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A。邦焦尔诺
伍德罗·威尔逊让一代又一代学生和学者为之着迷和困惑。一方面，他才华卓著，优点鲜明。他是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是才华横溢的领袖和革新者，工作起来精力过人——这是他最出色的一面。他先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1902—1910），后来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1910—1912），最后当上了美国总统（1912—1920）。他跟许多人结下了持续终生的深厚友谊，他富于幽默感（也喜欢自嘲），他是恪尽职守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另一方面，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几次经受情感煎熬，几次濒临精神崩溃。在不能胜任领袖岗位时，他的幽默感荡然无存，他要求下属绝对忠诚、顺服，他拒绝妥协，他顽固地坚持己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人们无从解释他身上的这些自相矛盾的品格。亚历山大和朱丽叶·乔治（Juliette George）认为，这是因为威尔逊无意识中对自己暴虐、苛责的父亲怀有愤怒，他错误地把这种愤怒发泄在自己的主要对手身上，在道义之战的掩护下把这些冲突表现在行动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布利特认为，威尔逊无意识中渴望与父亲亲近，而讨厌自己的弟弟。正是由于他各种各样的移情和身份认同才推动了普林斯顿大学内部的权力斗争，推动了他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的抗争。埃德温·温斯坦认为，威尔逊成年以后的问题主要是由大脑机能障碍导致的，他长期患有脑血管无力，又多次中风，还因为他与缺乏安全感、精神抑郁的母亲的关系过于密切，他对罪孽怀有病态的脆弱心理等。
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笔者认真研究了威尔逊的逸闻和材料，时间从他的早年生活到他卸任普林斯顿校长为止。笔者认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威尔逊承受着精神痛苦，他无法控制紧张情绪，不能正确地作出自我评价，他极易受到海因茨·科胡特的自我研究中描述过的退行的影响。笔者想说明的是，这个观点比结构性冲突或者神经损伤论更加可信地解释了威尔逊和他所受的痛苦。此外，笔者还认为，威尔逊的脆弱在大多数时候是隐而不发的，他的人格的其他方面在发挥主导或根本作用。但是，在特殊的压力情况下，威尔逊所作的反应不是基于他的长处，而是基于他的弱点，弱点暂时变成了主导性的个性因素——这也符合人性。最后笔者要指出，对自我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威尔逊的弱点，而且有助于理解他的伟大。笔者尽可能参考原始资料。
父母、童年和青春期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于1856年12月28日在弗吉尼亚的斯汤顿出生。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父亲约瑟夫·拉格尔斯·威尔逊博士是一位杰出的长老会牧师，母亲珍妮特·伍德罗·威尔逊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女儿。伍德罗有两个姐姐，分别比他大5岁和3岁。伍德罗10岁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在伍德罗25岁前，家人朋友一直用他的第一个名字托马斯（或者汤米）称呼他。
珍妮特·伍德罗·威尔逊是8个孩子中的第5个。珍妮特5岁时，她的母亲在一次风雨交加的海上旅行之后染病去世，当时全家人要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珍妮特和另外几个孩子由一位姨妈照料。他们的父亲很快再婚，又生了几个孩子。这位父亲也许对自己跟前妻生的孩子失去了兴趣：他在遗嘱中没有提到前妻所生的任何一个子女，珍妮特的书信中也只有一次提到他，不过，她跟哥哥姐姐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为自己的祖先骄傲，也许因此夸大了他们的成就。成年以后，她经常受到身体病痛的困扰，但这些病痛找不到医学根据，可能是抑郁引起的身心失调症状。她在写给已经在学校任职的伍德罗的信中，格外关心他的身体状况，这个问题也许是他们之间经常讨论的话题。她对伍德罗的爱是盲目的，在伍德罗与其他教授们发生纠纷时，她无条件地站在伍德罗一边，哪怕儿子至少也有一部分过错。最后，她对儿子不打算回家、准备在外面度过整个或者大部分假期表示失望，但她表达自己的悲伤和失望时，却说这是他的父亲和弟弟的感受。1917年，她去世近30年了，伍德罗越来越频繁地追思她不同一般的优雅、教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她真正的可爱之处只有家人才能明白地看到。虽然她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仍然感到“她的抚摸、她的性格中那甜蜜的、让人安心的力量”。
约瑟夫·拉格尔斯·威尔逊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牧师，抱负极高。他出身于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家庭，是家里的第七个儿子。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杰斐逊大学毕业，后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从事过神学研究。他接连担任过一长串日益显赫的牧师职位，在美利坚邦联长老会的等级序列中崛升到了高位。他在1870年达到事业巅峰，这一年，教会的最高决策机构“长老会大会”任命他在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的卓有名望的哥伦比亚神学院担任修辞学教授。他在书面和口头修辞方面造诣深厚，很快就成了受人欢迎的优秀教师。他终于得到了自己为之不懈奋斗、孜孜以求的名望和成功。
珍妮特·伍德罗·威尔逊，摄于1874年前后（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许可重印）
但他很快就惹起一场冲突，这件事导向了他事业生涯的最大败笔。1872年10月，当地第一长老会教堂的堂区居民决定聘请一位全职的牧师，此前，威尔逊博士一直担任该堂区的兼职牧师，报酬颇为可观（每年1500美元）：1873年，他将不得不放弃这个兼职岗位。这一年秋天，他要求神学院的教员向大家宣布，学生必须参加学校小教堂的礼拜。学校的礼拜与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礼拜相互冲突，堂区居民和学生们都提出抗议。威尔逊的举动至少有一部分动机是泄私愤——他为丢掉那份工作和它的收入补贴而愤愤不平。1874年1月，僵持了几个星期之后，神学院的教员一致同意了威尔逊的主张，宣布学生必须参加学校的礼拜。学生提出抗议，他们不服从高层决策，结果13名学生被暂时停学。这年春天，威尔逊的决定被提交大会复议。在为期三天的辩论中，威尔逊为他的主张进行了乏善可陈的辩护。大会最后投票，以微弱的多数撤销了学院的规定，不过，大会特意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安抚威尔逊的情绪。威尔逊很快辞了职。他宣称大会剥夺了他行使自己的职责所必需的权威。他接受了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教区待遇优厚的牧师职位，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在这个南部教堂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还当选了这个教堂的最高职务。但是那次失败以后，他的自信和自尊再也没有恢复如初。
伍德罗的童年是由父亲主导的。晚上，全家人听威尔逊博士大声朗读文学作品和《圣经》段落，在他的带领下唱圣歌；星期天，全家人去他担任牧师的教堂做礼拜。伍德罗最早的记忆是，他听人说，林肯当选总统，很快就要打仗了，就向父亲寻求解答。威尔逊博士把教育伍德罗的任务掌握在自己手里。伍德罗9岁时才开始学习字母表，11岁才开始阅读。温斯坦对这种学习滞后的解释似乎是可信的，他认为，这是因为伍德罗患有混合型大脑优势造成的发育性诵读障碍。其他传记作者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比如南方的正规教育迟迟没有恢复，伍德罗用被动—攻击性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愤怒，等等。伍德罗终于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了，威尔逊博士非常注重他的自我表达。他要求伍德罗的遣词造句十分精确，他让伍德罗把一篇作文写三四遍，要他重写经典作品的段落，使之比原作者表达得更贴切。父子二人关系亲密。他们长时间地一起散步，伍德罗是父亲的心腹和好帮手。伍德罗终生爱戴父亲，称赞父亲对他的影响。一些亲戚认为，威尔逊博士对儿子的讽刺挖苦十分残忍。一位表兄回忆说，一天早上，伍德罗没有按时跟大家一起吃早饭，那时他正处于青春期。威尔逊博士向来访的客人解释说，伍德罗一定是发现他新长出一根胡子，兴奋得忘了时间。还有一位表弟回忆威尔逊博士为儿子感到骄傲，尤其是伍德罗开始显露才华之后，“不过，只有像表兄伍德罗那样善良的人，才会忘记苛刻的批评，并且在父亲去世以后，经常称赞父亲的优秀品格。”
伍德罗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个腼腆的孩子。14岁时，他们搬家到了哥伦比亚。他很难交到朋友。一个同学记得他“很体面”，却不太聪明。“他和其他男孩不一样。他总是独来独往，有点怪。”但他也很受欢迎，他懂得怎么帮助年幼的学生。
从1872年秋天到1874年秋天，伍德罗经历了动荡和变化的两年。他快满16岁了。这一时期的起点大概是威尔逊博士收到通知，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在第一长老会教堂的工作，终点则是威尔逊博士在大会上被打败。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撰写了令人肃然起敬的8卷本《伍德罗·威尔逊传》，他认为这一时期是伍德罗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伍德罗更加虔诚信教，还跟一个年龄稍长的年轻人、神学院学生弗兰克·布鲁克（Frank Brooke）交上了朋友。布鲁克、伍德罗和另外几个人在布鲁克的住处私下举行宗教礼拜仪式，后来他们转移到大学里的小教堂。这些仪式对伍德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年以后，他担任了美国总统，故地重游，站在这家小教堂的门口说：“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把鞋脱掉。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我这辈子再没有听过比这里的讲坛更精彩的布道。”1873年7月，他成了哥伦比亚地区第一长老会教堂的成员——当年，他的父亲被迫辞去这所教堂的职位也是在7月。当年秋天，伍德罗前往北卡罗莱纳的戴维森学院求学。伍德罗的学业基础不太好，但他的功课成绩还不错。他加入了棒球队，还第一次参加辩论。当年年末，他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不过，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没有留下资料。当年秋天，他无法重返戴维森学院，只好退了学。
