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佐内斯 丹尼尔·奥弗
我们之间横着一堵你们25年来努力修建的高墙，但它在1973年被摧毁。那是一堵无法消解、不断升级的心理战的高墙……
我们双方必须承认，这堵墙在1973年轰然倒塌。可是还有一堵墙。这堵墙构成了我们之间的心理障碍，是猜疑、拒绝的障碍，是恐惧、欺骗的障碍，是缺乏行动、作为或决策的幻觉的障碍。
是每件事、每句话都被曲解、被腐蚀的障碍。我用正式语言描述的这种心理障蔽，构成了整个问题的70%。
今天我来拜访你，我问你，为什么我们不能怀着信念真诚地伸出双手，共同摧毁这个障碍。
——总统安瓦尔·萨达特1977年11月20日向以色列议会的讲话
人类社会环境的每一次变革都让他必须面对适应新情况的任务，可以称为文明新曙光的巨大变革对他的要求自然尤其之高。
是否有能力创造新的适应变化的结构（或者更可取的是增强现有结构的力量），将会决定他的成败——准确地说，将会决定他的心理存亡。
——海因茨·科胡特
内容简介
已故的总统萨达特认为，阿以冲突70%是心理冲突。姑且不论他的看法是否正确，显然，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探讨阿以冲突及其领袖，对研究冲突本身以及一般性地在社会科学中应用精神分析学都具有启发性。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本章从阿以冲突的角度，认真探讨了几个模型，这些模型过去被用来对领袖及其追随者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
我们很清楚，这些模型都不够完善，不能够如我们所愿准确地分析构成冲突的不同要素。但是，每一种模型都有充分的资料可供应用，使之真正趣味十足。
我们接下来用3种模型来研究社会环境、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希望说明，每一种模型都可以被充分应用于研究领袖及中东冲突的其他方面，应用于探讨哪些资料是全面应用这些模型必不可少的。
我们将要认真探讨的模型分别是：国民性格模型、精神病理学模型和自我系统模型。国民性格模型是从其他两者中抽象出来的，在另一个层面发挥作用。它影响政治制度和和平进程发生发展的环境。后两种模型与此相反，它们提出要更加切实地理解领袖及其追随者，以便较直接地作用于这些进程。
分别用这三种模型来研究阿以冲突的关键问题似乎都很适当，包括领袖在冲突中的作用。简而言之，这些模型本来就是要作为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心理学框架发挥作用的。
犹太人—穆斯林关系
在深入探讨中东的领袖这个复杂问题前，应该简单地回顾一下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历史关系。双方关系的标志是长达数千年的相对和平和彼此尊重。根据伊斯兰教义，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被认为是“酷爱圣书的人”，有权信仰自己的宗教。同理，根据犹太教义，其他宗教的信徒也有来生。犹太人被告知：“你不要辱骂他人的神”。与别的宗教相反，没有什么禁止穆斯林和犹太人建立友好的关系。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穆斯林国家，犹太人有时也不受尊重。不过，几个世纪以来，信仰两种宗教的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例如，15世纪，犹太人被西班牙驱逐时，他们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欢迎。
20世纪前叶留下了犹太人—穆斯林友谊的明显迹象。1901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访问巴勒斯坦时，得到了巴勒斯坦的统治者、土耳其苏丹阿布都哈米特的热烈欢迎。20年后，侯赛因的儿子、麦加的谢里夫（Sherif，意为“圣裔”）埃米尔·费萨尔（Emir Feisal）当上了伊朗国王。他此前曾与几位重要的犹太首领进行过会晤和谈判。费萨尔多年来与美国人费里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保持通信，在一封引人思考的信中，费萨尔指出：
我们觉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种族上是表亲，他们都遭受类似的强权压迫；让人高兴的巧合是，他们也都能为共同实现国家理想迈出第一步。
从后来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历史来看，这种情感现在也许显得相当过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国人民以特殊的方式相互联结的观念却始终存在。
目前，阿以冲突被继续描述为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这种说法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模糊了问题的实质。从一开始，以色列共和国就与土耳其建立了密切而相互尊重的关系，而土耳其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穆斯林国家。以色列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之间没有明显的敌意。现在，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基本正常化，埃及这个最强大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被排除在冲突之外。
根本要点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不存在固有的引发冲突的要素。它们的教义也不乏解决争端的基础。实际上，过去几百年来，中东地区阿以冲突的基础一直在演化、在变迁。要想理解这一冲突及其领导问题，就必须认识到这些变化。民族主义、宗教、种族、族群渊源和阶级，这些因素随时光的流逝都发挥过程度不等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冲突与40年代的冲突就明显不同。
领袖的三种模型
国民性格模型
国民性格研究成了跨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传统，它的内容极丰富。其目的是把一种文化中的某些个体心理学研究普遍化，以此概括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典型”人物的主要感受、习惯和应对方法。虽然社会科学领域论述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文化的重要著作寥寥无几，但是，关于阿拉伯国民性格的研究却为数众多。让人意外的是，对以色列国民性格的研究却相当少。也许这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在西方社会科学家眼中更具神秘性。人们不禁会有一种感觉：用心理学来研究外国文化，主要是因为这些文化用惯常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无法理解。
大量研究旨在掌握“阿拉伯个性”的基本特点。这些研究归纳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不分国界、社会阶层和具体历史经历的普遍特点。它们从阿拉伯人内心隐含动机的角度分析“阿拉伯人的心理”，办法通常是详细叙述阿拉伯世界教养儿童的主要做法。此类研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书名分别是《阿拉伯人的思想》（Arab Mind）和《阿拉伯人的气质与性格》（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of the Arabs）——抓住了此类著作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它们说明了迄今展开的阿拉伯国民性格研究的全部范畴。
按照这类阿拉伯国民性格研究搭建起来的个性模型倾向于认为，阿拉伯人普遍具有基本的性格特点，比如“刻板，多疑，肆意泛滥的敌意，不接受现实检验”等。这些所谓的性格特点与具体的群体毫无关系；精神分析家或用精神分析学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也不会接受、不会认为此类现象是理性认识“阿拉伯个性”的有用方式。这些特点在其适用的领域，也无法证明它们的准确性。相反，它们是简单的已知条件，被用来分析人们认识到的阿拉伯世界的几乎一切现象，从政治动荡到经济落后，从反对西方的情绪到棘手难办的阿以冲突和阿拉伯一方应负的责任。
