅如此，葛建飞在融资中还有手段。
另相关人士称，1998年前后，十堰市本地媒体曾公开报道，葛建飞曾向东风汽车一位科长行贿30万元，致使后者被判刑入狱。
22/23与中融集团“暴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东风轮胎的情况似乎并不太好。
1997年之前，东风轮胎一直在行业中排名第3位，企业效益一度曾排名全国第一。现在，行业排名至少在20名以外。
“公司目前的生产经营比较正常”，但东风轮胎集团办公室郭先生承认，公司经营情况不如以前好。“不完全是因为葛建飞等人的因素，其他包括合资双方的配合、行业竞争更加激烈，等等。”
由于公司经营滑坡，2000年，马来西亚外方派出人员出任合资公司总经理，而此前，总经理一直由中方担任。
据知情人士介绍，1998年以来，公司资产负债率急剧上升，到目前已达98％左右。但郭先生否认说，公司目前的资产负债率至多80％以上，肯定达不到90％。
■记者／廖新军上海报道
（记者向文件对本文亦有贡献）附记：从策划到实施，仅在三年时间里，湖北中融实业有限公司原董事长葛建飞就联手他人从3家银行骗款3．1亿元，用于操纵股市和归还债务。2004年12月22日，三家“中融公司”及葛建飞等6名直接责任人员，因分别涉嫌合同诈骗罪、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武汉市检察院依法提起公诉。中汽零部件公司国资流失案调查
中汽零的数千万的国有资产就在看上去异常简单的操作中不翼而飞：以分公司名义贷款（甚至是调拨救灾款）；从分公司手中拿走款项，却不在公司财务入账；用部分钱购买设备，但没有发票……这样的乾坤挪移之术上演了6年……2004年5月，中汽进出口公司接到上级中国机械装备（集团）公司（下称“国机集团”）抛来的一只烫手山芋，现在，等待这只山芋自己坏掉可能是惟一能够想到的对待方式。
然而，仅仅4个月后，这个刚划归中汽进出口公司的中汽零部件公司（下称“中汽零”）就惹出了麻烦：农行北京丰台东大街支行为400万担保款项逼贷上门。不想，这一笔出入无账的款项，却使得中汽零连续6年可能存在的国有资产流失一案有了新的线索。
改制波折后的隐情
中汽零与中汽进出口公司原是一奶同胞，都属于改制前的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
2002年3月，中国汽车工业总公司根据国务院第126次总经办公会议精神摘牌重组，所属的生产性工厂企业已陆续下放到所属地方政府管理。其下属的许多子公司都被划归到其他集团或公司。中汽公司包括上海大众10％股权在内的大部分资产已划转到上汽集团。
中汽进出口公司被划转到中国机械装备（集团）公司，而中汽零的归属，则经过了一番波折。
中汽零公司总部将近100人，下属8家分散各地的分厂有1000多人。中汽改制重组时，中汽零有两个选择，去上海汽车工业集团公司，或者自找“婆家”。中汽零选择的是自谋出路。
根据国资委2003年发布了《关于规范国有企业改制工作的意见》的规定，中汽零公司的出路问题，应该征求职代会的意见。职工私下讨论，上汽集团对本公司比较熟悉，双方以前曾有业务往来，而且经济实力比较强，对于今后中汽零的发展也有好处；而国机集团是以前的机械部兵工局、仪表局组成的集团公司，没怎么搞过汽车业。职工普遍认为，零部件公司到国机集团不如到上海大众汽车集团有发展前途。
就在职工还在为中汽零的去向操心时，中汽零当时的董事长、法定代表人孙茂升和总经理吕强，已经作出了中汽零“投奔”国机集团的决定。事后，通知职工时的理由是：如果中汽零公司划转到国机集团，还可以继续在公司名称中保留“中国”两个字，这样原来的称谓便不会有什么变更。
24/25为了保全一个好听的名字而舍弃更好的发展前途，职工们觉得这样的理由很牵强。“真实情况是，上汽集团一旦接收，就要对中汽零公司的账目进行审计核算，而国机集团在接收中汽零的时候，则答应不进行账目审计了。”中汽零内部知情人士透露，就在国机集团接收中汽零不久，3月22日，中汽零的职工派代表，找到国机集团总裁任洪斌，询问国机集团为什么不对中汽零进行审计，没有得到回应。
后来，国机集团将中汽零交给了下属的二级单位中汽进出口公司——也就是中汽零以前在中汽总公司时的同级兄弟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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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节：昌九生化庄家葛建飞(4)
两个400万款项的无影腾挪
中汽零的职工这样着急想要对公司财务状况进行审计，是出于对公司的关心，更是出于对自己未来的担忧。
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丰管路22号的中汽零，在北方冬天的萧瑟中更是显出衰败景象，现在的生产经营活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
据中汽零公司的财务人员透露，实际上该公司已经严重资不抵债，而对外却总是一直宣传公司在盈利。只有公司内部的职工才知道，几年来，由于资产的流失，眼前的中汽零只是一副空壳。
“公司的资产都是几百万一笔，在底下的几个分厂之间一转手不知怎么就没有了。”中汽零一位深知内幕的中层人士告诉记者，就连一家分厂400万的救灾款也是这样一转手就消失了。
中汽零在全国有8家分厂，在四川成都两家，一家是成都汽车配件总厂，另外一家是成都减震器厂，日常生产经营业务都是由中汽零管理。
该人士告诉记者，孙茂升曾于1998年从中汽零公司下属单位福建南平汽配总厂得到的国家救灾款中，拨出400万元转投到成都汽配总厂，后又从成都汽配总厂借调500万元给了成都减震器厂，理由是扶持该厂的发展。但这两笔款项进出均没有留下财务账目，中汽零当时的财务人员称，相关账目早已销毁。
而对于这两笔款项的具体去向，接受款项的两家单位的领导都说不清楚，只是说公司改制，账目丢失是常有的事。福建南平汽配总厂业务经理王金生告诉记者说，自己当时不在领导位子上，不太清楚。然而成都汽配总厂的领导却证实，王金生在2002年6月21日到成都汽配总厂调研时，确曾提到过1998年调拨400万元的救灾款到成都汽配总厂的事情。
文章开头提到的400万农行贷款，又是一笔有来无去的账目。
丰台区广丰板簧厂是中汽零曾经并购的一家企业，中汽零为广丰板簧厂做担保，向农行北京丰台区东大街支行贷款400万，贷款用途是板簧厂的技术改造。
按照账目往来的原则，中汽零公司和板簧厂的财务上都应该有相关记录。但是现任中汽零公司总经理田亚梅却说，当农行东大街支行来催要到期贷款时，中汽零公司的账上却没有这笔400万贷款的任何记录。
中汽零一内部人士说，这笔贷款到了广丰板簧厂账上以后，中汽零就把钱给花了。
而中汽零公司办公室主任杜航燕告诉记者的是，“这笔钱并没有直接到中汽零公司的账上”。原来板簧厂一位姓黄的厂长说，当时板簧厂拿到这400万以后，说的是去买设备了，但买完设备回来，却没有发票。
这位黄厂长被辞退后，中汽零公司又任命了一个叫李心慈的厂长。李心慈也说，买来设备以后，就没有看见过发票，而且当时买的只是250万元的设备，一次都没有使用过就又卖出去了，卖出设备的情况也没有任何账目记载。
中汽零类似的糊涂账还不止这两笔，但是，几乎所有这样的款项转移都没有留下什么财务账目。没有记录的资产转移，没有账目的贷款担保，以及几百万元挂空的账目，这些对于接手中汽零的中汽进出口公司来说，都是很棘手的事情。
“真空”法定代表人垂帘听政？
麻烦的事情还不止于此。2002年春，中汽零董事长孙茂升因涉嫌贪污被北京市检察院取保候审。后来，因为证据不足，北京市检察院于2003年取消了对孙茂升的取保候审。
而记者获悉的最新消息是，因为中汽零职工的举报，检察院已经重新立案了。2004年11月，农行追债400万上门，又给案件侦查工作创造了一个突破口。
孙茂升虽然已于2002年10月经中汽总公司批准正式退休，但之后两年多来，中汽零一直没有新的法定代表人来接替孙茂升的职务及工作。国机集团接收中汽零后，也一直没有派出新的人选。
26/27现在的接收单位中汽进出口公司任命了原副总经理田亚梅为新任总经理，但是却仍然未任命新的法定代表人。至今，中汽零的工商登记上，法定代表人一栏里仍然填写着孙茂升的名字。于是，中汽零公司陷入法定代表人“真空”的困境已经长达两年。
而中汽零公司一些内部人士的说法是，事实上，退休后的孙茂升仍然一直没有完全放下对中汽零的管理。中汽零某中层领导告诉记者，在职工看来，执掌中汽零20多年的孙茂升从来就没有卸任，仍在以法定代表人身份继续掌握权力。不过，该人士说，退休后的孙茂升对中汽零的管理是有选择性的，就是说，对他有利的事情，他就承认自己是法定代表人，而需要承担相关责任时，便以退休做托词。
中汽进出口公司为什么对任命中汽零的法定代表人犹豫再三呢？
中汽零财务人员透露，孙茂升在退休前并没有经过经济审计，如果中汽进出口公司重新任命孙茂升，一旦孙在审计时出现什么经济问题，任命的上级单位就要负相关责任；再者，中汽零现在亏损严重，遗留的几千万元贷款欠账和其他问题，中汽进出口公司实际上是不愿意轻易挑起这个“烂摊子”的。
中汽零员工认为，中汽进出口公司实际上是用不理不睬的方式对待中汽零，任由其自生自灭。他们曾无数次要求国机集团领导派出新的领导去中汽零公司任法定代表人，可是到现在也没有个结果。
而且，他们还反映，自从中汽零“嫁”到国机集团和中汽进出口公司，至今未开过一次会，职工工资也没有因为换了新主管单位而得到解决。
“我们已经让原法定代表人（孙茂升）签署了法定代表人资格委托书，现在公司的经营者可以代表原法定代表人行使经营权力。”中汽进出口公司办公室一位姓楼的主任对记者解释说，至于为什么没有在工商登记上变更法定代表人，是有一些特殊原因。而具体是什么原因，他没有明说。
中汽零一人士指出，中汽进出口公司没有考虑到，工商登记上没有变更法定代表人仍然可能是一个隐患：从表面上看，在中汽零划归到中汽进出口公司后，孙茂升仍然是工商登记中的法定代表人，如果一旦孙茂升被查出什么，上级单位仍然是要承担一定责任的。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2节：昌九生化庄家葛建飞(5)
国资法期待
中汽零的数千万的国有资产就在看上去异常简单的操作中不翼而飞：以分公司名义贷款（甚至是调拨救灾款）——从分公司手中拿走这笔款项，不在公司财务入账——用部分钱购买设备，但没有发票——卖掉设备，仍然没有发票，不入账——几百万款项消于无形……这样的乾坤挪移之术上演了6年，留下的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烂摊子”。
在产权改革的动荡中，账目混乱甚至丢失成了常事，这也就为各种各样的可能创造了机会。改革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黑洞”不断显现，管理和操作上存在漏洞，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是重要原因。
前全国人大《国有资产法》起草小组组长刘仪舜对于国资流失曾这样说：“产权改革中国资流失问题由来已久，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情况。过多地陷入争论本身意义不大，关键是要找到问题关键及解决之道，如何从法律的层面上规范产权改革，如何防止国资流失。”
刘仪舜认为，国有资产流失的根本在于法律缺位。目前相关的法律法规主要是一些行政规章（包括国资委制定的《国资管理暂行条例》），缺少位阶比较高的法律，而且规章执行过程也大打折扣。
12月9日上午，由国资法起草小组就国资法的调研起草工作组织的专家顾问讨论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召开。但是，国资法立法磨砺十年至今，人们所能期待的，到现在为止，仍然还是期待。
［新闻链接］
新华网2004年12月20日消息：来自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最新调查显示，2003年至2004年8月，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国有企业人员贪污贿赂犯罪25322人，国企改制过程中的职务犯罪造成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
数据表明，在高检院近期查办的贪污贿赂案件中，国有企业人员的职务犯罪占查办贪污贿赂案件总数的41.5％，其中相当数量都与国有企业改制有关。
北京市检察机关的有关资料显示，当前国企中贪污贿赂等职务犯罪的数量出现了“四个”不断上升。突出表现为：案件数量不断上升，从5年前的169件增加到2002年的242件；企业“一把手”犯罪的数量不断上升；超过百万元的大案不断上升；犯罪造成的损失不断上升，从5年前的不足亿元增加到去年的4.7亿元。
28/29■记者／王立侠王颖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3节：母公司私有化与飞尚系彻底调查(1)
芜湖港上市半年“母公司”私有化与飞尚系彻底调查
芜湖世纪花钟广场，人头攒动。21点整，神秘人出现，确认身份后向记者提交一张软盘，旋即离去。当晚，神秘人来电，嘱称，“此中问题复杂，注意保密”……此事缘起芜湖港（600575.SH）一则公告。
2003年9月10日，芜湖港对外公告，称芜湖市经济贸易委员会（下称“芜湖经贸委”）将出让芜湖港控股股东芜湖港口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芜湖港口公司”）100％股权至芜湖市飞尚实业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芜湖飞尚”）和自然人。
据神秘人提供材料称，芜湖港口公司早在2002年上半年就已草签协议下嫁芜湖飞尚，而李非列也早就担任芜湖港口公司董事长。
至此李非列和深圳飞尚手中已经在短短两年内掌控东百集团（600693.SH）、鑫科材料（600255.SH）和芜湖港等三家上市公司，财经故事曲折迷离。