随后的15个月，他一直待在家里。但他不是隐士。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要么独自在威明顿的码头散步。他还拜访了几位年轻女士，感觉很不自在。很多时候他都和父亲在一起，他们越发亲密了。伍德罗和一个年轻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一起深入探讨书本问题。伍德罗对伟人的故事兴趣浓厚，尤其是伟人所从事的伟业。这段时间，伍德罗还迷上了练习速记。他在头一年夏天开始学习速记，现在重新焕发了对它的迷恋，还跟提出速记规则的作者书信往来，他的迷恋和兴奋让朋友们觉得既有趣又费解。
伍德罗记下了他在这个重要时期产生过的一些幻想。它们为我们洞察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了难得的窗口。他常常把自己描写为英国贵族，有很高的军衔。文件包括一份升职命令、一份皇家卫队成员的名单（他负责指挥，头衔是陆军中将，现实生活中的各色朋友是他的下属）和一份特殊的命令，该命令指示，军官一旦穿便服，会遭到降职处分。其中一个幻想是他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他是海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6艘舰艇的“飞行中队”。舰队“按计划组建，计划者是远近驰名的指挥官威尔逊伯爵”，“最有声望的法官一致宣布，它是皇家海军最好的舰队。”它的头号舰艇“HMS 雷诺恩”是“有史以来行驶速度最快的战舰”。伍德罗详细描述了这艘船的机枪、桅杆、风帆和锚，他接着写道：“毫无疑问，雷诺恩是世界上行进速度最快的船。”最后一份文件是“英国皇家游艇俱乐部”章程，它写于1874年7月，是伍德罗从戴维森学院退学回家后不久写的。这份章程前面列举了30艘船的名称，第一艘船叫日食，由托马斯·W。威尔逊伯爵拥有。威尔逊伯爵担任游艇俱乐部的主席，他的权威正如海军总司令之于舰队：他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哪怕是已经由其他成员一致通过的决策。威尔逊伯爵为一年一度的隆重的帆船竞赛颁发奖品。为此，他本人的帆船不参加竞赛。
连续几个月，伍德罗沉浸在这些精致复杂的幻想当中。早年的一位传记作者详尽地描述过他当年写的手记，可惜手记的原稿现在已经遗失。文中写道，伍德罗是美国的海军总司令，他奉命调查一起神秘的轮船失踪案，几艘船满载价值昂贵的货物被浩瀚的海洋“吞没，据人们所知，海上既没有发生战争，也没有遇到暴风雨的袭击”。一天晚上，伍德罗率领着舰队，观测到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它有着“黑色的船体和轻捷的帆桅”。他们追踪了很长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一座“地图上没有标记、因而也无人知晓的小岛”。小岛看上去“很荒凉，渺无人烟”，一条又细又窄的小路通到了一面高大的石墙边中断了，原来，那堵墙是一个隐蔽的入口。进去以后，迎面看到的是珊瑚环礁样的开阔海湾。在那里，海军总司令威尔逊发现了亡命徒的船只“和许多遇难船只被拆卸的船体”。海军总司令威尔逊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摧毁了海盗的巢穴，拯救了幸存的遇难人员。
伍德罗这几年的体会和幻想至少与他父亲的挫折有一定关系。父亲失去了在当地教堂的职位，其后又在是否在学校小教堂做礼拜的斗争中失势。因为伍德罗的内心动荡与父亲的挫折是同时发生的，还因为他的幻想的内容（被认为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写下这些幻想后又过了几个月，便发生了他没能重返戴维森学院的事情。
伍德罗的幻想和生病很适合用俄狄浦斯或者自我层面的理论进行试探性的分析。按照俄狄浦斯理论分析，它们意味着阉割焦虑的强化和他对它的抵御。父亲的痛苦和失败带着随之而来的报复和阉割威胁，无意中威胁到他的俄狄浦斯式胜利。伍德罗用一种反应模式来防备来自自己的攻击和竞争：他更加虔诚地信仰宗教，他寻求外在的理想化——也就是与布鲁克、上帝和速记规则的作者之间非竞争性的关系。但是，他对战争、权力、征服和自己是个伟人的幻想暴露了他的攻击性和竞争性——也就是他本人变成或者超越了他的父亲。在戴维森学院的读书无意中变成了对父亲的攻击，伍德罗只好败退，否则就可能遭到报复。简而言之，俄狄浦斯式分析指出，伍德罗患有成功神经症。
按照自我层面的分析，伍德罗描写的是他自己的体验。失踪的船只、“荒凉的无人居住的岛屿”和“被拆卸的船体”，是指他内心空虚、凄凉的感觉。岛屿深处隐藏着开阔的海湾，是指他受到保护的脆弱的自我——生命力遇到危险的感觉，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把它叫做“真正的自我”。“据人们所知，海上既没有发生战争，也没有遇到暴风雨的袭击”，意味着伍德罗的外表平静如常，像往常一样不受外界影响，而在平静的表面下，正如幻想所描述的那样，正潜藏着威胁和危机。
对他来说，空虚和凄凉的感觉是可怕的。也许伍德罗通过与父亲保持密切的、过度理想化的关系斥退了这种感觉——他们父子之间的亲昵远远超出了与年龄相称的时段。他最早的记忆（林肯当选总统的消息）说明了这种理想化。他喜欢讨论伟人问题，这反映了他对父亲的佩服和关心。于是，理想化没有成为反对竞争的防御心理，而是成了他保持全面的完整的自我的方式。科胡特写道，人们需要这种理想化的关系，需要用它来保持自我的完整与和谐，这是早期自我发展的一个正常的、短暂的阶段，在处于某些类型的自我反常状态时，这些需求会继续存在。威尔逊博士在斗争中失败，使伍德罗的理想化中断，伍德罗看到他幻想中无所不能的父亲遭到挫败、心烦意乱，在情感上，父亲对伍德罗来说不再是可以随时依靠的了。理想的破灭和打断使伍德罗受到很大伤害，他重新陷入了痛苦的自我体验中。他想用伟大和冒险的幻想安慰自己，他想寻求新的理想化的关系。他也与父亲认同——想象自己是伟人——他一门心思学习语言（速记），语言是他父亲擅长的领域，也是他们父子互相交流、分享快乐的话题。最后，他从戴维森学院退学回家，恢复了他与父亲的在地理和情感两方面曾被打断的关系。
即使伍德罗的自我体验果真痛苦不堪，他的理想化需求比正常有所拖延，这些青春期的体验和幻想既没有揭示背后的原因，也没有说明哪一种解释更可信——是自我层面的分析还是俄狄浦斯式分析。不过，一些根本问题被提了出来，它们成了伍德罗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序曲。
普林斯顿的大学岁月
1875年秋天，伍德罗在家已经待了15个月。现在，他的18岁即将结束，他重返大学校园——这一次是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名叫新泽西大学）。贝克写道，在普林斯顿的第二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个转折点”。早在16岁时，伍德罗就表现出对成为一名政治领袖的浓厚兴趣。现在，他读着英国演说家的讲稿和文章，读着论述强有力的民主领袖的文章，深受打动，他决心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领袖。他全身心地投入演讲练习：他独自一人到普林斯顿附近的树林或者回家后去父亲空荡荡的教堂里，逐字逐句地练习伟大演说家的讲话。他越发自信了，在祈祷会上，他心情放松——看起来很激动——他发现自己“一刻也坐不住”。在大学二年级的演说比赛中，他荣获了第二名，他组织成立了新的辩论协会，他被校报选为大学二年级的代表。由于取得了这种种成就，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他发现自己很有头脑。
春天，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当时父亲正在出席教会的大会。在保存下来的伍德罗写给父亲的信当中，这封信排在前面，它也是伍德罗在普林斯顿读书期间写给父亲的唯一一封信。他请父亲向大会转达自己的敬意，他建议大会关注本州秘书（威尔逊博士）的观点，威尔逊先生“不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观察到的种种问题”。伍德罗接着写道，他自己是个“奇怪的家伙……完全没有他父亲那般的清明见识”，他的头脑似乎“又聪明又空虚”。在人群中，他因一只“长鼻子……和傲慢的态度”显得与众不同，人们把他看做“一个没什么真才实学、却给人留下相当好的印象的人……他持有一些怪癖的观点，其中很少是他本人思考的结晶。”伍德罗的信写得笼统含糊，他表述清楚的“仅有几点”也写得拖泥带水、欲言又止。他在信中表达观点的地方就像沙漠里的绿洲，“他的观点与它周围的垃圾很难区别”。他“容易全心全意地同情流行一时的任何事物，所以他的神经系统经常处于严重的、有时毫无必要的紧张状态。”
在普林斯顿就读期间的伍德罗·威尔逊（经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许可重印）
伍德罗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自学：他努力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课业，但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演说、辩论以及对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当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成了校报的主管编辑，给校报撰写了无数篇文章和社论（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成了大学校园里杰出的演说家和辩论者，人们喜欢他的幽默感，看重他即兴讲话的能力。他的大学生涯在四年级时达到巅峰，这一年，享有盛名的《国际评论》同意刊载他写的论内阁政府的一篇文章。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损害他的健康。
伍德罗保存了父亲写给他的许多信件，从在普林斯顿就读期间开始，直到威尔逊先生1903年1月去世为止。威尔逊先生的信为我们评价他们的父子关系提供了可贵的依据。伍德罗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威尔逊先生在信中写道，他整个一生都对自己不太满意，他容易感伤，过于内向，他热切鼓励伍德罗避免这些陷阱。他关心伍德罗的健康和快乐。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些拮据，他还是把余钱都寄给了伍德罗，只是偶尔提醒儿子，这些钱要花在必要的地方。伍德罗尝试写作，练习演说，开展日常生活，威尔逊先生都是他的向导和老师。他对伍德罗的文风感到满意，对伍德罗寄回家请他看的文章和手稿提出精辟而友好的批评。他对伍德罗的演说尤其感兴趣。当伍德罗做了手术，从喉咙里取出一根鱼刺时，威尔逊先生担心地询问儿子，嗓子有没有受伤。他提醒儿子，嗓子是演说家的第一要具，应该小心呵护。
在告诫伍德罗怎样行为处事的过程中，威尔逊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许多人生哲学。努力工作是儿子可以养成的最宝贵的习惯。辛勤的努力和自我克制是天才的根本。做功成名就的白日梦是毫无益处的，相反，伍德罗应该勤勉奋进，争取成功。真正的成长必然要经历失望和失败，一个人怎样对待它们是衡量他的价值和勇气的精确标准。伍德罗因为没能代表自己的辩论协会参加演讲比赛而深感失望，这时，威尔逊先生向他表达了全家人的同情，但他接着写道，他更乐于看到失败，因为失败可以显示儿子的气度。“如果你继续消沉……那就是你没出息。但是如果……你痛下决心，重新站起来……那么，这预示着你将成为一个高尚的、光荣的人……”
威尔逊先生常常表达他与儿子的亲密，他让儿子就像对待朋友一样给自己写信。“我很高兴有你做朋友，你的性格我极为赞赏，你未来的卓越我深信不疑。”他一再表示，儿子完善的性格、儿子在写作和演讲方面的成就让他感到欣慰。他甚至写道，不知道纽约的大报会不会就伍德罗大学期间的一些文章予以评论。他对父子分别表示遗憾，他责怪儿子家信写得不够勤。