此前，在中东展开的国民性格研究存在基本的缺点，导致了对此类研究的批评。具体地说，在中东，“基本个性”从来不是根据对具体个体的纵向研究得出的，而是根据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得出，这些杂烩把论述儿童教养方式的人种报告与小说、神话和民间传说、儿童故事及关于成人和各种组织的其他人种报告联系起来。
用这种方法分析个性，存在诸多缺点，它们不要求精心而细致的剖析；因为缺点太明显了。过去开展的此类研究所采取的方法遭到了毁灭性的批评，这里只需列出其中的几条意见：
1.没有详尽阐述国民性格对行为的其他影响——个体行为与整体的文化行为没有区分。
2.因而也没有系统地探讨人格与行为的其他决定因素之间的吻合或脱节。
3.没有具体指出性格特征和行为在个体中的分布。
4.在构建“国民性格”时，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性格和无意识的心理动力因素。
5.由此创造的抽象概念从来没有用具体而系统的研究与具体个体研究的对照加以证实。
这些批评似乎相当尖锐，人们也许会质疑，继续把国民性格模型作为研究阿以冲突的适当问题加以考虑有没有意义。不过，虽然对这个模型提出了上述批评，但是，将来也许可以找到新的办法，把它用于文化和性格研究。其中显然得出一些重要的归纳，了解和熟悉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的学者愿意认为它们是中肯的。这些归纳扎根于性格结构的心理动力学的程度，以及它们在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程度，都有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
把这种性格学的概括与阿以冲突中的领袖研究相关联，这个问题此前还从来没有系统地探讨过。研究人员用多重性格来描述阿拉伯和以色列人的“国民性格”，而多重性格与任何一种领袖风格都不存在明显的联系。
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由研究“国民性格”的新手所表述的性格学特征来定义的，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性格特征的分布或者突出表现，所以没有先决理由可以认为某位领袖由于具备某种特殊的性格，将会取得成功。
埃里克森在分析甘地的文章中断言，
伟大的领袖之所以……伟大，他们之所以成为领袖，主要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人民谋求身份的斗争，其方式既极度个人化，又具有代表性。
埃里克森这里所指的是群体现象，而个体则渐渐开始共同定义他们的国民性格。个体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以某种没有具体指定的方式切身经历了国民性格之所以形成的那些过程。但是显然，埃里克森过于简单地得出了这条“真理”。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个过程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会运作。
想要通过认真分析国民性格特征来建立领袖—追随者关系，还会遇到第二个典型的难题。精神分析理论指出，性格与行为之间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领袖的行为与追随者的性格之间存在这种对应：这种关系，包括领袖与追随者的特殊共鸣，要被准确而明白地指出，然后才能一步步领悟领袖的性格和行为与追随者的性格之间的关系。
必须对领袖、追随者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展开更为精深复杂的研究——行为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我们才可能明白，领袖为什么会成为众多追随者群体的领袖，才能具体指出一位领袖某些方面的领导风格，即他有效地与众多的追随群体发生关联的领导风格。
精神病理学模型
人们用各种方式开展精神病理学研究来探讨某些政治制度下或者不同政治制度之间领导和冲突的问题。司空见惯的是，领袖的精神病态成了深入分析冲突、理解政治进程的传统模式。人们研究领袖，往往从经典的弗洛伊德模型入手，首先探讨他的本我、自我、超我——理想自我的相互作用，这些概念被小心求证，根据是这位领袖的出身及其意识和无意识的表现，包括梦境和幻想等。童年生活、他与父母的关系、他成年后与重要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从精神病学和临床角度被详加探讨。领袖的精神病理症状越明显，就越容易根据临床诊断得出精神病的结论。实际上，此类研究真正突出的地方在于，研究人员愿意根据临床上不可接受的证据得出诊断结论。此外，屡见不鲜的是，他们从不持续地把诊断结果与研究对象后来的行为和情感状态相关联。即使有，也只是把研究对象的精神病学诊断与对他的政治行为的观察相联系，这种联系本身在临床上不会被接受。
在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召开的会上，M。N。沃尔什（M。N。Walsh）提出了此类研究的一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他深入研究了鲁道夫·赫斯，并诊断赫斯患有精神分裂症。赫斯逃亡英国的故事恶名在外，这次出逃被描述为赫斯的幻想，他既没有得到希特勒、也没有得到德军高级指挥部的支持。
不过，人们不必诊断在目前冲突的领袖问题上，类似的幻想发挥了什么作用。总理贝京给许多观察家留下的印象是，他正是基于这样的幻想采取政治立场，尤其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幻想，虽然这些事件似乎不像大屠杀那样与当代休戚相关。
军团就是这种幻想的一个例子。1983年夏，以色列包围西贝鲁特期间，总理贝京在写给美国总统里根的一封信里，为军队的行为寻找理由。他指出，它就像以色列在包围柏林，要把它从纳粹手中解放一样。
以色列总理贝京，戴维营谈判前（来源：美联社，1978年9月2日）
他能在当下看到历史——尤其是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历史。有位美国外交官随同其他美国官员被卡特总统派去挽救戴维营协议，他亲眼目睹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次，谈判结束后，人们听到总理贝京在哼歌。这很奇怪，因为谈判结束之际，双方根本没有达成共识，而且贝京知道美国人回国以后会把协议破裂的消息报告给卡特总统。后来，在一次招待会上，一位美方谈判人员问以色列内政部长伯格，总理哼的是什么歌，伯格也听到了贝京哼歌，伯格回答说，总理哼的是犹太人进入奥斯维辛毒气室时哼唱的歌，歌词大意是，德国人可以摧毁犹太人的肉体，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打垮或者摧毁犹太人的精神。
贝京写给里根总统的信和他哼的歌都是真实意思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他把大屠杀的情感带入中东冲突的问题。
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一方也具有类似的不当要素。阿拉伯人的一部分认识是以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受异族统治的屈辱为基础的。比如，英国的殖民力量相当明白地表示，他们对阿拉伯殖民地评价很低，他们把阿拉伯人视为“女性”殖民地，比不上他们用来为英国武装力量组建军团的“男性”殖民地。阿拉伯人对英国人态度的认识，可以体现为丘吉尔在英国于1948年从巴勒斯坦撤军时说过的一句话。当时，阿拉伯人威胁要摧毁以色列，据说，丘吉尔问英国陆军参谋长韦弗尔将军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韦弗尔回答说，阿拉伯人在数量上是以色列士兵的5倍，但是，因为1个犹太士兵能抵7个阿拉伯士兵，所以，以色列绝对会赢。据说丘吉尔回答道：“那好吧，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了。”阿拉伯人也许借用了英国人的这种认识，把它作为构成他们自我感觉的一个组成部分。
