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约瑟
约瑟的故事是《圣经》里最扣人心弦的、最详细和最复杂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考古学证据把以色列人跟埃及关联起来，但是《圣经》假定，为了寻找更加肥沃丰产的土地，以色列人从迦南（巴勒斯坦）迁徙到埃及。他们是公元前1730年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属于闪米特部落，他们统治埃及长达150年。
约瑟的故事很可能是一个边缘族群（游牧部落）的领袖故事，他统治过一个存在了上千年的稳定社会。
《圣经》写道，青少年时期的约瑟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创世纪》37：3）。父亲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引起他的哥哥们的嫉妒和猜忌。他们对约瑟产生了强烈的憎恨，约瑟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约瑟似乎对自己和他在家里的地位很满意。他做了两个明显地以自我为中心的梦，梦里人人都臣服于他。于是连他的父亲也感到不安起来。
后来，父亲打发约瑟到哥哥们那里去，看是不是一切都好。他向哥哥们走去时，他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创世纪》37：19）他不仅作为受宠的儿子跟大家不同，还幻想在世间占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哥哥们合计打算把他杀掉，结果却没有这么做，后来他们把约瑟卖给一队过路的商人当奴隶，卖了20锭银子。他们回到家对父亲说，约瑟被野兽吃掉了。
约瑟被卖给一个叫波提乏的埃及人，波提乏是法老的内臣。约瑟是忠实的仆人，他辛勤劳作，后来当上了波提乏家的总管。在这里，《圣经》说了一句题外话，它告诉我们，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创世纪》39：6）。（我们可能有点奇怪，这里会不会是受了希腊人的影响。）主人的妻子喜欢他，想要引诱他。约瑟一向忠于主人，他拒绝了，她对他很生气，指控他想要强奸她。结果，约瑟被投进了监狱。
上面的故事与我们在第十九王朝（Nineteenth Dynasty）（约公元前1300年）“埃及民间故事”（Ordinary Papyrus）里看到的故事惊人的相似。故事是《两兄弟的故事》，它这样写道：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兄弟……哥哥叫阿奴比斯（Anubis），弟弟叫巴塔（Bata）。阿奴比斯有一座房子和一个妻子，弟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待弟弟就像自己的儿子。弟弟白天把牛羊赶到野外，夜里把它们赶回家，晚上就跟它们睡在牛棚里。耕种季节到了，两兄弟就一起耕田。他们在田里待了几天，谷子用完了。哥哥让弟弟回去：“快进城给我们带一些谷子来。”弟弟发现哥哥的妻子正在梳头。“快，”他说，“给我一些谷子，我要赶回田里。哥哥对我说了：‘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他装好谷子和小麦，扛起来要走……这时，她对他说：“你的力气真大！我见你每天都那么强壮……来吧！让我们躺一会儿……你会觉得快乐，我还要给你做好衣服。”年轻人听到这个下流的主意，很是生气，就像南方的黑豹一样怒气冲冲。他对她说：“你刚才的话太失体统……千万不要再说那样的话。今天的事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说着，他把包袱扛在肩上，去了地里。妻子对自己说过的话害怕起来。她抓起一些化妆用的油彩，把自己画成好像挨了一顿狠揍的样子。她的丈夫……看见妻子平躺着，她（假装）爬不起来了。丈夫对她说：“谁跟你在一起？”她回答说：“没有别人……只有你弟弟。他回来取谷子，见我一个人坐着，就对我说：‘来，我们躺一会儿！把你的头发梳好！’我不理他。‘我对你像你的妈妈，你哥哥对你像你的父亲啊！’我对他说。他害怕了，就打了我，不让我把这件事告诉你。现在，你要是让他活着，我就去死。”这时，哥哥也像南方的黑豹一样气得咆哮起来。他磨刀霍霍……把弟弟杀了。（Keller，99-100）
在监狱里，约瑟的才华又一次帮了他的忙，他替司狱管理囚犯。因为解梦解得妙，他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约瑟很理解别人，他表现出天生的领袖才能。于是法老向他求教。约瑟30岁时，法老任命他为埃及宰相。约瑟是非常能干的领袖，他领导埃及人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
