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人接物，不能由着自己的性子，得先看看是什么样的人。
曹操是三国时代的军事家、政治家，在待人处事特别是在用人方面，曹操表现出他政治上的双重待人理念。一方面，他不念旧恶，用人待人十分宽容大度；另一方面，又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常常翻脸不认人，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在不念旧恶、器量广大方面，他对陈琳、张绣这样骂他祖宗、杀他儿子的人也一样任用。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董卓之乱后到冀州避难，投靠袁绍，为其起草文稿，其间曾写檄书历数曹操罪行，骂及曹家祖宗三代，耻笑曹操是太监之孙的卑贱身世。袁绍兵败后，陈琳为曹操所擒，曹操问：你当初为袁绍写文稿，只写我的罪状骂我也就算了，为何涉及到我父亲和祖父？陈琳谢罪后，曹操爱其才而不予追究，留任他为文书。张绣是董卓部将张济的侄子，张济死后张绣接掌军权，很会打仗。后带兵至南阳，投降了曹操。但其妻被曹操看中，纳而为妻，张绣率众反叛，围攻曹操住所，曹操仓忙之间逃生，中箭受伤，差点丧命，长子曹昂因救父而遇难。后来，张绣在贾诩的劝说重新归降曹操，曹操十分高兴，不计杀子之仇，留之任用。
曹操一方面表现出豁达大度的容人之量，一面对稍有触犯自己的人或对自己的敌人又毫不留情，诛杀了一些当时的著名之士。杀孔融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合，杀杨修则因为曹植失宠。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常跟曹操唱反调，曹操不能容忍，在南征荆州之时借故把他杀了。杨修跟曹植的关系密切，曹植失宠、曹丕立为太子后，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以泄漏军情的名义将其收斩。崔琰直言敢谏，很有威望，曹操原先对他很赞赏，后来曹操认为他出言不逊，诽谤自己，将其赐死。娄圭少时就跟曹操有结交，跟随他多年出谋献策，屡次立功，曹操也常叹：“子伯（娄圭字）之计，孤不及也。”后来，只是对人说了句人生在世当自己有所作为，不要羡慕曹操父子，就被杀头。崔琰的同事毛王介，担任选举之职很有成绩，得到曹操的肯定和支持，因为对崔琰之死有所怨言，曹操就大怒，要将他处死，后经大臣们求情，才免于一死，被免黜回家。
曹操对触犯他的人肚量之小，还反映在对待荀或这样的大谋士、大功臣上。荀或是曹操的第一谋士，在迎献帝、破袁绍等重大决策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他的人品也好，是当时“德行周备、名重天下”，为海内英俊都尊崇的长者。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论功行封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说是“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荀或字）是也。”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认为曹操应进爵为国公，征求荀或意见。荀或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由此对荀或十分不满，不再信任，有意冷淡，以致荀或忧郁成病而死。关于荀或之死，还有另外一种记载：荀或病后，曹操赠送给他一提食物，打开一看是个空器，荀或于是饮药而卒。见荀或传中引注的《魏氏春秋》。只因他不赞成曹操进爵为国公，曹操就一点不念前功，给他脸色看，让他活不下去。荀或一死，曹操次年就当上了魏国公。官渡之战时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后，为打败袁绍立了大功，许攸居功自满，得罪了曹操，也被杀害。
曹操政治品格上的双重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总起来看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其思想根子则是他所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是凡个人第一的政治人物，大致都有这种双重人格的特征。作为汉末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有不少方面是应当肯定的，但就其双重性的政治品格来说，无疑是不值得赞扬的，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种双面人的一种警示而已。
人生感悟
由此可见，处事灵活，善于变通对于做局者是非常重要的。人的脑筋死，局往往也就死了。非常现实的一点就是计谋要随着对象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特点，而针对他的计谋并没有高明低下之分，关键是看适合与否。适合了就是最灵的，不适合了，就是失效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