他明白地写道，他一直期待伍德罗的成功，现在他希望他努力学习，从挫折中得到成长。实际上，如果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那将是伍德罗本人的过错。在伍德罗上大学的第二年，威尔逊先生还第一次暗示，他们父子二人是一个整体——这一次是指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威尔逊先生让儿子不要急于购买新大衣，除非绝对必要。“我们是一体的。我会为你牺牲一切，我相信你也会为我这么做。”
在普林斯顿，伍德罗做到了重整旗鼓，这是可贵的。先前他从戴维森学院退了学，现在他又开始继续学业，并取得了成功。这种经历失败后重新振作，进而取得胜利的能力将成为他的标记。从行为来看，他的重振雄风主要是成了一名学者和演说家，并积极参加活动，准备当一名政治领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的恢复信心与父亲认同有关，认可父亲对他的期望和父亲的自我理想。伍德罗对演说的执著体现了他与父亲的认同：威尔逊先生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伍德罗练习伟大演说家的讲话，他也代表他的父亲，他甚至在父亲的讲坛上练习演说。伍德罗认可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并把它看做也是自己的期望，即他要努力学习，他要在经历失败和挫折之后变得更加强大（经历了戴维森学院的失败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成功就是一个例子），他要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伍德罗还认同父亲的自我理想。威尔逊先生热切渴望权势，可是在哥伦比亚失势以后，他却再也没能卷土重来。伍德罗想当学者，还渴望进入政界，这是他努力想要完成父亲没能完成的任务，现在，父亲想让伍德罗代替自己实现愿望。
与父亲的认同是怎样帮助伍德罗戏剧性地恢复自信，变得斗志昂扬了的呢？我们可以再用俄狄浦斯和自我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回答这个问题。在俄狄浦斯层面，也许伍德罗是通过与攻击者认同来抵制阉割焦虑：在父亲对他感到满意的背后，他看到——或者幻想看到——强烈的嫉妒和攻击。为了抵制由此产生的焦虑，伍德罗与咄咄逼人的、果断坚强的父亲认同，或者自己“变成”父亲。也可能是父亲的愉悦安慰了他，他的成就没有被看做竞争，所以也不会引起报复。他要成为父亲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这甚至可能表示被动和顺从。在自我层面，与父亲、父亲的期望和自我理想认同，也许抵御并弥补了他自己的某种缺陷感。伍德罗写给父亲的信里有一些荒凉的意象，就像他早期的海盗幻想那样。（他写道，自己的观点是“仅有几点”，“拖泥带水”和“他的观点与周围的垃圾很难区别”。）不过现在，这种荒凉不显得那么凄苦，因为他字里行间流露着幽默。也许因为他渴望成为父亲希望他成为的人，他重新获得了过去从父亲的赞许中得到的快乐。只是现在，这种满意成了他对自己的鼓励，通过与父亲的认同，他把父亲的赞许变成了自己的赞许。他摆脱了缺陷感，这让他如释重负，欣喜异常。
自我的形成可以得到支持，我们能够看到，威尔逊先生对儿子和儿子的成就过于关切——他要让儿子需要自己，让儿子向这个方面发展，以便弥补他自己的不安全感或缺陷感。因为自己的缺陷感而对孩子过度关心的父母常常把孩子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孩子看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敏锐地察觉到父母的焦虑，就会向外寻求帮助，并学会一些舒缓这种焦虑的行为。被父母的需求牢牢束缚的孩子很难形成全面、连贯、独立的自我感觉。长大以后，他会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空虚的，除非他维持原来的关系或者建立起一种类似原来的关系。威尔逊先生这些年写给儿子的信并没有清楚地表明他对儿子的关心以上述标准来看是否过度。但有些地方暗示了他的过度关心、他的全心投入，他要求父子二人像朋友一样，他说他们的利益是一致，他们彼此愿意为对方牺牲一切。后面的信件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不可否认，这些信反映了威尔逊先生和伍德罗生命较晚时期的需求，但它们是我们掌握的最早的说明信号。
恋爱中的伍德罗
1879年，伍德罗开始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上学。他很快爱上了自己的嫡亲表妹哈丽雅特·伍德罗——伍德罗一个舅舅的女儿。哈丽雅特漂亮、随和，有音乐天赋。伍德罗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四年级时，两个人重新开始了童年后中断的交往。她现在上学的地方距离弗吉尼亚大学骑车只需两个小时。伍德罗经常去看望她，他经常缺勤，因此在学校惹上了麻烦。自他从戴维森学院退学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他不得不在第二年12月退学。他向朋友们描述的症状是总也治不好的感冒和消化不良。这一次也像从戴维森学院退学后一样，在家里，他的身体逐渐康复，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他在家自学完成了法律学业。
1881年夏天，他跟哈丽雅特一家人住在俄亥俄州，在那里他帮另一位舅舅工作，担任见习职员。伍德罗很高兴与哈丽雅特在一起，9月，他向她求婚，她非常吃惊。她拒绝了，理由是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真实原因是她不爱他。伍德罗当晚就搬到当地的宾馆去住。他给哈丽雅特写了一张便条（用一张纸片），劝她不必担心血缘关系。他第二天就动身返回自己的家。在路上，他给她写了一封信，描写了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并要求她穿某件裙子，摆某种姿势拍一张照片，以纪念他对她的美好记忆。照片要只印一张，然后寄给他。伍德罗和哈丽雅特在接下来的几天继续通信，但他信中表露的热情很快就让她——也许是她的父亲——认为，两个人的鱼雁往来必须中断。
虽然伍德罗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求婚遭拒还是深深地伤害了他。这一年12月，他写了一首100行的诗：“流淌的河”。刚开始，这条河顺着堤岸，摆脱堤岸的束缚奔涌向前。后来它流过一座灰突突的废弃城堡，城堡高耸在一座遍布岩石的岛屿尖顶处，城堡正面的墙壁斑驳剥落，残留着从前的敌人充满仇恨的进攻痕迹，里面的橡木餐桌正在腐烂，一架钟锈迹斑斑，早已没有人把它敲响，里面的大厅和院子遍布蜘蛛网、霉菌和苔藓。接着这条河流过一座城市，城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悲伤、死亡和怜悯。穿过这座城市，它流经一个庄园，一对小兄弟在里面蹦蹦跳跳，年轻的妈妈看到他们玩得高兴，也乐呵呵地笑起来。看到这幸福的场景，这条河的心情不那么沉重了，它平静地注入了大海。
这首诗写了3个月以后，伍德罗在给一位密友的信中写道，他的爱情虽然不容易萌发，但“它一旦发生，却来势凶猛，不可阻挡”。他又写道，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尤其是他认为哈丽雅特真诚地爱他，她拒绝他仅仅是出于偏见和义务。他“没有被击败”，虽然他的学业和从事律师职业的计划被推迟了。
在此之前，他的称呼一直是受洗时的名字托马斯。从此以后，他永远地丢掉了这个名字（在弗吉尼亚大学时他试过用各种缩写和名字）。现在他的称呼正式变成了伍德罗·威尔逊。
1882年春天，25岁的伍德罗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始从事律师职业，不到1年，他就意识到律师不是他的天职，于是决定当年秋天（1883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历史和政治学的研究生学位。还是这一年的春天（1882年），他邂逅了埃伦·路易丝·阿克森（Ellen Louise Axson），并再次迅速坠入爱河。埃伦很有魅力，性格腼腆，富于艺术气质，知识广博。她的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也是威尔逊先生的老朋友。伍德罗当年夏天开始追求埃伦，9月，他迟疑地向埃伦求婚，她接受了。伍德罗欣喜若狂。
伍德罗和埃伦于1883年9月订婚，1885年6月举行了婚礼。在这中间的21个月，两个人聚少离多，大部分时候不在一起。伍德罗用了两年的时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历史和政治学，学习成绩显著。受到埃伦的爱情的激励，他埋头苦学，以前所未有的勤奋写了大量文章；1884年秋天，他出版了著作《国会政府》，这本书为他在那个时代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学者奠定了基础。
在伍德罗和埃伦订婚期间，他们通了数百封信，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一大堆美妙的情书比其他材料更能揭示伍德罗的内心世界。也许像他早年写给母亲的信一样，他在给埃伦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身体病痛的各种担心，也非常关心她的健康。对我们研究他的内心世界尤为宝贵的是，他经常详细描写自己的心情和体验。他描述了频繁出现的消沉，每当这种时候，他就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做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才华没有信心，觉得他是“一个无趣的家伙，徒然地具有领悟虚假思想的诀窍”。他没有真正的头脑；他不过是有办法掩饰自己没有头脑罢了。他“根本没有闪光点和多方面的才艺”，到此为止，他的教育基本上表现为他这个人“思想的贫瘠”。他觉得自己不像别人那样是真实的。
订婚前后的埃伦·路易丝·阿克森（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许可重印）
伍德罗感到孤独。他离家已经8年之久，却仍然不堪忍受思乡之苦。独自一人时，他指的是“摆脱”亲人“诚挚的同情”，他过着过于严肃的生活，不懂得放松。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感性的一面受到压抑，“除了思考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了家人的爱护，他就“浑身酸痛”，心灵“焦渴”，脑子“生涩干枯”。没有了家庭生活，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只剩下半个人，好像我在等待真正的生活正式开始”。
他还告诉我们他怎样克服这种感觉。一个办法是想象他得到了世界的口信，要把它传送出去，想象他在从事不朽的事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办法是爱。他整个一生，都是家人的爱护抚平他的孤独和自我怀疑。这是他摆脱病态倾向的唯一力量。现在，他对埃伦的爱情使他超越了痛苦的感受。他们订婚以来，他的工作取得了极大进步，他整个人似乎变得明朗了。在他看来，爱情就是自我牺牲的观点简直是胡说八道。爱情是一种奢侈，它能“减轻悲伤，使纷扰的杂务容易忍受”。她真诚地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这让他的欣喜难以形容。“你热烈而甜蜜的爱情，你深沉的同情和信任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完整，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因为我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他有点胆怯地请她在信中有意识地表达她对他的爱情。她的绵绵情话是照亮他的愁苦情绪的阳光。她对他的兴趣和接纳让他尤其感到高兴。