《圣经》详细描述了约瑟和他的哥哥们怎么解决了过去的纠葛。中东遭遇大范围的饥荒，以色列人需要粮食，约瑟的哥哥们就到埃及去筹措。因为约瑟未雨绸缪，对饥荒早有准备，整个中东的人们都到埃及去买粮食。约瑟见到哥哥们时，他认出了他们，他们却没有认出他。约瑟想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做过的梦，以及当年哥哥们是如何待他的。他指控他们是奸细，把他们投进了监狱。经过几番复杂的交涉，约瑟让哥哥们心里充满恐惧，把他们逼到了绝望无助的边缘，给自己报了仇。看到他们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彻底失去力量，他才向他们说出真相：他是他们的弟弟。最后，约瑟作为兄弟们的领袖，是个高尚、有权力、乐善好施、仁慈宽厚的人。
雅各随整个部落一道迁到埃及。在埃及，约瑟是大家的领袖，他们渐渐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国家以色列。约瑟安排以色列人住在歌珊，歌珊是一片沃土，尤其适合放牧。约瑟的哥哥们和别的亲戚就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后代。
同时，约瑟巩固了他在埃及的统治权。他用自己在丰年储存的粮食换取金钱、牲畜、马匹，最后，换取土地的所有权。然后，他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遵照这种制度，人们要把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献给法老，剩余的归各人。《圣经》告诉我们，埃及人瞧不起饲养牲畜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像约瑟这样的人不大可能出人头地。正如凯勒（Keller，1969）所写：
只有在外国领主，即希克索斯王朝（Hyksos，也称“牧人王朝”）的统治下，“亚洲人”才有机会崛升到国家的最高职位。在希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我们多次发现闪米特姓氏的官员。在可以追溯到希克索斯王朝时期的古埃及护身符圣甲虫雕饰物上面，“雅各”（Jacob-Her）这个名字被人们清楚地识别出来。伟大的美国埃及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得出结论：“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时期，雅各所在的以色列部落有一位领袖，一度获得了尼罗河谷的控制权，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这种情况与以色列部落迁到埃及是相当吻合的。不管怎么说，以色列人的迁徙肯定发生在这一时期。”
雅各死后，约瑟的哥哥们害怕“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创世纪》50：15）他们找到约瑟，对他极尽尊崇，请求他的宽恕。事实上，他们对待约瑟就好像他是他们的神，这跟他们过去待他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哥哥们的态度让约瑟很是尴尬，他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创世纪》50：19）他安慰哥哥们，保证不为自己过去受到的虐待报复他们。约瑟后来活到了高寿，据我们所知再没遇到别的问题。
约瑟的故事像《圣经》里的其他故事一样，被一代代学者研究了3000多年。我们不打算讨论约瑟的故事，除非是从狭义的心理史学的角度。关于约瑟的童年没有什么资料，只说他很小就失去母亲，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约瑟少年时代的自我中心惹恼了他的哥哥们，他们打算把他杀掉。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约瑟的故事融合了更为古老的神话，这些神话都很相似，很难区分开来。权力的运用和滥用、报复和暴力、奸细、欺骗、偷窃、宽恕、优雅、虔敬和高贵绚丽的梦想，这些都是约瑟故事的组成要素，它甚至描述了新的税收制度，该制度对位高权重者尤其有好处。这个故事的要素与我们在今天的领袖身上看到的东西没有多少不同：金钱、权力、性、暴力和智慧。最后，约瑟在埃及是外人，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能够采取举措，制定新的政府制度。埃及人虽然很聪明，却不知道危机到来时该怎么办。这个例子里，只有作为外人的约瑟能解开法老的梦（即法老内心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这位新领袖还把传统与革新的制度糅合起来。不管是对约瑟还是对埃及人，这种糅合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柏拉图