芜湖港悬疑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芜湖港口公司退休干部向记者证实，芜湖港口公司确实在去年就已卖掉。而接盘方正是深圳市飞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下称“深圳飞尚”）控股子公司——芜湖飞尚。
该退休干部所言，与神秘人提供材料正好相符。此间，记者走访业内知情人士，均证实上述所言非虚。而芜湖市政府提供的今年一份有关招商引资综述材料亦显示，“深圳飞尚完成了对恒鑫集团、芜湖港、海峰公司、繁昌铅锌矿的收购，投资近3亿元进行技术改造，上新项目”。
其后几日，围绕此事，记者展开调查。
芜湖港，为芜湖港口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持7212万国有法人股，占60.81％。芜湖港口有限公司（前身为芜湖港务局），最早成立于1952年，是我国内河主枢纽港之一和国家一类口岸，为安徽省重要的水陆交通枢纽，一时间风光无两。
2000年11月29日，芜湖港口公司以旗下最核心资产——裕溪口煤港和朱家桥码头并联合其他四家企业发起设立芜湖港储运股份有限公司，目标直指上市。
在紧锣密鼓筹备上市之时，芜湖港自身也面临改革。
2002年4月11日，安徽省交通厅等六部门联合发文《关于我省境内长江双重领导港口管理体制改革的实施意见》，要求长江五港在6月底前完成下放和政企分开工作。
30/31据芜湖市工商局的一份材料显示，2002年6月19日，安徽华普会计师事务所中天分所接受委托，对芜湖港务局进行资产评估，其目的即为改制。评估基准日是2002年3月31日，评估总资产为4.31亿元，净资产为2.42亿元。
据芜湖港的招股说明书披露，芜湖港口公司改制在2002年底完成。而据芜湖市工商局的资料，2002年10月13日，芜湖港口公司在交通银行12楼会议室（此为芜湖飞尚办公所在地）召开临时股东会会议（此表明芜湖港务局在10月份应已完成改制），到会股东为持股100％的芜湖经贸委。会议形成决议，决定增选李非列、符养光二人为公司董事。
其后，10月18日，芜湖港口公司临时董事会决定免除孙新华董事长一职，选举李非列担任芜湖港口公司董事长。
此中，李非列恰为芜湖飞尚实际控制人，是为疑点之一。
据芜湖市工商局资料，芜湖飞尚成立于2001年12月26日，注册资本15000万元，其中深圳飞尚占90％股权，自然人林家平占10％股权。经营范围包括金属及合金产品（除贵金属）、电工材料的生产、销售等。
证券分析师余凯对此提出质疑，余认为，李非列此时出任芜湖港口公司董事长，应表明其受让芜湖港口公司股权已基本完成或大局已定，否则芜湖经贸委不会有此决策；而若事实如此，作为港口公司旗下上市公司——芜湖港则有违信息披露规则嫌疑。
9月18日，记者辗转获得李非列手机。记者问及为何早前出任芜湖港口公司董事长一职，李称“那并不代表我已收购该公司”；而当记者追问是否在去年即已签订收购协议时，李反应迅速：“你听谁说的？”随后挂机。
据神秘人提供材料称，芜湖港并购一案在2002年上半年即已“成交”，而包括资产评估、财务审计、收购协议签订等均在其时完成。更令人惊讶的是，该材料指称，芜湖港口公司净资产本应价值6亿，最终却以2亿多元成交。
与此同时，飞尚为了稳拿此笔股权，另有多种举措，其中之一便是“安抚”芜湖港现任某重要高层。据神秘人提供材料称，深圳飞尚答应在正式办理转让后，将该高层的年薪大幅提高。
针对上两段神秘人提供的材料，截至记者发稿时止，记者未能得到相关部门和当事人“是或非”的证实。
疑点之二，芜湖港在招股说明书披露，其母公司港务局于2002年7月10日出具《关于完善股份公司股权结构的承诺》，为进一步完善股份公司的股权结构，承诺芜湖港发行上市后，在其设立三年（2003年11月29日）之后的一年内，依照法定程序，采取转让股权等形式，减少持有股份公司的股份，使持股比例降低至50％以内，放弃绝对控股地位，以有效防范主要股东控制的风险。此《承诺》极可能是对芜湖港口公司股权出让埋下伏笔。
2003年3月，芜湖港对外成功发行4500万股，募得资金3.19亿。上市后，该股总股本增至11860万股。据芜湖港年报披露，2000至2002年分别实现利润1530万、2568万、2608万，累计增幅70％；净资产收益率分别为14.52％、21.38％和19.30％。截至2003年年中，芜湖港总资产4.71亿，净资产4.51亿，负债仅1900余万，而在总负债中，芜湖港竟然没有一分钱的银行贷款，业绩及财务状况堪属上乘。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4节：母公司私有化与飞尚系彻底调查(2)
白手套鑫科
一位接近芜湖市府高层的消息人士向记者透露，芜湖市选择飞尚接盘芜湖港，已然深思熟虑。该人士称，飞尚乃近年出现的“黑马”，有足够资金实力。
32/33深圳飞尚成立一年后，开始出镜。2001年6月，东百集团（600693.SH）大股东福州市国资局（现已并入财政局）以“公开征集国有股受让人”的方式竞拍，深圳飞尚最终以1.92亿元竞得国有股5197.192万股（占39.37％），较竞拍底价1.65亿元高出了0.27亿元，溢价幅度达27.67％。
此事甫出，深圳飞尚随即成为市场焦点，引人瞩目。但值得玩味的是，经历一番挫折之后，2001年12月20日，深圳飞尚最终只以4389.12万元受让118.0782万股东百集团国有股，仅占9％。
证券分析师余凯称，深圳飞尚此举，或许是受制于《公司法》有关对外投资不超过净资产50％之限。
2001年12月26日，芜湖飞尚成立。如上文所称，芜湖飞尚1.5亿注册资本中，深圳飞尚占90％，即1.35亿。
“如果是公司法的原因，深圳飞尚截至2001年底的净资产应在4亿左右。”余凯说。
芜湖飞尚成立次日，遂与芜湖上市公司鑫科材料（600255.SH）的第一大股东芜湖市恒鑫铜业集团有限公司（下称“恒鑫集团”）的出资人芜湖市经贸委签订股权转让协议，将恒鑫集团的股权转让给芜湖市飞尚实业发展有限公司、自然人江劲松和余劲松持有，并在2002年1月1日由芜湖市飞尚托管。
鑫科材料2002年年报显示，其控股股东恒鑫集团（占51.76％）股权结构变身为：芜湖飞尚持50％、余劲松持50％。
2002年4月27日鑫科材料董事会公告称，决定聘请余劲松出任鑫科材料财务总监。而余其人，此前便是深圳市飞尚的财务部副经理。
余凯分析，此中疑点至少有二：其一，收购恒鑫集团的价格是多少？其二，余劲松是最终控制人之一，出任上市公司财务总监是否合适？
据业内推算，飞尚全盘收购恒鑫铜业的价格不应超过1.5亿。因为芜湖飞尚注册资本1.5亿，甫一成立即告收购恒鑫集团，其净资产不会超过1.5亿，而按照《公司法》对外投资不得超过净资产50％之规定，芜湖飞尚持有恒鑫50％的股权的价格至多为7500万，另外自然人余劲松所持50％的股权也至多是7500万。
此间，鑫科材料故事开始丰富多彩。
2002年6月5日，鑫科材料公告称其母公司——恒鑫集团因欠芜湖飞尚1.5亿资金未还，将所持鑫科材料股票质押给芜湖飞尚。此时距芜湖飞尚注册成立仅5个月，如此短暂时间即有1.5亿债权，其业务量可谓惊人。但让人存疑的是，本报记者在恒鑫集团的工商资料里并未看到这笔与转让恒鑫集团价格相仿的欠款。
颇具深意的还有关联交易。
恒昌铜精炼有限公司（下称“恒昌公司”）是恒鑫集团的控股子公司，成立于2001年，成立时注册资本为人民币6000万元，分别为：恒鑫集团出资5940万元（占99％）、恒鑫集团工会出资60万元（占1％）。2002年（芜湖飞尚入主后），恒昌公司多次增资，变身为：恒鑫集团出资9940万元（占55.22％）、鑫科材料出资8000万元（占44.45％）、集团公司工会出资60万元（占0.33％）。
其后仅过一个月，鑫科材料将恒鑫集团在恒昌的权益全部收购，完全控股恒昌，而恒鑫集团也借此获得转让9940万元资金。
此距1.5亿受让资金相差不远。而也正是此恒昌公司，让鑫科材料总共掏出了将近1.8亿（＝8000＋9940万）。
值得注意的是，飞尚入主鑫科材料一年后，其业绩大幅度下滑：2002年底该股每股收益0.0442元，同比下降86.01；净资产收益率0.87％，同比下降86.15％。
深圳飞尚由此成功演完一场“空手套白狼”的超级游戏。
飞尚系解构
深圳飞尚，成立于2000年6月，为一家投资生物工程、信息技术、新材料等高科技领域的有限公司，注册资本2.3亿元人民币。
据芜湖市工商局资料，李非列，1966年生人，1991年8月至1993年10月在深圳市鸿华股份有限公司任总经理助理，其后在海南中纬农业资源股份有限公司任副总裁，海南新大洲（000571.SZ）出任董事，1998年7月开始出任深圳市旭哺投资有限公司（下称“深圳旭哺”）董事长总经理，2000年6月创立深圳飞尚，并任董事长总裁。
李非列和深圳飞尚在短短两年内已经把玩东百集团、鑫科材料和芜湖港三家上市公司。
34/35■记者／冰茹芜湖报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5节：审计署清查中建八局(1)
审计署清查中建八局：
亿元国资流失案出笼记
中建八局第三建筑公司北海公司10年前狂炒地皮，如今两名负责人锒铛入狱，但1亿多元的国有资产已流失，这个责任由谁负责？如果不是亲历，你无法想像一个账面上存货高达1.2亿元的公司竟然无法找到它的地址。审计署的“意外”收获
2003年9月的北海，荒草丛中的烂尾楼终于有了些动静——这个被房地产套牢的滨海城市在10年噩梦之后有了稍许的起色，但对其中的中建八局第三建筑公司北海公司来说，10年过后似乎依然还没有看到解套的一天。
8月底，审计署公布了对中建八局北海公司的查处结果：北海公司非法经营造成上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
而较早前的5月16日，广西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以贪污罪判处中建八局第三建筑公司北海公司经理阮良海、副经理李小平有期徒刑各三年，算是对这个10年陈案的一个了结。
但有的东西却永远无法了结了——“这两个人背后是多达亿元的国有资产流失。”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研究处的一名人员不无痛心地说。
黑幕揭开于两年前。
2001年4月，国家审计署南京办经贸处在一次对中建八局2000年年度财务收支以及企业领导人员任期经济责任的例行审计中，“意外”发现了一条大鱼。
在对中建八局第三建筑公司的会计报表审计中，审计人员发现其存货金额竟高达1.2亿元，占其资产总额的20％。凭着审计经验，审计人员认为对建筑企业来说，如果仅仅是建材等存货，不可能有如此之多。
经初步审计，审计人员发现其中只有三分之一属于正常存货，另外的三分之二是房地产项目。审计组于是将其列为重点审计对象。经过进一步审计发现，三建1992年在广西北海市投资600万元成立的北海公司长期没有收益。
联想到北海市1992年曾经出现过的房地产炒作热潮，审计人员决定进行延伸调查。
2001年6月，审计人员南下广西北海实地调查，北海公司的衰败景况让审计人员大吃一惊：“北海公司已经空壳一个，偌大办公室仅有两三人留着看门，各种账目混乱不堪。”一名审计人员说。
36/37审计署人员意识到此事干系重大。2001年7月，南京办副特派员陈成富等5名审计人员再下广西。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审计较量，终于揭开了中建八局北海公司非法炒卖地皮导致上亿元国资流失的大案。
10个月狂炒地皮
根据审计署提供的材料以及北海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资料显示，中建八局北海公司成立于1992年9月。
那个时候，北海市的房地产正处于几近疯狂的状态。1992年，席卷全国的开发热潮让北海这个小渔村热得发烫。“北海一下子来了数不清的带着各种口音的淘金者，那时候的奔驰、宝马名车满街跑。”一个土生土长的北海市民说起10年前的事情依旧两眼放光。
正是那时，中建八局的北海公司成立了。本来，中建八局是以土木建筑为主的，但在热潮之下，除了建筑这一块，以经理阮良海、副经理李小平为主，北海公司同时成立了房地产公司，其业务是大肆炒作地皮。
在1992年9月至1993年7月短短10个月时间里，北海公司采取自行开发、与他人联合开发等形式，以虚拟的工程项目申请立项，在不进行土地登记、无土地使用证的情况下，利用“用地红线图、蓝线图”等形式，从非国家土地部门手中购地418.94亩，共支付购地成本8895万多元。但大部分“圈地”未进行任何开发。而北海公司开工建设的铺面房2737平方米，商品房27057平方米，投入建设成本1597万元，除部分房屋完工已作销售外，大部分工程已停建形成“半拉子”工程。
由于部分资金来自银行贷款，这些“半拉子”工程被法院查封，造成损失1597万元；到2000年末，北海公司“其他应收款”科目余额562万多元，主要是支付购地信息费及中介费、个人借款、有关单位借款，其中借款99％是有关单位和个人3年以上的陈年欠款，已形成北海公司的坏账。投资者的盲目决策，加上北海公司经营者“炒卖”土地等违纪经营行为，造成损失达1.04亿元。另外，账外“炒地”达7837万多元。
整个土地的买卖、中介费支付均由阮良海一人直接负责操作。阮良海、李小平等人为得到土地用尽了心思——用钱开路是最直接的手段。为得到土地，他们以“土地信息费、中介费、劳务费”等名义向政府工作人员行贿共计741万元。
为办理“市长批文”，阮良海通过“谢某”向有关人员行贿100万元，但土地最终也未能得到落实；为取得土地使用权，多次向北海市数户房地产经理支付“劳务费、好处费”343万元；为办理某块土地性质变更手续，经阮良海批准，一次性付给北海市土地管理局李某78万元；以介绍两块共计300亩土地为由，向武警北海支队“刘某”及自称是医生的“李某”支付“信息费”220万元。同时假借建设“海虹大酒店”、“海星大酒店”等名义，以疏通关系为由，向10多名身份不明人员送钱326万元。