只有你是它（他这个人、他的秘密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只有你可以彻底了解我，了解我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只有你可以看到我毫无保留地向你袒露的心怀，其他人只能猜测而已。我亲爱的埃伦，我对你的爱情给了我快乐。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直到我有了你，我为你而活，我活在你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是“我的整个世界”……你保有我全部的心灵秘密。
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埃伦袒露的喜悦也反映在他的梦境当中。他们订婚后只过了两个星期，他就写信告诉她，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把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的另一面展示给她看——他荒谬可笑的一面。在梦里，他和埃伦玩闹着走过一间房子，两个人“愉快地互相爱抚，不时偷偷亲吻”。随后的夏天，他又记下一个梦，梦里她劝他放弃独立的思想和行为，心意安定地接受爱情的奴役。叙述这个梦时，他提到她褐色的眼睛，在信的后半部分他写道，凝视她的眼睛让他产生郑重而又幸福的心情。
1884年新年过后不久，伍德罗又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梦。为了节省火车票和抽空学习、写作，他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过圣诞节。学校里只有他一个人。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孤独”，他埋头学习。新年时，他发现自己神经紧张，精疲力竭，不得不彻底把书本丢开几天。他把这几天的体验称为有生以来最难熬的日子。在这种“半疯狂的状态”下，他“接连做了三个晚上的梦”，梦到埃伦在安慰她，她用“无与伦比的甜蜜爱情照料他”。可是在1月3日，他仍在努力恢复精神时收到了埃伦的一封信，她假意生气，嗔怪他在信中多处写到亲吻和爱抚。当天晚上，“我梦到你死了——没有了你，我也不想活着；不，你死了，我也想死去。”在这封字迹极其潦草的信中，他对埃伦说，他发誓要彻底向埃伦敞开胸怀。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先前的决定，即永远不向任何人袒露自己“隐秘的想法和动机”——他当初下这样的决心，是因为他“不懂女人”，因为他“跟男人打交道时体验到了自私”。现在，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誓言，但是看了她的信，他担心她也许不会接受他。
4天后——他还没有收到埃伦的回信——他写到，周围的人们注意到他是多么幸福，虽然他照镜子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晚上，他梦到她对他微笑，对他吐露爱意。在一个梦里，她看到他很高兴（这一点他提到两次），她原谅了他“偶尔不合礼数和‘原则’的冒犯，那是我跟你在一起时情不自禁的欣喜举动”。在同一封信里，他谈到对工作的厌恶，因为它与他心目中的写作风格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希望的是一种明晰、大胆、新颖而流畅的风格，有灵性却又始终打动人心……它可以快速推进——华丽、刚劲、奔放……或者必要时有所克制；一种活泼的、充满生机和色彩，充盈着灵气和魄力，饱含着永不枯竭的力量的风格——它具有可以使之不朽的美、力量和典雅的万般风采——我厌恶现在写下的这些生硬、干巴、机械、单调的句子，你还会觉得奇怪吗？我只能用它们给贫瘠的思想蒙上一层纱，可是这罩衫即使对贫瘠的思想也嫌过于寒酸！
直到1月4日，伍德罗的心情才开始好转，但他的彻底恢复却被一件不幸的事情耽搁了。1月10日，埃伦的父亲因为突然变得狂暴而不得不入院治疗。此后一段时间，他始终没有收到埃伦的回信。1月20日或21日，伍德罗前往佐治亚州看望埃伦，陪伴她和她的家人直到1月27日。1月28日，他看望了自己在威明顿的家人，因为心情不好，耽搁了两天才返回巴尔的摩。他写道，父亲把他的病诊断为“不得不与你分别的相思病”，对此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伍德罗很遗憾他不能多待几天，享受母亲的关心和照料，而必须回到巴尔的摩。一到那里，他的孤独就被纷纷来访的朋友们打消了。人们对他说，他看起来好像生了病，而且他觉得埃伦有责任关心他的健康，于是他几年来第一次去看了医生。医生安慰说，他的病看起来好像是胃肠问题，不太要紧。2月7日，他写信报告说，他已经完全康复。
在伍德罗上法学院、从事律师职业和就读研究生院的这几年，他再次表现出从失败中汲取力量、重新站起来的能力。他曾经中断了法律学习，却重新振作起来完成了学业，然后从事律师业务，并在研究生院取得了成功。他对哈丽雅特·伍德罗的爱情让他饱尝痛苦和失望，但他却打起精神，赢得了埃伦的爱情。
如果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伍德罗在法学院的崩溃和他在1884年初的紧张状态，就会强调说，他对自己的性冲动和竞争冲动产生了负罪感和阉割焦虑。但是，俄狄浦斯式分析在这里第一次陷入了困境。伍德罗在挫折之后取得一次次成功，这就排除了他患有成功神经症的可能性。此外，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为自己受到哈丽雅特或者埃伦的性吸引而感到内疚。他洒脱自如地给埃伦写信，常常写到亲吻和爱抚。最后，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厌恶或反感，这种心态的存在暗示，满足一种被压抑、被禁止的冲动是危险的。相反，我们很理解和熟悉伍德罗这些年的感受和心情，因为他的表现在一些精神病患者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我评价不高，不善于控制紧张情绪，需要用人际关系来维持可以掌控的平衡。
伍德罗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对自己很低的评价。他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半个人”）、凄凉（“焦渴”、“生涩干枯”）和空虚（“贫瘠”）的。但是爱意浓郁的私人交往让他感觉不是这样。在他的整个一生，与家人的温馨关系都让他感到如鱼得水。从他的行为推断，在弗吉尼亚大学时，他与哈丽雅特的关系让他觉得自己充满生机、神采飞扬。在他写给埃伦的信中，他也表示她让他感到舒展、自信和完整。简而言之，爱意绵绵的私人交往深刻地提升了他的自我评价。
伍德罗不擅长克服紧张情绪的证据颇具戏剧性。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崩溃的直接原因是，他与哈丽雅特交往时过于激动。她对他的温柔让他如此兴奋，也许是因为她对他的性吸引力，以至于他横跨大半个美国大陆去陪伴她，忽视了自己的学业，终至校方和父亲不得不出面干预。最后，在出现了身心或疑病症之后，他从学校退了学。显然，让他失去能力的不是负疚感，他唯一懊悔的是让哈丽雅特难堪。他无法调节自己的紧张情绪，只好回了家，让家人帮助他处理这个问题。他受到的过度刺激是性刺激与哈丽雅特的爱情刺激，哈丽雅特喜欢他，对他温柔亲切。当他第二年夏天看望哈丽雅特时，他又变得过于激动，误以为她的善意是爱情。他遭到拒绝的反应是写了一首河流的诗，这首诗把他本人的情感状态表露无疑。他的紧张情绪挣脱束缚，咆哮着摆脱了控制。废弃的城堡因为过去的战争创伤而斑斑驳驳，里面只有霉菌、蛛网、锈迹和朽木，这代表他的自我体验。城市代表外面的世界，它看不到他的痛苦。可爱的年轻妈妈代表他孩子般的对自己母亲的幻想，还有他热切地渴望哈丽雅特对他有所回应：她要因为他和他的快乐而感到高兴。这一幕和小河最终注入大海表示他与家人、尤其是母亲在一起时平和安宁的感觉。
首先，伍德罗在1884年新年前后在巴尔的摩的体验似乎可以用俄狄浦斯分析来阐释。也许他为自己的性幻想感到内疚和不安。也许他整夜梦到的“无与伦比的甜蜜爱情”明显地带有性的色彩，这使他更加内疚和不安。他不能意识到，埃伦的责怪是明显的卖弄风情，因为这个想法也带有性的色彩。于是，他把自己苛刻的超我形象投射到她身上，她死去的梦实现了他想摆脱这些性的诱惑的愿望。
但是上述分析没能抓住伍德罗的梦境与情书的口吻和情绪。他心情愉快、情意绵绵地描述自己的梦境，他很高兴——既不感到内疚也不觉得羞耻——把这些梦告诉她。而他在巴尔的摩的感受就像早先他与哈丽雅特交往遇到的挫折一样，似乎是由于不善于克服紧张情绪引起的。他孤独一人，他不能分散注意力，摆脱性幻想和情绪紧张的困扰。埃伦用爱情呵护他的梦境满足了他希望她安慰自己的需求，因为他在这种不可遏制的紧张状态下深感痛苦，不能工作，“几乎要发疯了”。埃伦的嗔怪非但没有为他提供前三个晚上在梦中渴望的必要的安慰，反而给了他更大的刺激。于是他梦到她死了，以便去除情绪紧张的根源，它与性诱惑的根源是不同的。为了克服紧张情绪，他接受了她字面上对自己的讥诮和禁止，这么做与他把自己苛刻的超我投射到她身上是不同的。
4天以后，伍德罗的情绪紧张发展成了亢奋——人们甚至说他看起来异常快乐。这让我们回想起哈丽雅特拒绝他的求婚之后，第二天他告诉她自己的心情非常愉快。一部分原因是他用轻症躁狂来对抗抑郁，但他也感到了有点自大狂倾向的兴奋，这一点在他描述自己理想的文风时使用的华丽辞藻中一览无遗：“大胆……始终打动人心……快速推进……永不枯竭的力量……使之不朽的美、力量和典雅的万般风采”。他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直到他陪伴埃伦度过一段日子（虽然是在不幸的情况下），又在家待了几天，并在回到学校后看了病，得到了医生的安慰。
伍德罗在写给埃伦的信中透露了他用来克制紧张情绪的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幻想自己写出了不朽之作——这是他青少年时期幻想冒险和出名的延续。不过，对他来说更重要、更有效的办法是爱，家人的爱，现在还有埃伦的爱情。笔者认为，爱之所以能够帮助他，是因为它发挥了科胡特所谓的镜像功能。每个孩子都需要父母或者镜子把自己的价值反映回来。在正常的自我发育过程中，孩子逐渐具有或者使这种镜像功能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因而获得克服紧张情绪、作出自我评价的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整地获得这种功能。每个人的自我感觉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从环境中持续得到的镜像反馈的影响。但是，如果一个人早年的自我发育受到了损害，遭到不适当的干扰，他就会继续要求过多的镜像反馈；如果得不到，就很难克制自己的紧张情绪，很难作出中肯的自我评价。伍德罗一再表示，埃伦的爱情一个重要侧面——虽然不是唯一侧面——就是发挥这种镜像功能，有时候，他对她提出过分的爱情要求。他明确地要求埃伦在信中尽可能多地表达对他的爱。对他来说，她在他“心灵世界”的位置和“向她袒露自己整个心灵”就是她的爱情带给他的“幸福”。他一次次做梦，也一次次描写了她见到他时的欢乐，写到她的眼睛——有一次甚至提到了镜子。她看着他，接受他，爱他——她反映他——这让他觉得自己是完整、全面和受到鼓舞的。
