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行
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是俄共（布）设立的最早一所培养俄国东部各民族及东方各国革命骨干的重要学校，刘少奇是中共第一代领导核心的主要成员，中国杰出的革命家和早期工人运动领袖，他与东方大学之间关系若何？这种联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些将是本文欲探讨的中心问题。
一、对十月革命的热切向往和对中国出路的孜孜探求，使刘少奇成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一届学员，奠定了其思想转变的基础
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至今已有过几代留俄（留苏）生，最早的一代可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初，以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的学生为主、以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心孕育而成（此后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和苏俄其他院校又陆续培养出几代中国留学生）。刘少奇即是东方大学最早一届学员，是中共第一代留俄生的杰出代表。
早年的刘少奇走上留俄之路是经过一番曲折的。1919年初，他进入长沙私立育才中学毕业班学习，参加了长沙的五四运动。受进步思潮的影响，他最初产生了赴法留学的想法。同年9月刘少奇入保定育德中学附设的留法高等工艺预备班第三班学习，在这里他看到了《新青年》、《每周评论》等进步刊物，这些进步刊物对刘少奇思想有很大影响。1920年夏，他从保定育德中学毕业，因筹措不到赴法费用，在北京作短暂停留后返回长沙，当听到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可去苏俄学习时，他萌生了留俄的想法。
当时的俄国在十月革命胜利后，采取了同情、支持被压迫民族的政策，1919年至1920年苏俄政府两次发表对华宣言，宣布废除沙俄时代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在中国攫取的一切特权，在中国人民中引起了强烈反响，促使中国人民的目光由西方转向俄国，激发了先进的知识分子研究十月革命的热情。国内许多报刊纷纷发表赞扬和介绍俄国新政权的文章，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书刊和学术研究团体迅速增多。先进的中国人逐渐丢掉了对西方的幻想，转而以俄为师。1920年8月毛泽东、何叔衡等人在长沙组建了俄罗斯研究会，他们“以研究俄罗斯一切事情为宗旨”，拟定的会务有三：“一，研究所得后，发行俄罗斯丛刊；二，派人赴俄实地调查；三，提倡留俄勤工俭学。”当时全国许多报纸报导了这条消息，其他地区研究俄罗斯的团体也纷纷出现，越来越多的中国人由对苏俄的关注，对十月革命的宣传发展到欲赴十月革命的故乡去取真经或去看虚实。五四运动后掀起了一股向往苏俄、学习苏俄的热潮。刘少奇也深深受到了这股热潮的影响，他曾回忆这一时期自己的思想变化过程说：“当时，我们这些中国青年，到苏联来就是为了寻找一条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正如毛泽东同志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所说的，‘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段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我的亲身经历证明了这一点。伟大的十月革命像一道光芒一样，划破了中国的黑暗的天空。从这道光芒里，中国先进工人和革命知识分子看到了伟大的列宁的形象，看到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工农当家作主国家，看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伟大胜利。这就激起了向苏联学习的热诚。”
1920年10月，刘少奇经长沙船山学社社长贺民范介绍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由贺民范和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去上海，进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该学社是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于1920年9月创办的，其主要目的是为输送中国进步青年赴俄留学做准备。当时之所以创办这样一所学校，是出于中共和俄共（布）两党的共同需要。