显然，阿拉伯人当中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往往更多地被用来改变阿拉伯同胞、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自我认识，而不是用来伤害以色列人。所以，如果充满同情地对待巴勒斯坦人，就会认可一位巴勒斯坦社会学家的看法，即本质而言，巴勒斯坦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自我身份的改变。
最重要的是，他们觉得黎巴嫩秘密警察的日常迫害让他们得到了解放。他们觉得能够自卫，能够更加充分地参与革命，参加战斗。他们感到更加自豪。革命带给他们的不过是士气。
的确，在阿拉伯人眼中，巴勒斯坦人遭受了最大的屈辱和忽视。他们因此产生的愤怒可以说指向了内外两个方向。为了了解巴勒斯坦人的自我形象，人们也许可以看看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阿拉法特公认的缺乏内涵的肖像。萨达特、侯赛因和阿萨德等阿拉伯领袖呈现的是中产阶级形象，而且得到了更加普遍的接受，与此相反，阿拉法特主席并不刻意掩饰自己发了福的肚子；他穿着浪漫的革命家风格的衣服，所呈现的形象既不像阿拉伯人，也不符合西方人眼中受尊重和大权在握者的样板。
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许多行为——他们经常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们反应灵敏的公关感觉并非没有同时指向更大范围的世界舆论。巴勒斯坦人努力呈现的形象针对的是以色列人、欧洲人、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和美国。但他们往往也主要针对自己。所以，他们在黎巴嫩战争中宣告胜利，他们从贝鲁特撤军时大张旗鼓，好像胜利凯旋，这些行为都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他们的姿态也是一种声讨，声讨让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倍感屈辱的软弱无能、得不到认可。
人们也用领袖的心理病态与追随者的类似病态相互适应来解释为什么某些领袖能吸引大批追随者。心理病态也在全社会得到承认，但没有特意把它与领袖或者追随问题相联系。后一类心理病态的极端形式也许就是分析家格洛弗（Glover）和斯特雷奇（Strachey）提出的。格洛弗认为，政治权力的概念、甚至政治状态的存在反映了“婴儿寻求扩大地盘的无意识心理现象”。斯特雷奇也认为，这种状态是“群体性退行”，这种退行容易造成病态是其性质使然。
用来分析冲突的另一类主要病态，是向他人投射的攻击型精神分裂。精神分析家和其他学者屡屡指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它的阐释往往是以家庭为例，即在家庭内部产生，投射到外部世界，以保持家庭完整性的攻击性。社会科学家在社会组织的几乎一切层面都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冲突。它还多次被用以解释阿以冲突的持续性，因为研究人员发现，战争成了保持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各自团结的一种手段，这种团结原本十分脆弱。向别人投射攻击心理被认为是一种取代强烈的攻击和愤怒的方式，否则，这种强烈情绪会重创阿拉伯社会。
人们经常指出，穆斯林和犹太人关系亲密，实际上，这可能是敌对心理的转移。例如，我们提到了埃米尔·费萨尔（Emir Feisa）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特殊关系的看法。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冲突似乎尤为严峻，因为冲突发生在具有特殊关系的对手之间。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双方的关系休戚相关，他们提议从家庭动力学的角度理解阿以冲突。
人们经常强调指出，最血腥、最邪恶的战争是内战。尼克斯·卡赞茨基（Nikos Kasantzakis）在他描写希腊内战的著作《帕雅罗》（Pappa Janaros）中，用嘲讽的笔调写到了“杀死兄弟的酣畅痛快！”形形色色的内战中表露出来的强烈敌对也给许多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震惊。人们正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阿以冲突之所以持久、强烈和十分棘手的原因。
这场冲突中的“兄弟”彼此产生了特殊的憎恶，所以，至少仅从转移攻击性的片面角度来解释冲突的绵延持久，似乎是没有用的。这种转移攻击性可以用更符合常规的方式理性地分析为反对“外人”——反对作为外人的以色列或者阿拉伯——或者发生在较大的闪米特家族，反对别的“兄弟”。
对追随者病态心理的研究相比于领袖研究较为落后，虽然弗洛伊德启动了这项事业并奠定了重要的开端。在心理病理模型中，追随者常常被看做是具有被削弱或者不充分的防御机制的个体，他们通过身份认同，能够把领袖接纳为自己的防御结构。这个模型的含义是，在发生经济危机或者政治危机时，心理病态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追随者一方对防御机制的需求十分强烈。
雅布隆斯基（Yablonsky）不久前对暴力帮派作了一项研究，他详细描述了纽约市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被一群波多黎各青少年杀害的经过，这个帮派作为群体，多年来一直以相对健康的方式存在着。可是，只要这伙人的固定头目一离开纽约，不管是去找工作还是去度假，这伙人都会发生暴力犯罪。实际上，小儿麻痹症患者被杀时，帮派头目不在城里；他走了以后，这伙人的压力如此之大，他外出刚刚两天，他们就接受了一位几近精神错乱的人当领导。正是在这位新领袖的怂恿下，小儿麻痹症患者被杀害。
解释群体现象的这种方法虽然很不成熟，但它被延伸到国家层面，在这个层面，领袖被认为是具有重要病态心理的个体。他常常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精神错乱或者精神分裂的症状，或者有时候具有不明显的症状，致使他无法作出决策。在作决定之前，他也许被认为正在表现强迫性行为——这些行为对他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许多研究人员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启发。他们提出形形色色的病态心理在阿以冲突中发挥着作用。摩西兄弟（Moses and Moses）认为，投射的防御机制、否认、不能表达被伤和强迫性重复是病态心理的主要例子。肖斯伯格（Schossberger）提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对领土的极度渴求，也许可以等同于积累财富的病态心理动机。
这种心理病态的另一个例子是贾菲（Jaffe）提出的。他参考了一本书Siach Lochamin，意思是“战士之间的谈判”。书中包含了以色列士兵在1967年战争归来后小组讨论的记录。给贾菲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意识到，在构成本书主要内容的整个讨论中，“侵略”和“侵略性”这两个词压根没有出现过。这一点可以看做大众心理否认的例子。根据这种心理，以色列人渐渐认为，他们自己与阿拉伯人正面交锋的行为不存在心理病态的要素。类似地，对侵略意图的否认似乎也在作为整体的以色列人身上有所反映。贾菲指出，许多人对侵略“的感受是紧张、气愤或者隐秘愤怒的主观感觉，没有明确地认识到那是侵略。”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否认其侵略性，并且把它从其他现象的角度合理化，这是经过了大量心理活动的结果。
巴勒斯坦人受病态心理作用的一个例子可以参看法旺·土尔基（Fawaz Turki）所著的优秀的自传残篇。土尔基出生在后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前巴勒斯坦地区，他一生大部分时光在黎巴嫩、英国和美国流亡。在回忆过去的一段文字中，他沉思道：