另外，还以“中介费、劳务费”等名义付给北海金辉房地产公司等3家企业384万元；付给中国工商银行北海分行劳动服务公司143万元，其资金去向及用途不明……这些资金经审计人员竭尽全力地核算，达到了1594万元。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6节：审计署清查中建八局(2)
但令阮良海始料不及的是，北海公司接到的是北海疯狂地产泡沫的最后一棒。北海市为实物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陈晓强说，1992年初，在全国地产开发热潮以及北海西南出口通道建设的概念之下，北海土地价格从年初的三五万元／亩开始急速攀升至数十万一亩，1993年春节前后到达顶点，有些地块超过了100万／亩。然而，1993年中，随着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的出台，北海地产泡沫迅速破灭，从1993年7月开始，北海地产价格迅速下跌，8万元一亩也少有人问津。
1992年9月才成立的北海公司搭上了末班车，却走向穷途末路，北海公司开张不到10个月就被深度套牢。
38/39同时，审计人员根据掌握到的这些线索，对每一笔往来资金进行了核对，审计人员从能够得到的证据发现，阮、李二人有贪污嫌疑。从相关银行提取到了所有相关证据以及财务资料显示，阮良海、李小平在非法炒卖土地的过程中利用行贿之机，以支付“土地招商咨询费”名义，套出108万元据为己有，其中58万元被阮用于炒股和装修住房，其中24万元被李小平用于赌博挥霍，余下26万元用于行贿。
而如此巨大的投资损失，在审计署调查之前，阮、李等人并没有受到任何追究，经理阮良海竟然还因为“创业有功”，获得过124平方米、价值50万元的三室二厅的房产奖励，同时还获得现金奖励10万元。
而这笔高达亿元的国资就变成“存货”封存了十年之久。
三年牢灾与亿元损失
2002年1月，审计署的审计结果惊动了国务院，最高人民检察院派人赴南京特派办了解案件情况，长达430多页的关于阮、李的涉嫌贪污等问题移交给最高人民检察院。
“在最高法院的重视下，北海市检察院经过一年多的实地调查确认，于今年5月提起公诉。”北海市检察院的一名工作人员介绍道。
阮、李已经被押入狱。但其后的这笔账面上有亿元的存货显然已经大大贬值了，北海公司该如何收场？
如果不是亲历，你无法想像一个账面上存货高达1.2亿元的公司竟然无法找到它的地址。
记者在北海一幢破败的4层楼找到中建八局北海公司的时候，是从一个后门上去的——楼的正面是两间杂乱的小店，中间的上楼通道已经锁死，从上面的蛛网可见这个门已经很久没有开过了。
在小店老板的帮助下，记者才绕道从大楼后面的小门进入。虽然已有所准备，但北海公司的景况还是让记者大吃一惊。办公室破旧不堪，摆在房间里的高楼规划模型灰尘满身，惟一的老式空调也没有开启，一切让人觉得回到10年前。
当初北海公司以近9000万元高价买来的400多亩地，现在长满了半人高的荒草。陈晓强介绍说，今年北海地产稍有复苏，土地价格平均能卖到10多万一亩，最好的地也只有30万一亩的，但位置不好的土地依然只有几万元。
“怎么处理？”北海公司的一位人士无不苦笑着对记者说，“当年有的50万一亩买的，现在只值10万，你说怎么处理？”泡沫中开发的100多平方米一套的住房，现在只值六七万。一旦由账面价值变为实际损失，谁也担不起这个责任。
记者在北海公司兄弟单位建筑公司所在的“花园村”小区就看到，小区内荒草丛生，别墅、套房大门铁锈斑斑。北海公司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北海公司自1993年以后这几年几乎一直歇业，每天几个人忙着处理的就是债权债务，他们透露，现在被查出来之后，北海公司很可能会被清理撤销，但这些地以及这些钱该由谁来买单依然是个难题。
而关于阮、李二人，工作人员透露，虽然几个月前才宣判，但他们去年就已经入狱，因此明年就可能出狱了。
他们的三年牢狱之灾是否能弥补上亿国有资产的损失？
■记者／谢飞北海报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7节：万泰空城记(1)
万泰空城记
钱永伟精心打造的万泰系，结构繁复，而涉及的产业庞大而复杂，其中尤以地产声势浩大。然而，经过记者调查采访，发现万泰系不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经营也早已负债累累，陷入资金链崩断的边缘。“这块土地什么时候变成新万泰的了？”2003年6月19日，上海友申电子元件公司陈董事长手持房地产权证情绪激愤。
40/41陈说的土地位于上海市华漕镇，新万泰（0433.HK）2002年在公告中称，这块158亩的土地要开发成“大型高级别墅式住宅区”。然而近一年过去了，它还只是乱石杂草成堆的空地，现在，又冒出其中24.5亩土地的产权证还在原地产主——友申手中的事情。
这只是万泰系中的一个小插曲。经过记者调查采访，发现万泰系不仅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其经营也早已负债累累，陷入资金链崩断的边缘。
第一桶金之谜
在华漕镇，一位当地企业家感慨地说：“钱永伟就是从这儿发家的。”
华漕是钱永伟的家乡。生于1963年初的钱永伟，在华漕读完乡级中学，便在当地乡镇企业纪王公司工作，后任技术副厂长。之后进京，1989年任北京华源集团公司计划部助理。至此，没有发现有钱永伟“暴富”的机会。
值得注意的是，1989年后，钱永伟先后在张家港市物资公司任副经理、河北省物资贸易公司上海物资部经理，1993年5月，钱永伟在上海闵行区成立上海万泰房地产发展公司（初始用名上海万安房地产公司），钱任总经理。3个月后，钱永伟又以万泰房地产公司为名，投入1000万元设立上海万泰物资发展有限公司。
据万泰物资公司的资料称，公司在物资调拨和期货交易上均有佳绩。
这就是坊间所传的钱永伟做期货赚得第一桶金的由来。从时间上推算，1992年第一个国家级商品期货交易所——上海金属交易所开始实践运作，钱以期货发家，这样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正是此后的一年多时间里，钱频频跳槽，随即从正“热门”的期货，转行从事当时还未“热门”的房地产。
上海万泰房地产发展公司的注册资本金中，是否有钱永伟的第一桶金？
来自上海工商部门的资料显示，该公司由钱永伟原所在的张家港市供销总社物资供销公司与上海县七宝镇（即现在闵行区华漕镇所在）房地产公司出资组建，注册资本1500万元，公司性质为“集体”。
万泰房地产公司是张家港市物资公司出面向闵行区工商行政管理局申办的项目公司，主管部门为张家港市政府，其并未出资。从此后的公司变化与运作过程来看，此公司的作用为万泰“戴帽”，并由其以“集体企业”的面目申请项目。而七宝房地产公司也未有现金投入，但此后提供土地，当时未作价。
但是，1500万元的注册资本，暗中“出资人”却是两家股东公司之外的许哲城（在新万泰中名为许哲诚，但在万泰集团及身份证上均为许哲城）。许哲城当年23岁，为刚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的学生，后为钱永伟之妻。业界推测，此钱来源应为钱永伟。有消息称，此笔款项是向银行借款而来，似与钱永伟期货“第一桶金”无涉，不能排除钱永伟空手起家的可能。
上海万泰房地产发展公司当时是一个项目公司而已，其开发业务限在沪土地（92）1052号《建设用的规划许可证》范围之内，项目结束，公司即行撤销。但它却长期存活下来。此公司成立，标志钱永伟进军上海房地产。
但钱的房地产项目却并不理想。据万泰房地产公司1994年、1995年财报披露，该公司房地产并无业务收入。而从资产负债表内项目分析，万泰房地产在1994、1995年，短期借款的大部分资金沉积在在建的房产项目之上。
根据1996年4月上海沪中审计师事务所一份《关于上海万泰房地产发展公司的资产评估报告》，万泰房地产先期开发的欣源公寓、万泰公寓、泰富苑“房地产市场不景气，销售困难，所以按历史成本价格为评估价值”，以1996年4月3日为评估日，万泰房地产公司经评估的总资产为2.85亿元，总负债为2.78亿元，净资产值为787.58万元，低于原始注册资本1500万元。
至1996年底，万泰房地产成立3年后，才勉强实现赢利1182万元。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8节：万泰空城记(2)
庞然万泰空壳
1995年4月7日，钱永伟组建的上海万泰（集团）有限公司成立。钱永伟任董事长，由此开始了钱做大万泰之旅。
上海万泰（集团）公司注册资本2亿，由万泰房地产和万泰物资公司注资。其中上海万泰房地产公司注资1.1亿，上海万泰物资发展公司注资9000万元。两家公司“注资”均非现金，上海万泰地产以原投资地块的土地款转入投资，上海万泰物资以库存物资资投入。
蹊跷的是，1995年底万泰房地产公司的长期投资余额仅为520.8万，与1.1亿相距甚远。而万泰物资截至1997年11月30日的报表显示，其总资产尚且不过1222万元，远小于9000万元的对外投资额。
上海兴中会计师事务所的一名会计师认为，万泰房地产和万泰物资未将此1.1亿和9000万作为长期投资入账，可能是因为“知道”上海万泰（集团）公司并不会马上投入经营。另外，如果是投资，也大大超过了两公司净资产的50％，并不合法的。
42/431996年5月，上海万泰房地产的两家股东张家港物资公司、七宝房地产公司“全身”退出，“不再享有经营权、所有权”。
因张家港方“未拨款”，无功而返；七宝方“土地使用权已作价”，上海万泰（集团）完全成了钱永伟与许哲城两人“重新组合股权”的集团公司。
此时的上海万泰（集团）并不虚空。集团成立前后，钱永伟先后成立十几家公司，共同组成集团。在整个万泰系中，尤以万泰房地产、万泰城建、万泰物资、泰富置业、盈联投资和国勤投资为核心公司。
在庞大万泰系中，各公司间股权关系扑朔迷离，错综复杂。截至2001年12月31日，万泰系核心企业如上述七家公司，其总股本为11.8亿元，而七家公司相互投资总额即高达8.511亿元，早已跃过50％界线。其中万泰（集团）公司对外投资4.16亿，但其账面余额仅为1.86亿；万泰房地产对外投资1.25亿，其账面值为1357万；万泰城建对外投资1.1亿，其账面值为0；万泰物资对外投资4610万，其总资产账面价值也仅为4064万；泰富置业对外投资8600万，其账面价值为0；国勤投资对外投资7750万，其账面价值低于此；盈联投资对外投资1.695亿，其账面价值为2600万。
从数据上看实际对外投资与账面价值之间，相差逾6～7亿。兴中会计师事务所的那名会计师认为，未计入长期投资的对外投资可采取往来账户入账的方式，而若公司没有损益，其往来款项则主要表现为从银行等单位借款，再向关联企业投资。
“这样做的好处一是可以虚增资产和负债，二是可以形成一个庞大的系，给人假象。”注册会计师宋磊分析说。
报表显示，截至2001年底，上海万泰（集团）公司累计借款6.83亿，与上文投资差额相近，而从1995年成立至今，该集团一直未发生损益，但其他应收款和其他应付款的往来款项则极为发达。
败迹
钱永伟为什么要成立如此庞大的集团？
早在集团成立之前，钱就已设计好了他的集团“宏伟蓝图”。
钱所需要的是，“形成以房地产开发经营为龙头，以商业、金融、保险、传播等为重点”的集团，并“向多功能、综合型、跨行业、跨地区、跨国界的方向发展”。在当时成立的公司，除了地产、物业、投资等外，还有上海财经大学万泰国际投资学院，以及国际贸易公司、广告公司、会计事务所、生命保险、电视台、国际贸易金融服务咨询等。
2000年8月7日，上海万泰（集团）有限公司改名为万泰（集团）有限公司（下简称万泰集团公司），其最终成为万泰集团的行政管理公司，除有经营决策、财务计划、项目管理、人力资源配置等功能外，更重要的体现在资金统一管理。
公司称，“集团公司出面与银行洽谈融资后，在集团系统内按各经营项目的需要再进行配置”。这是万泰集团资本运作的核心所在。万泰集团融资的另一条途径便是通过上市公司。仅2000年，香港上市公司新万泰即“在资本市场经营成果而流入万泰集团的资金达10200万港元，然后再流向万泰房产等公司中”。
然而，钱永伟的目标却落空了。
万泰系绝大多数公司并没有运转起来，仅是一个空名。钱永伟寄予厚望的上海财经大学万泰国际投资学院仅开办3年便告终结。
作为资本投资运作的国勤投资，在2001年曾以640万元收购松辽汽车（600715.SH），2002年卖出时是1300万元，但在松辽半年之中，国勤还需支付松辽每月200万～300万元的运营费用，累计下来，国勤在松辽身上其实是亏损的。而在2001年之前，国勤无经营业务。
作为主业的房地产，钱永伟三家公司万泰房产、万泰城建和泰富置业，表现相当糟糕，其中便有两家亏损。据公司报表，截至2001年底，万泰房产累计亏损9515万元，泰富置业累计亏损785万元。稍好些的万泰城建，在2001年以前，长达5年时间均无收入进账，其间借款却高达2.21亿，2002年才虽开发出光明城市公寓，其实已深为资金所累。
1999年，新万泰集团以50万美金收购herwellPropertyCorp.，将其改名为中银万泰物业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由此接手上海中银大厦物业管理业务，并获保证未来两年各年管理收入总额将不少于1000万港元。但“有关物业管理收入又未如理想”，2001年以代价5900万港元将herwellPropertyCorp.出让，而有所斩获。
44/45其他如万泰物资、盈联投资等公司，截至2001年底，分别为累计亏损251万和零利润。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19节：万泰空城记(3)
资金黑洞
从集团公司成立起，万泰的借款日积月累地爬高。
1995年末，万泰集团公司资产总额5.6亿，负债3.6亿，短期借款1900万。到1999年，资产总额12.69亿，负债总额8.58亿，长、短期借款总计7.57亿，货币资金仅为186万。
有资料表明，2000年开始，还贷成为万泰的一项重要工作。2000年，万泰完成的十件大事中，有两条有关还债：“强化造血机能，减债减息减负”、“解决重大债务，卸掉历史包袱”。是年，万泰集团负债明显下降，达6.92亿。
