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公司发现明星，创造明星，但明星想要成为明星，还得捧。梨园当中，名角的走红，需要捧，需要制造声势、抬高身价，若是一些有头有脸的人物肯出面出力，下重金，开金口，一代名角总归成熟得快一些。但戏曲名角的走红，毕竟需要许多个数九寒冬的磨炼，唱念做打，样样都得够工夫，才有机会成功。所以，戏曲名角们一朝成名天下知的背后，往往是汗水和泪水的凝结。而电影明星不一样。首先，媒介变了。唱戏、演文明戏，都属于舞台艺术，讲究的是现场感觉，一分一毫都差不得。但电影不一样，电影是拍好了，再拿出去播。演员和观众之间，总是隔了一层胶片、一片光影，观众只能在银幕上看到他们，明星们变得神秘了。因为神秘，便更有诱惑力，也有了在真实与虚构之间转换的空间。
这时候，上海发达的小报插了进来，迅速成了捧红或踩臭女明星们的中间角色，它们制造“流言”与“花边”，刺激市民们的好奇心的同时，也为他们提供谈资。自从有了小报，女明星们便开始在人们的嘴唇边和唾沫星子里起起落落。民国早期电影受鸳鸯蝴蝶派影响很深，明星公司许多叫好叫座的作品，都是从鸳鸯蝴蝶派的作品改编而来的。而上海的小报，恰恰也体现了鸳鸯蝴蝶派们的审美趣味。小报是香风，是蜜雨，是赤裸裸的挑衅与挑逗，它像一团粉色的云，笼罩在女明星们的周围，伺机而动。小报最令人诟病的，一是色情，二是造谣。小报是游戏性、私人化、边缘化的，是不负责任的。它听风是风，见雨是雨，女明星可以趁势而上，腾云驾雾而起，但一不小心，也可能被小报不负责任的报道淹没。
经历了王汉伦、杨耐梅们的预热，中国电影的明星制度逐渐形成，虽然明星与公司之间的关系依旧松散，缺少法律约束，来去自由，但人们对于明星，已经基本有了认同。明星公司与小报之间，也有了基本的默契，你好我好大家好，我提供材料，你卖出报纸，糊弄了观众，大家发财。1924年，张织云投身电影圈，在大中华影片公司拍了《人心》和《战功》后，转投明星影片公司，参演了《新人的家庭》。这部片子在当时，可谓“大卡司”，“明星”的名旦杨耐梅、宣景琳倾情出演，张织云在其中轧一角，可见公司对她的重视。1925年，明星推出《空谷兰》，张织云担纲主演，票房高达132300元，创下纪录。
1926年秋，上海新世界游乐场为了招揽顾客，联合35家电影公司，举办电影博览会。其中有一项就是票选电影女明星。媒体的参与让这次票选更加有辐射力。选票印在每日发行的《申报》《新闻报》和《新世界》报上，由观众自行投票选举。为了保证真实，主办方还特地请了两位律师在选举仪式上进行公证。结果，明星公司推出的主演《空谷兰》的张织云，以2146票艳压群芳，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第一位“电影皇后”。在电影公司、媒体和观众的联合运作下，明星影片公司的又一名旦张织云如日中天。轰轰烈烈的造星运动，俨然成为一项各方面都默认的游戏，从妓女到舞女，再到女明星，上海滩对女性的消费，经历了一个逐渐高升的过程。女明星是上海滩头一抹赤红的晚霞，也是黑夜里诱惑的一片霓虹，成为海上中产阶级消费的对象，和小市民们窥探与意淫的一个粉红色的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