难道我们在散播一种知识，说，我们可以问这个世界，它害不害怕我们？我们没有被世界打败，是因为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保持了头脑清醒？我恨它。我恨这个世界，我恨周围的现实秩序。我恨自己被剥夺了国家和身份。我恨自己成为社会和政治达尔文主义的受害者。我恨自己不是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恨自己是个杂种、弃儿和零。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把我挂在半空、使我失去活力的世界上，否认我在人群中有自己的位置；除非这个问题和我可以互换。我这个问题被一部分人无视，被另一部分抛弃，被其余的人嘲讽。
所以我恨。世界恨我，因为我恨。它是个圆，丑恶而疯狂，我们生活在其中。我恨这个世界因为我恨而恨我。我恨的不是自己，因为我仍拥有自豪、学识和人性，我恨的是宇宙及其居民的残酷。
土尔基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表示，这种仇恨的对象不一定是、甚至主要不是以色列人。他后来在著作中提到：“我恨的不仅是美国人、阿拉伯人、中东、整个世界，我只是恨。”他的这些话是一个例子，它强有力地表达了引发中东冲突的心理活动。就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必须搞清楚它的前因后果，即强烈的愤怒是如何产生的，造成普遍性格现象的心理在特定时期、特定的政治局势下是如何逐步显现的。
中东地区几乎没有对领袖本身的病态心理开展过研究。现在，有些论述科马尔·阿塔土尔克（Kemal Atatürk）的著作开始出现，但他与阿以冲突无关，所以在这里不太值得深究。没有一项研究探讨过至关阿以冲突根本的领袖的病态心理。
心理病态模型有一个潜在的缺点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那就是它不能解释随时间推移出现的变化。乔治兄弟十分可信地说明，威尔逊在成年以后的某些特定的冲突时期多次重复了他童年时代与父亲的斗争。所以，威尔逊喜欢这种重复，乔治兄弟想要明确指出，这是威尔逊多种行为的诱因，他的这种倾向似乎足以解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失策，解释他就国联问题在美国参议院的挫败。
除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外，几乎没有人试图详细阐释各种事件或者心理力量如何结成关键的组合促成并实现了心理病态行为，不管是重复童年时代的体验还是相反。人们没有认识到隐含的基本人类心理活动如何导致间断性的暴力发作或者冲突。
自我系统模型
用海因茨·科胡特论述自体心理学的著作来研究阿以冲突似乎尤其合适。一项阿以冲突的研究结果业已发表，它正是以科胡特对自体心理学和自恋变迁的理论阐释为依据的。关注群体精神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纵向研究论文，题目是“中东冲突中的自我参与”（Self-Invol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文章认真分析了自恋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延伸的自我客体（self-object）问题。这篇文章明确宣告，用科胡特的著作来分析群体心理学是可行的。这里，我们集中关注科胡特的著作对研究阿以冲突的两大宝贵贡献：它们分别是群体自我的概念和领袖问题。群体自我是一种可以用来深入研究历史的观点。群体自我的组成——它的投入、情感、个性、理想和技巧——对特定的群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也许会问，群体自我——对在一个社会内部发挥作用的心理力量的理想化概念——是否在朝着它的最佳方向发展。社会是在朝着实现群体自我的理想发展吗？是否包含倒退因素？
在危急时刻，群体自我寻求确定性、凝聚力、力量、美和真理。危机越是严峻，一个国家的多数人口就越是绝望。当一位领袖凭借他对自己坚不可摧的信念为主要人群提供了强大和团结的感觉，相当多的个体会因此感觉良好（或者感觉完整）。举例说明，在伊朗，整个20世纪70年代，个体都对国王沙赫十分不满。如果换作一位更为灵活、更富于创造性的国王，也许会用积极的态度对这种不满作出回应。沙赫却恰恰相反，他实行了更严苛的压制。结果，过去的不满变成了愤怒，他的形象当初被理想化，被用来充当镜像，渐渐地露出越来越宽的破绽。
社会政治危机常常会培养强大的领导人。伊朗人从拥护沙赫转向拥护霍梅尼不是偶然的。不过，在社会政治的制约和平衡更为制度化的国家，存在可以把适当的领袖推上前台的机制，在群体自我发生改变的危急时刻，这个机制又能让别人取代他。伊朗人最初对霍梅尼认同，后来，由于霍梅尼具有太多人性的弱点，伊朗人的认同转变成了愤怒，这时，相当多的伊朗人陷入暴力斗争不能自拔。而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过去之后，英国人可以放弃温斯顿·丘吉尔，他已经不再受到崇敬了，他们的办法是不再让他当选，而不是使用暴力将其推翻。
如何发展群体自我的概念，使之能够用来研究领袖的作用和社会团体间的冲突，这是科胡特的著作要应对的一项挑战。
自我心理学模型对更好地理解领袖问题是有用的，这一点可以在自恋的发育层面找到。自恋从主要到次要的具体转变，对个体作为特殊类型的领袖行使职能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世界、尤其在中东地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领袖类型，它们是由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使然，这些变量包括童年经历、对象关系的质量、把童年自恋的主要冲突转化成更为成熟的能力，以实现领袖个人和追随者及社会的需求等。自我系统是领袖心理世界的一个关键层面。让我们首先来认真分析一位理想的或者明智的领袖、合乎道德的人，这个人能够克制自己的原发自恋需求。他形成了内在的需求和冲动，无需透过外部世界把它们用行动表现出来。我们用下面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政界可能发生一个或者多个过程的组合。领导者可以：（1）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具有个人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对领导者和追随者都有意义，双方都不必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而精心算计，在残酷的游戏中利用对方；（2）推迟自我满足，在幻想中排演未来事件，这样可以不必冲动行事；（3）认可某种局面的幽默，这是充分化解敌对心理的一种方式。如果有别的解决方案可以替代赤裸裸的侵略，理想的或者明智的领袖会用谈判和和解来避免军事对抗。这就是根据科胡特的理论，我们认为明智的领导者能够克服的问题。
精神分析的自体心理学暗示了理论连续性，它的起点是人类社会极其罕见的明智领袖。这位明智的领袖近似于理想的描述；他转化了自己的原发自恋需求。在整个婴幼儿、童年和青春期，他的本能冲动都得到充分的宣泄，所以他不会滥用交给他的权力，他会明智地利用权力。理想的或者明智的领袖是否还（或者应该）具有领袖魅力，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我们认为，一个人无论明智与否，都可以具有领袖魅力（这种特殊天赋）。我们想要简短讨论的另外3种类型，以自我病态递增、但不一定效力递减的顺序排列，依次是：冲动的领袖、妄自尊大的领袖和救世主式的领袖。这些领袖类型只是对具体领导人试探性的、而非准确的表述。所以，我们列举的领导人的例子也要基于这一点来认识。我们不认为每位具体的领导者总是、或者通常必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领袖。相反，我们只选择其行为的某些侧面，用来举例说明我们认为代表了某种重要领袖类型的品质。当然，没有具体指明的是这些人选择或者走上领袖道路的条件，它们是与我们的类型学、与他们发生摇摆的政治制度的意义相对应的。