2001年，在解决债务方面，集团形成“以物抵债为主，抵押物解套，按揭还款，现金还款为辅”的还贷思路。此年，万泰集团负债有所下降，达6.33亿。
因为负债太重，据称万泰在银行贷款已非常困难，而此时，更大的问题出现了：2002年上半年，集团营业额下跌88％，这无疑雪上加霜。
资金链困境，使钱永伟必须另找融资渠道，到资本市场寻找上市公司是最佳捷径。1998年，钱通过香港中国万泰集团旗下全资公司UniversalUnionLimited公司以1.56亿元代价收购瑞昌控股58％股权，后将其易名为新万泰控股有限公司。
对于1.56亿的资金来源，坊间传言与某家银行有关。但据香港相关部门的公开资料，1998年9月15日，UniversalUnionLimited公司曾以中国万泰集团和金泰财务有限公司所持股份为抵押，取得1.2亿港元短期贷款。
进军香港资本市场后，钱永伟将目光转向证券交易。在新万泰5年，钱多次配售，拿得数亿港元后，钱永伟不仅透过中国万泰向万泰集团输送资金，还以内地房地产为旗号，为境内房地产注资。
仅2002年7月，新万泰便有两次配售，分别向上海欣懿房产公司和西安天河房地产公司筹集上海华漕镇158亩土地及西安香格里拉房产项目开发费用，总计1.38亿港元。钱此举意味深长，据记者查实，上海欣懿房产为两自然人公司，1998年成立，注册资本为500万元，截至2002年底，该公司除了1.*亿的其他往来款项外，连续5年无经营业务。
而欣懿房产的联系电话是02162086208，此为万泰集团总机。
钱永伟在收购新万泰后，并不止步。又于2001年分别收购新银集团（0988.HK）和本土上市公司松辽汽车（600715.SH）。万泰集团总裁任俊涛在2001年工作报告中说，“要做优做强三大上市公司”，并称要尽快从上市公司融资，表明了钱永伟的急切心情。
然而松辽、新银集团都半途而废。
钱永伟要找的另一个兴奋点是西安地产。2000年，中银万泰（西安）置业公司在西安建造西北超大型生态社区——香格里拉花园，总投资约8亿元。但资金却无处可来，这也正是此一重大项目，启动资金只能靠配售的原因。但至今，该工程尚在前期开发中。
而万泰的资金黑洞，或许也正是最终断送钱永伟万泰“前程”的缘由。
■记者／汪恭彬朱平豆上海报道
附记：自2003年6月3日始，有关部门对万泰（集团）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新万泰原执行主席、行政总裁及执行董事钱永伟正式调查已经一年有余。2004年11月15日，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曾备受瞩目的上海万泰集团董事长钱永伟涉嫌行贿案进行了判决：钱永伟被判处有期徒刑3年半，罪名是他执掌的万泰集团行贿112万元。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0节：跨国假货供应链彻底调查(1)
“MadeinBelgium（比利时制造）”的宝洁洗发水需要从中国浙江省进口吗？11月的一天，比利时海关按照正常的通关程序对来自中国浙江的一批海运货物进行例行抽查时，一位工作人员满脸狐疑……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经济结构的调整，国内竞争层次提升，中国出口产品品质近年来总体大幅提升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公认。其主流在国际贸易中扮演着活跃健康力量的角色。当然，在加速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上，出现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也不可避免。
46/47打击假冒伪劣商品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性难题。全球假冒产品的营业额估计每年高达91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8％。
中国在打假的国际运动中也与时俱进。加入WTO之后，中国强化了在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等方面的努力，打击力度和立法深度，都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在原有的加大捣毁制假窝点的基础上，包括海关在内的中国政府有关部门，在监管假货流通渠道方面也不遗余力，全面防范。鉴于这种努力，相信随着国内竞争秩序的净化，中国制造的国际形象会有进一步提高。
2002年11月的一天，比利时海关按照正常的通关程序对来自中国浙江的一批海运货物进行例行抽查时，一位工作人员发现了将近3000箱经由中国出口的“比利时制造”的洗发水。比利时海关以涉嫌假冒伪劣产品为由将这些洗发水扣留，并向宝洁发出通知。
比利时海关也许还不知道，这一认真的抽检，已经成为阻断跨国假货供应链的一道坚强铁闸。
正是在同一个月，不断增加的中国业务使得世界头号私人侦探公司平克顿（Pinkton）将上海的办事处升级为中国分公司。而以服务跨国公司为主的平克顿正是受雇于宝洁的打假前锋。
假货借道中国海关惊现境外
如同平克顿接到“假货追查令”就奔赴现场一样，接到海关通知之后的宝洁比利时分公司和中国公司迅速展开了调查和核查——结果不出所料，这3000多箱宝洁产品纯属假冒伪劣产品。
但宝洁进一步的调查却遭遇迷宫。
报关单上承担运输的货运公司坚决否认参与假货进出口，声称不知道集装箱中间夹带了假冒的洗发水。无法进行第一现场取证的宝洁陷入困境。
“我们的很多打假工作，进行到最后都往往不了了之。”宝洁中国公司法律部的姚红军律师在谈到此事之时连连摇头，“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取证上”。
据姚介绍，宝洁是目前世界上被假货侵权最为严重的公司之一，被假冒的比例在30％以上。近两年来，尤其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假货流向国际市场的趋势已经越来越明显，宝洁在菲律宾、尼泊尔、印度、土耳其、法国、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发现的来自中国境内的假货产品已经呈现一个快速增长的趋势。
宝洁也是为打假投入最多的跨国公司之一，其每年为打假所投入的金额都在1000万元以上。
不过，同遭此难的还不只宝洁一家。
2002年夏季，美国一知名时装巨头在美国境内20多个州突然发现了总价值几千万美元的服装产品，一贯以连锁经营渠道进行销售的公司大为吃惊，立刻展开了层层调查，结果发现，这批货号是通过中国广东潮汕一带海关出口进入美国市场的。
2002年10月，吉列集团在中东地区发现大量标有“MadeinChina”的剃须刀、刀架和电池。
而耐克公司则称，在世界其他地方看到中国制造的假冒耐克运动鞋已经不是一件奇怪的事情了。
假货决不仅仅是中国的难题，其泛滥成灾已成世界性问题。来自世界贸易组织（WTO）的一份统计资料显示，全球假冒产品的营业额估计每年高达910亿美元，占世界贸易总额的5％～8％。
联合利华的“自卫还击战”
假货跨境流通威胁名牌生存，被冒牌的跨国公司不得不奋起“自卫还击”。
“我们昨天在广西销毁了1400多箱查获的假冒伪劣的牙膏和牙刷制品，估价在14万～18万美元左右。”1月21日早上，联合利华法律部周致祥先生传来捷报，他刚从广西浦祥边防站结束为期数周的打假之旅，还没来得及歇一口气，一下飞机便接受了本报记者的独家专访。
自2001年10月份在越南发现大量从中国境内流出的假冒联合利华产品之后，周和他的打假突击队就一直马不停蹄。
48/49当时，联合利华中国公司接到了越南分公司的一份来函，称在越南境内发现大量假冒产品，其中85％是从中国境内出口，并请求中国公司配合打假。
接到信息之后，联合利华中国公司立即展开了调查，发现从中国至越南的假货流通渠道主要集中在广西一个名叫航集的小镇。公司打假人员联合当地工商、公安部门开始严密的“捕猎”工作，经过近3个月的艰难调查，终于在最近的一个假货案件中找到了流通渠道和制假源头。
经查，流入越南的假冒伪劣产品主要产自江苏扬州郊区的一带，假货从工厂出来之后，集中到浙江义乌批发市场，由那里的经销商组织运输，到达广西航集之后，再通过弄怀、浦寨等小型边防站流入越南。
打假队伍当即奔赴扬州，2002年3月，配合扬州市工商、公安等执法部门进行了第一次“踩点”，但很快发现并不彻底，于是在2002年8月和10月，又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行动。
制假窝点被端掉，经销商却不乐意了。群集在广西一带的江浙经销商们通过同乡会的形式向政府部门提出抗议，并以“集体撤出”向当地政府施加压力。当越南边境对从中国大量入境的假货流通似乎忍无可忍、做出了“封关”的决定时，广西当地政府最终决定“清无赦”。
跨国假货供应链示意图于是便有了联合利华“打假特别行动队”提及的大规模销毁假冒伪劣产品的一幕。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1节：跨国假货供应链彻底调查(2)
假货跨国流通路径解密
已有81个跨国公司成员的优质品牌保护委员会（QBPC）执行主席张为安对记者说，假货跨国流通跨境交易已经成为一种新的趋势，跨国公司的知识产权保护打假工作开始面临多国化的挑战，23日在上海举行的年度联席会议将讨论年度打假工作重点——抗击假货进出口跨境流通趋势。成立于2000年度的QBPC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成为跨国公司在华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一个法定平台。
据QBPC海关委员会主席魏端翔先生介绍，近两年来，尤其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QBPC为了配合中国有关部门的打假，切实保护好自身利益，针对假货跨境流通趋势做了专门的调查。
结果显示，假货流通的第一路径是通过海岸线，从天津、大连、青岛、上海、宁波、福州、厦门直到广东各地海港，由于海运的低成本和便捷性，这已经成为各种假冒产品出入境的最主要方式，出口地点流向世界各地，但从已有的案例和调查来看，主要输出地还是中东和东欧地区的一些发展中国家以及东南亚地区；第二路径为边贸区，中国的东北角和西北角已经成为两大主要流通据点，主要流通产品是鞋类、家电用品，东北角主要是黑河、绥芬河一带，出口地点集中在俄罗斯等原苏联成员国，西北角则主要是乌鲁木齐一带，主要是通过中国最古老的出口途径——丝绸之路流向临近的一些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而云南、广西一带主要是以小批量、高频度的方式进行，主要流通方向是与这些省市交界的邻国。
50/51造假者的另一个趋势是从个体向集团化方面发展，组织和分工日趋严密和专业。宝洁公司的姚律师介绍，以前，宝洁产品的造假点都非常零散，但现在已经形成了一些专业的造假集团，包括生产原料、包装、印刷、运输、分销，都是由形成集团的势力在运作，在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重庆、四川、甘肃，都发现了一些颇有规模的假货的加工厂。
相对于出口而言，假货进口流通的趋势尚不明显，主要是一些通过平行进口方式进入境内的高科技产品。
据QBPC的魏介绍，在欧盟海关的一次排名中，在某些假货产品如服装、日用品和鞋类产品中，中国出口的排名已经“名列前茅”。
假货链条“三段论”只打了一段
然而，对于这些在中国已经有了多年打假斗争历史的跨国公司和有关执法部门来说，一个挥之不去、悬而未解的问题就是：传统的打假模式效果不佳。
问题出在哪里？QBPC在研究大量案例和调查之后亦发现，制假售假已不再局限于以前那种小作坊式的生产与销售，而是趋于组织化、网络化、智能化、国际化。由于组织严密，制造、运输、贮藏、销售各个环节，逐步形成了专业化分工及一条龙服务。而且隐蔽性强，制假活动已由公开、半公开转入地下、半地下状态，在中东等地区已经发现一些黑社会组织和国家犯罪集团都有参与。
按此趋势，单独打击造假窝点已是头痛医头、疲于奔命的举措，QBPC和国家有关部门开始更多地把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重点锁定在“防火”和“揪出纵火者”的方向上。
全国打假办副主任叶柏林指出，在以往的打假工作中，关注的都是假货流通链上一端——造假点的打击力度，往往将销毁制假生产点视为打假之巅峰，但实际上，生产点背后的负责人及提供便利条件的供应商、流通商却是毫发未伤。跨境假货流通链上的另外一端——经销商以及整个流通渠道却更应引起重视。
而扼制假货跨国流通渠道的一个重要方式就是加强渠道监管，而从海、陆、空的海关、边防、空检等机构着手无疑是控制流通的捷径。
来自海关总署的资料显示，在加入WTO的第一年里，从2002年1月至10月，共查处进口及出口侵权货物案件518起，比2001年全年查获的案件数量增长57％，而涉及到跨国公司知名品牌的占53％；上海海关2002年度查处知识产权侵权案件138起，比2001年增长181.6％，其中涉及到跨国公司的占40.58％。
打假立法“天网恢恢”
中国加入WTO后，打击侵犯知识产权的力度已经“层层加码”，相应立法也在积极开展中。
据QBPC主席张为安和宝洁公司的姚律师介绍，《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条例》的修订工作已经在讨论之中。新《条例》将有可能针对几个比较关键的环节进行修改（例如参考现行《商标法》第54条的规定，“对构成犯罪的要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可能修改成为“对涉嫌犯罪的应立即移送司法机关依法立案侦查”，而权利人对扣押假冒商品保证金的交纳形式也被建议从“现金交付”改变为“通过多种方式如银行汇兑进行，甚至对侵权明显的案件予以取消保证金”）。《新条例》还将对是否构成侵权的认定规则有一个更加清晰的界定。
