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强
新中国成立之初，成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面临着一系列自身建设问题：如何处理过去一个时期党的建设方面出现的问题？如何在新的历史时期进行党的建设？刘少奇在领导1951年春至1954年春的新中国第一次整党运动中，对这些问题进行了深入思考，提出了许多至今仍有重要意义的观点。
一整党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告诫全党必须预防“糖衣炮弹”的攻击，从而提出了执政党建设的历史课题。刘少奇对此亦有深刻认识：“在中国这个落后的农业国家，一个村长，一个县委书记，可以称王称霸。胜利后，一定会有些人腐化、官僚化。”“革命实践的锻炼和修养，无产阶级意识的锻炼和修养，对于每一个党员都是重要的，而在取得政权以后更为重要。”
七届二中全会以后，党的组织迅速发展。中央组织部统计：1949年底，全国党员总数达到450多万人，1949年一年增加140万人左右；七大以来，则增加330万人左右。虽然党员数量大幅度增长，但质量问题不容乐观。新党员中很多人思想作风不纯、政治觉悟不高、政策水平较低，在工作中容易犯简单粗暴、强迫命令的错误。同时，由于革命的胜利，一些老党员、老干部滋生了严重的骄傲自满情绪，严重的命令主义、官僚主义作风有所发展，生活上的贪污腐化、政治上的堕落颓废、违法乱纪等极端严重的现象时有发生。
针对这一情况，中共中央于1950年5月1日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在全党全军开展整风运动的指示》，决定在当年夏秋冬三季，“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整风运动，严格地整顿全党作风，首先是整顿干部作风”，主要方式是阅读指定的文件，总结工作，分析情况，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到1950年底，这次整风运动基本结束，使党内特别是党的干部中存在的骄傲自满情绪、命令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得到遏制。
这次整风运动成为新中国第一次整党运动的前奏。
在整风运动开始前，1950年3月10日，中组部副部长安子文向毛泽东、刘少奇提交《关于一年来党的发展工作报告》，认为一年来党的组织迅速发展的同时也存在严重缺点，“一般地说，当条件不成熟或不完全成熟时，即开始了实际上是大量发展的行动，因而过早了、过快了，没有保证一定的质量”。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骨干干部，对新党员不可能也来不及很好地教育，党的发展工作建立在一种极不巩固的基础上。安子文在报告中还批评了发展党员中出现的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四门大开”、“自报公议党批准”的建党方法。刘少奇看到报告后，同意安子文的意见，并批示：“准备由中央召集一个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来讨论党内的一些问题。”
这是建国后关于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第一个动议。在整风过程中，各地基层党组织在发展党员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逐步暴露：基层党组织片面追求发展党员的数量，对发展党员的质量问题重视不够，造成党员标准不一，大部分降低条件，缺乏对党员的进一步的、系统的、有计划的教育，许多党员群众思想不纯、组织不纯、作风不纯。同时，由于党内整风时间短，并且重点放在解决党内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问题上，还未对全党进行过系统的、全面的、深入的整顿。进一步提高全党的思想水平、政治觉悟，加强党员教育和整顿党的组织，成为当务之急。
在整风运动临近结束时，12月1日，安子文再次向中央提交关于天津市党的一般情况的报告，认为天津市党组织在迅速发展的同时也犯了严重错误，急于求成思想严重，把党员的条件降低到群众的水平，问题主要有：分配数字，限期完成任务；为达到规定的数字明确指示对新党员入党条件“不可太高”，“吸收到党内来再教育”；用突击方式的训练班发展党员等等。出现这些情况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许多做组织工作的同志对为什么要建设党？要建设一个什么样子的党？哪些人才能入党？这些基本道理不甚了解”，“这个问题不解决，党的建设工作是不会搞好的”。为此，毛泽东建议召开一次各大城市党委组织部长会议解决建党和整党问题。刘少奇也提出要将这些问题提交组织会议决定。
召开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以解决党的建设问题就提上了议事日程。
1951年初，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第一次准备会上，安子文就党内缺点问题作了报告。1月15日，刘少奇在第二次准备会上作报告，认为革命胜利后，“有很多人想钻到党里边来，所以就产生了很多的、复杂的、新的问题，需要我们解决，如果不好好地想办法解决，这些毛病、这些缺点就会更大量地产生，那就危险了”。“如果党员太多，也不够标准，这个党就危险，那就不好。”“过去有很多不够党员标准的人入了党，所以要来整党，把这个问题解决。以后的标准要确定，严格起来”，“规定以后，共产党员的标准才能提高”。还要转变组织工作中存在的“发展党是很容易的，不要做什么工作”的根本错误的观点。
2月18日，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刘少奇参与修改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议要点》，提出“三年准备、十年计划经济建设”的规划，将整党建党作为主要的准备工作之一以奠定良好的组织基础。刘少奇在修改时加写了一段话，强调指出：“无论在城市乡村均应对于愿意接受党的教育的积极分子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经过这种教育，然后将其中确实合于党员条件者吸收入党。”纠正了过去部分存在的“先入党再教育”的做法，更加强调“先教育再入党”。
2月20日，刘少奇批发《中央关于全国组工会议召开日期与出席人员之规定》，正式向各级组织部门的负责人发出会议通知。
二整党运动的发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