冲动的领袖像一个不成熟的人，他很难推迟满足。他对事件几乎自动作出反应，他不能把事件或者他的反应投射到未来局势中。他也不在幻想中排演即将发生的事情。举例说明，遇事冷静的领袖在跟另一位领袖——尤其是敌对国家的对手会面之前，会首先不断地在幻想中排演双方会晤时可能出现的替代方案。而由于不可靠的、被误导或不适当的自尊（或者否定），冲动的领袖的典型特征也许是，他觉得不必预先设想各种情形，他相信他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对会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回应。当然，这些应答的情感和智性主要取决于他的现场发挥能力。利比亚的卡扎菲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其统治的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了我们称之为冲动型领袖的品质。卡扎菲似乎不能克制自己，总是即刻作出反应。在政治或军事层面，如果他认为内部或外部事件有一个机会或者有必要作出回应，他似乎经常当下作出回应。他长期支持恐怖分子，他想为坚定地把恐怖主义作为政治目标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武器，这些活动似乎都是他不能精心制定成熟政策的例子，从长远来看，成熟的政策更加符合利比亚和阿拉伯国家的利益。
与之相反，贝京有时候会表现出冲动的另一个侧面。他当之无愧地享有即兴讲话的美誉，这可能也是冲动的例子。例如，他在总统萨达特来访之际，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当时就没有笔记作参考，讲话却极其流畅清晰。类似地，埃及首相继打破先例的萨达特之行后访问以色列，贝京又一次发表了精彩的讲话。但事实证明，这次讲话让埃及人蒙羞，让以色列人难堪。贝京似乎本来没有刻意羞辱的意思。实际上，他似乎是由于预先没有经过充分的幻想排演而使自己陷入了窘境。
卡扎菲，利比亚领导者，自称领导阿拉伯世界的强人（来源：美联社，1978年9月21日）
贝京偶尔表现的冲动行为可能还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与他患有心血管疾病有关。有人提出，他也许有时受到镇静剂或降血压药的作用，我们知道，此类药物可以使人的情绪和/或行为发生改变。狂躁的身体疾病和它们对担任公职的领袖行为的影响过去曾被探讨过多次。典型的例子请参看本书第十章论述威尔逊的内容。
一个例子表明，贝京的行为具有较强灵活性，该事件发生在1977年萨达特前往以色列寻求和平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到了可靠信息，一群恐怖分子认真地策划暗杀萨达特。恐怖分子得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和利比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把这个信息报告了总理贝京。贝京好像说了下面一些话：“你们干吗把这条情报给我看？去跟总统萨达特谈这个问题。该担心的是他。”于是，以色列特务人员就把情报告诉了埃及人。一大群恐怖分子被捕，轰炸总统府、暗杀总统萨达特的详细计划被挫败。这个例子说明了领袖心理研究的复杂性。如果贝京不处在压力之下，他的行为方式会让许多人觉得“不像”他的所为。不过，贝京应该得到公平的评价，很可能他的宽宏举动不仅挽救了萨达特的生命，还推动了和平进程。至少，贝京的做法为萨达特出访以色列的历史性举动提供了便利。
贝京对“萨布拉—夏蒂拉（Sabra and Shattila）大屠杀”当下作出的反应则更为典型地体现了他承受压力时的决策特点。持续几个月的黎巴嫩战争之后，西贝鲁特被围困，以色列可能的盟友、当选总统杰马耶勒（Gemayel）被暗杀，贝京作出的第一反应是拖延决策，阻碍行动。他和国防部长沙龙将军首先否认发生过大屠杀，继而否认以色列国防军对暗杀事件负有任何责任，最后，他拒绝下令展开司法调查。直到以色列的公众舆论几乎被全部调动起来，威胁到他的统治联合体的稳定性，他才作出让步，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全权调查该事件。
你也许还会提出疑问：以色列的以牙还牙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以色列对恐怖活动（袭击了以色列境外的巴勒斯坦军事和民用目标）几乎马上作出了回应，这也许是它不能推迟行动、立即对明显的挑衅作出回应的一个例子。
我们称之为妄自尊大型的领袖对自己的力量、权力和他将如何推进自己正在从事的无论什么事业深信不疑。他还确信，自己比一群人当中的任何人更出色。
救世主式的领袖与妄自尊大的领袖不同，用科胡特的话来说，前者的心理发育程度更高，与理想化自我的认同更强。不过，这两类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绝对相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相信自己判断对错的能力。他们经常是一些认为自己已经从山上下来、面对过上帝、掌握了真理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谈判时绝不会妥协。
传统的国王在许多方面体现为妄自尊大型和救世主式领袖。伊朗国王沙赫无疑是前者的代表。他投射了自大的形象，把自己认同于伊朗文化的典范。可是，他洋溢着领袖魅力的面具下面几乎空无一物——这是伊朗国内的追随者和国际观察家普遍的看法。沙赫与夸大自我的认同是错误的。他只剩下妄自尊大的虚假外表和繁复的公关官僚作风。他是一位空洞的领袖。
霍梅尼则是救世主式领袖的象征。他把自己完全认同于理想化的超我。就霍梅尼来说，这个超我本质上是伊斯兰教的超我。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的那次著名谈话中，霍梅尼表示，伊斯兰教是完美的，是彻底而全面的。他还宣称，他本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错，他是伊斯兰智慧的象征。实际上，我们几乎无需分析就可以指出，这里，霍梅尼模糊了自我和理想化超我的界限。他的自我和伊斯兰教义发生了融合。如果知道了霍梅尼信奉一种与他相称的尤其神秘的伊斯兰教，就更容易作出这样的分析。伊斯兰神秘主义强调个人与安拉融合、认同的可能性。就这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可以登上“神秘的天梯”，与安拉相对。对神秘信条的更深造诣还能让一个人从天梯上下来，作为安拉的化身在大地上行走。显然，霍梅尼相信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神秘人物——他回到伊朗，充当上天的化身、名副其实的政教领袖伊玛目。
霍梅尼，在德黑兰的住所向一群人发表讲话时所摄，1980年10月28日（来源：美联社）
很显然，霍梅尼与理想化超我的认同程度极高，他坚信自己的立场是对的。他没有被认为妄自尊大、徒有其表，相反，他被看做是一位与理想化超我融合的忠诚而坚定的领袖。推翻沙赫以后，他经常对他所面临的伊朗的某些政治现实作出妥协，这种能力表明他的认同很彻底。为了实现把伊朗变成自己所设想的伊斯兰国家的长远目标，他对一些当下问题的处理表现出了睿智和灵活性。他在面对看似绝不能让步的问题时表现出了灵活应变的能力，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当德黑兰的妇女抗议他的命令，即她们外出时必须穿戴“适当的伊斯兰长袍”时，他收回成命，没有继续追究，而是允许变化逐渐发生。如果他与理想化超我的认同不那么彻底，这样的灵活处理是很难作出的。
这种灵活应变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80年伊拉克侵略伊朗之后。当时，总统巴尼·萨德尔得知，一部分教牧人员——他与之陷入了难分难解的权力斗争——与以色列人达成了购买军事备用零件和技术援助的协议。巴尼·萨德尔坚决反对与以色列达成该项协议，因为以色列被霍梅尼作为仅次于美国这个魔鬼撒旦的二号敌人打上了印记。但是，巴尼·萨德尔得知霍梅尼对该协议一无所知，他看到了扳倒教牧人员、为自己赢得比分的机会。他马上跑到库姆省，把这个消息通知了霍梅尼。霍梅尼默不作声地听着伊朗在跟“魔鬼”打交道的事，似乎非常震惊。
考虑了一会儿以后，他问巴尼·萨德尔，伊朗是不是在直接跟以色列政府打交道。巴尼·萨德尔详细叙述了“空壳”公司怎样在塞浦路斯和法国建立，怎样从以色列手中购买备用零件，然后怎样把它们卖给伊朗。“很好，”据说霍梅尼说道，“只要我们没有直接和伊斯兰的敌人打交道就可以；只要对革命有用，我们就应该做。”霍梅尼总是表现出这种不寻常的战略灵活性，却从不忘记自己的战略目标。
明智的领袖是把自己与夸大的自我（grandiose self）适度认同的人。夸大自我的概念要在心理史学和心理文化的意义上认真探讨。显然，明智的领袖必须建立在这个意义上，认同的性质也会因此发生相应的改变。
