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远兵变，扰乱了崇祯的思路，他早想按照徐光启的建议，进行“北方大开发”。现在的天津是军事重镇，是京杭大运河漕运中的重要节点；与后世作为共和国直辖市的天津，还是天壤之别，现在还仅是卫所的级别。
只有塘沽建港，沟通海漕两运，充分利用大明水师的优势，加强北京的防御能力；同时，大力进行京、津周边地区的开发，可降低对漕运的信赖；移山、陕等地灾民屯垦，既可减轻灾区负担，又增强了京津地区的实力。
现在的陕西旱灾之严重，北方开发必须尽早提上议事的日程。
北方开发，是一项系统的大工程，至少涉及百万民众，如不组织规划好，好事也将变成坏事。
在昨晚看的那三两个折子中，就有一个是关于“买官卖官盛行，现应反腐倡廉”的奏折。
崇祯帝自登基以来，就非常关注整顿吏治，户科给事中韩一良深明圣意；在崇祯大病初愈后，立刻上疏“极言吏治大坏、官场贪污成风之弊”，哪知上疏如石沉海底，不再有任何讯息；待“双规”诸臣，崇祯再次表明其反腐的决心后，韩一良第二次上疏，再言反腐倡廉。
崇祯不是不重视反腐败，只是那次的上疏，他没注意到而已。也正因此，韩一良免去了丢官罢职之灾。
早朝上，崇祯把徐光启的“北方开发”疏、韩一良的“反腐倡廉”疏，一同拿出，议议“如何进行北方开发，在开发过程中如何反腐”。
崇祯知道，“如何反腐败”是古今中外都在研究的一个题目，但一直没有标准答案；各国各时期的腐败问题，只是程度各不相同而已。所以，崇祯还不想有太大的动作，以免朝局不稳。
在开发北方过程中，将会试行各项反腐制度，首先它是一个新领域，不涉及旧有势力的阻挠；再者，它临近北京，崇祯可随时了解情况，掌控其进程。
崇祯同时建议：开发京津地区时，在塘沽建水师海港，与运河漕运结合；移民屯垦，应以各地灾民为主；移民开发过程，不得扰民害民，利民惠民是此次开发的目的。
本来“开发北方”前期就将耗费钱粮无数，崇祯还要示同时建设塘沽港，这户部哪能支应得开；而收益至少要在三两年后，才能看得到。
一时间，众朝臣议论纷纷，赞成、反对各占其半；反对者，主要是因为现在没钱，倒不是反对开发；赞成者，只要能挺过两年的艰苦时期，许多的问题将会逐一化解。
此时众朝臣，也意识到前几天，崇祯帝为何要一意孤行地发行宝钞了；宝钞发行成功，这开发所需耗费的银两，自然能够解决。
开发北方，还未有何结果，倒让宝钞发行的阻力，减少了许多。
开发工作至迟要在八月开始，第一批移民的住房、越冬储粮，必须在入冬前做好准备。而宝钞发行，远水不解近渴；这至少二十万现银，可到哪着落去啊？
“陛下，臣以为北方开发，应对相关官吏实行考成法，如有贪赃怠政，必严惩不怠。”阁臣刘鸿训出班奏道，他早就上疏、多次建议实行张居正之法，只是诸臣反对过于激烈，崇祯也一直未曾表态。
崇祯听得此言，不由自主地微一点头，那边兼职日讲官的翰林罗喻义奏道：“臣请为张公居正诉冤平反，还其谥号、恩荫、诰命，建祠立碑，以励后人。”
一时间，朝争议论由“北方开发，钱粮筹措”，转移到了“取法考成，张公诉冤”上面来。朝堂中，对立两派你来我往，唇枪舌剑，互不相让。
崇祯知道，对于张居正平反的问题，要再没个结论的话，争论将没完没了；而且自己也要实行变法，如果臣民们对张居正没有一个正确的认识，那“崇祯变法”也将成为无根之水、无本之木。
“张公于我大明之功绩，那是任何人都抹杀不了的，皇祖当年也是礼敬有加。”崇祯扫了眼下面的臣子，见都在专注地倾听。