中国共产党是在苏俄和共产国际帮助下，按照列宁的建党原则，以俄共（布）为榜样建立起来的。中国的共产主义组织初步建立后，急需壮大力量，组成一个统一的全国性政党，把革命引向深入。然而当时中国正处在北洋军阀的黑暗统治之下，军阀割据，专制残暴，短时期在国内培养大批革命骨干显然是困难重重。当时世界上只有俄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布尔什维克党是执政党，中国早期共产主义组织在创建过程中又一直得到其有力的支持，所以，在急需壮大共产主义力量而国内条件又不允许的情况下，只有继续求助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帮助。而俄共（布）出于巩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和把共产主义火种撒遍全世界的需要，对中国革命始终予以了特别的关注和支持，先后派魏经斯基和马林等人来华帮助建立共产主义组织。1921年俄共（布）建立了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为中共第一代留俄生的诞生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
上海外国语学社成为中共第一代留俄生的摇篮。1920年9月28日至10月2日该校在上海《民国日报》上刊登了招生广告，但实际上其大部分学生是经早期共产主义者引荐来的，如前所述，刘少奇是船山学社贺民范介绍来的，而任弼时、肖劲光等人是通过长沙俄罗斯研究会介绍来的，蒋光慈等是高语罕推荐的，王一飞是陈独秀介绍入校的。该校以随同魏经斯基回国的杨明斋为校长，教师主要由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和苏俄来华人员组成，杨明斋和魏经斯基的夫人库兹涅佐娃教俄语（后又聘请王元龄任教），李达教日文，李汉俊教法文，李震瀛教英文，学员最多时五六十人，以学习俄语为主，同时学一些马克思主义基本常识，并参与一些社会活动，如参加俄华通讯社和工人刊物《劳动界》的编写校对工作，遇有重要节日搞一些游行集会等等。
刘少奇在上海外国语学社学习了半年多，这对其思想由激进的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转变具有重要意义。在这里他“学习俄文和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也阅读《新青年》、《时事新报》副刊《学灯》、《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报刊，同时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的一些社会活动”。他开始接触工人，有时去工厂宣传；有时到小沙渡劳动补习学校讲课。通过这些活动，一方面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另一方面也进一步调查和了解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惨状以及他们的反抗斗争，从而初步认识到工人阶级的力量，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
1921年初，上海党团组织决定从外国语学社选拔部分优秀学员送俄国学习。第一批于当年3月9日从上海启程，先乘船至大连，然后转赴黑龙江，但由于被当地军阀扣押未能去成。1921年4月，罗亦农、彭述之、任作民、汪寿华等第二批留俄生从上海出发，他们走海路，乘船经日本长崎赴海参崴，由此转乘火车奔苏俄红军控制下的伯力，然后再经黑河抵莫斯科。1921年5月初，刘少奇、任弼时、肖劲光、蒋光慈、曹靖华、王一飞等十余人作为第三批留俄生从上海出发。他们仍走海路，乘船经长崎至海参崴，接上关系后再乘火车经伯力继续前行。一路上走走停停，历尽艰辛，直到7月9日终于抵达莫斯科。
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派的学生抵达莫斯科后，于1921年8月3日“正式搬入东大宿舍，组成中国班”。这是东方大学第一届中国班，该班学员计有刘少奇、罗亦农、王一飞、任弼时、肖劲光、彭述之、任作民、俞秀松、柯庆施、胡士廉、许之桢、汪寿华、卜士奇、任岳、陈为人、谢文锦、曹靖华、蒋光慈、韦素园、吴芳等三四十人。至此，以莫斯科东方大学为中心，以东大第一届中国班为主体，中共第一代留俄生正式诞生。
综合分析这段时期（五四运动至留俄前）刘少奇的思想，仍属于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爱国知识分子。他对马克思主义有了基本了解，赞成和向往十月革命，但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还没有完全掌握，对怎样用它来指导中国革命更不知如何着手，这亦是其赴俄留学的主要动因，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是1920年参加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当时，我只知道社会主义好，知道马克思主义和列宁，知道十月革命和布尔什维克党，但是不清楚社会主义是怎么一回事，怎样才能实现社会主义。为了学习十月革命的经验，1921年春，我和其他几十个青年团员，第一次来到你们的国家（指前苏俄）。”
二、在东方大学的刻苦学习、严格训练将刘少奇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使其完成了思想转变