埃及的萨达特总统似乎表现出了明智领袖的重要品质。他以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的能力著称，这一点不仅可以以他1977年11月前往耶路撒冷为证，还有他1972年决定把苏联人驱逐出埃及（1981年还有一次），他在纳赛尔总统去世之后争取权力并获得惊人的成功。他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历史上几乎每个重大事件——他是“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 Movement）中最早与纳赛尔总统密谋的官员，这次运动的高潮是1952年，他们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国王法鲁克的政变，这些都为他提供了大量机会，让他为自大的自我感觉找到了外在的证明。他不仅在领袖岗位上经历了埃及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还亲眼看到事实证明他的行动、他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和感觉是正确的。
总统穆巴拉克的政治经历要有限得多，姑且不论他的性格结构，意味着他基于自大的感觉采取大胆行动的能力要较为逊色。穆巴拉克以第二小提琴手——萨达特的副总统的身份当上了总统，萨达特就曾担任过纳赛尔的副总统。但穆巴拉克不是埃及政治史上的关键角色，萨达特却是。如果穆巴拉克担任总统的时间足够长，他也许会获得肯定自大感的经验——这种经验似乎属于明智的领袖。
明智的领袖拥有可供使用的充沛精力，能以合理的方式对变化的情况作出反应。他拥有适当的自觉感情，可以应对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环境刺激。他具有调和内心的感受、想法与外界刺激的自我能力。他具有代表了某种自我理想的真正的价值体系。他对自己有切合实际的认识，所以，他的自我形象与他的实际能力较为贴近。
萨达特在跟以色列、跟自己的人民多次交接的过程中展示了多个层面的智慧。为了加强能力，提高最后的行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他无疑具有推迟他认为绝对必要的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来说，他在1973年发起的战争是一个精心策划、巧妙部署的战略，即采取具体而有限的军事行动反对以色列。接着，他努力追求虽然有限却很重要的进步，而不是像前任总统纳赛尔那样，试图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摧毁以色列。具体地说，萨达特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占有西奈半岛有限的一块领土，显示埃及的武装力量有这个能力，与此同时，用突袭的办法在一次迅捷圆满的架桥行动中跨过苏伊士运河。萨达特用两年的时间使埃及军队作好了实现这一系列有限目标的准备。
埃及总统萨达特，向媒体宣布伊朗前国王去世的消息（来源：美联社，1980年7月27日）
另一方面，他也显示出他能为了利用可能的成功而大胆果断地采取行动。他去以色列寻求和平的举动，无疑是他能够欣然接受一系列新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这些价值观或多或少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了成败得失的利害关系，认识到了行动所包含的风险。
在自我体系这个概念当中，我们可以逐步探讨领袖和追随者的自恋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就此认真研究原发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和次发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这两个层面。用一句话来概括：提出这些模型，我们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领袖的特点上，不关注他们与群体自我——追随者的互动。无疑，我们可以想象，追随者怎样对应领袖的性格特征形成自恋，我们在自我系统的模型当中就具体作过说明。在研究中东的追随者时，我们要指出，作用于追随者和领袖的是不同的压力。这些压力可以来自经济、政治或其他渠道。压力在追随者个人或者群体身上产生的心理退行的程度和严重性，对于理解追随者随后与领袖的互动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在退行程度相似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领袖也许会引发追随者的不同反应。从一个特定国家的社会政治心理环境入手，历史的每个时刻都会在不同文化以及不同个体身上触发不同的因素，从而在群体自我当中产生千差万别的回应。但是，在压力极大或者严峻危机的情况下，最司空见惯的则是保护个体的防御机制失灵，他们不自觉地被自恋型领袖空洞的承诺所吸引。这样，领袖就激发了追随者虚幻的希望，然后，他们把他理想化，使他与想象中的积极品质相融合。
讨论
这就是我们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对分析领袖问题和阿以冲突十分有用的3个模型。一个主要问题是，每个模型都要在精神分析和心理与文化这两个层面予以澄清。我们这里只初步勾勒了每个模型的组成要素，只概括了使之成为理解和用概念思考领袖和冲突问题的有用工具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提供使模型奏效的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学资料。这3个层面如果缺乏必要而精深的信息，就无法根据任何一个模型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无法得出合理的推断，即使它们是高度发达的。此外，虽然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但是，黎巴嫩战争、对巴解组织的大屠杀和撤离贝鲁特仍然是收集适当资料的巨大障碍。收集资料要求熟知当地文化的本土研究人员参与。现在，双方的不信任和敌意极其强烈，这意味着此种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最近在英国召开的一次“伊斯兰复兴”会议上，一部分与会人员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阿拉伯科学家。虽然他们与西方的科学家拥有相同的知识理论和概念模型，却不能超越围绕阿以冲突的政治激情来看待这些模型。相反，他们对这一冲突的几乎每个结论、每条建议都作出回答，而这些动机全都支持他们的结论。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些动机对穆斯林的利益是不友好的。他们指责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企图“破坏穆斯林世界的团结”、“贬低或损害伊斯兰的名誉”、“削弱或侮辱阿拉伯人民”等等。对于与他们自己不同的结论，他们坚持以防御和敌视的态度作出回应，这种态度使阿以冲突问题不太可能取得进展，而且往往会使收集这里所指的资料几乎毫无可能。
因为至少要收集4种资料，这个任务尤为艰巨：
（1）中东的个体精神分析；
（2）对正常样本从童年到成年的谨慎的纵向研究；
（3）对家庭机制的研究；
（4）在认真的取样方法的基础上展开社会学调查，为看待中东不同国家的个体态度和行为提供准确的视角。
（对正在美国或者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学习的中东大学生展开研究——是最常见的两个资料来源，但是这些研究是不充分的。）
还要为文化、经济和育儿实践的“背景”系统收集以上讨论的3种模型的资料。它们要与具体领袖和追随者的个人生平及其两者关系相联系。
除了对中东领袖和追随的性质展开心理—社会—政治研究，还需要上述系统内关于这些变量和模式的相互作用的大量资料。一些特殊现象的时机把握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种特定的国民性格可以与一位带有特定精神动力品质的领袖相互融合，只要心理环境准备接受这样一位领袖。在民主繁荣、没有危机的国家，救世主式的领导者不会崛起。
为了更加充分地理解现代社会一般的领袖问题，理解特指中东的领袖问题，我们强烈建议首先澄清这些问题的基本概念，然后再收集适当的资料。知识界至少要在如下领域有所进步：
研究领导人和追随者的系统模型
1.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领袖实际具有的品质和理想品质，群体自我的态度和价值观的性质和分布情况。