伍德罗向埃伦报告他的身体状况，请她表达对他的爱情，这让我们回想起他早年和母亲的通信。这些相似之处，再加上伍德罗不善于应对紧张状态的实际情况，无疑可以让我们猜到他童年时有过的一些重要体验。伍德罗的母亲也许很擅长爱抚和安慰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由于她本人的不安全感和失去双亲的痛苦，她提供了过多的抚慰，当伍德罗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种抚慰的需求日益消退时——也就是他必须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时——她也不能遏制。于是，伍德罗的母亲没能关注他的真正需求，她干扰了他的成长，影响了他形成自我应对紧张状况的功能。成年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伍德罗觉得他的自我受到强化的紧张状态的威胁，比如性兴奋、爱情、失恋或者孤独等，他就需要另一个重要人物以支持和表达爱意来反映他自己，让他从中得到安慰。不过，母亲对他忠实、把他理想化也具有积极的效果。弗洛伊德写过，“如果一个人是他母亲毫无疑问的宝贝，那么，他整个一生都会保持胜利的心情，对成功充满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取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威尔逊的母亲就给了他这样的自信，使他最终取得不凡的成就。
伍德罗没有要求埃伦表达对他无微不至的同情和不加质疑的仰慕，埃伦也没有主动这样做，内心极度脆弱者才会提出这种要求。她常常怀疑他的感情和观点，甚至承认它们让她感到困惑。不过，她的口吻是坦诚的、就事论事的。她鼓励他袒露自己的胸怀，她接受他本来的样子。伍德罗发现，这么做让他焕发出了生机。他们1885年结婚以后，她为他营造了和平美满的家庭生活。她为他生了3个女儿。他在布林莫尔学院（1885—1888）教书的3年是不快乐的，那段日子里她尤其是他的好帮手。1888年4月，伍德罗的母亲意外去世。在他深沉哀悼的几个月里，埃伦的抚慰和深情帮助他度过了一段他可能再次崩溃的日子。在他们的整个婚姻期间，埃伦始终关注伍德罗的需求，甚至支持他与其他女人发展友谊，因为她觉得自己过于腼腆，不能满足他对活泼开朗的伙伴的需要。
威尔逊与父亲
1879年伍德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1903年威尔逊先生去世，这期间的文件充分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伍德罗的自我体验。威尔逊先生继续充当伍德罗的顾问。他告诫儿子在抑郁时不要过于内省，因为内省只会加重抑郁。
了解自己、明白自己真正适合什么的绝好办法，是与外在的事物搏斗——是向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发起进攻，克服它们——是学会反抗环境，哪怕看起来是不折不扣的逆境。就你目前的状况，你每天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就像学习是你的生命一样……所以，你手里始终握有克服胡思乱想的坏毛病的武器。那就是征服。
威尔逊博士多次劝诫儿子不要在逆境中退缩。伍德罗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期间，当他怀疑儿子为了要不要跟另一名学生辩论而犹豫不决时，他指出了这名学生文章中的小缺点，他最后写道：“如果你害怕和他一决雌雄，那你就是一只笨鹅。”在亚特兰大，伍德罗对自己从事律师职业的前景感到幻灭而心灰意冷，又是威尔逊博士经常鼓励他，督促他尽全力尝试。“我勇敢的儿子，在战斗还没有全面打响之前就露出怯色，这可不像你。”
约瑟夫·拉格尔斯·威尔逊摄于1870年前后（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许可重印）
他接着表示，伍德罗取得的成功让他高兴。1884年，他得知伍德罗的著作《国会宪法》被出版商接受以后，“高兴得差点哭了出来”，他热烈祝贺伍德罗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胜利——这“在美国文学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收到儿子寄来的样书以后，他才知道儿子这本书是献给他的。献词写道：“献给父亲，他青春岁月循循善诱的向导，他成年以后亲切有礼的伙伴，他最好的老师和最宽厚的批评家，这本书是作者满怀深情的敬献。”他立刻给伍德罗回了信：
我的好儿子：你的书收到了，我怎么也看不够。“献词”让我很意外，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强烈的爱的震撼。我可以说实话吗？——我哭了，喜极而泣，老泪纵横。上帝保佑你，我的好儿子，为了你如此深情的表白。
他几次写到——还是为了让伍德罗相信——他们的团结一致。伍德罗在法学院就读的第一年，威尔逊先生写道，他们都不该忘记杂志社发来的几封退稿信。“我说‘我们’，是因为我觉得，我和你是一个人。”伍德罗在弗吉尼亚大学因为缺课太多无法解释，遇到了麻烦，威尔逊先生写道，他们要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真正认同的……就好像我们是同一个人。”
威尔逊先生这些年写给伍德罗的信与早些年有所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指出，他需要伍德罗。伍德罗的信对他就像清凉的水对“焦渴的灵魂”或“干渴的喉咙”，他感谢伍德罗的爱，儿子的爱带给他无穷的欢乐。其次，他暗示，他害怕失去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伍德罗在处理弗吉尼亚大学的缺课问题时辜负了他的希望，他的整个后半生都将在痛苦中度过；在伍德罗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年末，他劝儿子等一年再跟埃伦结婚时哭了，因为他害怕儿子会因此恨他。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父子二人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伍德罗对父亲的情感需求由于埃伦的存在而明显削弱，对父亲的职业指导的需求也变少了，因为他越来越有安全感，工作中也取得了成就。实际上，在布林莫尔学院度过了不快乐的三年后，伍德罗的事业开始突飞猛进。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度过了两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1888—1890），在那里，他是受人欢迎的教师，他不断地发表文章，出版著作。1890年，他在普林斯顿当上了教授，在这里，他凭借流行出版物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成了青年教师的代言人，几所主要大学都请他担任校长。与此同时，威尔逊先生对自己在威明顿的牧师职位失去了兴趣。他多年来渴望回到学术界。于是，1884年，他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的一所勉强维持的修道院当了教师。他写道，现在，儿子的禀赋和成就超过了自己，他请儿子对他在克拉克斯维尔的就职演说提纲提出建议，因为他希望自己的讲话是“特别的，不同寻常的”。1886年，威尔逊先生再次提到儿子超乎寻常的天赋，他请儿子继续允许自己阅读手稿，哪怕不再为了审核，至少为了让他高兴。
自此以后，威尔逊先生开始不加节制地提到，他和儿子是一体的，还提到儿子带给他的安慰。1886年，伍德罗请他对出国留学提出建议，威尔逊先生对自己的意见有何价值表示怀疑，因为他极有可能提出符合儿子心思的意见，“所以，即使你说你渴望探访月球，我也会肯定地建议你，去吧！你就是另一个我：让你高兴的事情同样也让我高兴。”几个月后，威尔逊先生读了伍德罗的一篇已经发表的文章，他称赞了儿子的文笔，对儿子能够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表示惊喜。儿子无疑会在专业领域打下比父亲更深的烙印。他接着写道：
你有春天般蓬蓬勃勃的力量，你有真正的聪颖睿智，你的天赋超过了我！你无疑是我的翻版，是对内容进行过“修订和改进”的翻版，印刷漂亮，装帧精美。我请上帝一如既往地保佑你，上帝不会禁止父亲为比自己更加高大的儿子感到骄傲的。
1888年对威尔逊先生来说是不幸的一年。他已经开始对克拉克斯维尔修道院的工作感到不满，4月，妻子又去世了。他信中的口气变得很消沉。他常常恳切地表达对儿子的思念。1888年12月和1889年1月，他痛斥自己在纽约出席宗教会议期间没有抽空去康涅狄格州看望伍德罗。“我对你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从我回来以后，我对你的思念似乎比以前更深了……有时候我的心渴望跟你在一起，几乎达到了我不堪承受的地步……”
1889年10月，他描述了他们现在和以前的父子关系给他的感受：
啊，我的儿子，这颗衰老的心里都是你，你有难以言说的魅力——我觉得，毕竟我从来不是孤独的，即使我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你依然留在我心里。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其他几个孩子……但是，和他们相比，你过去是我更好的伙伴；现在，你不仅是我的孩子，由共同的血缘关系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你还是我的朋友，共同的思想是比血缘更加坚实的纽带。我深信我们两个人彻底地——最为彻底地——相互理解。你满足了我的学识，就像我相信我能满足你的学识一样。你还满足了我的自豪感，我确信，你的类似情感在我身上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满足。长久以来，你都喜欢用崇敬的眼光仰视我，把我看得比实际上更善良，更高大。（对此我要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谢谢你。）
他后来写到“渴望”跟儿子在一起，“渴望”收到儿子的信。他一想到伍德罗就忘记饥饿，“你在我心里比任何别的东西都珍贵”。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他理解伍德罗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时间写信，但是他怀疑伍德罗把这些工作看得过于重要，以至于几乎抽不出时间陪伴亲人。他接着恳求儿子，为了儿子自己的缘故，不要无视这颗“忠实的心”，这颗心始终会以爱来回应儿子的爱。他接着写道：
我真诚地以为，在你把生命的琼浆玉液挤出来的过程中，用它们的相当一部分——至少用浓稠的几滴来浇灌这颗日渐衰老的植物，对你是有好处的。啊，我的儿子，你有许多朋友……和崇拜者……可你只有一位父亲，他是你所有朋友中最真挚的，是你所有崇拜者当中最执著的。如果我是你，我会精心呵护他，哪怕他可能觉得不再需要呵护……你的爱和我的爱不是废品，不是混在同一种物品当中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最亲密的爱……不该剥夺它的某些与生俱来的欢乐。
他越发担心失去与伍德罗的亲情纽带。他害怕自己的支气管炎发展成致命的疾病，担心临死之前再也见不到伍德罗。他犹豫要不要给儿子写信，担心惹儿子厌烦。当他陷入“淡淡的情绪低落的迷雾”时，他觉得自己孤独、老迈，甚至幻想儿子渐渐把他忘了。他请儿子用生命的琼浆浇灌父亲正在枯萎的生命时，他也写道：“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这怀疑会要了我的命）在想到他的老父亲时，冰冷的想法绝不会悄悄涌上我亲爱的儿子的心头，哪怕是一闪而过。”
1893年，威尔逊先生放弃了克拉克斯维尔的教职，此后他用演说和布道养活自己。他跟许多女人发生纠葛。伍德罗清楚地知道其中的一桩。看到父亲在1894年与那个女人断绝了关系，他很高兴。伍德罗和埃伦无法说服父亲搬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直到1901年春天，这时候，威尔逊先生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胆囊炎和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他不可能独自生活，必须搬去跟儿子同住。到1902年秋天，他的身体衰弱得厉害，他不能自己吃饭，还经常浑身疼痛，他有时会哭嚎、尖叫几个小时。埃伦很庆幸伍德罗上班不在家，还经常去外地出差。威尔逊先生在1903年1月21日去世。
