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丽荣
把刘少奇的过渡思想，即经过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思想与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比较一下，不难发现这样一些现象：两者有许多相似之处，不仅是内容相似，而且历史命运也相似。
第一，关于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是建立大工业的思想。
列宁新经济政策认为，在小农经济占优势的国家，过渡时期的首要任务不是立即按社会主义原则直接改组整个社会经济，而是发展生产力，建立作为社会主义唯一基础的大工业。列宁说：我们原打算“直接用无产阶级国家的法令，在一个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整国家的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犯了错误。”他又说：“我们必须再次着重指出，大机器工业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能的经济基础，谁忘记了这一点谁就不是共产主义者。”他认为，没有高度发达的大工业，那就根本谈不上社会主义，而对于农业国家来说就更谈不上社会主义了。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刘少奇就指出：“我们中国之所以弱，也就是因为我们还只有很少的工业，我们还不是一个工业国。要中国强盛起来，也必须使中国变成工业国。”“使中国变成工业国是我们奋斗的远大目标。”
建国初期在《国家工业化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一文中认为，旧中国落后的基本原因有二：一是生产不发达。近代化的机器工业、运输和农业很少。二是长期遭受外国帝国主义和中国封建、地主、官僚买办阶级的压迫。革命胜利后摆在中国人民面前的任务是如何走向工业化。他指出，只有实现工业化和电气化，才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才能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否则“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说是已经胜利了，相反，我们还要遭受可耻的失败”。
第二，关于通过商品经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不再强调小农是资本主义复活的基础，而强调农民是建设社会主义的依靠力量，强调关心农民的私人利益。要通过商品交换建立工农之间巩固的经济联盟，通过合作社引导小农走向社会主义。列宁认为解决小农问题，要用两个东西来满足他们：（1）一定的周转自由，即给小农一定的经营自由；（2）供应商品和产品。列宁说：“小农只要还是小农，他就必须有同他的经济基础，即小规模的个体经济相适应的刺激、推动和鼓励。这里是不能离开地方周转自由的。”周转自由就是贸易自由，而贸易自由也就是资本主义自由。列宁说：新经济政策的全部意义就在于“要找到我们用很大的力量才能建立起来的那种新经济同农民经济的结合点”。这个结合点终于找到了，这就是落后国家无产阶级必须通过市场、商业，同农民经济建立联系。
列宁还说：“在这个过渡时期，在农民占大多数的国家里我们必须善于采取满足农民经济要求的办法，采取最有效的措施来改善农民经济状况。当我们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当大机器还没有把他们改造过来的时候，就应当保证他们有经营自由。”作为买卖机关的合作社是使私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对这种利益的检查、监督相结合，并使私人利益服从共同利益的好形式。
刘少奇提出，无产阶级在取得政权并掌握大工业之后，在全国农村组织自愿集资入股的供销合作社商业，把千万农民的小生产联系起来，并使他们与大工业联系起来，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供销合作社开办集体所有制的各种农副产品加工厂，发展农、牧、茶、棉等专业生产合作社，开办消费品生产加工厂和为生产经营的储运机构。农业、手工业和机器工业合作社也分别加入供销合作社，作为它的基层组织。“使合作社成为一个广大的共产主义学校。”合作社现阶段的任务“是组织小生产，以提高小生产的生产力；在将来，则在极广大的范围内改造小生产为大生产”。这一思想就是一条，在不改变农民所有制的条件下，通过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引导农民从小土地私有制过渡到专业分工的集体所有制社会化大生产的道路。他和毛泽东不同，没有提出在农村普遍发展以单纯生产粮食为目的的合作社，更没有不允许农民发展各种专业生产和从事商品经营。实践证明这种道路是正确的。如果这种设想成为实践，我国农村就会是各种产品竞相发展的繁荣富裕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社会，而不至于出现合作化以后把农民固定在土地上单纯从事粮食生产的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的20多年的停滞现象。刘少奇的这种通过商品经济发展生产力，引导农民从小土地私有制过渡到专业分工的社会化集体所有制大生产的思想，在实践上将继续证明是正确的。
第三，关于如何看待资本主义的思想。