2.对群体自我构成危机的因素，即决定重大压力因素的数据；要详细说明这些数据的分布情况，比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婴儿死亡率和一般保健、食品质量和衣住行、读写能力和教育、武装力量的相对强弱及其成本、恐怖主义和国内暴力、本土文化的生机和作用等等。
3.群体自我缓减危机的可能性和方法。
4.表达敌对心理的多种渠道和机制，包括暴力、幽默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艺术和人文科学的性质等。
5.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中战争与外在冲突所处的位置。
要想理解冲突和领袖问题，需要收集广泛的社会、政治、心理学资料，这只是几个例子。资料的性质要具有广布性，必须既收集精英也收集非精英的资料。
对阿以冲突还要有其他看法，这一点似乎是明摆着的。可是似乎没有人系统地思考过这一冲突，尤其是采用心理学模型进行思考，这一点很让人吃惊。
阿以冲突的概念粗暴地扭曲了必须加以研究的现象，使人们无法得出有意义的见解。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角度把以色列国与其他地区的斗争看做中东地区的主要冲突，也许曾经是有用的。但是，自1967年起，把这一冲突简单地视为非此即彼的斗争明显地扭曲了需要理解的因素。这时候，它实际上至少包含4种相关的冲突，综合起来可以认为它们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笼统的阿以冲突。这4种因素就是地区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巴勒斯坦—阿拉伯冲突，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的国内政治冲突。
1.以色列和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冲突。埃及签署了戴维营协议，于是，地区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主要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展开，黎巴嫩成了不折不扣的战场，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则发挥了次要作用。这一冲突由于阿拉伯诸国之间的许多冲突而恶化，如黎巴嫩和叙利亚、约旦和叙利亚、埃及和叙利亚、利比亚和叙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
2.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存在冲突，现在它不是整个冲突的核心。斗争具体体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家，虽然以色列国得到了联合国242号决议案的认可。反过来，总理贝京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公然无视阿拉法特的存在，他的这次回答恶名远扬：“阿拉法特？谁是阿拉法特？”黎巴嫩战争后的关键问题是，以色列能否把巴勒斯坦的军事失败转化为它对巴解组织的政治胜利。由于军事失败和失去了黎巴嫩的政治和军事基地，巴解组织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保持其政治团结的挑战。
3.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抵触的分歧，这些分歧既关系到巴勒斯坦人在所居住地区的角色，也关系到应对以色列人的适当战略。“黑色9月”——即1970年约旦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造成大批人员死亡和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境内被逐——只是这些冲突的第一个戏剧化的例子。1976—1978年间痛苦的黎巴嫩内战是这种斗争的又一次表现。时间更近一些，1980年，卡扎菲下令关闭了利比亚境内的巴解组织的所有办公室，并驱逐了成千上万名巴勒斯坦人，这是他对阿拉法特主席的反以色列外交（而不是恐怖主义）宣传十分不满的表现，这件事是同一场斗争的反映。叙利亚不断地努力利用巴解组织充当叙利亚外交政策的工具，侯赛因国王违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利用巴解组织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对实现巴勒斯坦的目标进一步构成了障碍。
4.整个冲突的主要玩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内部冲突。只要把目光集中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就足以得出这个结论。阿拉法特完全被巴勒斯坦的政治反对派包围，他们渴望控制这一运动，改变与以色列斗争的性质，使之适应他们心目中能够赢得胜利的战略。在以色列一方，结盟的伙伴之间、议会的反对意见当中、政府所不代表的群体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些群体对以色列的阿拉伯政策和以色列之外的玩家如海外犹太人和美国政府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发起敌对行动，往往主要是作为他们与处于自己政治制度内的其他玩家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黎巴嫩战争只不过恶化了这些内部冲突，增强了关键玩家偏爱用演说和行动进行针对外界的内部沟通的倾向。
整个阿以冲突的4个部分之内和之间存在冲突的许多渠道和模式，如果不把它们分解开来，不深入考察整个冲突的各个层面，想要理解整个问题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对理解整个阿以冲突十分必要，它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实现的戏剧性变化。众多玩家，他们的立场以及对冲突产生影响的内外部因素都在戏剧性地左右摇摆。1948年冲突的性质与1955年不同，1955年冲突也与1967年、1973年、当然还有1983年不同。比如，1973年战争后的几年表明了历史事实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了以色列与阿拉伯诸国间冲突的性质。接着，阿拉伯石油价格的提高和阿拉伯各国、尤其是埃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决定了1973年战争的结果，即阿拉伯事业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这些都提升了阿拉伯人的自尊，相应的，他们也能更加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与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之间冲突的性质。妄自尊大有所削弱，冲突的调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在1982年反对叙利亚的战争中，以色列令人信服地在空中和地面展示了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这可能使冲突进一步调和。徒劳无益的西贝鲁特之围后，以色列人大批伤亡、丧失胜利感，以及“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中以色列参与这一阴谋所引发的恐惧，这些则可能弱化了以色列认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可以实现政治目标的倾向。
认识不到这些重要差别，就不能深入理解相关的变量，不能作出中肯的分析。精神病学研究促进小组的报告最后得出如下结论：“这项研究颇具指导意义的观点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自恋结构具有重复性并发生微妙变化的特点。”埃及和以色列自签署和平协议后飞快地重建友好、加深和睦，就证实了这种看法。短时间内，2万多以色列人和至少5000名埃及人在不受特殊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往来于两国。没有一件重大的敌对事件被报道。