揭示伍德罗看待他们的父子关系的资料虽然很少，但很能说明问题。从父亲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伍德罗向他吐露心迹，寻求忠告，他重视父亲的评价，经常对父亲表示尊重和爱。伍德罗还在给别人的信中提到自己的父亲。1884年，他在给埃伦的信中写道：“在家时，他把我当做学识上的伙伴，他对我思想的激发足够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一整年的。所以，没有他，我的天地会窄得多。”还有一次他写到，他对父亲的天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全身心地”挚爱父亲，但是，就像艺术家不能称赞大师的作品一样，出于同样的爱戴，他始终不能坦率地向父亲表白这一点。伍德罗的母亲在1888年4月去世，当时他自己虽然也很悲恸，却写道，他更为父亲感到难过，因为父亲现在“几乎没有家了”，虽然有个上大学的儿子。“我自己幸福的小家庭似乎为了他的缘故，再次证明了我陷入病态时刻的情形。”
伍德罗给父亲写过许多信件，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封。我前面引用了他在普林斯顿上学的第二年写的家信。在第二封信里，他表示非常担心父亲的支气管炎，他安慰父亲说，他不埋怨父亲在纽约时没有去看望他。第三封信写于1888年12月，言辞亲昵，令人感动。伍德罗谈到了他没跟父亲一起欢度圣诞节的痛苦。不过，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伍德罗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他是父亲的儿子。
随着我的才能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做您的儿子的好处；我认识到，我身上正在蕴蓄的力量具有您的力量的性质；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传承的财富和资本原本是您的理念、文学力量和技巧、独立思考能力；我每天都想培养和塑造自己的孩子们，使他们把对父亲的尊重和挚爱结合起来，就像您的孩子对您的感情一样……你赋予我的是不断增长的爱……在某种非常真切的意义上，我认为我要感激的一切都是拜您所赐。我祈祷上帝保佑我高尚、强大和圣洁的母亲，保佑我无人可比的父亲。
父亲从克拉克斯维尔退休之后，伍德罗为他的无家可归和孤独而伤心，他同情父亲。父亲1903年去世后，伍德罗再次用埋头工作来缓减悲痛的心情——就像母亲去世时那样。他只要想到自己还保留着“精神财富”就感到安慰，那是他与父亲关系的精华部分。他悲痛欲绝，他失去了终生的朋友和伙伴……现在他走了，我的心非常孤独。现在我再没有老一辈的亲人了！我站到了火线上。我更应该没有怨言地保持镇定，专心战斗。
他对一个人寄来的哀悼信的评价尤其高，这个人本身与父亲的关系十分密切。子女的感情在我的生命中比大多数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没有比一个人对父亲、对父亲所代表的一切光荣使命的骑士般的忠诚更能赢得我的同情。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材料得出有关这父子二人的一些结论。当伍德罗越来越不需要父亲时，威尔逊先生可能感到了痛苦的失落。他请求儿子继续允许自己阅读手稿，其中包含着悲伤和苦涩。他害怕儿子恨他，因为他建议儿子推迟与埃伦的婚礼，这也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而不是儿子的愤怒。他责备自己在纽约开会期间没有去看望儿子，也可能是他在生儿子的气，因为儿子没有去看望他。威尔逊先生也许是在用反向作用和退行到被动状态，来抵制他对儿子的嫉妒和与儿子竞争的冲动。但是他也表示，他极其需要儿子的爱，需要儿子把自己理想化。
在不幸的1888年和以后的年月，威尔逊先生的这种需求变得越来越直白。显然，他在这些年的退行是由于对工作的幻灭和妻子去世给他造成的双重痛苦。发生退行时，一个人会调动他的各种无意识的需求、愿望和理由，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内心活动只是间接隐现的（如果隐现的话），但它们仍然对他的生活和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退行中的威尔逊先生有意识地、明确地表示，他需要儿子把自己理想化，儿子的崇拜给他带来快乐。他感谢儿子认为他身上具有比实际更多的优点——这当然正是理想化的表示。他害怕儿子厌烦自己，害怕儿子——这是致命的——对自己产生“冰冷”的想法，因为这意味着儿子不再把他理想化了。威尔逊先生还表示，他渴望儿子需要自己、依赖自己。这些需求使他向儿子提出了可悲的恳求——实际上，他要求儿子继续求得自己的宽宏。他还明白地表示，他与儿子当时和过去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伙伴，由“共同的思想”联结在一起，他们的纽带“比血缘还要浓厚”，他们为对方感到自豪，他们心意相通，彼此满意。最后，他表示儿子为自己注入了活力。儿子使他心灵充实，儿子治疗他的孤独，缓减他的“饥饿”，让他不至于饿死。所以，现在，威尔逊先生迫切地渴望——甚至乞求——儿子用生命的浆汁浇灌自己“这棵日渐衰老的植物”。
这一切行为的意思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自己活得好，对儿子提出了种种要求——把他理想化，需要他，与他合为一体。他早年写给儿子的信中大量暗示了这些需求。而处于退行时期的威尔逊先生则痛苦地把它们暴露了出来。这种解释让人对威尔逊先生的一些令人不解的行为有所猜测。他当年恣意取笑和批评年幼的伍德罗，苛刻到让亲戚们生气的地步，也许是在掩饰儿子的成长让他感到的快乐，避免暴露他的激动心情。也许他在哥伦比亚时引发并拖延了强制性的小教堂礼拜事件，部分原因是他对父子关系发生断裂作出的反应，因为儿子不仅离家去了戴维森，还把一些符合年龄发育特征的情感依恋延伸到家庭以外的同龄人身上——这种做法对威尔逊先生和伍德罗都有压力。也许威尔逊先生1888年发生退行，一部分原因是伍德罗已经不怎么需要他了。
从伍德罗的角度来看，他与父亲的关系又如何呢？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明显的理想化有什么意义。乔治夫妇提出，理想化是为了抵抗自己无意识地攻击父亲的冲动。在乔治夫妇的那本著作当中，这种理想化的意义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现在，理想化也被认为可能具有其他意义。伍德罗说明了它对自己的意义。他写道，父亲在他的头脑当中激发的活力胜过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一年，他更多地是指学识方面的激励；但他也指身体受到的刺激。父亲激发了他的生机。伍德罗比较了父亲的激发与他在其他时候“更为狭窄”——无关紧要、不够完整的心情的不同。
伍德罗不光暴露了理想化的特点。父亲去世以后，他写下了自己站在火线上的句子，暗示他把父亲看做自己抵御敌意世界的保护伞。他常常提到对父亲的被动接受：父亲是他的批评家、向导和老师。这种意象持续不断，最鲜明的例子是他说，他觉得自己是由父亲塑造、父亲栽培的。他称父亲是艺术大师。艺术大师的内在含义是大师直接决定学徒的技能。伍德罗在1888年的圣诞节家信中写道，他力量的性质与父亲相同，他继承了父亲的财富和资本（原则理念、文学力量和技巧、独立思考能力）。父亲是“作者”，他要感激的一切都是拜父亲所赐。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分析指出——更准确地说，指向伍德罗对父亲具有同性恋的欲望，也许就是基于这种被动和塑造。伍德罗哪怕无意识地渴望与父亲建立生殖器联系，遑论由于童年时期力比多的过度刺激还是面对高危俄迪浦斯状况的退行反应，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相反，伍德罗渴望与幻想中无所不能的父亲实现精神的融合，这样，他就能体验到圆满的自我感觉，觉得自己完整、全面。这种渴望和功能转化为性关系，可能导致同性恋或其他反常行为，但没有证据表明伍德罗出现了这种情况。
在资料的帮助下，笔者要重新猜测并扩展伍德罗童年时代的体验。他对母亲的体验不是最佳，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转向把父亲理想化。自我发展的早期阶段把父亲理想化是符合一般规律的。但是伍德罗进入这个阶段时，已经由于对母亲的初期体验而产生了缺憾感。因此，他与父亲的关系一开始就带着额外负担——缺憾要得到弥补——所以，父子关系就比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维持自己的完整性和自我和谐具有更大的意义。他们的关系表面上充分满足了这些需求，因而伍德罗对它很满意。威尔逊先生也很满意，因为它满足了他自己被理想化、按照他渴望的形象塑造儿子的需要。相应的，父子关系的中断让两个人都很痛苦。由于双方的满意和不适，伍德罗和威尔逊先生都延长了父子关系中的合一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到一定时候就要放弃），这对伍德罗形成稳固、持久、独立的自我感觉进一步构成了干扰。所以，伍德罗度过了童年，他的自我感觉具有持续的脆弱性，很容易突然回到不完整的痛苦感觉当中，由此还产生了不能应对紧张局面、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问题，这跟他在这种时刻迫切渴望从亲密关系中得到爱和抚慰的需求是一致的。
不过，伍德罗与父亲的关系也为他的长处奠定了基础。它有许多长处。与母子关系相比，伍德罗能够把父子关系融入自我意识，并且使之发挥重要功能。父子关系为他早期的身份认同和理想、原则、雄心奠定了基础。伍德罗写给父亲的圣诞家信非常感人，它对父亲给了他“精神财富”的特殊角色表达了洞察深刻的赞美。在遇到挫折和失败时，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父亲赐予的财富中汲取力量，镇定以待，然后重新振作，并且变得更加强大。这种来自父亲的“精神财富”是伍德罗能够败中取胜的根本。重新振作的能力也是伍德罗之所以伟大的根本。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19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辞职，校董事会很快选举伍德罗接替这个职位。他很高兴。他终于成了一位行动者。此后的几年，他的确取得了不凡的成功。通过改革教学大纲和改善教师队伍，引入类似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他使普林斯顿一跃而升到了美国大学中的佼佼者的地位。可是，1906年5月，他在成功的顶峰突然左眼失明，发生了视网膜大出血。医生告诉他，他患有高血压和全身性动脉硬化。10年前，他就一度感到右手疼痛、发麻和无力；当时被诊断为神经炎。除了眼睛的问题，1906年，他可能再一次感到身体虚弱。现在，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的父亲就是死于这种疾病。一位医生甚至建议他立即退休。还有一位医生建议他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减少工作量。于是，夏天，威尔逊带着全家去英国的赖达尔度假，那里曾经是华兹华斯的故乡。他与英国肖像画家弗雷德里克·耶茨（Frederick Yates）及其家人立刻缔结了持久的友谊。回来以后，威尔逊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他们的爱和友谊是他身体康复的最好药物。
1906年9月，威尔逊的身体康复了。可是，接下来是冲突迭起、屡受挫折的4年。他想用四方院制度取代独立而腐败的餐饮俱乐部时，第一次遭到了挫败。在四方院里，本科生、研究生和未婚教师共同生活，有利于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激励。接着，他又在研究生院选址和控制权问题上展开了那场著名的争斗，但最后遭到失败。