52/53此前的《海关知识产权保护条例》规定，对于“情节特别严重的、个人假冒他人注册商标非法经营数额在10万元以上、单位在50万元以上”要交由司法机关进行刑事处罚。而据介绍，海关侵权案件中最后移交到司法机关的只有3％左右，大部分案件是停留在扣押货物和罚款层面。
打假的一个世界性难题在于执行。
中国也不例外。在执行上，海关是以抽样检查为主，这给一些制假者、贩假者带来了一些投机心理，而且，某些特殊产品需要一定的技术设备才能够鉴别真伪，这样无疑给检查和执行带来了困难。
上海天宏律师事务所首席律师朱妙春指出，面对假货跨境流通的新形势，执行上难度剧增，跨地区、跨区域、跨国境的调查取证的难度，更多的时间、经费和人员的投入，将使得打假的进入艰辛的“拉锯战”时期。
职业打假公司据称从中获利不少。
在最近的4年中，平克顿在中国境内已经承办了4000多起打假案件，而在最近的几周，平克顿分布在中国各大城市的100多名员工每周平均都会有10多次相关的行动。
□实习记者／段晓燕上海报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2节：“中国第一光谷”浮沉记(1)
“中国第一光谷”浮沉记
去过华禹光谷公司的人应该都不会忘记这个画面：公司花园广场的中央矗立着一尊硕大的石牛，在石牛的下方赫然写着“牛气冲天”四个大字。然而，这个昔日牛气冲天号称“中国第一光谷”的华禹光谷如今却前途未卜。2004年7月，华禹光谷总裁刘铁杲沉重地宣布，华禹光谷“下马”。
从“牛气冲天”到偃旗息鼓
4年前的华禹光谷的确很牛。2000年12月18日，长春市华禹光谷有限公司高调挂牌。长春市老牌国企兰宝信息（000631.SZ）与长春机电国有资产经营公司作为主要发起单位，成立华禹光谷股份有限公司，全面承担“长春•中国光谷”光电技术产业园的规划、开发、建设、招商任务。
当时，光电技术产业被列为长春市重点发展的三大支柱产业中的“龙头产业”，华禹光谷被确定为市委、市政府“一把手”的“一号工程”。市领导在揭牌仪式上指出：长春因拥有雄厚的综合实力和基础优势，最具条件构筑“中国光谷”，要倾全市之力集中官、产、学、研优势，构筑“长春•中国光谷”。
当时，长春计划在两年内引进30个大项目，产值突破200亿元，至2010年实现产值突破千亿大关。甚至有媒体报道说，当时的华禹光谷是国内惟一，也是最大的以光电技术产业为主业的公司。
短短4年，“中国第一光谷”不仅壮志未酬，反而面临着崩盘的危险。
先是华禹光谷最大股东——兰宝信息——年报披露：截至2003年12月31日，华禹光谷资产总额102189.04万元，但负债额达62971.16万元，净资产29991.69万元；2003年，华禹光谷仅实现主营业务收入11795.3万元，主营业务利润1.62万元，亏损额高达10690.43万元。
2004年10月底，有媒体报道，华禹光谷旗下笔记本制造厂华禹邦甲已停业。华禹邦甲公司副总经理林益任随后向媒体证实：“华禹邦甲的业务目前已经暂停，员工都在休长假。”
而在这节骨眼上，华禹光谷常务副总裁张立又因为华禹光谷子公司——长春半导体厂——改制问题，于10月初被有关部门“双规”。尽管华禹光谷总裁刘铁杲表示，张立的问题完全是长春半导体厂改制时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但熟悉华禹光谷的人士指出，这些历史遗留问题与华禹光谷很难说没有关系。
54/5511月末，一位华禹光谷内部人士手写了一份材料传给《21世纪经济报道》，标题就是《从牛气冲天到偃旗息鼓——剖析华禹光谷现象》。
材料写道，“或许是上帝与华禹光谷开了一个玩笑，2004年7月，华禹光谷总裁刘铁杲先生沉重地宣布，华禹光谷下马”。
华禹光谷“盲目投资、摊子过大，力量分散，没有形成自己的品牌市场，资本利用效率低，领导过多，负担过重”，被上述人士认为是失败的原因。
刘铁杲同时是华禹光谷大股东兰宝信息以及兰宝信息母公司君子兰集团的董事长。
短短4年，长春市一号工程就这样在改制大潮中“偃旗息鼓”，这显然是其主要缔造者刘铁杲所难以接受的。
刘铁杲曾先后担任过大中型企业的车间主任、厂长，在君子兰集团的发展中起过关键的作用。华禹光谷的一家子公司的副总向记者评价说：刘铁杲始终呆在企业，而且也是比较能干的，在华禹光谷这个项目之前，刘的业绩一直不错。
而在华禹光谷这个项目上，刘耗费了无数心血，谈起这些，刘铁杲有些动情，“华禹光谷筹备了3年时间，但我感觉耗尽了我20年的精力”。
在与记者交流时，刘讲道，“在这里做了这么多年，感情当然割舍不断，如果资方让我继续工作，我也愿意完成我未了的心愿，我对东北未来发展光电信息产业充满着信心”。
华禹光谷转让游戏
就在华禹光谷风雨飘摇之际，华禹光谷控制权突然换手，持有其71.83％股份的兰宝信息似乎撒手不管了。
2004年5月21日，兰宝信息发布公告称，2004年5月17日，兰宝信息与重庆国际信托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国投”）签署了《股权转让协议书》，将所持有的华禹光谷股份有限公司12000万股（40％股权）转让给重庆国投，转让总额为13116万元。
重庆国投由此获得华禹光谷控制权，但事实上重庆国投并非最终控制人。
兰宝信息隐瞒了一条重要信息：即委托重庆国投拿下华禹光谷40％股份的，实际上是京长兴发（北京）商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京长兴发”），当时是这三家企业一起签定了一个《关于股权收购的三方协议》。因为这次隐瞒，兰宝信息后来被深交所公开谴责。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3节：“中国第一光谷”浮沉记(2)
半路杀出的京长兴发是何方神圣？
图形美琦调查发现，京长兴发注册资本5000万元，注册地在北京市通州区永乐经济开发区永乐八街10号，2004年5月13日成立，而这一天恰恰是兰宝信息、重庆国投和京长兴发签订《三方收购协议》的四天前。
调查显示，京长兴发实际控制人名叫董刚，男，吉林省长春市宽城区人，1964年7月10日出生。有华禹光谷下属企业高层向记者透露，董刚背后还是兰宝信息，此事系华禹光谷董事长刘铁杲一手安排。
11月24日，沉默多时的刘铁杲终于开口说话。他坦承，华禹光谷的实际控制者还是兰宝信息，他这么做“向长春市国资委打过报告，也有正式的批文”。
“原先兰宝信息上华禹光谷这样的高科技项目是为兰宝融资考虑的，但是这个项目出了一些意外，反而成了上市公司的亏损源，连累了兰宝信息的融资功能。”刘铁杲不无遗憾。
早前被看好的华禹光谷给兰宝信息带来了沉重的财务负担。公开资料显示，由于受累华禹光谷，兰宝信息2003年业绩从2002年的每股收益0.18元降为－0.28元。在兰宝信息2004年的半年报中，兰宝信息已经迫不及待地把原来控股70％多的华禹光谷从合并报表中剔除了。
“将华禹光谷暂时拿出，是为了降低上市公司的亏损，暂时交由重庆国投托管只不过是出于财务成本的考虑。”刘铁杲承认。
56/57而在华禹光谷控制权“易手”两个月之后，7月22日，兰宝信息发布公告称，2004年6月14日，长春市国资委、万向集团及君子兰公司签署了三方的《君子兰集团产权转让重组框架协议书》，同意万向集团作为战略投资者全面参与长春君子兰集团国有企业改制重组工作。
8月18日，君子兰集团与汽配巨头万向集团签订了整体转让的正式协议。
至于华禹光谷转让给重庆国投的40％股份，由于控制人还是兰宝信息，因此实际上也随君子兰集团一并给了万向集团。
刘铁杲又从另外一个角度解释此事，当时我们给重庆国投托管也可以说是“让它为我们寻找潜在的战略投资伙伴，后来转给万向，也可以理解为万向就是我们新找的战略投资者”。
就这样，中国“第一光谷”转到万向手中。
万向不是救星
虽然刘铁杲再三向记者强调，万向对华禹光谷是有诚意和信心的。但是根据记者采访所知，万向接手后几乎肯定会卖掉华禹光谷，下一步转让只是时间问题。
华禹光谷40％股权转给重庆国投后，7月13日，兰宝信息的一位高管透露，“我们转出去的是一块非赢利资产，公司减轻了压力；对万向而言，是出于看重君子兰集团汽车零配件业务不得已的选择。”
11月初，还有分析师称，“兰宝信息退出华禹光谷，从而淡出第一大股东，是万向介入兰宝信息的前提条件。作为民企参与重组国企，最看重的是被收购方的资产质量。万向一向对高科技不感兴趣，只对汽配行业情有独钟，华禹光谷去年还亏损严重，这对于收购方万向来说，是不能容忍的。”
万向在IT产业的投资也的确不多，此前公开的仅有北京的万向通信，其主营业务包括：移动增值业务、网络游戏运营业务，最近出资1亿开发网络游戏《十面埋伏》，已经算万向在IT业务中的大手笔了。在万向并不熟悉的高科技领域，尽管有政府支持万向也不可能去做。这一点，记者已在采访中从权威渠道获得证实。
况且，华禹光谷下属公司资产关系颇为复杂，历史遗留问题还有待解决。例如华禹子公司长春半导体厂遗留下的3410万债务，据称曾由政府答应折算成兰宝信息等价的股份。刘铁杲表示，当初发起成立华禹光谷时，这个问题就已经解决了，3410万债务与华禹光谷没有关系。然而，这3410万争议贷款的承担者向《21世纪经济报道》表示，他们有合同文本可证明3410万债务可与兰宝信息股权兑换。
目前，华禹光谷已成为吉林省和长春市重点支持的大企业集团和国家火炬计划长春guang电信息技术产业化基地，而且已拥有三条生产主线、两大配套群体和五大产品系列，其代表产品有手机、笔记本电脑、液晶电视、背光源等。其中镁合金生产线，全球一共只有230条生产线，华禹光谷就占了四条，连台湾厂商也望尘莫及。
刘铁杲多次向记者强调，只要有资金进来，华禹光谷很快就能起来。他认为，“尽管启动这一块还要投入相当大的力量，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而且改制之后运作起来机会更多”。
用刘铁杲自己的话来说就是，华禹光谷一次性投入很大，产业平台和资源优势已经起来了。这一点，一些证券分析师也赞同。
但是如何卖掉华禹光谷、卖给谁都是由万向说了算，万向方面依然低调，不愿正面回应。
命运多舛的“中国第一光谷”路在何方？
■记者／左志坚上海报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4节：谁陷害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1)
谁陷害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
纽约时间7月15日上午9时正，刚走进位于纽约42街林肯大厦办公室的史蒂汶•凯斯勒律师，接到了来自中国《21世纪经济报道》驻北京记者的电话……58/59纽约时间2002年7月11日下午5时，纽约南区法院裁决了一桩诉讼，此次诉讼中，作为辩方及反诉方的律师，史蒂汶•凯斯勒败诉。
这桩始于2001年2月、已历经一年半的诉讼，不仅诉讼金额超过1亿美元，更因为控方的中资银行背景——中国银行纽约分行，而备受市场关注。
事情的最新源起还要上溯至2002年1月18日。当日美国财政部货币监理署（OCC）与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发布消息，对中行纽约分行存在的违规放贷等行为做出处罚：中行纽约分行向OCC交纳1000万美元罚款；中行北京总行则向中国人民银行交纳相当于1000万美元的人民币罚款，两项罚款总计2000万美元。
处罚文件表明，包括纽约分行在内的中行华埠分行以及洛杉矶分行共美国3家分行，于1991年至1999年间，被发现有不当行为，主要表现为“对同分行前管理层有个人关系的客户们”提供了优惠，招致“纽约分行重大损失”、“给单个客户风险暴露过高、协助一桩信用证诈骗案和一桩贷款诈骗案、未经许可提前放弃抵押品并隐瞒不报，以及其他可疑活动和潜在的诈骗行为”。
种种背景交织在一起，使案件本身更加扑朔迷离。由此，已经多次在法*激烈交锋的诉讼双方——中行纽约分行和NBM们（指涉案的周强夫妇以及一系列公司和个人），很快又脱离于国内民众视线之外。
一直到2002年7月11日，才有了令中行北京总行“欣慰”的初步结果：纽约联邦南区法院陪审团判给中行纽约分行3500万美元。依照美国RICO联邦法案（RacketeerInfluencedandCorruptOrganization，即诈骗、操纵和贿赂组织法），这笔金额可获3倍赔偿，即中行将获判1.25亿美元的惩罚性损害赔偿。
中行的“巨大胜利”
7月18日下午，北京中国银行总行7层的一间会议室，举止温婉的王琪——中行法律事务部副总经理，谈及此言语中仍掩饰不住兴奋。王琪曾6次往返于北京和纽约，自2000年下半年起，一直负责处理该诉讼的相关事宜。
王琪介绍，该案件其实并非始于外界一般认为的OCC对中行的处罚。“2000年初，纽约分行根据当地法律，实施整改，正是此次整改，周强（Johnzhou）、刘萍（Sherryliu）控制的NBM公司、扬美公司等一系列空壳公司，涉嫌诈骗纽约分行的行为，才逐渐显露出来。”
随后在中行北京总部直接授权下展开的调查，使得头绪繁多的骗贷网络，一步步清晰起来，并最终集中到周强、刘萍夫妇，以及刘道忠（刘萍父亲）、王淑敏（刘萍母亲）、刘辉（刘萍弟弟）、肖婉莲（周强家保姆）等个人，及由上述个人担任法定代表人的多家公司，如GEG、BOC、CBL、CENTURY等身上。
中行的调查发现，这些关联公司及个人，采取财产抵押、个人担保等方式，在从1990年代初开始的近十年内，向纽约分行共计贷款8000余万美元。
几乎同时，OCC也对中行纽约分行开展审查。
在王琪眼中，周强的许多行为“几近难以理解”：“当纽约分行作为债权人与周强商谈还款计划时，周态度强硬，表示还款可以，但前提是银行再次贷款，否则将不予理会。”王琪介绍，周当时反复声称：“只要开始诉讼，我就可以申请破产保护”。
周强夫妇的如意算盘当然没有打响：在周强夫妇的贷款抵押中，有一笔5000余万美元存于中银香港，并于2000年第4季度到期，中行立即将该笔款项扣留，但尚有3545万美元无法追回。