东方大学设在莫斯科市区的一条大街上，紧靠普希金广场，是20世纪20年代初俄共（布）创办的一所专门培养革命干部的国际性大学。这所学校是根据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1921年4月21日决定，在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下设的东方训练班基础上筹建起来的，它起初属苏俄教育人民委员部领导，后转由俄共（布）中央直接领导，共产国际远东部与之保持着经常性联系。1926年前，校长由苏俄负责民族事务的副人民委员布罗伊担任，斯大林任名誉校长，教员多为苏俄革命家和共产国际工作人员。这所大学一开始就担负着双重任务：既为苏俄东部地区培养民族干部，又要考虑东方“国家革命发展的一切特点，培养来自这些国家的干部”。因此，苏俄东方各少数民族学员和中国、日本、朝鲜、印度等东方各国的早期留俄生均被安排在这所学校里就读，免费进行马列主义理论教育和政治培训。
1921年10月21日莫斯科东方大学正式开学，该校最初设有基础部、教导部、师资部、进修部等几个专门的部，并设有基础系（包括党的工作和政治工作系、经济系、行政法律系等）和预备系。翌年增设外国部，留学生工作专由该部统一管理。国外学生主要来自中国、日本、印度、伊朗、土耳其等国，按民族语言分成若干班。1921年底，东方大学共有学生622名（翌年增至933名），其中有中日班学员三四十名。学制一开始定为7个月，从1922年下半年起改为三年制。
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学员，作为中共选派的第一代留俄生，由于特殊的背景和使命，其学习、生活及政治活动不但与赴其他国家的中国留学生不尽相同，而且与东大其他班的学生亦有很大差异。在学习上，中共第一代留俄生有三个显著的特点：一是俄语水平普遍较差，在学专业课前首先需要过语言关。在上海外国语学社他们仅学了一些俄语的日常用语，用来听课，搞科研是远远不够的，而克服不了语言障碍，留俄的最终目的就难以实现。当时，每一名中国学生都感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迫切性。为此，他们在俄语上下了不少功夫，经一段时间刻苦努力取得了明显效果。二是留学时间较短，而课程量大，内容集中。当时他们开的课很多，学习内容集中在政治学科，主要是马列主义理论，主要课程有：俄文、国际工人运动史、俄国共产党党史、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马克思的《共产党宣言》、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等。三是在学习马列主义原理的同时抽出一定的时间参加实际政治运动。刘少奇等中国学生刚到莫斯科时正赶上共产国际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他们便轮流列席旁听了会议。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翟秋白和部分中国留俄生参加了这次盛会。“刘少奇作为工作人员，为大会做一些文书性质的工作。”几乎每到十月革命节、五一国际劳动节等重大节日，中国学生都要与当地人们一起参加游行、集会等纪念活动，他们还经常就中国革命形势、党的建设等问题开展讨论，定期到当地工厂、农村参观。
当时苏俄经济形势很严峻，物资奇缺，粮食紧张，中国留俄生物质生活很清贫。王光美在追忆刘少奇时提到：“在莫斯科的学习生活十分艰苦……俄国当时粮食很少，尽管给了中国学生较高的待遇，可还总是吃不饱。当时，少奇他们常用糖跟俄国人换土豆吃。”虽然物质上贫乏艰苦，但学校的文娱活动比较丰富，学生们生活紧张有序。学校的俱乐部鼓励学生参加科技文艺活动，大家精神还是很愉快的。
刘少奇在东方大学学习期间开始从事党务工作。1921年冬，他“同罗亦农、彭述之、卜士奇等一起，由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东方大学中国班的党员和团员组成中国共产党旅莫支部，加入东方大学总支部。刘少奇任支部委员”。中共旅莫支部建立后开了多次会议，每次皆有较充实的内容，如讨论新同志入党、讨论训练计划、听党内主要负责人报告、欢迎（送）某同志到来（或回国）、选举新的支部成员等等。旅莫支部特别强调组织性、纪律性，重视对党员的严格训练，要求每个党员必须加入党小组，除支部会外，每周开一次小组会。党员之间不但要互相训练，还要随时随地帮助团员，并制定了训练工作的具体方针。训练内容包括学习马列原著，研究社会主义基本理论与历史经验，研究世界政治经济问题，加强组织观念，“纪律化”、“集体化”的教育，反对宗法观念、反对个人主义，组织党员讨论党章和党的一些重大方针、政策等等。如此严格的组织训练与学习，是与第一代留俄生们的留俄意图密切相关的。罗亦农曾明确指出：他们来俄“不是为学士、硕士的头衔，以备归国后为进身之阶的”，而是为学习马列主义、十月革命的经验及训练自己成为以革命为职业的共产主义者的。为此，就要努力自觉地训练自己，“诚诚实实地研究无产阶级的理论与实践”，以备将来担负革命的重任。