病后的威尔逊在行为的诸多方面和往常不太一样。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四方院计划的实施需要长达25年的时间。可是，1906年大病一场以后，他想立即实施这个计划。过去，威尔逊是教员的代言人，现在，对这项规模浩大、代价高昂的改革，他却没有征求教员或者校友的意见。他于1906年12月向校董事会正式提出了该项议案。春天董事会批准了提案，他宣布了该计划，声明它将在1907年6月立即执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教员抗议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校友抗议该计划拆除他们心爱的餐饮俱乐部。威尔逊不愿意安抚这些人，他反倒欢迎反对的声音。“战斗打响了，我认为，这不是一场发展的战斗，这是一场恢复普林斯顿精神的战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苦心孤诣，因为这是一个拯救计划。”最后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是他在1906年12月交给信托委员的正式提案的结尾部分：
（大学）的发展已经过了一个阶段，它不可能再被当做一个独立的单元。分裂正在发生，它正在分裂成生机盎然的大学的精妙精神无法把握的小原子。我们必须用新的有机步骤来代替分裂。新机体要有几个部分，但每个部分都是这个共同生命的器官。它是变化多样、更为丰富的有机体的重新统一。现在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大块流动的基质正颤抖着走向某种最终的凝结。
威尔逊说得对，战斗已经打响。9月，他的心腹和密友约翰·格里尔·希本（John Grier Hibben）强烈反对该计划，让他始料不及，倍感挫折。10月，他又一次遭到挫败——并且几乎辞职——董事们请他收回计划，因为缺少资金和主要捐助人一致反对。当天，他对希本夫妇的态度十分粗暴，事后他为自己在“晦暗情绪”下的行为道了歉。朋友们对他判若两人的举止感到不解，他们担心自己可能无意中冒犯了他。12月，他再次感到右胳膊疼痛和麻木。1908年1月，他精神紧张，浑身乏力，不得不去百慕大休假一个月。后来埃伦说，他对希本的失望是他事业生涯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也是他这次崩溃的原因。
在百慕大，威尔逊与玛丽·赫尔伯特·佩克（Mary Allen Hulbert Peck）的友谊加深了。佩克是一位魅力不凡的社交名人，她在当地的社交圈子里热情地款待和赞美他。几年以后，威尔逊把佩克当做值得信任的朋友保持通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他生命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一段关系。威尔逊写给她的信很像他当年写给埃伦的信，虽然更为含蓄：他表达对她的健康和幸福的深切关注，他把他的私密想法和感受告诉她，他反复表达情谊、感激和渴望她的陪伴。温斯坦不久前提出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在百慕大，她远不止是多数传记作者所描述的柏拉图式友谊的珍贵对象，实际上，威尔逊和佩克发生了婚外恋。
休假和佩克的关注使威尔逊康复了。回来之后，他向校友团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但是在4月，信托委员会免除了餐饮俱乐部的罪责，于是四方院计划遭到了最后一击。6月，威尔逊写道，这一年他过得十分艰难，他一整年都难以保持高昂的情绪。他整个夏天都在英国休假，还跟耶茨一家共度了几个星期，渐渐地，他把思绪从普林斯顿转移到别处。9月回来以后，他再次觉得自己彻底康复了。
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最后的失败是关于研究生院选址和控制权的斗争。他刚刚当上普林斯顿校长时，与研究生院主任安德鲁·弗莱明·韦斯特（Andrew Fleming West）相处融洽，还为韦斯特的研究生招生小册子写过一篇通篇颂词的前言。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威尔逊对韦斯特感到幻灭，后者注重豪华的宿舍区，并且显然对严肃的教育事业不感兴趣。1906年10月，威尔逊从欧洲回来，得知麻省理工学院请韦斯特去当校长。他没有趁机摆脱韦斯特，让他离开普林斯顿，而是支持大家劝说韦斯特留下。韦斯特答应了，他知道研究生院的计划马上就要实施。可是威尔逊却继续推动四方院计划。韦斯特觉得遭到背叛，开始直言不讳地反对威尔逊和他的计划。
此后，威尔逊逐渐把韦斯特的许多职权集中到自己和董事们身上。到1909年春天，许多人都以为韦斯特会辞职。可是到了1909年5月，韦斯特宣布，他的好友、富裕的肥皂制造商威廉·普罗克特（William Procter）准备为新的研究生院捐资50万美元。条件是它要建在校园外围的高尔夫球场，而不是威尔逊希望的中心地段。威尔逊反对这个条件。研究生院要成为大学的学术中心，它不能孤零零地坐落在校园的边缘地带。10月，校董事会否决了威尔逊的意愿——也否决了董事和教员委员会的意见——投票决定接受普罗克特的捐款和选址。威尔逊差点辞职。一段令人不安的休战期在12月22日结束，包括一次全体重要人物出席的招待会。威尔逊向普罗克特提议，普林斯顿可以修建两所研究生院：一所是建在中心地段的四方院样的建筑，由早先的捐款资助，另一座建在高尔夫球场，由普罗克特出资。普罗克特拒绝了。圣诞节，威尔逊写信给信托委员，表示按照韦斯特的计划建立的学校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他不同意接受捐款，因为捐款会把控制大学政策的权力交给出资人。战斗再次打响。
威尔逊的反对者劝说普罗克特接受建两所学院的提议，他们认为，威尔逊如果再拒绝接受捐款，就会自打巴掌，狼狈出丑。于是，普罗克特接受了建造两所学院的计划，这个计划在1月的校董事会上宣布时，果然让威尔逊措手不及。他脱口而出，说问题不在于选址，而在于理念，尽管此前地理位置一直是他的主要理由。他说，教员可以在这个乡村的任何地方有效地管理研究生院。他接着说，普罗克特的意图是奉行韦斯特的小册子所阐释的理念，基于那样的理念，学校不可能取得成功。人们问他当初为什么给小册子写了通篇赞颂的前言，威尔逊声称，他在写作之前没有阅读其中的内容。他承认读过它的草稿，时间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请韦斯特当校长之前。当被问及他现在为什么放弃当初的提议时，他说，一些教员说服了他，认为那样行不通。一位董事当场对威尔逊的人品表示怀疑。威尔逊非常生气。
1910年1月底，《泰晤士报》的编辑写信给威尔逊，说他听到了传闻，普林斯顿大学内部引发了争议，认为这件事也许在美国大学里具有代表性。威尔逊回信写道，研究生院的争议正如四方院的争议，根本而言是特权和民主阶层之间的冲突。《泰晤士报》顺着这一思路写了一篇评论，把威尔逊作为进步人士的典范，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对普林斯顿大学的关注。可是，这篇评论损害了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权威，因为它对反对者的谴责是不公平的。当初，如果信托委员知道威尔逊写过这样一封回信，他很可能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
1月12日，威尔逊前往百慕大度假。他恳求妻子和佩克给自己写信——并因此振奋。他惊讶地觉得自己精疲力竭：第一个星期他每天睡12到14个小时，他写道，他因为总是梦到普林斯顿的纷扰而睡不踏实。度假再一次让他恢复了精神。
3月初，威尔逊回来以后，向几个主要的校友组织申诉了自己的理由。在校董事会4月的会议上，他请董事会成员让教员来投票决定研究生院的选址问题，他知道，他能够赢得他们的充分支持。董事们热烈地讨论了这份提案，最后决定推迟决定，暂不采取行动。威尔逊很生气。两天后，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匹兹堡演说”——这次即兴讲话抨击了财富的影响力，批判大学对国家的需求无动于衷。他猛烈抨击美国的教会只为上流社会服务而不为大众服务。“（教会）关心教堂长椅的租金胜过关心人们的灵魂”。他的精彩语句是，“如果美国失去了镇定，她会像法国一样不得不在血泊之地踯躅前行，然后才能在懂得其需求的领袖的率领下重新找到和平和繁荣。”威尔逊僭越普林斯顿的董事会，向全国申诉了自己的理由，并预言将会发生一场革命。
后来，威尔逊意识到他的讲话有些过激。董事会成员提出把韦斯特降职为教务长，作为交换，威尔逊必须接受高尔夫球场的校址——这个建议相当于对手的投降。威尔逊拒绝了。5月18日，僵局被出乎意料地打破。一位富有的校友去世，留下估计200万美元，这笔钱可以用来建设研究生院。遗嘱的执行人之一正是安德鲁·弗莱明·韦斯特。威尔逊对埃伦说：“我们打败了活人，可是我们不可能打败死人——比赛结束了。”他同意接受普罗克特的捐款，答应了高尔夫球场的校址，愿意由韦斯特担任研究生院主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如约翰·马尔德（John Mulder）指出的那样，这场因一笔捐款而起的争斗恰恰因另一笔捐款而终止。毕业典礼是韦斯特、普罗克特和去世的捐款人的庆典大会。威尔逊则赢得了许多教员、校友和学生的爱戴。在典礼仪式上，全体起立向他热烈欢呼，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年秋天，他当选为新泽西州的州长。两年以后，他被选举为美国总统。
我们从威尔逊的普林斯顿岁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事业生涯的转折点是那场疾病。生病前他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生病后他遭遇的只有冲突和失败。由此我们要提出几个重要的问题：威尔逊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他是否罹患了脑部疾病，因为器质性大脑综合症才作出反常举动？抑或心理原因是他所作所为的唯一决定因素？他的行为是否由身心两方面的因素决定？
研究威尔逊的学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呈现为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埃德温·温斯坦，笔者前面多次引用了他写的威尔逊传的内容。作为一名神经病学家，温斯坦认为，威尔逊在1896年和1906年发生过严重的中风（此外当然还有1919年的中风，这次中风是温斯坦的著名推断，引起了很大争议），并在1904、1907、1908和1910年多次承受不太严重的中风。温斯坦写道，威尔逊的内颈动脉、即把血液输送到大脑的主要动脉，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些斑块的小颗粒冲破限制，停留并堵塞了大脑的小动脉，致使由这些动脉供血的大脑组织缺血坏死。所以威尔逊发生过多次不太严重的脑血管病变或中风。一个颗粒堵塞了威尔逊的左眼动脉，导致他的失明。在早期的论文中，温斯坦把威尔逊令人费解的行为几乎全都归咎于由中风引起的神经生理病变。不过在最近的著作中，他的立场大大缓和，允许心理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他提出，威尔逊把自己对健康的极度关切投射到普林斯顿大学，他常常把对疾病的担心和与玛丽·佩克发生婚外情的负罪感用行动表达出来。但是温斯坦仍然认为威尔逊曾多次中风，这是他的根本假设。
