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绍丽
今年一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提出了“以德治国”的重要思想。他指出：“我们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依法治国，同时也要坚持不懈地加强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以德治国。”江泽民的讲话，在全党全国人民中引起了极大反响，人们纷纷表示，要认真学习、深刻领会和坚持不懈地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思想。大力宣传这一治国方略，更是理论工作者和宣传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在此之际，重读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以下简称《论修养》）一书，倍感亲切，尤其感到该书所阐明的思想意识修养问题与“以德治国”思想具有内在的一致性，感到重新学习和研究刘少奇同志《论修养》一书，对于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思想具有重大现实意义。本文拟从《论修养》对学习、贯彻“以德治国”思想的启发和指导的角度，谈谈应如何认识“以德治国”方略的内涵和意义，如何继承我国优秀道德传统、加强思想道德建设，如何建构和完善新形势下的道德规范体系，以及“以德治党”、“以德治政”等有关问题。
一、《论修养》关于党员思想意识修养的论述，启发我们全面认识“以德治国”方略的内涵和意义
全面理解和认识“以德治国”的内涵和意义，是贯彻落实“以德治国”的基础和起点。但笔者认为，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理解认识还存在着某些偏差。比如，仅从道德的层面上理解“德”的内涵，仅从治国的手段上理解“德治”的作用意义等等。而从刘少奇同志在《论修养》中对“德”的论述看，上述认识显然有失偏颇。
首先，从对“德”内涵的理解来看。刘少奇在《论修养》中曾反复强调要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思想和品质，像他们那样进行思想品德修养。他明确指出：“我们要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就需要在无产阶级和一切群众的长期而伟大的革命斗争中进行各方面的修养，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等。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所以我们大家都无例外地需要进行上述各方面的修养。”仅从刘少奇在这里所概括的要具有的八个“修养”来看，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所应具有的“德”，就远不是“道德”所能涵盖得了的，而应包括思想素质、政治素质、道德素质等方方面面的内容。比如其中讲的“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等，就不仅是“道德”问题。
《论修养》中还以恩格斯论马克思、斯大林论列宁的话来说明共产党员应具备的品质。他引用恩格斯的话说马克思“首先是一个革命家”，以“推翻资本主义社会”及“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为“他毕生的使命”。“他进行斗争的热烈、顽强和卓有成效，是很少见的。”“马克思那样高瞻远瞩，在应当迅速行动的时刻，他总是作出正确的决定，并立即打中要害。”这段话也主要说的是马克思的政治素质，说马克思对革命事业的执著追求、远见卓识和卓越成效。同时他还引用了斯大林号召人们应以列宁为榜样的话来说明共产党人应具备的品质修养。斯大林说：“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反对、去战胜国内外的敌人。要照伊里奇那样去建设新生活、新风俗和新文化。在工作中决不要拒绝做小事情，因为大事情是由小事情积成的。”《论修养》中还引用了斯大林的另一段话：“选民，人民，应当要求自己的代表始终胜任自己的任务；要求他们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要求他们始终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要求他们成为像列宁那样的明朗和确定的活动家；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在战斗中无所畏惧和对人民的敌人毫不留情；要求他们在事情开始复杂化、在地平线上出现某种危险的时候，毫不惊慌失措，毫无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没有任何类似惊慌失措的迹象；要求他们在解决复杂问题、需要全面地确定方针、全面地考虑事情的正反方面的时候，也能够像列宁那样英明和从容；要求他们也像列宁那样诚实和正直；要求他们像列宁那样热爱自己的人民。”显然，在这段话里强调的“不堕落为政治上的庸人”、“不愧为列宁式的政治活动家”、“无所畏惧”、“毫无惊慌失措”、“全面地确定方针”等等素质，也不是指的“道德”素质。