柏拉图可能是第一位以心理学为基础，系统地研究领袖问题的理论家。《理想国》当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它探讨了多种多样的领袖风格，这些风格满足追随者需求的种种方式，儿童教养与成年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还对暴君作了精辟的心理传记式分析。
这些观点在《理想国》的第八册和第九册中被逐一阐释。苏格拉底在跟格老孔（Glaucon）对话时，描述了不同的政治形式：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暴政。《理想国》前几章的内容大多是在详细论述何谓柏拉图意义上的善良公正的人，以及他在贵族统治的共和国怎样统治和报答这种善良。《理想国》分上下两部，柏拉图在书中分析了背离这种理想的种种政府形式。《理想国》不是描述政府形式随时间演化的历史模型，而是对国家怎么会偏离理想展开的抽象研究。柏拉图承认，存在例外现象——比如，买来的王国或者混合形式的政府，但他认为，国家形式的主要竞争类别是寡头政治、民主政体和暴君统治。
柏拉图认为，一种政府形式向另一种形式演化时，起调和作用的是发生了变化的群体的童年经验。例如，善和正义的贵族统治不能持久。苏格拉底说：
生在地里的植物，及长在地表的动物，当生命周期完成时，其灵魂与肉体的繁衍与绝灭就会发生。其中，寿命短的，其活动空间也小；寿命长的，其活动空间也大。但是关于人类的生育与不育知识，并非都是你们统治者的智慧与教育所能通晓的；规范生育与不育的法则，不被糅合了感觉的智力确认，所以人们在不应该生儿育女的时候生儿育女。
这些孩子会目无尊长，忽视音乐、体育和文化。他们长大以后，就贪婪地攫取财富，一味追求感观享受；他们的家（成年以后）变成“不折不扣的妓院”。金钱渐渐占据了他们存在的中心位置，他们努力，只是为了获取财富。这是寡头政治的特征。寡头政治当中，富人掌握权力，穷人受到排挤。这种国家的公民永远不会把思想转化成真正的文化。苏格拉底问道，请你解释，这种公民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对孤儿监护不当，来自不公的行径不能次次受到惩罚。”
不过，寡头政治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在蜷曲、贫穷、没有选举权的群众中间，有充满活力的强健的青年。他们在战斗中观察到了娇生惯养的富人的怯懦和软弱。他们相互交谈，发现穷人处于相同的境遇。仇恨开始积聚，最后，穷人团结起来，用武器的力量或者某种恐怖主义把富人杀掉。然后，群众没收富人的财富，控制了政府。民主继而被推行。
在民主政体下，人人都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这可能“是一切政治形式中最美好的；它像一件五颜六色的锦袍，饰有各种色调的花边，还用千奇百怪的符号做装饰，看上去美轮美奂。”然而，这种政府形式肆意践踏善良的人，这些人从童年起就追求真和美。这些人在洗牌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因为在民主政体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歧视，平等权被一视同仁地赋予了平等和不平等的人。一般的年轻人品尝着财富的快乐，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他纵情畅饮，抚琴弄笛，参加运动，在心血来潮或者机缘凑巧时，哲学又似乎占据了他的身心。
民主政治固有的不加区别、一视同仁敞开了暴政的大门，在暴政之下，人们不得不忍受“最残酷、最痛苦的奴役”。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个享乐的问题。苏格拉底对格老孔说：
“在我们必要的享乐和趣味当中，我想，有些是无法无天的享乐，它们可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但是，当它们被法律制约，或者更可取的欲望与理智结成同盟时，有些人可以把前一类欲望彻底戒绝，或者几乎戒绝，只留下很少的、极微弱的残余。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留存下来的欲望更多，更强。”“你指的是什么欲望？”格老孔问。我说：“那些在睡梦中被唤醒的欲望。在灵魂的其他部分，即在理性的、高尚的、占据主导的部分沉睡不醒时，野蛮的、暴虐的部分，酒足饭饱后张牙舞爪，不肯消停，横冲直撞，想要满足自己的本能。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解除了一切羞耻感、丧失全部理智之后，它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如果它想跟幻想中的一位母亲或者任何别的人、男人、上帝或者畜生一起睡觉，它也不会犹豫。它随时准备做卑鄙的、血腥的事；它不戒绝任何食品。一句话，任何极端愚蠢和无耻的事情，它都做得出来。”