列宁一贯重视国家资本主义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作用。新经济政策初期，列宁重新提出了国家资本主义问题，他谈得最多的是租让制。但是租让制遭到了工人的反对，认为刚赶走了本国的资产阶级，现在又把外国的资产阶级放进来。对此，列宁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他说我们的经济还很困难，不能一下子从什么都没有过渡到什么都有。在资本主义四面包围的困境下，必须同资本主义建立联系，通过租让来获得外国资本家的帮助。没有租让，我们就不能实行我们的纲领和国家电气化。实行租让，可以使工人在实践中学习外国先进生产技术和管理经验，要不惜破费，多花点钱去学习并不可惜，只要能受到教益。
新经济政策使资本主义得到了发展，国内和国际上的许多共产主义者都害怕、担心苏俄会复辟资本主义。逃亡在国外的俄国地主、资产阶级更是把复辟资本主义的希望寄托在新经济政策上。因此，是否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就引起了很大的争论。列宁认为只要我们掌握着所有国家企业的所有权，只要我们精确而严密地控制着资本主义容许发展的限度，资本主义的发展是不可怕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发展还能促进苏俄向社会主义过渡。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资本主义因素？有人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一概不能采用。列宁的看法是，在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简单地抛弃资本主义，而应该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的东西。他说：“有人在这里说，不向资产阶级学习也能够建设社会主义，我认为，这是中非洲居民的心理。我们不能设想，除了建立在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的社会主义，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他主张无产阶级就应当有这样的胆识，“迫使共产主义的敌人来建设共产主义，用资本家捡来打我们的砖头建设共产主义！我们没有别的砖头，要迫使资产阶级专家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来建设我们的大厦”。
在这方面，刘少奇有非常深刻的论述。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资本家最关心共产党是如何看待“剥削”的，很想摸摸共产党的“底”；我们的一些同志也主张立即消灭剥削。刘少奇为了彻底打消资本家的恐慌，也为了澄清人们当时的混乱思想，振聋发聩地提出“剥削有功”的论断。他一再大声疾呼：“今天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年青时代，正是发展它的历史作用，积极作用，建立功劳的时候。”针对资本家“剥削越多，罪恶越大”的恐慌，刘少奇把共产党的“底”告诉资本家：剥削，现在是有功劳的，扩大私人资本主义工厂，就是扩大剥削的范围，但这对工人就业、对国家经济恢复是有好处的。他说：“今天工人痛苦不是资本主义发展才痛苦，而是资本主义不发展才受痛苦。”尤其可贵的是，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今天是保留资产阶级，不是立即消灭资产阶级。立即消灭资产阶级，不是无产阶级的路线。是小资产阶级的平均主义，农业社会主义的倾向，是错误的、反动的、小资产阶级的。”即便到了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刘少奇还在说，可以开私人工厂，资本主义是社会主义经济的一个补充。
第四，关于逐步过渡的思想。
最初，列宁企图将马克思、恩格斯对未来社会的预想付诸实践，按照巴黎公社的原则制定相应的政策措施。在建立社会主义体制时，列宁强调通过国家高度集中的计划来实施“直接过渡”。现实表明这种直接过渡思想是错误的，列宁以新经济政策来取代了前者。从现象上看，新经济政策是一种“退却”，但从本质上看，它表明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但资本主义生产力和商品经济却不能超越。落后国家对资本主义的超越是有限度的，它不能离开对资本主义创造的一切“肯定成果”的吸收，也不能在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中完全排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更不能简单依靠政治力量建立一个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制度，以便直接向共产主义阶段过渡。正如列宁说的：“退却之后就可以同农民群众结合起来，和他们一道前进，虽然比以前慢一百倍，但却能以坚定的步伐勇往直前，使他们永远看到我们毕竟是在前进。那时，我们的事业就一定会立于不败之地。”
刘少奇的过渡理论，突出的贡献就是“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的思想。它的基本点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小农经济占主要地位的中国，必须经过一个十几二十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这个社会的任务就是为社会主义的建立创造坚定的物质条件。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经济落后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必须利用资本主义有利国计民生的因素，发展个体小商品经济的生产积极性，以增加国家的经济力量，满足社会和人民的需要；通过适当发展资本主义来加强社会主义，最后达到消灭资本主义的目的；通过适当加强小生产者的力量来更加壮大国营经济的力量，最后引导农民走向社会主义。这样看来是后退，实际是更好地前进；看来像是慢，实际更快；看似麻烦，实际更顺利。这一思想虽然与马克思当初设想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有所不同，但它却发展和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它所涉及的问题是一切经济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都将会遇到的问题。