《论修养》中还指出：“真正刻苦修养，忠实做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学生的人，他所特别注意的，是要像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那样，站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和方法，去解决无产阶级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中的各种问题。除此以外，他绝不计较自己在党内地位和声誉的高低……”《论修养》中还说：“革命坚决、斗争勇敢，是每一个共产党员必须具备的宝贵品质。共产党员有了这样的品质，还必须在不同的斗争条件下，正确的解决如何革命、如何斗争的问题，才能争取革命的胜利，实现共产主义的最高理想。”这两段话强调的也不是“道德”，而是有关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理想、信仰、信念等问题。
总之，从刘少奇对共产党人品质修养的要求来看，除了要求有高度的共产主义道德修养以外，还非常注重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共产主义的理想、信仰和觉悟，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牺牲精神以及理论政策水平和革命斗争的战略战术等方面去要求。诚然，刘少奇是从当时所处的抗日战争形势的需要出发，针对当时党员的实际状况，提出这样的既包括道德上，也包括思想上、政治上的高标准要求的。那么，我们现在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讲“以德治国”，是否只需强调道德素质呢？回答应该是否定的。在当前国际政治多元化、经济全球化，国外反华势力依然活动猖獗，国内人们的思想复杂多变的形势下，我们是不能不讲思想素质和政治素质的。事实上，道德与思想、与政治是分不开的。因为抽象的道德是没有的，道德总是具体的，是以一定的思想意识为指导，为一定的社会秩序服务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是在一定的思想政治意识主导下进行道德建设的。每一个人的道德也不可能孤立于社会而形成。因此，我们在现阶段讲道德修养，与过去相比，除了道德的具体内容有所差别以外，在道德与思想和政治的相互关联上应是一致的。也就是说不能离开思想素质、政治素质只讲道德素质。另外，也许有人认为，“以德治国”是相对于“依法治国”提出的，那方面强调法制，这方面就应强调道德。这种想法并不错。就“法治”与“德治”二者相辅相成来看，是要强调法制与道德的结合。但就全面理解“以德治国”方略来看，所谓“德”就不仅仅指道德了，而应包括思想政治道德素质的全部内容。
其次，从“德治”的作用意义来看，我们也可以从刘少奇关于党员修养的重要性论述中得到启发。刘少奇在《论修养》中从个人和社会两方面讲述了党员修养的重要性。就党员个人来说，刘少奇指出：“我们的党员由于原来的社会出身不同，所受的社会影响不同，因而就有不同的品质。他们对待革命实践各有不同的态度、立场和认识，所以，在革命实践中各有不同的发展方向。”由于“各有不同的品质，不同的经验，不同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因而……就可能获得不同的甚至相反的结果。因此，革命者在革命斗争中的主观努力和修养，对于改造和提高革命者自己，是完全必需的，决不可少的。”他还引用了列宁、毛泽东等的有关论述说明党员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修养的重要性。他强调指出：“毛泽东同志经常强调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修养的极大重要性……毛泽东同志不断地提出过，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研究当前运动的实际情况，研究本国和世界的历史，学会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指导行动……毛泽东同志的这个指示，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引起我们全党的注意。”他还具体地分析说：“在进行革命斗争的时候，依靠谁、团结谁、打倒谁的问题；谁是直接的同盟军、谁是间接的同盟军、谁是主要敌人、谁是次要敌人的问题；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同盟军，在一定条件下甚至联合次要的敌人，去打倒主要的敌人的问题；在情况发生变化的时候，及时地改变战略和策略的问题，等等，都是必须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才能正确解决的重要问题。如果不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武器，如果没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高度修养，要在革命斗争的一切重要问题上，站稳无产阶级的正确立场；要在情况复杂和变化剧烈的环境下，在需要走迂回曲折道路的时候，都能够确定对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最有利的方针政策，都能够代表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是根本无法做到的。”这说明了加强思想理论修养，对于党员个人正确处理革命中遇到的种种问题是何等的重要。