“至于说到张公的擅禀朝政，当时皇祖年幼，自然需有大臣扶持；即使不是张公居正，也会需徐高等臣的辅佐，这是无法改变的。”
“现今，内忧外患、纲纪败坏、国库空虚，正需如张公般的治世能臣，而非唯诺庸才。”崇祯不再给臣子插话的时间，紧接说道：“传旨，恢复张公居正名誉，还其[文忠]谥号，恩荫、诰命等一概恢复。着翰林罗喻义筹组，研究居正变法的利弊得失。”
自此张居正终于恢复了其“文忠”谥号，不再象历史上那样被剥夺谥号，名誉一直无法恢复。
居正子张懋修，此时年已七十多岁，二十六岁就中状元的他，受父亲的冤屈影响，一直无法在仕途有所表现；但其整理搜集了居正全集四十六卷，功在后世，因平反昭雪，此书原名《张太岳文集》，现在得以更名《张文忠公全集》。
罗喻义奉命编撰的《居正变法》，受《张文忠公全集》影响颇多，参考前朝档案，终于客观全面地展现的张居正的改革成就。崇祯更在书中序言，赞誉张公实为“古今第一相”：辅佐开国君主，成就一代盛世，名相多矣；挽狂澜于既倒，实现朝代之中兴，古今唯文忠公一相。
在张居正家乡，建祠立碑，回溯当年“其时中外安，海内殷阜，纪纲法度，莫不修明”的兴隆升平。这以后，其孙辈也得以出仕任官。
谥号“文忠”是判定文臣一生功绩中的第二位，单字谥“文”几乎没有。终明一朝仅李东阳获谥“文正”，文臣中的最高荣誉；当时李公弥留之际，得之死后将有此谥，喜极而泣。
崇祯是不太懂这个古代的谥号，尽管“文忠”的评价不低，但他认为张居正的功绩对于万历朝时期，比之李东阳更为重要，那么获谥“文正”也是应当的。
只是等崇祯明白了谥号后，已经晚了，不好再有所更改；只得在《居正变法》中作序，以表达他对张文忠公的敬仰之情。
此时大明的外朝内庭、朝野上下，忙乱纷纷，谣言四起。
内庭，首先在为《西苑女会》忙碌，再是接到懿旨，不再新招宫女、宦官；更有小道消息，周、张两皇后在商议的裁减宦官，放老龄宫女出宫。
外朝，宝钞重新发行、开发北方、张居正平反，种种迹象预示的崇祯帝要发动变法，而新一轮的人事调整在所难免，尸位素餐之徒人心惶惶，有志中兴之臣磨拳擦掌。
民间乡野，尤其是京师消息灵通之人，听说皇帝率领朝廷重臣，视察宝钞提举司，其中细节也栩栩如生：皇帝对钞纸、印钞工艺之熟悉，即使宫中的匠师亦有所不如，大有超越前朝熹宗之势。使得崇祯的勤政爱民形象，染上了一层荒嬉的灰色。
不过，这些宫廷秩事，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真正关心的是，发行新版宝钞，会不会重蹈旧辙，会不会让自己好不容易攒下的几两银子，都被逼着换成了没用的纸片。
“真是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这才一两天间的事情，就已经到处传得纷纷扬扬了。
处于深宫之中的崇祯，消息自然闭塞，尽管根据他后世的经验，多事之秋必是谣传四起，但没想到在这通讯技术不发达的明朝，朝廷里前两天的事情，竟如此之快就传得街知巷闻。
为了配合“北方开发”，崇祯正在考虑要改革邸报，只是没有拿定主意，是否重办一份报纸。
主导舆论方向，这是历朝历代的君王都非常重视的事情，但是针对民间发行报纸，这种新方式的作用，却不是多数人短时间能了解。
经过这月余的朝政经验，崇祯已经感受到了大臣们的力量，怨不得前朝的皇帝都要依靠内庭太监来抗衡。
但是，崇祯不想走这条老路，那就必须有一条自己能够把握的渠道，能向臣民宣示自己的主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