苏俄新经济政策要解决的问题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要通过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来解决的问题。无疑中国共产党人从俄国的新经济政策中得到了启示。刘少奇就说过：“为什么不早消灭资产阶级？困难很多，消灭了以后怎样？消灭了以后你还要把它请来的。列宁搞新经济政策，即是如此……俄国已是帝国主义，而中国则是半殖民地经济条件，在十月革命后与今天有许多相同，在经济上列宁斯大林的原则可以采纳……1921年时，列宁斯大林即说过，俄国尚无社会主义经济的基础，我们的政策与1918年资产阶级尚未暴动时即新经济政策时有许多条件相类似，其经验是可以参照的。”
“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与俄国的新经济政策在许多方面有相似之处，如都主张利用私人资本主义，利用各种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保护小生产者生产的积极性，允许个体农民发家致富，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创造物质基础。尽管两者的起点不同，国情不同，一个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一个是封建色彩浓厚的资本主义国家，它们所遇到的具体问题有不同，但转变的实质是一样的。
由上可见，两者内容上是如此相似，其原因就在于两国都是在商品化、社会化、现代化不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俄国是一个不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自然经济半自然经济占相当的比重，俄国必须面临这些特殊的条件和环境，去探索一条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而中国比俄国还要落后，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废墟上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大厦，也需要中共领导人去探索。显然，两者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本国实践相结合的产物。
那么，两者在实践中的历史命运如何？
第一，两者在实施不久都发生了分歧。
实行新经济政策，苏联党的上层领导人是一致赞同的，但对其理解却不一致。大多数人把它看作是克服困难而应急的权益之计，是形势所迫而对资本主义的暂时的退让。新经济政策实施后，农民把自己多余的农产品变成商品涌入市场，使商业活动活跃起来，货币和价值规律重新发挥作用。苏共一部分领导人认为这将会大大助长小农的资本主义的自发倾向，新的剥削阶级就会重新滋长起来，这是一个十分可怕的现象。认为俄国在“向市场这个魔鬼说：‘请你来帮帮我们的忙吧！’”他们十分欣赏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无货币、无商品的情形，认为现在的俄国“十月革命的大厦正在摇摇欲坠，这意味着转向资本主义”。甚至有的人为此退却嚎啕大哭，还有人作诗：“看！莫斯科受寒忍饥，从前整齐美丽，而现在是买卖投机。”
面对这些慌乱，列宁却非常冷静，不为所动，他提出还要进一步退却，要退够，退到何处呢？列宁说：“退到国家资本主义（租让制）上去，退到合作制的资本主义上去，退到私人资本主义上去，还要退到商业上去。”
这里实际上提出了如何看待“新经济政策”下出现的商品货币关系和资本主义因素的问题。前者认为凡是资本主义的东西，社会主义一概不能采用。而列宁的看法是，在落后的国家要建设社会主义，不是简单地摒弃资本主义，而应善于学习、借鉴和利用资本主义的一切有用的东西。尽管这里列宁没有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但是他主张在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必须利用商品、货币、市场、国家资本主义等一系列“砖头”，用资产阶级“专家”来建设无产阶级的大厦。这是列宁在探索俄国社会主义道路中最重大的政治突破。
同样，“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最初在全党达成了共识，它表明中共领导人不打算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而准备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的建设阶段，逐步地过渡。新中国头三年的建设，我们的各项经济工作也是按照这一理论实施的。但是，在取得建国后第一批胜利成果以后，在要不要坚持既定方针的选择上，党内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即是继续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大力发展新民主主义经济，为过渡到社会主义准备物质条件，还是立即一举完成社会主义的过渡。