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石川懂电影技术，但却没有在观众市场摸爬滚打的经验。可郑正秋不一样，用周剑云的话说就是，郑正秋“懂电影，有的是人生的阅历和舞台的经验”。长期浸淫在文明戏的舞台艺术中，郑正秋更懂得市民观众的口味，更知道他们想看什么。郑正秋是个老戏骨，又有文学素养，他来自市民，又回归市民，早年虽然也革命，但当革命的风潮过后，他这颗小水珠，又迅速回归到市民的汪洋大海中去了。但郑正秋绝不是随波逐流。他始终有自己艺术主张，驾驶着舵，走自己的航船。他讲市民爱听的故事，但又从中传达点教化的思想，也算不上先锋，无非是惩恶扬善之类的老思想、老传统，但观众一下就被打动了。郑正秋不是先锋的，而是传统的，归根到底，他要讲的，还是那点类似于忠孝节义外加点自由、平等的传奇。
从亚细亚公司开始，？或者说从《难夫难妻》开始，郑正秋和张石川就有分歧。现在，张石川失败，郑正秋顺理成章地找到了尝试的机会。《孤儿救祖记》横空出世了。郑正秋还是回到了家庭伦理片的园地里，他所追求的，还是教化，还是在给观众“好看”的同时，让观众再思考点什么，明白点什么。他更像是一个古代县城里的青天县太爷，创造了一个世界，那个世界里，小人在作恶，好人在受苦，但最终，好人有好报，坏人受惩罚。中国式的惩恶扬善的老路，在《孤儿救祖记》中重现，只不过，这故事不是出现在小说里，不是出现在评书里，也不是出现在戏曲里，而是一种逼真的形式，借着西洋传过来的电影艺术的新瓶，装了一壶醇香的老酒，观众一下被折服了。国人拍电影多年来的水土不服，等到《孤儿救祖记》一出现，瞬间凭借高昂的票房涤荡一时，在好莱坞包围着的电影市场中硬是杀出了一条血路，中国电影，也正是从《孤儿救祖记》开始，才在观众的追捧下，有了那点气势和信心。
中国是个人情社会，《孤儿救祖记》正是点在世道人心。影片中的富翁杨老爷子晚年丧子，在侄子的撺掇下，赶走了儿媳，儿媳产下一子，悉心抚养。孩子长大后，入杨老爷子所建的学校读书，爷孙相见，却并不相识。侄子来找杨老爷子要钱，遭斥责后，意欲行凶，被孙子阻拦。侄子受了重伤，临终时良心发现，说出了实情，杨老爷子祖孙终于团聚。当时《申报》的电影评论说，“全剧情景，切近目下社会，警发人处，均中肯要”，“此片能于目下社会下一针砭，有益世道人心不浅”。观众则说，“欧美情节剧之足以感动观众者，厥为二端，一曰男女之爱，一曰母子之爱，在中国描写，以现在中国男女社交之多障害故，颇属不易，斯剧能避难就易，以母子之爱动人，其术甚智，且能表扬我国国民之良善特性”。避开爱情，从亲情入手，写家庭的变故，将善恶博弈的人间，中国的观众们，带着泪，为张石川和郑正秋叫好了。
《孤儿救祖记》是一颗还魂丹，救活了濒临破产的明星公司，也为国片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无论滑稽还是幽默，于上海的市民观众，都仿佛“小甜点”，家庭剧才是“以飨观众”的“正餐”。《孤儿救祖记》1923年12月上映，第二天就有南洋片商以8000元的价格购去，明星公司大赚一笔。因为《孤儿救祖记》，明星公司这条原本颠颠簸簸的小船在银海里上路了，张石川在交易所基础上改建起来的电影公司，成了他们招财进宝的新利器。而且更好的是张石川、郑正秋们，凭借拍电影，在商业目标和艺术理想之间，找到了一条中庸之道。钱是要赚的，艺术也是要搞的，只不过，他们的艺术，绝非阳春白雪曲高和寡，而是贴着市民的心，讲一些撩拨人的爱和感慨。
其实在《孤儿救祖记》之前，郑正秋和张石川就尝试拍摄过一部《张欣生》，也是家庭伦理情节剧，讲一个谋杀故事，情节曲折，但因为充满凶杀血腥场面，内容导向明显偏离主流，连当局也予以禁映。编剧郑正秋也算有了经验教训，再一起手便是情节与教化双管齐下的《孤儿救祖记》，果然大获成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