2001年2月，中行聘请美国高特律师事务所著名律师德帕尔玛，起诉周强、刘萍等14位个人及公司贷款欺诈，并向纽约南区法院申请扣押辩方的不动产及银行账户。3月12日，中行成功申请到冻结令。
周强夫妇
周强原系江苏五矿外贸人员，41岁，毕业于江苏外贸学校，曾在深圳蛇口外贸公司工作，1989年被派往美国洛杉矶金美公司（江苏五矿的派出机构），后滞留美国；刘萍43岁，人民大学哲学系毕业，1987年赴美，后在纽约中国城开了一家餐馆，1991年与周强结婚。
周强承认，自己同当时纽约分行管理层稔熟，是因为背景相似，“（大家）都当过兵”。
7月16日纽约时间上午10时，《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将电话拨到控方律师德帕尔玛纽约的办公室，39岁的德帕尔玛表示乐意提供诉讼的有关情况。
60/61德帕尔马手头掌握的法律文件显示，1989年，周强开设NON—FER—ROUSB.M公司，进行有色金属贸易。1995年，周强决定扩展公司业务，于是成立NBM公司。NON—FERROUSB.M公司拥有NBM99％的股权，周强个人拥有剩下的1％，并担任了NBM的总裁。
联邦法院纽约南区法院提供的资料显示，自1991年至1999年间，NBM及前身NON—FERROUSB.M公司，与纽约分行签订了多项贷款协议。双方同时还签订了日期为1996年10月4日的一项信贷协议，以及日期为1999年8月13日的一项贴现协议。
周强和刘萍同时还分别签署了日期为1996年10月4日的几项贷款协议。
纽约南区法庭的法律文件显示，自最初获得了约100万美元的贷款后，NON—FERROUSB.M每年都要提出申请，希望延期并增加信贷，这些要求最后也全部得到满足，一直到NBM公司成立。1996年，纽约分行给NBM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贷款，这笔贷款每年也得到延期许可，一直到1999年。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5节：谁陷害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2)
纽约分行在此期间，还经常根据还贷记录、交易数量，以及安全和不安全的贷款比例，将NBM列为“最佳客户”。
周强同时也承认，他同纽约分行的紧密关系，“使其获得了大量的信贷，多次的延期待遇，而这些待遇只有少数客户才能享受”。
实际上，当NBM所谓的信誉和业务不断增长的同时，周强同纽约分行的管理层，发展出了“紧密的私人关系”：周强每周会同纽约分行一些“管理高层”共进晚餐，或举行“家庭派对”。纽约分行也会经常给予NBM超过限制水平的信贷，并且给予NBM特别优惠的利率。
这些优待止于2000年纽约分行的内部整改。随着NBM及关联公司问题的凸现，中行在2001年中期提出诉讼要求，指控NBM和其他被告未能履行归还贷款的义务。
在中行提出的诉讼请求中，包括一名身份为原纽约分行信贷员的个人被告——杨仲琦，杨被指控为周强夫妇的同伙，涉嫌共同金融欺诈。
有预谋的诈骗
凯斯勒这位在美国以代理“财产罚没案”而颇具知名度的律师，在跟记者通话中，几乎重复了元月与记者谈话时的论调，将这一商业纠纷归结到另一范畴：“周强及其他被告的行为，均受到了纽约分行管理层的指使”。
凯斯勒透露，目前他已向更高一级的多佛法院提交了上诉请求。但记者提出想直接与周强联系的要求时，凯斯勒断然拒绝。
作为此宗诉讼核心的周强夫妇，目前仍居住在新泽西州Alpine的那幢价值300万美元的豪宅中。记者通过新泽西州的电话查询系统，得到了周强夫妇住宅电话号码。
周强表示非常惊讶。
面对法庭已经作出了巨额赔偿判决，周强说：“我已申请破产保护，按美国相关法律，只需赔偿我工资的90％，目前我的月薪为3000美元。”
但纽约南区法庭显然没有采信周强的辩解。其提供的法律文件，清楚地列举了周强夫妇早已开始的、有预谋、有计划的转移资产和持续的诈骗行为。
如从1998年开始，周强夫妇就指使肖婉莲等，企图通过假协议转移100余万美元的资产至周强夫妇开设在开曼群岛的一个银行账户，而这部分资产已被扬美公司作为向中行纽约分行贷款的质押物。1999年，NBM还同GEG公司一起伪造贸易合同，向银行申请15笔贷款共800余万美元借予GEG公司。一接到贷款，GEG就立即把钱转汇回NBM。银行由此展开了调查，并出具了调查结果，认为这些交易均属“伪造”。
周强夫妇还多次试图将分别位于开曼群岛和美国新泽西州的2处和3处地产转手出售。比如周强夫妇就将如今仍在使用的新泽西一处价值300万美元的房产，通过杨仲琦非法解除了该房产原先在纽约分行的贷款质押，并再次从其他金融机构质押该处房产，获取了200万美元的资金。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法*关键的一幕
2002年6月17日，控辩双方的最新一次较量在法庭展开。
王琪亲身感受了那种紧张气氛。
“第一步是陪审团人员的组成，先从当地社区挑选30名候补，再选出15名，最后由控辩双方的律师决定均能接受的9人”。此时，凯斯勒采取了第一个行动——在陪审团成员中，去掉了与银行业务有关的人员。
凯斯勒的第二个行动是刘萍的“哭”——时间选择在陪审团刚走进法庭时，此刻，刘萍的身后坐着73岁的刘道忠、70岁的王淑敏以及十多岁的两个女儿。
62/63第三个行动是被告律师频频使用美国法律条款中的“第5修正案”——当刘萍、刘道忠、王淑敏在法*的发言自相矛盾时，凯斯勒紧急将其召集至一处，随后众人旋即上演了美国电影中经常出现的镜头——“你有权保持沉默，但你所说的将作为呈堂证供”，而一言不发。
德帕尔玛的步骤则是，首先是2000年7月上任的纽约分行副行长黄仰鑫的开场陈述，再是向法庭提供一份有关周强夫妇家族及所控制公司的繁芜的网络图，其后是对周强方伪造文件的陈述。
庭审持续4周，高潮亦发生在结尾，德帕尔玛用最后3分钟对周强提问，涉及其1995年所涉及的另一桩欺诈案时，失态的周强于法*高声叫骂。此情形被一旁听的媒体形容为“周强咆哮公堂”。
根据当事人回忆，主持庭审的法官最后对周强说：“你给自己挖了一个洞，而且越挖越深”，并评价此案为“从没有碰到过的复杂案件，不仅有民事纠纷，还有伪造文件等刑事问题”。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6节：谁陷害了中国银行纽约分行(3)
已完结的审判
7月11日纽约当地时间下午5时35分，9名陪审团成员达成共识：
认定NBM和扬美公司违约成立，违约金额分别为1728万美元和1359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GEG、BOC、CBL、CENTURY、RCHFINS、王淑敏、周慧玲、刘辉、留道忠、杨仲琦等12名被告的行为，其不当得利金额分别为：周强、刘萍各1000万美元；GEG、BOC、CBL、CENTURY、RCHFINS各700万美元；王淑敏、刘辉、刘道忠各500万美元；周慧玲10万美元；杨仲琦12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NBM、扬美、GEG、BOC、CBL、CNETURY、RCHFINS、王淑敏、周慧玲、刘辉、刘道忠、杨仲琦等14名被告的行为均构成欺诈；认定因欺诈而致中行的损失为3545万美元；
同时认定14名被告的欺诈行为是对银行利益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各被告应对此行为承担惩罚性赔款，罚款金额为：周强1500万美元；刘萍、NBM、YANGMEI、GEG、BOC、CBL、CENTURY、RCHFINS各1000万美元；王淑敏、周慧玲、刘道忠、杨仲琦各10万美元；刘辉100万美元；
认定中行方指控的杨仲琦违反信托责任请求成立，其应为此承担的损害赔偿金额为30万美元；同时认定杨仲琦的违反信托责任行为是对银行权利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杨仲琦应为此承担惩罚性赔偿，惩罚金额为20万美元；
认定周强、刘萍、NBM、YANG—MEI、BOC、RCHFINS等6名被告帮助并唆使杨仲琦违反信托责任，且构成对银行权利故意、恶意、肆意的侵犯；因此，认定6名被告应为此承担惩罚性赔偿，惩罚金额分别为：周强40万美元；刘萍60万美元；NBM、YANGMEI、BOC和RCHFINS等4名被告各为25万美元；
关于中行提出RICO指控，认定周强、刘萍、NBM、YANGMEI、GEG、BOC、CBL、CNETURY、RCHFINS等9名被告违反RICO法第1962条第C项之规定；认定上述14名被告违反RICO法第1962条第D项之规定；认定银行因此而导致的损失金额为3545万美元；
几乎同时，北京中国银行总行即收到发自美国纽约的传真，标题是——“我们胜利了”。
■记者／刘冬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7节：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1)
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
日本媒体在ODA问题上不正确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民众相信，20年来日本无偿送给了中国3万亿日元。而实际上这些钱大部分是贷款，而且中国都在按期还款。*/65在近两个月来日本政府官员多次作出可能结束日本政府对华援助（ODA）的暗示之后，2004年11月28日，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首次对此问题作出了明确表态。在参加东盟首脑会议之前，他在老挝首都万象对随行记者表示，“ODA已经到了该‘毕业’的时候”。
近来密切关注日本对华ODA动向的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金熙德教授对记者表示，虽然近年来日本对华ODA呈现不断减少的趋势，但日本政府首脑公开宣布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完全停止，这还是一个最新的动向。
日本的复杂心理
金熙德认为，“我注意到日本政府对停止ODA也采取了一种比较中性、客观和理性的说法，即中国经济已经有了良好的发展，不再需要援助了，这是非常合乎情理的。这和日本政府官员两三年前总是把ODA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的做法想比，是有所进步的”。
“中国国土广大，贫富差距大，不能说已经不需要外援。但如果日本政府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已经使得外援变得不必要的话，我们应该表示理解。但同时要强调的是，不能把这个问题政治化，影响到两国的政治和外交关系。”金熙德认为。
中国社科院日本所的另一位研究员冯昭奎教授则向记者表示，日本取消对华ODA的准备由来已久，这首先是因为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和“神舟五号”载人宇宙飞船的发射，使日本国民产生了这样一种疑问：“中国已经发展这么快了，为什么还要由我们来援助？”
“中国载人飞船上天、经济蓬勃发展、对外贸易总量将超越日本，而反观日本国内，经济不景气的状况还在继续，这让日本国民产生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说。
一方面是日本的心理不平衡，另一方面，冯昭奎认为，在中国国内也出现了一些不再需要对华ODA的呼声。虽然历史上总的日元贷款累计有3万亿日元，但现在每年实际上只有10亿美元左右，对中国经济的促进作用可谓杯水车薪。同时从2000年以来，日本开始对ODA进行每年审查，并规定要考察接受国的军事和民主情况。“这么一点资金，还要费那么大的劲，其实不要也好。”冯昭奎说。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梁云祥向记者介绍，ODA是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的简称，不止面向中国一个国家，而是对许多发展中国家援助的总和。据统计，接受日本ODA的国家现有100多个。据媒体报道，在过去25年里援助中国的24个国家中，日本是援助力度最大的。
金熙德认为，现在用“日元贷款”来表示ODA是比较确切的。实际上日本对中国优惠贷款只是含有援助的成分，如果全部称为“对华援助”容易导致理解偏差。金熙德建议，把ODA称为“日本政府对华资金合作”，是一种更为确切的表达方式。
“日元贷款”历程
日本对华ODA是从1979年的大平正芳内阁开始的。大平正芳曾在1972年促成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田中角荣内阁担任外相，一直奉行对中国友好的政策。而上世纪1970～1980年代，出于对抗前苏联的战略考虑，中日也经历了一段“蜜月期”。当时的日本对华ODA是日本政府自愿进行的，而且日本国势蒸蒸日上，根本没有要求中国宣传或“感谢”的说法。
冯昭奎介绍，在1980年代中国资金极度匮乏的情况下，日元投资在一段时间里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曾起到了很重要的促进作用，在1980年代中期一度达到了中国国内投资总额的23％～24％。在整个1980年代，基本上主要的建设项目都有日元贷款的参与，这种低息、长期贷款促进了中国的铁路、机场、港口、道路、通讯设施的修建。
*总理11月30日在老挝首都万象会见了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ODA的主要部分是日本政府的低息贷款，还包括无偿援助和技术援助。根据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周永生副教授向记者提供的资料，在1980年的对华ODA中，低息贷款是660亿日元，无偿援助是6.82亿日元，技术援助是5.*亿日元。2001年这三个部分分别是1613.66亿日元，63.33亿日元，77.77亿日元。总体来讲，需要偿还的低息贷款都占了ODA总额的90％以上。这些贷款的利息率在0.75％到2.2％之间，期限为30年，并可以延长。