就思想修养对于社会的重要性来讲，刘少奇在《论修养》中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立场，从社会要最终消灭阶级、向共产主义发展的需要来加以说明的。他指出：共产主义社会要达到最终消灭剥削阶级及其影响，需要经过长期艰难曲折的斗争，需要共产党员有“革命的决心”、“伟大的胸怀和气魄”，“负担实现共产主义这种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任务”。他说：“剥削阶级的影响，不但在革命胜利以前存在，就是在革命胜利以后，在被剥削阶级把剥削阶级从统治地位上推翻以后的很长时期内，也是仍然存在的。你们可以想一想，要最后地战胜剥削阶级及其在人民中的影响，要解放和改造全人类，要改造千百万的小商品生产者，要最终地消灭阶级，要把数千年来生活在阶级社会中受了各种旧习惯、旧传统影响的人类逐渐地改造过来，提高成为有高等文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聪明的、大公无私的、共产主义的人类，这中间要经过多少曲折的过程，多么艰难的工作和斗争呵！”“共产主义事业，真如我们所说的是‘百年大业’，是决不能‘一蹴而就’的。它在各种不同的国家，需要经过各种不同的阶段，战胜各种不同的敌人，才能逐渐地最后达到共产主义社会。例如在我们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以后，还要进行社会主义革命，还要长时期地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工作，才能逐渐地过渡到共产主义社会中去。”“正因为共产主义事业是这样伟大而艰难的事业，所以至今还有些追求社会进步的人怀疑共产主义，对共产主义的实现还没有信心……他们或者没有估计到这种困难，或者在实际上遇到困难的时候，就悲观失望起来，甚至有的共产党员因此而从共产主义队伍中动摇出去。”由此说明党员的思想修养关系到共产主义这样空前伟大而艰难的事业能否完满实现的问题。
总之，刘少奇从两大方面具体分析了思想修养的必要：一是共产党员个人成长发展的需要；二是共产主义事业得以实现的需要。这种既从社会也从个人的角度进行分析、考查问题的方法可以启发我们更为全面地思考“德治”的重要意义。以这种思想方法来看，我们既要充分肯定“德治”对实现我国“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一奋斗目标的作用，对巩固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坚持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性质、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作用，对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维护法律的尊严和实施的作用，对抵制由市场经济本身所带来的思想道德方面的负面影响的作用等，也要充分肯定它对每个人自身发展的意义和作用。从“德”与个人的关系看，我们知道，“德”是人之异于禽兽的关键。人若无“德”，与禽兽无异。人不仅有物质上的需求，也有精神上、道德上的需求。因此，在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的同时，社会还应给人以道德关怀和道德教化。“德治”不仅能孕育有利于个人发展的良性环境，而且能滋生实现自我发展目标的内部动力，还能使人从自身道德品质的发展完善和道德人格的升华中，体验到崇高的精神享受。更为重要的是，“德治”不仅是对个体道德境界的提升，还是整个社会文明道德进步的根基。如果我们不全面理解“德治”的这些作用和意义，而仅仅把它作为一种治国手段和对策，就容易把“德治”搞成应对之策或权宜之计，甚至导致“治人”和“人治”的后果。
二、《论修养》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与继承中国传统美德有机结合的论述，指导我们对优秀传统道德的继承与创新
刘少奇在《论修养》中指出：“中国共产党是世界上最好的共产党之一。在我们的领袖毛泽东同志领导下，他有坚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武装，同时继承着中华民族历代进步思想家、革命家的优良传统。它代表中国社会中最进步最光明的方面，在它的组织内集中着中华民族最优秀的儿女。”他为此而深感自豪。同时，他本人也身先士卒地把马克思主义理论武装与继承中国优秀传统美德结合起来。在《论修养》中，他不仅以通俗的群众语言阐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人的思想理论观点，而且还融进了不少表述我国传统美德的脍炙人口的古训，为我们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对中国传统美德的继承与创新作出了表率。比如，他以孔子说的“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来说明共产党人要想“成为很好的政治上成熟的革命家，都必须经过长期革命斗争的锻炼”。他以孟子说的担当“大任”的人“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来说明“共产党员是要担负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世界的‘大任’的，所以更必须注意在革命斗争中的锻炼和修养”。他以“人皆可以为尧舜”来说明“我们的同志只要真正有决心……成为马克思、列宁式的政治家，这是完全可能的”。他还以曾子说的“吾日三省吾身”以及《诗经》上的“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来说明“一个人要求得进步，就必须下苦功夫，郑重其事地去进行自我修养”。他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以及“慎独”、“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等传统美德来说明共产党人应具备的各种崇高品质。