正是经过这样严格的学习和训练，使刘少奇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他在东方大学系统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研究了列宁的建党学说，以及俄共（布）领导工人运动、恢复发展国民经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的经验。这使他对马克思主义与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相结合的产物——列宁主义有了较多的了解，打下了比较坚实的理论基础。同时，他还经常接近工人、士兵和机关工作人员，向他们学习，并调查、访问和了解俄国革命和建设的各个方面情况。这使他对工人问题、经济问题的认识比较深刻，为其回国领导革命，从事工人运动做了一定的思想准备。1960年刘少奇出访前苏联时曾回顾留俄期间思想转变过程说：“当时你们的国家（指苏联）处在革命后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看到了并且亲身经历了这些困难。我们当中有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发生了动摇，但是我们另一部分人对于社会主义的信心却因此而更加坚定了。这是因为我们遇到许多觉悟的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党和苏维埃的工作人员，他们的生活虽然十分艰苦，但是他们却有极高的工作热情，对于击退外国武装干涉者的胜利感到十分自豪，对于社会主义事业的光明前途抱着无限的信心。他们对来自中国的青年十分欢迎，帮助我们克服各种困难。他们这种崭新的精神面貌，深深地感动了我们，使我们开始懂得社会主义的艰巨性和它的深刻意义，增强了我们献身革命事业的决心和坚定性。”
的确，刘少奇经过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研究和对俄国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考察，从思想上很快实现了新的飞跃，彻底完成了世界观的转变，他已由一个初步共产主义觉悟的知识分子变成了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正如他自己所说：“在东方大学学了八个月跑回来了，也算取了经，取到的经不多就是了。当时我们学得不多，倒是我自己的革命人生观开始确定了。”这个革命的人生观“就是为了使中华民族、中国人民完全解放而奋斗，而且前途远大、目标远大，一直要达到共产主义”。
三、在东大所学的理论对刘少奇回国后从事革命斗争有直接指导作用，早期工运实践对其经济思想形成有重要影响
中共第一代留俄生在东方大学经过一至三年学习后，许多人被培养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从1922年起，因国内斗争的需要部分学员提前结束学业回国。1924年后，他们中的大多数陆续归来。由于这一代留俄生对其所掌握的革命理论进行了积极的宣传，使马列主义在中华大地上进一步扎根，对巩固和充实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基础、加强其思想建设起了重要作用。在中共组织建设和对工农运动的领导方面，他们也发挥了相应的作用。在当时国内干部奇缺的情况下，这批充满革命激情且有一定理论修养的留俄生迅速成为中共党内一支骨干力量。他们中许多人不仅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而且很快担任了中共及一些群众团体的领导要职。此外，中共第一代留俄生在中外文化交流方面，在军事斗争方面亦作出了重要贡献。
刘少奇是1922年根据组织决定带领一部分学员回国的。由于在东方大学学习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他对工人运动情有独钟。早在东方大学求学期间，他填写“团员调查表”关于“现在愿做何事”栏目时就写道：愿从事“工人运动、青年运动”。在“对于现在社会作何感想”栏目中写道：“资本主义已不能统治全世界了，社会主义的社会组织必将由人类的努力开始实现，我们处在这时代的人，应把无穷的希望，促进这段历史。”在“对本团意见”栏目中，他写道：“注意训练，提高团员对团体的责任心，要使团体是对外发展的行动的。这些训练都建筑在军事上，方能成为革命的团体。但办法须由当时环境定夺。”
刘少奇回国后立即投入工人运动的洪流中。他先在上海参加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工作，后奉调湖南参加领导粤汉铁路工人运动，旋被派往安源协同李立三发动大罢工。翌年，又担任了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总主任和汉冶萍总工会主任。1925年他参加领导和筹备了第二次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会上当选中华全国总工会副委员长。此后，他参加领导了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和收回汉口英租界的斗争，主持、筹备了第三届、第四届全国劳动大会，并在中共五大上当选中央委员，成为中共杰出的工运领袖之一。
刘少奇早期领导工人运动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善于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相结合，他在从事工运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其经济思想的雏形。他认为在进行政治斗争的同时，绝不能忽视经济斗争。“增加工资减少时间这种经济的奋斗，在工人将来全部的利益上看来是很小的；但是我们必得要做这种利益很小的运动，才能使工人见到利害的关系团结起来，才能训练工人的奋斗能力及方法。”他阐明了共产党领导工运的目标是：“（一）使无产阶级团结起来，养成无产阶级支配社会的潜伏势力；（二）实行夺取政权，用政治的力量消除社会一切阶级的压迫——人的压迫；（三）在产业公有制度底下以极大的速力发展实业，减少人类所受自然的压迫。”他还具体提出了工人俱乐部要做的三项工作：“（一）努力建设与整顿内部；（二）扩大组织；（三）训育部员，提高工人阶级的知识水平并训练工人做事的能力”。
