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描绘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蓝图、新愿景、新目标，汇集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思想、新论断、新举措，反映了社会呼声、社会诉求、社会期盼，涵盖15个领域60项具体任务，句句是改革，字字有力度，开启了全面深化改革的新周期。
一个新目标：2020——只争朝夕的七年
实现中国梦，距离第一个百年的小康梦还有七年时间。在这个节点上，全面改革的时间表也定在2020年，彰显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丝毫不给自己预留退路，对全面深化改革的决心、勇气和自信。在这七年里，我们的改革任务应该是可检查、可评估、可落实的，它是改革最后的边界和底线。
难事必作于易；大事必作于细。完成《决定》提出的改革任务，时间紧，任务重，必须以只争朝夕的精神和扎实有效的举措，尽快制定本地区本部门改革的实施方案，进一步细化路线图和时间表，确保改革有步骤向前推进。
两个新机构：改革大格局和安全总动员
专栏
浙江：转变职能要做好“减、合、整、强”四篇文章
如何理顺政府和市场关系，浙江省委书记夏宝龙在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上说，政府要主动做好该做的事，以加快转变职能为抓手，在营造公平开放便利的市场环境上多下功夫，提高政府效率效能，要做好“减、合、整、强”四篇文章。“减”就是减掉臃肿，通过“脱外衣”精简机构，提高机关工作效率，减少人浮于事现象；“合”就是合并职能，确保权责一致，切实消除推诿扯皮现象；“整”就是整合资源，在人权、财权、物权、事权各方面，做到五指合力，发挥更大效应；“强”就是加强治理，统筹兼顾、堵疏结合、标本兼治，营造更好的改革发展稳定环境，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
顶层设计大格局。中国改革正处于深水区和攻坚阶段，深刻性、复杂性、艰巨性前所未有，改革需要在调整重大利益关系上取得进展。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深化改革的领导，就是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保证改革顺利推进和各项改革任务落实。各级党委要成立领导小组和相关机构，并尽快投入工作，为推动各项改革举措落到实处提供有力指导和保证。
国家安全总动员。从战略角度看，国家安全委的设立，是国家管理认识的深化和转变，是一场事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的系统工程，必须强调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着眼于建立内外兼顾、通盘筹划、统一指挥、统筹实施的国家安全工作机制，必须树立中央和地方、政府和民间、涉外各部门牢固树立外交一盘棋意识，开创大安全格局新阶段。
三个新攻坚：“硬骨头”改革眉目清晰
国企改革要啃“硬骨头”。社会舆论对国企改革强烈期待。国企改革的方向是混合所有制，旨在打破国企垄断，推进市场化、参与公平竞争、激发竞争活力；基础是国企分类制度，要厘清公益性国企、资源垄断性国企和竞争性国企，进行分类分层改革；核心是完善产权保护，也是国企改革的前提；亮点是国企制度全面创新，借鉴“淡马锡模式”建立现代国有资本管理制度，并在2014年正式拉开国企改革的大幕。
土地改革要同地同权同价。土地改革万众期待，牵一发而动全身。解决农村土地问题不容再拖，必须着力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切实体现对农民财产权的尊重，维护农民的土地合法权益。打破土地市场城乡分割状态，让城市和农村土地同权同利，建立城乡统一的建设用地市场，实现“同地同权同价”。要消除现行土地市场的二元结构和剪刀差，有效保障农民的财产权，提升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的话语权，真正形成反映市场供求关系、资源稀缺程度的土地价格形成机制，大大提升土地资源的配置效率。
收入分配和城乡社保改革要“公平”。着力解决国企与民企、城乡建设用地、公共服务、司法公正、机会平等、收入分配、社会保障等问题，切实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要围绕橄榄形分配格局，进一步细化“提低、扩中、控高”改革举措，通过改革调整现有收入分配格局，将“沙漏形”的社会两极向中间挤压，扩大作为消费主力军的中等收入群体占比，最终形成“橄榄形”的收入分配格局，是社会保障制度核心要义，使所有社会成员效用最大化。要进一步扩大社会保障的覆盖面，努力消除不同群体之间特别是城乡之间的水平差别。关键是要进行保民生、促公平的托底性、基础性制度安排，确保网底不破，让人民群众安心创业就业，同时防止冲击社会道德和心理底线。
四大新导向：厘清重大改革关系
以经济体制改革为牵引，突出全面深化改革新举措。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着力点和突破口，最为符合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也契合“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进一步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健全城乡发展一体化体制机制，必须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主轴，努力在重要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上取得新突破，以此牵引和带动其他领域改革，使各方面改革协同推进、形成合力，而不是各自为政、分散用力，将改革开放不断推向深入。