对中国古代的“圣贤之道”，他不仅加以马克思主义的改造，赋予新的内涵，而且对其唯心主义的修身养心、“脱离人民群众的革命实践的修养方法”进行了揭露批判。他说：“我们必须坚决反对和彻底肃清旧社会在教育和学习中遗留给我们的最大祸害之一——理论和实际的脱离……他们尽管满篇满口的仁义道德，然而实际上却是彻头彻尾的男盗女娼。国民党反动派尽管熟读‘三民主义’，背诵孙中山的‘总理遗嘱’，然而实际上却横征暴敛，贪污杀戳，压迫民众，反对‘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甚至去和民族的敌人妥协，投降敌人。”他强调，我们决不能像旧社会剥削阶级代表人物那样对待“圣贤之道”，“用满口仁义道德去欺骗人民”。“我们共产党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我国历史上的一切优秀遗产，完全不能采取这种态度。我们学到的，就必须做到。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家忠诚纯洁，不能欺骗自己，不能欺骗人民，也不能欺骗古人。这就是我们共产党员的一大特点，也是一大优点。”
毫无疑问，我们贯彻“以德治国”思想，也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我国“德治”传统及其宝贵遗产加以批判继承和改造创新。我国素有礼义之邦之称，有重仁德、重礼仪的传统。“礼治”、“德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中国古代占主导地位的治国思想。周公率先提出了“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以德配天”、“明德慎罚”等思想观点。孔子继承周公思想，力举“为政以德”，留下了许多相关论述。他在《论语·为政》中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在《论语·子路》中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在《论语·宪问》中曰：“上好礼，则民易使也。”在《论语·颜渊》中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管仲曾把“礼义廉耻”作为治国安民的“四维”支柱，提出“四维不张，国乃灭亡”。他在《管子·牧民》中曰：“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另外，在《尚书·五子之歌》中提出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强调了民为贵，王者以民为天的思想。我国古代“国以民为本”的思想向来为圣贤明君所信奉，就连小小的地方官也称自己为老百姓的衣食“父母官”。《礼记·中庸》中提出了：“凡为天下国家有九经。曰：修身也，尊贤也，亲亲也，敬大臣也，体群臣也，子庶民也，来百工也，柔远人也，怀诸侯也。”从这段话所说明的治理天下国家应做的九件大事来看，都是仁德的具体体现，也是“德治”应注意的方方面面。有的学者将我国的德治传统概括为六个方面，即克明俊德，以民为本，立身惟正，明道善策，举贤任能，教而后刑等。这六个方面综合了我国重德、重民、重教的治国传统和执政者身正、善策、任贤的传统美德。总之，中国几千年所留下的关于以德治国的遗产是相当丰富、相当宝贵的。我们要学习刘少奇同志对待古代遗产的态度，站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对其进行科学的分析，创造性的利用，使之能为民富国强发挥实实在在的作用。
三、《论修养》对共产党员道德品质的论述，启发我们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规范体系
建构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与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相配套的思想道德规范体系是贯彻“以德治国”方略的首要任务。如何使这一体系建构得科学合理切实可行，固然有不少新问题需要研究，但在思想道德体系的内容和建构方式上，仍有许多直接可学可用的宝贵资料，刘少奇的《论修养》就是其中之一。
首先，从刘少奇《论修养》中可以学到他对共产党员应具备的重要思想品质和道德行为规范的具体阐释。他说：“我们共产党员的世界观，只能是共产主义的世界观。这种世界观是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也就是我们共产党人的方法论。”“我们共产党员最基本的责任是什么呢？就是要实现共产主义。”“个人利益服从党的利益，地方党组织的利益服从全党的利益，局部的利益服从整体的利益，暂时的利益服从长远的利益，这是共产党员必须遵循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他在强调党员要无条件服从党的利益时指出：“在一个共产党员的思想意识中，如果只有党的共产主义的利益和目的，真正大公无私……如果他能够在革命的实践中，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习中，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觉悟，那末：第一，他就可能有很好的共产主义的道德……第二，他也可能有最大的革命勇敢……第三，他也可能最好地学习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第四，他也可能最诚恳、坦白和愉快……第五，他也可能有最高尚的自尊心、自爱心。”他不仅明确地指出了共产党员应具有的世界观方法论、基本责任、原则和品质，还针对当时党员思想情况，具体的阐明了共产党员应有的无产阶级思想意识和正气。