暴君在生活中把这些幻想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他颁布的命令是好的法律必然限制的。柏拉图认识到，暴君的命令都非常符合人性：“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可怕的、凶猛的、天马行空的欲望，就连那些我们普遍认为德行最高的人也不例外，这些欲望在我们的睡梦中暴露出来。”暴君自取灭亡，是由于他荒淫无度，不加节制：“那么，我的朋友，‘我说，当一个人出于天性、习惯或者这两者的结合，成了地道的酒鬼、色魔和疯子时，’他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暴君”。暴君在清醒时成了“他睡梦中极少呈现的样子”。我再说一遍：“我认为，他（暴君）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清醒时具有我们在他的梦寐中看到的品质。”所以，柏拉图的领袖理论描述了一种控制力大小的变化，即从贵族政体的善和美德（有节制、适应性的自我的力量）占上风，到寡头政治和民主政府对放纵、堕落和享乐的追求（正常情况下受到压抑的冲动冒了出来，创造性的升华濒于崩溃），再到暴政的无法无天、不可遏制的激情（纯粹的本我）。他的观点具有敏锐的心理洞察力，他认识到在善和正义的梦境里，有暴君的激情存在。自取灭亡是由于过度放纵，或者用我们的说法，由于法律的制定。正义的法律增强控制，使美德盛行。可是，善是脆弱的。儿童尤其可能在不合适的季节出生，在心魔的缰绳被解开之后扮演调和的角色。
亚西比德
普鲁塔克（公元46—120年）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在鸿篇巨制《希腊罗马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中讨论了古代重要的政治领袖。这部著作囊括了公元前5个世纪以来51位地位最高的希腊和罗马贵族的传记。每部传记都详细叙述了传主的军事、政治和个人成就，还特别注意到他的领袖风格、动机、个性及其与追随者的互动。普鲁塔克似乎具有强烈的柏拉图式是非观，他从道德角度探讨了这些古代领袖的生平，并且急于加上自己对每位领袖为人善恶的印象。他经常把一位领袖的成败归因于他的善、德行和尊重法律的程度。这部著作说明，普鲁塔克清楚地意识到一位领袖的精神动力甚至精神病态怎样塑造了他的领袖风格。个性特征，如雄心、德行、残忍、复仇欲、守信和与生俱来的才华都在古代领袖的成败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普鲁塔克描述了人类已知的每一种心理特征，在对领袖成就的叙述中融入了带有他个人风格的对心理品质的讨论。我们认为，普鲁塔克是西方第一位心理史学家。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普鲁塔克的议论明确忽略的唯一要素是童年经历，这一点引起我们的兴趣。他对《名人传》中论述的政治人物的童年着墨很少，只笼统地提到了他们的家世。虽然普鲁塔克没有提出无意识要素的概念并加以探讨，但他经常提到梦境或者其他心理作用，来说明他所讨论的现象的复杂性。
弗洛伊德的出现比普鲁塔克晚了18个世纪，不过，从普鲁塔克深入研究人类处境的层面来看，他的心理学无疑是一种矛盾心理学。他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在跟两种相互冲突的情感或状态作斗争，一方是善，另一方是恶。人类不仅在德行之间难以取舍，还在两种迥异的、自相矛盾的情感状态之间挣扎。
为了说明普鲁塔克的研究方法，我们以他对亚西比德的评价为例。亚西比德无疑是古代政治领袖当中最有趣的一位。我们认为，亚西比德的表现说明他是一位富有争议而才华横溢的领袖。
亚西比德于公元前450年出生在雅典，公元前404年在弗里吉亚（Phrygia，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现在的土耳其）去世。他出身豪门，贵族血统。他与著名的伯里克利是远亲。这个年轻人前程远大、智识过人、身体健壮、相貌英俊、勇敢坚毅，是一位极具幽默感的杰出的演说家，但是另一方面，他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冲动。关于亚西比德的童年，我们只知道他刚刚三四岁时，父亲克里尼亚司（Clinias）就在科罗奈（Coronae）战役中阵亡。忙于雅典政务的伯里克利成了他的监护人。我们不知道伯里克利能抽出多少时间陪伴亚西比德。考虑到上天赋予亚西比德的超乎寻常的品质，享有盛誉的苏格拉底对他产生浓厚兴趣就不足为奇了。亚西比德刚成年时，苏格拉底便把他置于自己的翼护之下。
亚西比德是一位天赋过人的领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军事天才，不管他效力于哪一方，他从没打过一场败仗。可是，每当他实现了自己的雄图大略，受到同胞的尊崇和爱戴，他就逞一时之兴做一件鲁莽的事，满足自己当下的需求，长远看来则导向他的自我毁灭。我们只能猜想，如果军队在与斯巴达作战时采纳了亚西比德的建议，雅典将会怎样。但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亚西比德的声誉已经大大受损，即使他的军事天才一如既往，雅典人也不再信任他了。