1922年9月，刘少奇与李立三领导的安源大罢工可以说是一场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的范例。他们领导工人向资本家提出的罢工条件包括：不经过工会不得随便加人、减人；增加工资，工人罢工、病假、婚假、丧假须照发工资；不能随意殴打工人；每月矿局须津贴工人俱乐部1000元等等，主要反映了经济斗争的内容。但刘少奇没有把罢工胜利停止在经济斗争阶段，而是积极地把它上升到政治斗争，教育工人懂得自己的政治任务是要打倒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和资本家，夺取国家政权，建立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实业发达的新社会。他强调：“我们今后不仅应为我们自己的团体，为我们万余苦朋友努力奋斗，我们更应为我们全国乃至全世界的苦朋友努力奋斗。”在刘少奇等人领导下，工人的政治觉悟得以提高，工会组织得到迅速发展，安源路矿工人俱乐部成员由1922年罢工前的700人很快发展到1923年的13000余人。
刘少奇不仅积极从事革命实践，还十分注意及时总结经验，善于把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在早期领导工运过程中形成了其经济思想的雏型。从东方大学回国后至国民革命失败前，他写了许多关于工人运动、经济斗争的文章，如《安源路矿俱乐部略史》、《对俱乐部过去的批评和将来的计划》、《俱乐部的组织概况》、《二·七失败后的安源工会》、《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工会经济问题》等等。在这些重要著作中，刘少奇将他从东方大学学到的马列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总结了初期工人运动的历史经验，回答了中国革命中提出的许多紧迫问题。1926年5月1日，他在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上所作的《一年来中国职工运动的发展》的报告，根据一年来特别是五卅运动以来的工人运动实践，正确分析了中国社会各阶级的政治态度。他指出“工人阶级在‘五卅’反帝主义运动中牺牲最大，主张最为急进，奋斗最能坚持，力量亦表现得非常伟大。在各种奋斗事实中，足以证明工人阶级在国民革命运动中之领导地位，是确凿不移的。”“农民为国民革命之重要势力，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军。中国工人阶级应切实提携农民，进行中国的革命。”“中国资产阶级本来受帝国主义与军阀压迫，他们有参加国民革命之可能，但资产阶级参加国民革命终久是妥协的，不能彻底的。”通过对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刘少奇已阐明了工人阶级是革命的领导阶级，农民阶级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具有两面性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思想。
1926年底，刘少奇撰写了《工会代表会》、《工会基本组织》、《工会经济问题》三篇重要著作，从理论上提出了加强工会自身建设、整顿工会组织、完善工会经济管理制度等问题。特别是《工会经济问题》一文基本反映了刘少奇早年的经济思想，该文除了阐述工人领袖应具有的品德和素质，工会经费管理程序和具体办法，在经济问题上违法活动的惩戒规定等内容外，还特别强调了经济问题的重要性。他认为：“经费问题，是工会中时常发生的大问题，可以使工会分裂，可以使工会塌台，可以使工会不信仰他们的领袖及工友。”他指出：“工会的钱，是在工人身上抽取来的极苦的血汗钱，工会办事人拿了这个钱，应该怎样的小心谨慎来使用！哪里可以在门面上形式上浪费一文？哪里可以把自己的津贴及生活费定得很多？”
刘少奇这三篇著作可以说是马列主义理论在我国工人运动实践中的运用和发展。他所提出的关于工会的性质和组织原则，关于工会的群众性、战斗性及民主性，关于健全工会组织、加强工会权力、“工会必须注意解决经济问题”等观点，与马列主义关于工会建设、党的建设的基本理论完全相符。而且，他结合中国工人运动的实际有所发展，使其经济思想雏形具有了一定的中国特色。
综上所述，作为东方大学中国班的第一届学员，早年的留俄经历对刘少奇转变成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其政治观点、经济思想的形成及早期革命实践活动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这是他走上革命之路的第一步。尤为可贵的是，他能够将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提出了一套较适合中国实情的工会工作理论和经济观点，对指导中国早期工人运动发挥了重要作用。从总体上评价，以刘少奇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最早一代留俄生对加速中共自身力量的发展、对扩大马列主义传播和中外文化交流、对推动中国社会进步均做出了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