他说：“共产党人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们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武装了自己，他们一方面要用无情的手段对付人民的敌人，另一方面绝不使用这种手段去对待劳动阶级的兄弟和同志……他们对于自己阶级中的兄弟和一切被压迫被剥削的劳动人民，具有伟大而忠诚的友爱、热情和同情心，具有伟大的互助精神，牢固的团结精神，真正的平等精神。他们根本反对任何人有任何特权……他们要发展自己，提高自己，就必须同时发展别人，提高整个劳动阶级的地位。他们在思想上、政治上、工作上不甘心落后，而有极高的前进心，但是他们同时又尊敬、爱护和帮助在这些方面强过他们的人，而努力向他们学习，绝无嫉妒之心……对于自己同志和兄弟的弱点和错误，进行坦白诚恳的批评……绝不在原则上敷衍、迁就，更不去助长别人的错误……他们对于自己的同志和兄弟能够‘以德报怨’……他们能够对自己严格，对同志宽大。他们有坚定的严格的原则立场，光明、正直而严肃的态度……不容许别人对党的利益有任何损害，也不容许别人对自己的无礼侮辱，尤其鄙视别人对自己无原则的奉承、阿谀和谄媚。他们反对一切无原则的斗争……不被那些不负责任的、非正式的、在自己背后的批评所牵动和刺激，而丧失自己原则的立场、冷静的思考和镇定的态度。无产阶级的这种思想意识，是我们每一个党员所应该学习和发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始人，就是这种无产阶级思想意识的最集中的、模范的具体代表者。这些是现今社会中人类的正气，共产党就是代表人类正气的。”《论修养》中有关上述内容的论述启发我们，在建立道德规范体系时，至少要注意两方面：一是要将一些最基本的道德原则和规范明确提出来，这些基本的原则、规范应符合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的要求，与我党一贯倡导的精神相一致。二是要针对当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存在的突出问题拟出具体的规范条目，使道德规范体系具有现实性和实际操作性。
其次，从刘少奇《论修养》中我们还可以学到对不同思想基础的人按不同标准提出要求，建立包含不同层次的道德规范体系的方法。比如，《论修养》中对要求入党的同志、刚入党的同志和广大党员以及党的领导干部，就分别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他说：“某些人要来依靠共产党，到共产党里来找出路，赞成共产党的政策，总算还是不错的……我们对于这些人是欢迎的。只要他们承认和遵守党纲、党章，愿意在党的一定组织内担负一定的工作，并且缴纳党费，他们是可以加入共产党的。至于对共产主义，对党纲、党章的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可以在他们进了党之后再来学习，并且根据他们所学习的再在革命斗争中锻炼修养，这样，他们就完全可能使自己变为很好的共产党员。”对于不合格的党员，《论修养》中说：“党员有退出共产党的自由（加入党是没有自由的）。任何党员如果对于共产主义不能深信，不能过党内严格的组织生活，或其他原因，有向党声明出党的自由，党是允许党员自由出党的。只要他退出党以后不泄露党的秘密，不做破坏党的活动，党是不作任何追究的。至于混入党内的投机分子和奸细，我们当然要清除他们出党。这样，我们才能够保持党的纯洁。”在《论修养》中有很多论述是针对广大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提出的要求，其标准比以上要高得多。比如：“我们的党员，不是什么普通的人，而是觉悟的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他应该成为无产阶级的阶级利益和阶级意识的自觉的代表者。因此，他的个人利益完全不应该在党和无产阶级的利益之外突现出来。党的干部和党的领导人，更应该是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的具体代表者，他们的个人利益，更应该完全溶化在党和无产阶级的一般利益和目的之中。在今天中国的环境中，只有无产阶级最能代表民族解放的利益，因此，我们的党员也应该是整个民族利益的最好的代表者。”对于要成为先进模范和干部的党员，刘少奇要求他们：“在思想、言论、行动上严格地约束自己，特别是对于同当时革命斗争有关的政治思想、言论和行动，要用严格的立场和正确的原则来约束自己，除此以外，最好连许多‘小节’（个人生活和态度等）也注意到。但是，对其他同志的要求，除开原则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题以外，就不要过分严格，不要在‘小节’上去‘吹毛求疵’。”对于普通党员，刘少奇要求他们：“尽可能使自己做的工作多一点……无论如何，最低限度不能妨害共产主义事业的发展，而必须大小不一地尽自己的一部分责任，多少不一地做好自己担负的工作，这是我们每个党员所应有的正确态度。”以上论述启发我们，在建构道德体系时，应根据现实生活的实际情况，提出不同层次的道德标准和不同层次的具体要求，把先进性要求与广泛性要求结合起来。既要坚持以共产主义先进思想道德为导向，又要有最起码的道德要求。要使不同层次的道德要求与人们不同的思想道德基础、所承担的不同的社会职务、岗位责任、权力大小相配套。对于党员领导干部和国家公职人员，绝不能混同于一般的老百姓，一定要有最高标准和严格要求，这样才符合“以德治国”的精神。
四、《论修养》对共产党员思想道德素质的高标准、严要求，指导我们从严治党、从严治政
