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天启专有权，就是天启皇帝专有，就是大明皇家专有，就是大明的天启实学院专有权，他人不得模仿复制，当然是可以有偿使用的。
后世的知识与技术，崇祯也可以假借天启帝的名义来提出构思，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麻烦，加快技术革命的进程。
后世中国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中一点就是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新中国的两弹一星就是实证。又比如1980年代初下马的大飞机运十，当时只花费5亿人民币，用了十年时间即设计、制造、试飞完成，且所有的零部件都是自行设计制造的；而后来21世纪再立项的大飞机项目，计划投资在千亿人民币以上，同样是规划十年后首飞，但是关键部件却是全球采购，发动机等仍无法自行制造。
为何以前5亿即可圆满的工程，后来千亿却无法全部完成？其中涉及知识产权的交易协调，就占了不少部分。因为以前完成一个部件的设计制造，只需一个电话、一纸介绍信，各单位都会通力协作，提供最好的工程技术人员，用于协作沟通的时间与成本几乎为零；而后来的大飞机项目则完全不同，虽有国家的统一规划协调，社会环境却已完全变样了，已不可能达到如此低成本的社会化大协作了。即使是这样，中国的大飞机研发模式，也不是如印度等能做到的，即使发达如日本也造不出大型飞机。
但是后世的知识产权制度，其优越性也是明显的，就是能够较长时间保障发达国家的领先地位，但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就是严重的障碍了。中国的产业每向前跨一步，每向各个方面前进，都要向发达国家缴纳巨额的专利费，如IT、DVD、移动通信等。虽然发达国家需要付出科技探索的成本，但对于后进国家来说，尽管能从中得到借鉴，可是有些技术路线却是无法绕过去的。
中国古代社会的技术，主要是依靠民间自然发展进步的，师傅带徒弟模式，虽保障了技术的传承，但也限制了技术快速进步。皇家朝廷的组织，多用于大型工程或是江河治理方面，从未在新技术研发方面有组织的进行；明太祖朱元璋的匠户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人们自由，但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下，更保障了技术的传承与进步，使得明朝的科学技术仍然全面领先西方世界。
明朝所拥有的各种科技与工艺，满清三百年未见有何方面的超越，有些工艺技术，即使是应用现代科技，也不是很容易复制成功的。明代瓷器类的高超工艺暂且不说，就是武当山顶的金殿，各铜制零构件间的焊接技术，现在也没研究清楚当时是如何完成的，就是按照现代的焊接技术，也不见得就能达到那种完美无缺的工艺效果。
皇权制同样也可以集中全社会的力量；但在明朝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果照搬后世的知识产权体制，各自拥有专利权，那么在建立整个知识技术体系的时候，集中力量进行技术攻关的时候，如何协调各方的利益，几乎就是不可能完成的，朝廷也不可能强制，更没有许多的银子用于赎买。
尤其是现在朝廷财政窘迫的情况下，应用后世的先进技术赚取足够的利润以保障，避免走不断加征派税的老路，毕竟收税多是从普通百姓那里收取，而新产品的享用多是有钱有权之人，赚取有钱人的银子有利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
崇祯多次召见工部官员与各方面的能工巧匠，对这个时期的技术体系有了大概了解，只是因为大明朝的政治结构急需调整，朝廷的税收需要保证，更需要加强朝廷对金融方面的控制，这都使得崇祯腾不出更多的精力用于新技术的研发。但是他对如何实现工业革命，如何保持技术领先优势，也就有了更深入更全面的考虑。
天启专有权的基本要点，崇祯已经考虑清楚，只是以何名义提出，却让他费尽了心思。皇家直接去研发这些新技术，一方面让人怀疑其来源，另方面最难的是，会被那些御史们弹劾“与民争利”的。
也正因长时间来，困扰崇祯的难题一旦得解，心情之急迫，也就顾不上什么道德礼法了，日落西天时，仍是急迫着前往寡嫂居所而来。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寰宇之道，莫非天启。
崇祯颁布圣旨：
1、天启实学院及申请者的新发明，授予天启专有权，有效期20年，天下人等不得侵犯。
2、天启权所获利益，全部用于“五有天下”的建设，任何人不得挪用。
3、20年内，如有他人应用天启专有技艺，需支付专有授权费或技术入股，技术入门费。
4、天启权所属，可无偿互相借鉴应用；他人之发明，不得含有天启专有技艺。
5、应用天启权，必须实施新工艺，不得使用落后工艺。
6、侵犯天启权者，罚没其全部财产，严重者流放，直至处斩。
天启权的核心实质就是：天启实学院与申请者研发的新技术，都属于天启权范围。
在天启权范围内，因为各方都无产权问题上的纠葛与利益分配问题，无条件的社会化大协作将成为可能，最大限度的降低协调沟通的时间与经济成本。
至于研究人员的积极性问题，真正能塌下心来搞研究的人，财富看得相对是比较淡泊的，更重要的是事业上的成就感与荣誉感。权属虽不属个人，但发明人却可署个人的名字，当然重要贡献者还可授予名誉职衔等，同时提供较为优裕的生活保障。
再有就是提倡学术民主，充分调动每一个人的积极性与创造性。学术民主，在建国初期，学术风气还是不错的，虽然专家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有些人确实是冤枉的，但也形成了平等民主的风气，连普通技术员都敢于阐述己见、质疑权威专家。但在后来，这种风气已难以想象，人们更习惯用“学霸”来形容某些专家教授，抄袭作假早成为学界风气，如此的学术风气如何能够实现创新？！但在这方面，明朝是有着良好传统的，各地蓬勃发展的书院，游学与辩论是非常普遍的事；一个书院的建立，往往就是因为名儒讲学、讲会探讨自发形成，阐述己见、质疑问难、自由辩论已是蔚然成风，主题也从经学向时政发展。
天启权的所有收益，全部“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同时接受朝廷督察院与民众的监督，如此就有了道义的力量，虽然是与民争利，却能让这种利益更好地再分配给民众。同时这种“为民谋利”的目的，也让研发人员有了道义感，具有了一种历史使命，精神的力量有时是不可小觑的。
崇祯有感于后世中国在知识产权方面，总是受制于西方欧美发达国家，每年缴纳着百亿千亿的专利费的同时，仍然是备受指责，一旦有了点技术进步，就被指责为剽窃侵权。民族自信心的不断损伤，这种损失是难以计量的。如1980年代中国在自动化控制方面本是处于国际前列的，却有些不自信地让日本人来给做评估，评估结果可想而知，“日本人剽窃了技术，中国人终止了研发”；结果十年后中国引进成套设备时，发现这就是十年前某研究所的科研成果时，才翻然悔悟过来。
也正因这种血的教训，崇祯特意在旨意中增加了一条：他人的发明应用，不能包含天启权，如要应用，其发明必须获得天启权；他人可以有偿使用，但需付出干股或费用；盗版者就将罚个倾家荡产。
呵呵，这回西方人的发明如果用到了天启权，就诉他侵权；如果拒不认罪赔偿，也给他来个政治施压、经济制裁。当然他要是申请天启权，那更是好事，首先天启实学院就可以随便应用，更将这个人才纳入到明朝的科研体系之中。至于是否对外投资建厂，则完全根据需要决定，但原则是保持控股权与保持二十年的技术先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