关键是不要只看到中东冲突的变化之快、变化之微妙，还要开展纵向研究来评估这些变化（就像精神病学研究促进小组所做的那样）。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众多变量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
各方对数不清的冲突、对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各种变化产生复杂的影响，除了这种鲜明的感觉，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位主角作为被单独抽离出来的要素得到常规对待的程度，实际上，他们是从多种多样的配角分布中抽离出来的。比如，如果我们的多样性主要体现为贝京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握以色列的政治和国民态度的全貌。这基本上是本文和多数心理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显然，更为可取的是，对待冲突系统，不要把它看做由单一声音的国家充当玩家，而要把它看做是国家制度下形形色色的玩家的集合。这就提供了一个便于进行变化分析的框架，丰富了分析的内涵。可以把众多玩家看做在制度下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组因素加以研究。
研究冲突自身在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也很重要。在不同的情况下，冲突所牵涉的层面各不相同，从地区间的常规战争到恐怖主义和游击队、到联合国内部以及联合国与其他地区的政治争论、到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国家一切可能的政治行动。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要强调：不要把焦点集中在所谓的客观现象上，要集中在主观现象或者心理现实上。必须向成熟的中东问题观察家（采用心理学和心理史学研究法）强调指出这一点，真是令人惊诧。但是不知何故，心理现实——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分歧——似乎过多地意味着，问题一触到美国就止步不前。在国外，我们用偏听偏信的外交政策处理客观的现实情况。我们同样也喜欢从主观现实而不是从参与方的心理现实出发处理外国的冲突。
也许，令美国分析家遗憾的是，中东人民的心理现实跟我们自己一样大起大落。要想理解对方，就不要告诫他们关注“现实”——这些现实往往是别人的现实，我们必须认真倾听他们说话。
海因茨·科胡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用移情来研究历史进程——放在这里，是社会—政治—历史进程。显然，中东没有表现出堪与精神分析相比的临床气氛。但是至少，想把科胡特和其他人对精神分析的贡献加以应用的社会科学家，希望在中东跟中东人一道开展研究。用移情来理解追随者和领导人正在展开的心理活动，就能更好地理解每种冲突情况的复杂性。我们在远处作研究，不管是美国还是中东地区，是不可能得出关于中东的有意义的心理分析的，因为要想实现移情，就必须跨越物理空间和心理隔膜的障碍。
论述这一冲突的文献门类不断增加，关于这一点也应该得出一种看法。精神病学研究促进小组的报告提供了一个例子。还有许多其他例子，首先是法旺·土尔基的重要自传以及本文。这些例子都严肃地持有一个观点，即心理要素是理解阿以冲突何以异常、何以难以调和的关键手段。心理因素现在可以认真探讨，就是这一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的标志。
后记
不间断的历史进程，再加上中东地区近年来发生的事件，意味着可能有新的机会来解决长期以来中东的根本冲突。当然，有时候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把一种观点从可能变成现实。犹太人多年来在欧洲谋求解放而不得，后来也终于建立了以色列国。巴勒斯坦人还没能走上把梦想变成合理现实的轨道。他们仍在使用暴力，出于他们对别人——阿拉伯兄弟、以色列人和其他人类的挫折感和愤怒。也许他们觉得满心凄凉，以至于为了不“感到孤单”，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根据他们自己的正确解释，宣泄情绪。为了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有价值的，他们必须毁灭。只有别人开始郑重地对待他们，他们才会产生更强的责任感。
科胡特说过，自恋的愤怒永远无法满足。因为最初的伤害始终存在，无法轻易修复，暴力就可以随之而来。巴勒斯坦人的经验似乎体现了这种观点。但是，对本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事实证明，愤怒和暴力模式既非永恒，也不是不可避免。伊朗可以在谈判后释放美国人质。埃及能够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并且经受了中东地区后来的动荡事件的考验。
这意味着自恋伤害无需用暴力表达，中东人民也许也喜欢合作而不是进一步破坏。多种多样的历史进程似乎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1.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强烈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已经大大愈合。受伤的历史不会总是萦绕在以色列领袖的心头，就像强烈的仇恨不会总是萦绕在当代一些官员的心头那样，他们最终也将能够以公平而坦率的态度探讨新近发生的事件。这有助于增强以色列的安全感。
2.巴勒斯坦经受住了以色列围困西贝鲁特的考验，这也许是堪与埃及的1973年“胜利”相比的胜利，当时埃及跨过苏伊士运河，在停战期占领了西奈岛的一部分土地，虽然他们的军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可能性。巴解组织把1982年夏天视为胜利，同时被迫放弃军事行动，这可能导致双方更具有建设性的外交谈判。巴勒斯坦人越来越频繁地呼吁“同步相互承认”，这是朝和平方向迈出的一步。
3.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力量”在今后的20年可能削弱，因为更加充分地利用能源成了普遍的标准，尤其是在石油的替代能源开发出来以后。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投资会减少，交战各方也许更容易解决他们的冲突。
4.世界媒体常把巴解组织成员看做浪漫的革命家。他们的自我形象是自由战士。在巴解组织当领袖，也许比在“独立或自治的约旦河西岸当一名道路建设负责人”更让人兴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黎巴嫩的战败，革命斗争的光辉逐渐褪去，更为现实的目标确立了。结果将是允许巴勒斯坦领导人接受不那么极端的目标。上文所述的每一种模型都突出说明，领袖为追随者确立基调非常重要。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需要领袖跨越自身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传统，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领袖如果只会从自己和本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出发看待政治冲突，将很难与他人的需求、现实和传统发生共鸣。我们相信，明智的领袖对改进追随者的态度和行为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萨达特和贝京迈出了第一步。萨达特总统被暗杀时，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不过，历史仇恨和恐惧可能发生转变的结构被树立起来了。这个框架能否在经过了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混乱局面，经过了里根总统的新和平动议后保存下来，还要拭目以待。主要领导人的心理活动将导向温和的乐观主义。可是在中东，这种乐观却经常在持续而复杂的冲突中垮掉。
献词
这篇文章得到了迈克尔·里斯医院哈罗德·W。施洛斯（Harold W。Schloss）纪念基金的部分支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