66/67冯昭奎说，日本提供ODA当然也有为自身考虑的意图，它希望提高中国的基础设施来促进日本在中国投资获益，例如日元贷款帮助修建秦皇岛码头，就是为了帮助中国对日本的煤炭出口。
而且，在提供日元贷款的同时，还有一些其他的附加条件。20多年来，不同的时期条件是不一样的，有时比较缓和，有时稍微苛刻一些。最常见的附带条件就是希望中国能用日元贷款购买日本企业的机械和原材料，从而会使部分资金回流到日本企业，也帮助日本企业打进中国市场，日本过去对东南亚就是这么做的。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日元贷款所发挥的作用逐渐在减少。199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吸引外资的数量不断增多，现在每年有500亿～600亿美元，外资开始丰富，而且很多重大项目都是自筹资金。所以日元贷款在国内建设中的比例逐年下降，基本上不能左右中国的经济建设和政策。
与此同时，自上世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裂之后，日本经济进入了“失去的十年”，2001年还是负增长。相应地，从2001年以来，日本对华ODA数额便逐渐下降，基本以平均每年20％的速度减少。日本外交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03年只有1080亿日元，约合10.5亿美元，比2001年的一半还少。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8节：25年日本对华援助走向终结背后(2)
日本国内舆论借口
然而经济因素并不是惟一的解释，梁云祥认为，ODA下降的深层次背景在于，上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中日经济实力格局的改变，中日战略上的对立面越来越多，日本开始把中国视为潜在的竞争对手。这导致ODA的政治性越来越强。1992年日本内阁制定了新的ODA大纲，规定了要避免使ODA用于军事用途、考虑受援国的民主化和人权状况等政治原则，ODA开始被附加上了很多政治条件。1995年，日本以中国进行核试验为由，一度停止了对华无偿援助，甚至扬言减少贷款。
金熙德也同样认为，对于对华ODA的减少和取消，日本除以中国经济增长为由外，还找到了其他的借口：援助会帮助中国不断增加军费；中国在接受日本援助的同时还给其他国家提供援助；对日本的资金援助，中国从来不表示感谢。
但金熙德认为，这种把ODA这个纯粹的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挂钩的做法是毫无道理的。在军费问题上，中国的国土是日本的25倍，人口是日本的10倍，防卫需求非常大，但军费开支总额并没有日本多，而且ODA资金也没有用于军事方面。
金熙德说，在和日本人士的会谈中，他曾说过，中国过去在最困难的时候还援助过其他国家，而且比现在的援助要多得多，进行这种援助和中国经济实力的大小并没有关系。“把ODA问题和政治问题挂钩代表了一种日本低水平的对华思维方式，反映了日本外交政策的动摇和混乱。”金熙德说。
“感谢”似乎更是一个不应成为问题的问题。曾在日本留学的周永生向记者讲述他的亲身体会。和中国人习俗中的“施恩不图报”、“为善不求赏”不同，在日本的文化和民族心态中，感谢是一种非常重要的礼节。如果接受了日本人给予的礼物，一定要在很短时间里，向他们多次表示感谢。而日本公众所认为的中国政府对ODA问题宣传较少，就变成了中国人“不知感激”。
金熙德说，在种种误解之下，日本一些国会议员的鼓噪大成气候，给政府的决策造成了很大的压力和影响。他说，在日本政界和学界中，在近几年的一系列研讨会和政策审议中，很多政治家发言主张，在中国举办2008年奥运会或2010年世博会后就应当停止对华ODA。现在日本政府已经将这种观点接受为确定政策，那对华ODA结束之期应当不远。
梁云祥也向记者介绍说，2003年他曾在日本亲历了日本国会对ODA的争论现场，国会议员的态度非常激烈，大部分强烈要求取消。“当时我就感到（ODA）结束是迟早的事，现在我的感觉是一两年内就会正式取消。”梁云祥说。
金熙德认为，和1970、1980年代的友好局面不同，日本政坛总体上保守化、右倾化。原来的一些和平势力和对华友好势力开始衰退，制衡作用逐渐消失。在出现一边倒的局面之后，批判中国的声音在日本政坛就形成了共鸣。68/69
ODA之牌能打多久？
冯昭奎认为，在接受日本提供长期贷款的国家中，中国的还款信用比其他国家要好，而且中国利用ODA资金的执行效率很好，建成的项目都能迅速盈利。日本提供给其他很多发展中国家的贷款，最后都因为所在国政局混乱或者经济困难而不能偿还。而且日本国内目前的银行贷款利息率是零，闲置资金放在国内根本无利可图，借给中国还算一个比较好的选择。
金熙德也说，在和日方人士的交流中，他也发出过这样的询问，“你们的闲置资金放在那里用不完，不借给中国，那还借给谁啊？”
然而似乎在和中国争夺俄罗斯输油管道、东盟主导权和中亚石油资源之外，最近又有迹象显示，日本开始打起了ODA这张牌来影响中国周边环境。据《印度时报》报道，从2004年起，印度将取代中国成为对日本的最大受援国。
梁云祥认为，现在日本增加对印度的援助，有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的意思。一方面印度的经济还处于中国1980年代那种大量基础设施建设的局面，被日本看作为在中国之后21世纪的另一个巨大市场。另一方面，和印度搞好关系可以在和中国的竞争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另外一个迹象是，2004年日本、印度、德国、巴西已经为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结成了“神圣同盟”，誓言共进退。日本在谋求政治大国地位的过程中，可能会指望印度助一臂之力。
一个值得思考的现象是，在中日关于ODA的论争中，媒体起到了巨大的作用。金熙德认为，日本国内右翼势力的反华论调在1995～1996年达到顶点，而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之后，随着网络的出现，中国民间舆论开始形成，最近又出现了民众参与对日政策讨论的局面。过去没有受到注意的ODA问题开始成为一个热点话题，而中国在此期间出现的反日情绪其实是对此前日本反华论调的一种反弹。
金熙德说，日本媒体在ODA问题上不正确的宣传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日本民众相信，20年来日本无偿送给了中国3万亿日元，而实际上大部分是贷款，而且中国都在按期还款。他告诉记者，他曾在日本做过调查，当告诉很多日本大学生ODA主要是贷款时，他们都表示惊讶和不信。
中日两国元首已经3年没有互访，最近的东海天然气事件和所谓的中国潜艇进入日本海域事件都给双方关系进一步发展蒙上阴影。对此，金熙德表示，“政冷经热”的状态还是一种磨合期，如分析深层原因，这是一个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中日关系的重新定位，而且将是一个需要一定时间的痛苦过程。
他说，对日战略不应进行戏剧性的调整，必须慎重。现在的战略格局很清楚，就是中国崛起，日本不安和不满，不能接受。我们所能做的调整只是力图防止中日关系过分恶化，但也不能把希望寄托在日本幡然悔悟，理解和接受中国的崛起上。“对华ODA是一张重要的外交牌、政治牌和经济牌。这对日本有好处，至少改善了两国关系的氛围，这是很重要的战略利益。对日本来说这是对华外交的一个渠道，掐断这个渠道不是很明智的，这是一种短视行为。今后完全停止了资金合作，日本对中国将没有一点硬气起来的理由。”金熙德说。
■记者／刘波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29节：财经公关公司生态链调查(1)
两三年前做财经公关的都知道，北京有着“三大牛人”，即三个中间人。财经公关公司虽然有很多，且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但所有的公司想敲定“过会”事宜，都必须和这三位中间人联系。70/71“给我400万，我帮你搞定一切，我会里（指证监会）有人。”资深的财经公关人陈生在二三年前，经常听到他的同行对企业们这么说。
他百思不得其解，“也许真的有人，也许他什么都没做，有的企业根基很好，不需要帮助就可以过会，这个钱真好挣”。
有个真实的案例，某家公司掏了400万给财经公关公司，因为要“宁信其有”。后来这家公司真的成功过会和IPO，但在对资本市场里面的道道了解清楚后，这家公司的董秘却感叹道：“400万的当只能上一次。”
京城三大牛人
400万并不是一刀切的价格，有时候这个价格会被砍到300万，基本上在300万～400万之间浮动——价格之所以这么高，是因为这种价格有别于国外财经公关的价格，国外一般只收服务费，中间发生的杂费是要由客户自己结清，但这里的400万却囊括了一切。
在财经公关拿到400万之后，如果真的“会里有人”的话，是如何操作一切的呢？陈生以“不清楚”为由，不愿意就此问题多谈。
但是一位曾经做过财经公关、如今跻身投行界的人士却对记者抖出了其中的内幕：财经公关要把部分钱给予中间人，由中间人搞定剩下的一切，财经公关公司往往不再插手。
两年前做财经公关的都知道，北京有着“三大牛人”，即三个中间人。财经公关公司虽然有很多，且分布在北京、上海、深圳三地，但所有的公司想敲定“过会”事宜，都必须和这三位中间人联系。
中间人索取的费用则有“硬做”和“软做”之分。
“软做”，是把即将过会的企业和几位审核该企业的发审委员联络起来聊聊天，中间人收费在10万左右；“硬做”，即保证“过会”。一般收费400万的财经公关公司都会选择“硬做”，这时，财经公关公司须一次性付予中间人80万～100万的费用。
三位牛人在拿到钱后，接下来怎么运作，包括行贿不行贿发审委员等等，也就只有这三人自知了。但从既成事实来看，三位牛人的功力不可小觑。
颐合财经是目前中国知名度非常高、2002年和2003年拉单最多的一家财经公关公司。一位原颐合财经的员工告知记者，颐合是在2001年底联络上其中一位牛人的。
2001年底，颐合遇到了一些困境，一些老员工想离职，这时候其当家人邓尉出来安慰大家说：大家别急，颐合刚找到一位姓姚的人，他和证监会关系很熟，以后做工作就容易了。
据说这位姓姚的人的真实身份为就职于某大型中央新闻机构，他即是京城财经公关界三大牛人之一。有了姚的帮助之后，颐合财经的工作在2002年盛极一时。
“金苹果”的子子孙孙
2002年同时也是财经公关公司疯狂生长的一年，众多新的公司成立并加入混战。
根据统计资料，在2004年财经公关市场份额五分天下的几家公司：夏商集团、颐合财经、奇智财经、怡桥财经、九富投资，基本上都是在2002年进入状态或加入格局的。
从2004年初到11月，包括IPO、增发、配股、发行可转债以及吸收合并等共109家上市公司，其中的八成多都聘请了财经公关公司。
区淑宜绘资料显示，2004年，夏商的份额最高，拉到了18家的业务，奇智和颐合其次，分别拉到了14单和13单，接下来是怡桥的10.5单（与其他公司合作1单）和九富的8单，但九富另外得到了中石油准备回归A股的超级大单。
其中，奇智财经属于《上海证券报》的报办产业；夏商集团由留美归来的梁正中携风险投资在2000年于上海创办，初始是做夏商网（Sinobanker.com），在品尝了网络泡沫的苦果之后，夏商后来转型为财经公关。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30节：财经公关公司生态链调查(2)
72/73而九富投资，这家现在因急于撇清与王小石案件的干系而非常知名的公司，在2001年底创建于深圳，总经理郑海涛原属南方证券人士，最大股东为聂建雄，法定代表人却为杜欣，至于真正的幕后控制人是谁，业内鲜有人知。
九富的客户大多在福建，有人称这是因为九富的高层中有一位是福建省证管局前任某局长的女婿，但九富的副总经理周子潇却对记者解释说，“那是谬误，九富在福建名声很好”。
九富的成名在于2003年的一夕，因为在某一日忽然竞标成为了长江电力IPO时的公关公司。周子潇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准备得好辛苦，最后才竞标成功的”。
但是，市场中还流传着另一种说法，说是九富没有参加第1轮的竞标，就直接进入了第2轮竞标。另有说法认为，九富与长江电力的主承销商中金公司关系密切，目前与中金公司仍在合作几个大单业务。但无论如何，正是因为在长江电力上的成功，中石油的大单又被九富抢得。
成立于2002年的上海怡桥财经在前两年尚默默无闻，只是在今年才突然发力。知情人士称，怡桥的幕后控制人为黄怡如，和众多小的财经公关公司的控制人一样，黄早年是金苹果财经传播公司的一员。
“金苹果是财经公关领域的黄埔军校。”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据悉，金苹果创始人于小央1997年在香港创办金苹果后，1998年就移师内地，堪称内地第一家财经公关公司。
然而，稍后不久，金苹果的部分原创人员陆续离开，业务上一直走着下坡路。上述业内人士指出，金苹果在国内财经公关行业虽然开风气之先，但却始终未能主导潮流。
陈生有点不太喜欢金苹果和于小央，他说金苹果的各种子子孙孙公司的“流毒”危害着中国财经公关业。陈生认为，一些传承自金苹果血脉的弊端包括：自我宣传、包揽式的收费模式以及为拉单的不择手段。这些行为使得中国的财经公关业很不规范。
“生存，还是死亡？”
在发审不透明的那段时期内，这种“不规范”表现为利益裙带主义。每家公司都在拼命招聘一些“有关系”的人员，或试图和一些所谓高层身边的人物建立某种联系。