从严治党、从严治政是贯彻“以德治国”的关键和根本保证，对这个问题有必要进行专门研究。上面已经谈到刘少奇在《论修养》中对党员和党的领导干部所提出的高标准严要求。《论修养》在这方面的论述很多。比如，刘少奇在《论修养》中明确指出：“无产阶级和它的政党……必须代表广大劳动人民的利益，代表一切革命阶级的利益，代表自己民族的利益，也就是说要代表占本国人口百分之九十几的人民的利益。无产阶级的坚定立场，就是要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我们并且要了解这也就是无产阶级的最大的阶级利益。”这是对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整体要求。他对党员的要求是：“党的利益高于一切，这是我们党员的思想和行动的最高原则……为了党的、无产阶级的、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的事业，能够毫不犹豫的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党性’或‘党的观念’、‘组织观念’的一种表现。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这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共产党员应该具有人类最伟大、最高尚的一切美德，具有明确坚定的党的、无产阶级的立场（即党性、阶级性）。”“我们共产党员，要有最伟大的理想、最伟大的奋斗目标，同时，又要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最切实的实际工作……只有把伟大而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和切实的实际工作、实事求是的精神统一起来，才能成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刘少奇还要求党员向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学习，成为他们最忠实的好学生。他说：“只要我们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艰苦奋斗的坚强意志和决心，在伟大群众革命斗争中刻苦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善于总结经验，进行各方面的锻炼和修养，终身为无产阶级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我们是可以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创始人的最忠实、最好的学生的。”对党的负责人和领袖则要求更高，他说：“只有毫无个人目的、完全忠实于党的党员，他有高度的共产主义的道德和品质，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方法，有相当的工作才能，能够正确地指导党的工作，努力学习，不断前进，只有这样的党员，才能取得党的信任，才能取得党员群众的信仰和拥护，而成为共产主义事业中的领袖和英雄。”他还要求党组织及其负责人全面地关心党员群众。他说：“一方面，党员个人应该完全服从党的利益，克己奉公。不应该有同党的利益相违背的个人目的、私人打算……另一方面，党的组织和党的负责人，在解决党员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党员的工作情况、生活情况、教育情况，使党员能够更好地为党工作，使党员能够在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中不断的发展自己，提高自己。特别是对于那些真正克己奉公的同志们，要给予更多的注意。”由此可以看到，刘少奇对党组织、党员和党的领导人都分别提出了相当高的要求。其中既包括最高的原则要求，也有具体要求，这对当时加强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增强党的凝聚力、战力力无疑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这些论述也启发我们，在当前形势下贯彻落实“以德治国”方略，要真正从严治党、从严治政，应对党组织、党员、党的领导干部以及国家公职人员分别提出相应的要求，也应该既有最高的原则要求，也有具体要求。要按照江泽民所讲的“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的精神，坚持不懈地全面抓好党的建设，尤其要抓好勤政廉政建设。要以“三个代表”为最高准则和标准，以此衡量党和政府部门的各项工作，也以此作为“治国者”思想道德修养的最高目标。
以上从四个方面论述了刘少奇《论修养》对“以德治国”的启发和指导作用。除此以外，这种作用还表现在其他方面。比如：《论修养》中要求将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与思想意识修养结合起来，把参加革命斗争实践与建立共产主义世界观和坚定无产阶级的立场、信念结合起来的有关论述，可以启发和指导我们在贯彻“以德治国”过程中，讲究思想意识修养方法的科学性，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和直接参加人民群众的实践活动作为思想道德修养的根本途径，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中，加强世界观的改造。又比如：《论修养》中对党内存在的各种不正确思想意识的分析和批判，特别是对影响到当时革命斗争的种种错误思想意识所进行的斗争，指导我们采取正确的态度、合理的方针政策和适当的方法，并结合党纪国法，同现实社会中存在的违纪违法、违背道德原则的丑恶行为进行不懈斗争，同党内和行政机关内存在的原则性错误作坚决的斗争。毛泽东同志曾高度评价《论修养》“提倡正气，反对邪气”，将其作为延安整风的必读书列入《整风文献》。当前，我们仍然要把《论修养》作为必读书，要在全党乃至全社会大力提倡正气，反对邪气，要在深入开展“三讲”中，在同邪气和错误的坚决斗争中增强“德治”的力度，加快“德治”的步伐。总之，要通过学习与实践，使《论修养》在“以德治国”中的各种积极作用得以充分全面地发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