以政府职能转变为主线，细化央、地、政、社新关系。转变政府职能与限权、放权和分权内在统一，是“政府现代性”根本标志。“政府间关系”的基本原则是权力下放到基层政府的财力能够承担的事项上，形成权责一致或财权与事权相一致的政府间职能划分体系，强化基层政府的责任能力。要推动权力向社会组织有序转移，使政府、市场、社会的“共治”局面得以形成，并最终实现国家治理的现代化。
以深化民主法治为实践，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新突破。“法治中国”首次写入党的文献，是自十五大以来，有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中国版、升级版和综合版。建设法治中国是一项立法、执法、司法和守法共同推进的综合性系统工程，需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的一体建设。特别是要推进民主法治建设，坚持人民主体地位，总结民主法治的实践经验，在更高层次上推进公众参与法治建设的进程。
以成果考核评价为导向，构建生态文明制度新体系。生态文明的制度建设，是生态文明建设的突破口，要对现行的不符合生态文明要求的制度、体制、机制进行改革。关键是要完善发展成果考核评价体系，纠正单纯以经济增长速度评定政绩的偏向，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体现生态文明建设状况的指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评价体系，大幅增加考核权重，切实把注意力更多地集中到转方式、调结构、增效益上来。
五个新变化：开启全面改革新周期
专栏
农地改革必须坚守三大原则
2013年11月20日，中央财经办副主任杨伟民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贯彻落实三中全会精神吹风会上表示，农村土地改革必须坚持三大原则：一是守住底线的原则。包括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权，不搞私有化；坚持18亿亩耕地红线，坚持用途管制，防止在流转过程中把农地都变成建设用地。二是问题导向原则。发现什么问题解决什么问题。三是试点先行原则。农村土地改革需要统筹研究、统筹考虑，不能一哄而上，搞刮风。杨伟民还表示，要探索一系列办法创新性地推进改革，既要满足城镇化过程中对土地的强烈需求，也要保障农民的基本生活权不受到侵犯。
从局部到“全面”的变化。全面改革不是“单行本”，而是“大部头”。尽管前六次会议也都与改革有关，但主题仅是某一方面改革。“六个紧紧围绕”，体现了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体现了顶层设计与基层探索相统一、整体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统一、总体部署与具体设计相统一、延续性与创新性相统一、全面性与针对性相统一五个统一。
从基础到“决定”的变化。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牛鼻子”，关键是真正形成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解决对非公经济的歧视和隐形壁垒以及政府对资源配置干预过多的问题。同时，“决定性作用”并非“全部作用”，要明确划定政府与市场的边界，要让“两只手”相得益彰。
从管理到“治理”的变化。党的执政理念由政府自上而下的“管理”转变为政府自上而下与社会自下而上相结合的“治理”，这将成为新时期深化改革的执政理念和治国方略。要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框架下，构建政府治理、社会治理和城乡治理的新型治理结构。更加体现治理主体多元，方式法治化，而非简单命令式、完全行政化的管理。
从城镇化到“城乡发展一体化”的变化。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既是农村改革的方向，也是农村改革的抓手，尤其需要把农村改革与城市改革一并设计、一体推动，以新的理念和思路下好城乡联动这盘大棋，形成劳动力、土地和住房“三位一体”新格局。
从稳定到“安全”的变化。改革开放35年，内外矛盾交织，全球化在给各国人民带来人员、物流、信息流动便利的同时，也给威胁国家安全的各种敌对势力提供了更多机会，使得威胁国家安全的因素呈现立体、多元和突发态势。同时，面对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医疗、住房、生态环境、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执法司法等关系群众利益的问题，面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等突出问题，必须从公共安全上升到国家安全的高度，构建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的多元化、多层次、多维度大安全大和谐格局，形成包括经济安全、网络安全到意识形态安全的大安全体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