因而，在“京城三大牛人”之外，故事有了一个新的版本，即试图绕过三大中间人的一些尝试。这种尝试谨慎而又心照不宣。
报料人称，一些企业在将材料送交证监会准备过会的日子里，耳朵是非常灵的，有时就会听到“某某公司是一家不错的财经公关公司”的言语，而这种言语往往是不经意时才能听到的；这家企业往往就会很乖巧地聘任这家公司为自己做财经公关，为此付出的佣金（不包括各类杂费）大约在60万～70万。有些小公司，专业水准并不高，但是仍然能够拉到不少单子，正是和此有关。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财经公关之间竞争的加剧，使得这笔佣金留在自己手中的部分越来越少，发展到后来的极致，公关公司所收的六七十万中，只有二三十万才能算是自己的收入，其他都以各种方式返还支出给相关人等了。
2003年底，发审制度改革，过去黑箱的操作逐步走向透明化，过去的高利润似乎一去不复返。
74/75“现在，我们有50％～60％的业务是通过公开参加竞标会获得的。”周子潇说，“现在只有再融资业务可能拿到40万～60万的佣金，IPO只能拿到20万～30万，有的少的只有10来万，甚至几万块钱，少得可怜”。
但是，黑箱并不能完全杜绝，只不过是少了很多。陈生通过研究发现，在2004年中小企业板上市的38家企业中，有6家列支了网上路演推介费，本来花费并不高昂的网上路演，最少的就支出了75万，最高的一家七喜股份（002027.SZ）支出高达230.88万，“其中的一些猫腻，背后的公关公司一定难逃干系”。
现在的情况是，黑箱操作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一些“地下财经公关”那里去了，比如一些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往往会干一些“私活”，还有的是一些个人掮客比较活跃。
不幸的是，“某些财经公关成了洗钱渠道”。根据报道，一笔黑色交易往往通过财经公关这样的咨询公司来过账，付钱的一方以支付咨询费用的名义把钱打入这家咨询公司，公司再以顾问费的名义辗转进入收钱人的口袋，过账的公司收取8％～11％左右的费用。
“这次王小石案件，震动比较大，财经公关业都在进行这方面的反思，”陈生说，“也许洗牌马上就开始了，一批没有专业能力的公司将首先要走人，其次是淘汰一批运作不规范的公司”。
而在洗牌之后，依靠严格的行业自律，财经公关也许有着一个美好的未来。
■记者／邱伟北京报道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31节：谁弄断了他们的手指(1)
谁弄断了他们的手指
越来越多断了手指头的外来工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于是，他萌发了一个计划，对珠三角外来工的受伤情况进行调查，看一看每年有多少人因为工伤事故被切断了手指头……番禺打工族文书处理服务部负责人曾飞洋发现，从1998年自己开始提供义务打官司服务之后，越来越多断了手指头的外来工找上门来寻求法律援助。于是，他萌发了对珠三角外来工的受伤情况进行调查的想法。
从2001年2月1日起，曾和助手程恒涛先后跑了顺德三洲手外科医院、中山武警手外科医院、广州恒福手外科医院等珠三角12家手外科医院。曾飞洋说，“调查的结果触目惊心，外来工受伤情况非常严重，远远超过事前想像。”
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曾飞洋在上述12家手外科医院探访了300多个断指外来工，并以此为线索深入到企业访查了另外3000多名断指外来工。
据曾飞洋估算，珠三角企业每年发生断指事故个案至少有3万宗，被机器切断的手指头超过4万只。
记者在深圳龙岗一家医院的手外科中心了解到的情况，与曾的说法大致吻合。该医院的一位主治医生介绍，这家医院的手外科中心规模不算大，但每年也得收治1000多名断指外来工，整个珠三角地区这样的手外科中心超过30家，如果算上新塘水电二局手外科医院、黄埔区红会手外科医院等专业手外科医院收治的病人，数量只会更多。
另一位常驻珠海、为外来工低价甚至无偿提供法律援助的乐祥国，提供了这样一组数字：1998年仅深圳龙岗和宝安两地对外公布的工伤个案就达到了2.7万宗，而且多数都是断指事故。
而乐本人最近两年免费代理了400多宗法律诉讼，足迹遍布珠三角，多数是“断指官司”。
多年的实地调查后，曾飞洋和乐祥国等人得出了这样的共识：“工人断指事件高发企业，主要是台湾和香港人的工厂，这些工厂类型又集中在塑胶厂、五金厂和印刷厂。”
统计数据缺乏
广东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工伤保险处副处长张东北，对乐祥国等人统计出来的劳工伤残数据，不愿做过多评论。张处长介绍，从1998年起，地方劳动部门已经不再作工伤事故统计。“工伤致残的数字现在也不统计了。前两年还统计过一下，大家都反映说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统计不下去了，从1998年开始就不再统计。”
76/77张处长所说的“大家”两字，意味深长。
1998年，深圳市仅宝安和龙岗两地的工伤个案就达1万多宗，引起了中央重视。中央四部委专门下来一个联合调查组。
当时的情况，确实相当严峻：深圳宝安区沙井镇青海电机厂，竟然半年内连续48名员工发生断指事件。
而几年过去了，情形似乎还在恶化。乐祥国目前正在调查的珠海宝岗公司，也在一年内发生了58宗断指事件。
（记者接触到了青海电机的有关负责人，这位负责人承认公司工人断指事件，确有发生。而宝岗公司一时未能联系上。）
曾飞洋认为，珠三角工伤事故频发，原因首先是部分港资、台资企业机器设备陈旧老化，经常出故障。他介绍，前不久一家法院对深圳坪地镇一家港资企业进行查封拍卖时，经专业机构鉴定该企业的设备是20世纪20年代出厂的，已经没有任何价值。
这类问题根源出在改革开放初期，各地急于发展“三来一补”企业，对进口设备把关不严，有很多港、台淘汰的机器设备，通过各种“掩饰手段”流了进来。
除此之外，培训不足、仓促上岗是另一个主要原因。曾飞洋说，对于各工种需要进行哪些培训，虽然国家有明确规定，但实际上很多企业都不予执行，“工人上午进厂下午就上岗了”。曾在访查中还发现，劳动强度太大、加班时间太长、严重超时、疲劳上岗等现象，在众多制造企业普遍存在。
主管部门的责任
在艰难、漫长的打官司过程中，一个疑问始终盘旋在曾、乐等人心头：此起彼伏的工伤事件中，各级主管部门，到底承担起了一个怎样的责任？
珠三角一带普遍在区以下的各镇设立劳动站，但劳动站不是市区劳动局的派出机构，只有业务上的指导关系。劳动站人、财、物均归镇政府领导，主要任务是替镇政府向企业收取各种费用。劳动站的职能决定了在受理打工者投诉时，容易偏袒用人单位，客观上起了宽纵恶劣劳动条件的作用。
张东北处长不认同这样的指责。为保障外来工在工作中遭受事故伤害和患职业病后获得医疗救治、经济补偿和职业康复的权利，分散工伤风险，促进工伤预防，劳动部曾于1996年发布了《企业职工工伤保险试行办法》，并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企业及其职工必须遵照本办法的规定执行”。
据张介绍，按要求港资、台资企业都得买工伤保险。
“现在我不敢说他们都参加了。不过，我们有规定，不参加的港台资企业，出了事得按规定办。工伤保险本身是企业的应尽责任，但这个责任有的企业背得动；伤了一个手指头，几千块钱、万把块钱，他出得起这个钱。”
话虽然有些拗口，但确实点出了工伤事件背后一直存在的“制度缺陷”。乐祥国清楚地记得，在调查过程中，“有不少企业老板亲口说，他们到大陆来投资，就是看中政策环境相对宽松，出了事有人给护着”。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32节：谁弄断了他们的手指(1)
仲裁失衡
曾飞洋解释说，《劳动法》自1995年实施后对维护劳资双方合法权益起了较好的作用。但近年来，全国各地大量涌现劳动争议案件，《劳动法》凸现了很多滞后于经济发展的“盲点”。
他认为，先仲裁后起诉的立法规定，已经导致外来工诉讼成本增加，不利于保护弱势群体的权益。比如深圳，一个劳动争议仲裁案件，一般要花两78/79到三个月的时间，但能在仲裁机关解决的案件最后微乎其微，大量的案件仍流向了法院。
当初立法时设想的通过设立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来为法院分担的想法，实践中看并没有起到应有作用。
如目前一个普通的工伤案件，伤残外来工正常的诉讼时间长达1070天。而大部分伤残外来工，由于诉讼时间过长，不得不放弃，最终导致合法权益无法得到维护。
另外，仲裁委员会的组成往往违反中立的原则。任何解决纷争的方式，都要求裁判者必须保持中立，而《劳动法》第81条中，将用人单位方面的代表作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在一个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外来工权益屡遭侵害的特定背景下，难免或多或少影响仲裁公正性。
更现实的问题是，各级仲裁委员会主任大多由相应级别的劳动局局长兼任，仲裁员又会是劳动局公务员。
为此，广东省一级人大代表如王则楚等，东莞市人大代表杨燕等，连续几年都会接到“加大对工伤多发企业的劳保设备投入”等建议。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外来工，手指断了之后，往往被厂方扫地出门得不到应有赔偿。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他们所能做的就是来找周立太、曾飞洋、乐祥国、廖晓峰、杨密云等人，这些人中的每一个人都曾代理过外来工断手断臂索赔案几百起。
工会的缺位
让乐祥国们感到迷茫的是，在许多工伤事故的理赔过程中，看不到任何工会的影子。番禺市将威公司外来工邓玉国说，他在工作时右手大拇指被裁断机裁断，被评为伤残7级，但公司分文不赔，他也找过当地工会，但没人为他出面说话。无奈之下，邓玉国抱着最后一线希望找到了廖晓峰，结果顺利拿到了1万多赔偿。
在国外，专职工会人员通常不由资方直接供薪，而是通过税收立法，在税收中专门划出一项支付给工会。政府把这块专项资金交给各行业工会，行业工会拿到钱后就可以开展各项工作。由于工会从经济收入可以确保独立和公正，经过200多年的完善，工会在协调西方国家劳资纠纷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
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这个问题也凸显出来。虽然中国早在50年代就出台了《工会法》，但这个法律出台的背景是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形成的，历经多次修改，执行性依然太弱。
对江浙一带的私营企业工会组织做过深入调查的民间学者鲁宁认为，欧美企业界来华投资出现工伤比较少，东南亚企业来华投资工伤问题就较多，这当中有一个企业文化的问题。东南亚是人治文化，企业往往打擦边球，钻空子。
鲁宁认为，《劳动法》实际上已经相当完善，现在的问题主要是执行不到位。而《工会法》2001年虽然重新修订，但实际层面上它首先考虑的还不是保障工人的利益。在制度设计上，仍然存在不足之外。
现在，曾的服务部成立了义工队，受过服务部帮助的67个人成了义工。
为了扩大服务部影响，曾飞洋通过遍布珠三角的义工，深入到企业里组织了27场讲座。
服务部业务的这种转变，引起了北京福特基金会的注意，他们表示将提供捐助，现在双方仍在谈判之中，没有最后确定下来。曾飞洋说，亚洲基金会和联合国妇女儿童基金会也准备向服务部提供捐助。
“实际上，如果没有资方的配合，很多问题都成了空谈。”曾说，今后服务部将加强这方面工作，比如青海电机厂，半年时间48个人断指，接班的外来工完全应该联合起来，要求厂方改善劳动环境。
曾经长期在劳动部担任劳动仲裁的左祥琦律师也赞同曾飞洋的看法。他说，尽管从法律角度来看，像外来工服务部这样的机构有欠缺，但政府理应给他们一个合法身份。
第一部分事件背后的迷雾
第33节：“浙江经验”萌芽
80/81“浙江经验”萌芽
鲁宁认为，以往我们评判劳资双方矛盾冲突，往往倾向两极对立——认为工人利益得到满足，资方利益就会被损害。但浙江民营企业的发展经验，已经在逐步破除这样的误区。在浙江，资方已经知道应该好好对待工人，浙江私营企业工会的组建数量，也在全国遥遥领先。
在工会经费收缴方面浙江也有创新，出台了一项地方法规，规定境内全部企业必须组建工会，并从企业年销售总额中提取1.5％作为工会经费。地方工会把经费筹集之后再下拨给企业工会。
有了这个基础，浙江2000年又顺利出台了《集体工资协商制度》。很多已组建工会的企业老板发现，工会对企业发展的正螺旋作用正在慢慢显现。很简单的一个例子，有一个企业发现改革后优质品的比例大幅上升，以前工人只要做出合格品就可以拿到工资，现在都争着做出优质品。而如果劳资双方矛盾冲突，劳工闹情绪，就可能把优质品做成合格品，老板同样拿他们没办法。现在，老板们都意识到，自己只是花了一点小钱，但企业在发展中可以挣回更多的钱。
结果，浙江劳动纠纷近两年来明显下降。
同样都是市场资本，鲁宁认为广东工会、劳动监察的制度创新，落后于浙江。浙江以本地老板为主，更多受传统道德伦理约束，私人老板注重利润的同时，也开始注重自身形象。而广东以外来老板为主，资本进来打的是时间差，当劳动力资本没有优势后，这些资本可能向内地迁移，老板投机性很大。
左祥琦说，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对广东工会来说挑战也就更大了。他认为，广东工会最迫切的工作就是必须尽快转换角色，真正替劳工说话。
鲁宁强调不应该忘了浙江经验最重要的一条启示：所有的转变，都是市场竞争中的自发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