毛泽东在1953年夏，开始把刚刚建立起来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相对稳定性与过渡性对立起来了，批评了“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的提法，批评了“由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提法，批评了党内有的同志贯彻新民主主义政策是“资本主义倾向”。造成这一改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是由于建国后各项政治运动和国家经济恢复工作开展得比较顺利，一些同志便产生了急躁冒进的情绪。另一方面，土改完成后，国民经济恢复了，社会生活中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即农村土改后打破了对土地占有的相对平均状态，拉开了不大的贫富差距，中农要求发家致富，个别中农上升为富农，互助组出现了涣散的现象。对此，党的判断是农村出现了两条道路的斗争，因为农民自发地倾向于资本主义。同时，在城市里也出现了资本家的“五毒”行为，党认为资本主义和无产阶级争夺市场的斗争严重起来了。因此，对非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消极因素过分夸大和看重。其实，在今天看来，这些现象只不过是商品经济活跃之后不可避免的现象。而党对这些新情况新问题，过去没有经验，就又回到熟悉的阶级斗争老路上去了。对党内这些不同认识，并没有展开讨论，就做出了决定，结果原定用15、20年的时间逐步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改成了立即过渡。
第二，两者都没有能够坚持下去。
列宁曾经预言，俄国将通过新经济政策走向社会主义。可是，苏联的现实是新经济政策仅仅只执行了八九年就废止了。当1927年国内发生粮食收购危机、国际环境紧张以后，斯大林便认为“停止退却”，开始“进攻”的时机到了。他认为新成长起来的“富农”“是新生的资产阶级”，认为“富农”是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威胁，应该进一步强化阶级斗争观念，强化专政中暴力镇压的部分。因此，斯大林断然采取了“近似于余粮收集制”的非常措施。对此，斯大林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所以采取新经济政策，就是因为它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当它不再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抛开。”他进一步解释说：“当我们已经不需要容许某种程度的私人贸易自由的时候，当这种容许只会产生坏结果的时候，当我们有可能通过自己的商业组织来调整城乡之间的经济联系，而不必依靠私人贸易及其私人流转，不必容许资本主义某种活跃的时候，我们就‘把新经济政策抛开’。”
刘少奇的过渡思想在新中国成立前的老解放区就实行过一段时间，但在全国范围内的全面实施也只有3年就遭到了批评而中断了。由原来的经过一个较长时期的新民主主义建设阶段，改为立即过渡。特别是在改造的实施中，日益急躁，本打算用15年的过渡时间，结果仅3年就一步到位，跑步进入了社会主义。
值得寻味的是，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非事先预想的理论构想，而是在总结战时共产主义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的新思考。而中国不同，刘少奇的过渡思想亦即全党的共识，早在革命胜利之前就提出了构想。从这点看，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如何实现社会主义的思考比俄国更有准备，更有预见性，这与中国共产党人有比较长的革命斗争历程，理论准备比较充分，又有解放区的经济建设实践有关。这正是我们的长处。可惜，没有发扬下去。
这就出现了一个反差，苏联是先有战时共产主义，后有新经济政策，亦即先急于过渡，后改为稳妥过渡；相反，中国是先有“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后有一举过渡的急躁。这个反复的过程是，苏联是急躁——稳妥；中国是稳妥——急躁。当然，其结果都一样，都没有执行下去，最终形成了大一统的、单一的社会主义传统模式。其原因就在于两国最终都没有能够脱离传统社会主义观念的束缚。
对于在新经济政策下如何看待商品经济、市场货币和资本主义因素等问题，在20年代～30年代的苏联理论界是认识不清的；同样，对于在土改后出现的个体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和市场的活跃，在50～6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也是认识不清的。传统社会主义观念认为，社会主义是从资本主义脱胎而来的，它将克服资本主义的生产无政府状态，把整个社会变成一个大工厂。并且，社会主义经济将是计划性极强的一种产品经济，它同商品的竞争、买卖、交换、流通、价值规律是不相容的。这也表明，提出一个新的独创性的理论，固然不容易，可是要付诸实践更难，虽然，在理论上能够提出好的思想，但在实践中难免受传统社会主义的影响。
刘少奇的过渡理论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并没有因为岁月的流逝而过时，相反由于历史的曲折更加显示出绚丽的光彩。可喜的是，中国经过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终于冲破了传统观念的藩篱，邓小平关于社会主义本质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提出，就是对列宁、刘少奇的有益探索的继承和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做出了极其宝贵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