相反观点的代表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威尔逊研究专家、心理传记学家朱丽叶和亚历山大·乔治夫妇，多年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反对温斯坦的中风说。不久前他们新招募了一位眼科专家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or）加入这一行列。马默和乔治夫妇批评温斯坦的假说太教条，批判它没有提出替代假说或者有差别的诊断。马默还提出大量的医学论据，用以反驳温斯坦的中风说。马默提出的观点当中较为中肯的一条是，主要资料表明，威尔逊1906年的眼疾不是像温斯坦认为的那样由栓子导致，而是由视网膜主动脉或支动脉的栓塞和破裂引起。这个诊断与威尔逊的医生当年作出的诊断更加吻合——即高血压和全身性心血管硬化。此外，因为急于赞成栓塞和凝块说，温斯坦几乎无视威尔逊眼疾的主要的临床状况之一是视网膜大出血。马默还指出，威尔逊的临床表现——绵延多年、反复发作、转瞬即逝的病痛——对多次中风来说是罕见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威尔逊出现了认知障碍，这一点对中风患者的性格变化而言也不常见。精神病学家杰罗尔德·波斯特（Jerrold Post）令人信服地写道，威尔逊的胳膊麻木和身体虚弱也许可以解释为几种畸形或周围神经的病变，包括常见的“腕管综合症”。
今后，人们还会为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岁月的器质性大脑疾病争论不休。如果他果真患有器质性大脑疾病，那么，他对疾病和其他压力作出调整反应的能力会遭到削弱，进而加大他的心理压力。这种损坏会使他的疾病更加可怕，对他的伤害更大。人们也许还想知道，威尔逊的乏力、麻木和疼痛等器质性症状是不是可能引起各种重要的无意识的、象征性的意义，并因此构成后来的转换反应。例如，1907年12月，希本背叛了他，学校董事会拒绝继续推行四方院计划，他的症状很可能是象征他的无力感和心理危机的转换反应。
到目前为止，笔者赞同马默和波斯特的观点，除了多次中风，威尔逊的身体病痛和反常举止还有更好的解释。对威尔逊的行为作出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根本不需要中风的诊断。
最重要的心理学事实是，1906年5月，威尔逊得知自己患了严重的身体疾病——他的父亲就是死于这种病。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像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的身心和谐受到了威胁，他无力逆转这种局面，不得不正视痛苦的现实：自己终有一死，自己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这几乎是每个人终其一生努力逃避的问题。同样，威尔逊正处于成功的巅峰，他害怕失去智力，害怕智力受损，我们已经多次看到，智识对他极其重要。可以理解，他感到焦虑和压抑；可以理解，他想安抚自己的内心，使之重新置于自己的掌控；同样可以理解，当熟悉的防御和补偿手段不起作用时，他想求助于古老的、早已被放弃的防御和补偿手段——退行。退行在严重的疾病状况下是可以预料的。退行的程度和类型取决于个人、他生病前的性格和疾病对他的打击。
威尔逊的疾病对他也许意味着他活不了多久了，如果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计划实现，就必须积极推动它的落实。1906年12月，他在交给学校董事会的报告中写道，大学正在“分裂成生机盎然的大学的精妙精神无法把握的小原子”，它需要“新的有机步骤”，“每个部分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器官”。其实，普林斯顿大学当时运行得很好。是威尔逊本人——而不是普林斯顿——正在分裂：身心的分裂。是威尔逊本人——而不是普林斯顿——绝望地渴望“新的有机步骤”，使每个部分成为“共同体的器官”。温斯坦分析认为，威尔逊对他的“身体、道德和心智完整”遭到威胁作出了反应，但温斯坦的分析不够深入。威尔逊是对心灵和自我遭到的威胁作出了反应。他把普林斯顿大学认同为自己，把他对自己身心存亡的深刻担心不适当地投射到普林斯顿大学。这就是四方院和研究生院计划对他变得如此重要，他全身心地、毫不动摇地坚持它们的原因。
威尔逊求助于熟悉的防御和补偿手段。他寻求家人和朋友的忠诚和情谊，他要变被动为主动，也许他甚至像早年一样重新开始追求不朽（“为救赎而战”至少暗示了不朽）。他的理想主义和民主意识也比以前增强了。科胡特写过，理想可以弥补空虚和无助感。可是，这些熟悉的通道被一一堵死：希本背叛了他，学校董事会拒绝批准四方院计划。威尔逊的健康每况愈下（反向作用的结果？），他心力交瘁，几近崩溃。他必须采取紧急手段让自己摆脱苦境。与玛丽·佩克的婚外情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否则，我们很难想象，折磨人的恐惧和无助感会使他陷入与佩克的私情——让他背弃长老会的信条，对埃伦不忠，因为他对埃伦的爱是全心全意的。准确地说，他正在心灵的生死存亡之间挣扎。玛丽·佩克的仰慕和理想化充当了他迫切渴求的安慰和镜像，让他重新焕发了生机。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哈丽雅特和埃伦的关注也发挥过同样的作用。他再次以感激和强烈的情爱作出反应，他的感受甚至比早年对哈丽雅特和埃伦的感情更为强烈，因为现在他的处境比当年更绝望。而且，他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有兴致、成熟、经验丰富的女人，不是爱脸红的女学生。他屈服了，发生了婚外情。
威尔逊的婚外情尽管让人匪夷所思，但他最重要的防御和补偿机制是父亲的教诲，是他和父亲的强烈认同。在普林斯顿的斗争中，威尔逊把父亲在他学生时代的教导和规定表现在行动中：现在，他用“与外界”搏斗的办法来抵抗忧郁，用反抗和渴望征服来战胜“逆境和挫折”。简单地说，他紧紧抓住从父亲身上继承的“精神财富”，好像它是一根救命稻草。威尔逊还加强了与父亲的认同：现在，他患了与父亲相同的致命疾病。在普林斯顿危机时期，他的行为几乎与30多年前他父亲在小教堂礼拜争端期间的举止如出一辙。父亲触发并延长了小教堂礼拜的争议，表现得顽固而缺乏灵活性，他向高一级的权威机构——大会申诉自己的理由，被击败后愤然辞职。威尔逊也同样触发并延长了四方院计划的争议，拖延了研究生院的争议，表现得顽固而缺乏灵活性，他向高一级权威机构——校友会和全国申诉自己的理由，并几次考虑辞职，最后果然辞了职。
这一次，他的认同与我们熟悉的认同于父亲的力量、教导和雄心不同——它们曾为威尔逊提供了许多力量源泉；这一次，他是与父亲的黑暗面认同，认同于父亲的顽固、自以为是和以势压人。父亲在小教堂礼拜冲突中表现出他性格当中的阴暗面。在他们的父子交接中，它一定也偶尔有过流露，比如亲戚们后来就提到，他对儿子无情的讽刺和挖苦。威尔逊与父亲后来的关系确切地表明，这些体验没有像乔治夫妇指出的那样，给他造成心理缺陷和压抑产生的愤怒。但威尔逊的确无意识地认同于父亲的阴暗面。直到他在普林斯顿生病，随之发生严重的退行反应之后，这种无意识的认同才被激活。威尔逊用它来填补可怕的无助感，保护自己抗拒恐惧。它就像一块被移植的皮肤，用来盖住血淋淋的烧灼伤口。威尔逊在早年写给埃伦的一封信里——这封信常常被传记作者引用——写道，他觉得自己心里好像蕴藏着一座火山。我相信，他指的就是与父亲具有攻击性、以势压人的黑暗面的认同。
由于退行，威尔逊暴露出怪癖举止，他没能对普林斯顿的冲突作出适当的反应，没能担负起大学迫切渴望的领袖职责。不能胜任领袖岗位，这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斗争期间的根本心理问题——而不是他在四方院和研究生院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正确。他没能让教员和校友接受四方院计划，没能在四方院和研究生院争议中采取灵活的外交斡旋，没能向对手传递哪怕些微的信息，表示理解对方的立场。相反，他选择了战斗，他把对手和一些朋友看做敌人，他给《泰晤士报》的编辑写了言辞不够谨慎的信，他异想天开地想用演说来赢得校友的支持。可以理解，对手认为他专横跋扈，自我中心，因而更加坚定了立场。威尔逊的对手不可能了解实情——实际上，他本人也不了解——实情是，他想恢复内心极度渴望的平和和安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积极地采取了各种手段，不料反而触发了普林斯顿的危机，干扰了他在事件发生以后的处理能力。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威尔逊被打败了。
结论
笔者认真分析了伍德罗·威尔逊的生平逸事和资料，从童年时代直到他当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笔者认为，他早年的几次崩溃和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期的问题在于，他自我感觉很软弱。笔者追溯了他的自我体验，从青春期的动荡、在戴维森学院以及法学院的崩溃、他的恋爱经过直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危机。笔者认真分析了他与父母的关系，认为它们都干扰了伍德罗形成稳固、持久、独立的自我感觉，它们也都有助于他获得独特的长处。母亲干扰了他的自我发育，她不能脱开母性的抚慰角色。但她对他的忠诚和理想化也许有助于传递给他一种感觉，即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注定要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父亲干扰了他的自我发育，因为父亲具有让儿子把自己理想化的强烈渴求，他让儿子来实现自己没有完成的雄心抱负。威尔逊认同于父亲顽固不化、欺压别人的黑暗面，这在他普林斯顿斗争中的失败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与父亲的关系也为威尔逊提供了力量和自我期望，使他能够一再反败为胜，这是他之所以伟大的根本所在。
虽然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对自我的分析，但并不认为威尔逊出现了自恋式人格紊乱。他众多的私人关系，他的自嘲能力，他强有力的、生机勃勃的性格，这些都表明他没有紊乱。相反，笔者认为，他觉得自己性格中的自我部分是软弱和怯懦的，这种感觉通常情况下不被唤醒，但是在他极度紧张和遇到重大挫折时会显露出来。一方面，性格的某些层面与自我认知和控制紧张情绪有关，另一方面，它们也与性冲动和攻击性冲动引发的典型冲突有关，人们对这二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种关系表现在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的患者身上已经相当繁难，更何况是研究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历史人物。
献词
我要感谢迈克尔·霍伊特（Michael Hoit）、詹姆斯·W。安德森（James W。Anderson）、马克·利维（Mark Levey）和戴维·克拉斯（David Klass）博士，他们为这篇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迈克尔·里斯医院精神病科，他们为我准备最后的定稿提供了支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刊用伍德罗·威尔逊部分文章的摘录；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允许我复印几帧照片；感谢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三一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他们慷慨地允许我借阅大量书籍；感谢伊娃·桑德伯格（Eva Sandberg）夫人为我打印初稿。这篇文章初稿的部分内容曾提交1980年3月26日的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教员研讨会，1981年9月15日又曾呈交芝加哥医学院的精神病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