让我们细看他的一生。根据普鲁塔克的叙述，亚西比德青年时代满怀对知识的渴求，但他很容易被享乐俘虏，心性也很不稳定。在语法学校上学时，他因打过一位老师而闻名。亚西比德小时候，有一次想跟监护人伯里克利说话，人家告诉他，伯里克利正忙着跟人商量怎么向雅典人交代自己的账务，没时间陪他说话；亚西比德走的时候，说：“他想办法不要把自己的账务交出去，不是更好吗？”还有一次，他打了贵族、有钱人希波奈德斯（Hipponides）一个耳光。他和希波奈德斯没有争执；他打对方只是因为他和伙伴开了个玩笑，说他要揍希波奈德斯。后来，他内心羞愧，就去了这位贵族家里，脱掉衣服，请希波奈德斯痛打自己一顿。希波奈德斯笑了，原谅了他；事实是，日后亚西比德还娶了希波奈德斯的女儿为妻。用现代语言来说，亚西比德似乎是一位冲动的年轻人，他一直在寻找爱和接纳，却没有得到成年人持续的指引。亚西比德的自负和野心使他很容易授人以柄。他对自己的政治实力怀有不切实际的膨胀认识，苏格拉底必须耐心地劝他谦卑，纠正他的错误，让他明白自己的德行多么不够完美。普鲁塔克写道：“他用伟大的希望鼓舞人，他本人则玩味着更大的希望。”亚西比德从政时被认为拥有巨大的优势：他的贵族出身、财富、勇气和领袖魅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公元前420年，他当上了统帅，发起反对贵族尼西亚斯的战争。他率领雅典的大队人马到达西西里，轻松地打赢了第一仗。然而，敌人指控他毁损了整座城市的赫尔墨斯神像。他被召回雅典接受审判。他出逃斯巴达，在斯巴达受到崇敬，帮助斯巴达人打赢了与雅典的战争。他改变个人生活习惯，采纳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奢华的生活”，很快赢得了斯巴达人的尊重和爱戴。
然而，亚西比德总是不甘寂寞。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二世远征在外期间，亚西比德与王后发生私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亚西比德不得不逃离斯巴达。他加入了希腊的劲敌波斯人的队伍。他取悦于仇恨希腊的波斯国王，帮助波斯人与希腊作战。
后来，公元前411年，亚西比德回到雅典，帮助雅典夺取了几场戏剧性的军事胜利。雅典人原谅了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作为英雄受到了雅典人的欢迎。“然而，”普鲁塔克写道，“这种公开表达的欢乐是混合着泪水的，眼前的幸福已经被他们（雅典人）遭受过的痛苦的记忆冲淡了。”许多人对亚西比德疑忌很深。他的敌人一有机会就捏造故事，对他恶意中伤。普鲁塔克写道，那些事都是莫须有的。亚西比德不得不再次逃亡，这一次他逃到了土耳其，后来，他在土耳其遭人暗杀而死，据说是斯巴达人干的。斯巴达征服了雅典，亚西比德本来有可能让雅典免遭如此结局，却无奈只能不光彩地逃离雅典。普鲁塔克写道：
如果说有人曾经被自己的荣耀毁灭，那这个人就是亚西比德。他接二连三的成功让人们对他的勇气和行为产生了一种观点，即他做的每件事情，倘若失败，只能怪他自己疏忽大意，谁也不相信那是因为他渴望权力。
亚西比德也许是他那代人当中天分最高的雅典领袖，那个时代被认为是雅典的黄金时代。可是，在和平时代，他是个遇事冲动、自我中心、及时行乐的人。他在危急时刻才显露出最高的勇气和才华。他不是一个残暴的人，虽然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当他认为雅典危在旦夕时，还是立即动身，前去帮助雅典。他有时相当慷慨，可是，他的反复无常让他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此外，他广博的才华引起一些人强烈的忌恨。他深信自己有权取得成功，没有设法调和自己的幻想。是他播下的自我毁灭的种子过于强大，以至于他无力克服吗？还是说，假如情况不同，他会取得成功？也许只是他的天赋过于出众，结果对他自己、对他的同胞都没有好处罢了。他的无限才华使他无法掌握适当的分寸，一切对他都是轻而易举的。他可能以为，领导和掌权是他的神圣权力，因此，他不懂得怎么处理自己招致的失败。他一手造成的危机似乎没有让他学到任何教训，反而加强了他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坚不可摧的，结果他夸大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他不断地追求荣耀，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抱负，这两者的致命结合使他无法与自己的追随者妥协。对他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可是最后，再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使命要他执行，于是他就被暗杀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