经刘少奇提议、中共中央批准，为切实贯彻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要点解决党的建设问题，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刘少奇在北京主持召开有490人参加的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为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整党运动作准备，“讨论有关我们党的组织上的若干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关于整理党的原来的组织和发展新党员的问题”。
经过充分准备，刘少奇向会议作了《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报告》的主报告和《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的结论报告，系统论述了加强执政党建设的问题及整党中的组织、思想、措施等方面的内容，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号召全党“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
首先，刘少奇就党的一般情况作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指出了党内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及整党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并强调在中国革命胜利后，“我们仍然要继续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
其次，刘少奇就如何整党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整党的基本措施就是通过党的基层组织对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审查，清除不合格党员，对所有的党员进行一次认真的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以继续提高党员的政治素质和理论素质。
根据党章和当时实际情况的需要，刘少奇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党，是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中国革命在过去是工人阶级领导的，在以后更需要工人阶级领导”；（二）“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的，是要在中国实现共产主义制度。它现在为巩固新民主主义制度而斗争，在将来要为转变到社会主义制度而斗争，最后要为实现共产主义制度而斗争。”“一切党员必须具有为党的这些目的而坚持奋斗的决心”；（三）“必须是一辈子都要坚持革命斗争”；（四）“必须执行党的政策和决议，积极参加党所领导的革命运动，严格地遵守党的纪律，对于党内党外一切损害党的利益的现象必须进行斗争”；（五）“必须把人民群众的公共的利益，即党的利益，摆在自己的私人利益之上，党员的私人利益必须服从人民的即党的公共利益”；（六）“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勇敢坚决，不能在严重的艰苦的环境中退缩，不能向敌人投降，不能叛变共产党与共产主义”；（七）“必须为人民群众服务，使党与人民群众建立很好的关系，认真地了解人民群众的要求和意见并及时地向党反映，把党的政策向人民群众作宣传解释”；（八）“必须努力地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的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
在第一、二条中，刘少奇提出了共产党员标准的原则性的根本条件作为八项条件的根本点和出发点。刘少奇在这里首先强调这两个条件，是为了使广大党员明了共产党的性质、任务和目的，使广大党员认识到自己的历史使命是实现共产主义，阶级立场则是工人阶级的立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阶级立场。刘少奇估计，党员对党的性质和目的“完全不懂得的有一半。这是个大问题，共产党员搞共产主义，他根本搞的就不是那么回事，这是不可容忍的，也是不能允许的”。由于共产党员大多数是农村党员，要向他们说明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很多人接受不了。而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制度更让普通党员不能理解，甚至连讲解的人员都不清楚，听的人就更不懂，甚至很容易发生副作用。比如，有人认为“打土豪分田地”就是共产主义，有人认为“吃大锅饭”或者“平分”就是共产主义。
在第三至第七条中，刘少奇提出一般性的共产党员的基本条件。其中，使党员们思想斗争最激烈、最关心的是第三条和第五条。党员中有300多万在农村，并没有脱离土地和生产，于是就滋生了“有吃、有喝、有穿、有热炕头，这一世就差不多了”的情绪，不思进取，有些人因为下不了“为人民的利益而牺牲自己的利益”的决心而提出了退党。
在第八条中，刘少奇提出实现共产党员条件的理论保证问题——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因为党员的理论水平长期以来总体上不高，“理论工作却是很薄弱的一环”，“这是我们党的一个弱点”。此次整党就是一次教育，就是要宣传共产党员的标准，要进行共产主义的初步教育。
另外，刘少奇提出了入党的具体条件：成分好，历史清楚，对党忠诚，有实际的阶级觉悟并表现积极，懂得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事业，愿意遵守党纲党章。党员必须经过考察和教育；必须是成分好，而从剥削阶级出身的人必须基本上抛弃剥削阶级的立场、观点和作风并决心为工人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的解放而斗争；必须历史清楚、没有政治问题；必须对党忠诚、愿意为党的事业终身奋斗；必须在群众斗争中受到阶级教育；党的组织必须对党员进行共产主义与共产党的教育，提高他们的觉悟水平达到党员的觉悟条件。在具备以上各项具体条件后，还必须具备八项条件，“这就是每个共产党员在今后应该具备的条件”。同时，在发展党员时，要注意反对两种偏向：既反对降低党员条件，也反对提出不适当的过高的党员条件。
第三，刘少奇提出今后要为更高的共产党员的条件而斗争。这实际上是执政党建设的战略任务，既是每个党员的任务，也是党的各级组织、宣传、纪检等机构的任务。因此，要将党的各级组织机构建立健全，坚持党员条件，加强党员教育，“要做好这个工作，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条件要高，限制要严”，并要“经常地检查工作做得怎么样，党的教育工作怎么样，考察得怎么样”。
这一任务主要包括三方面内容：（一）组织建设方面。组织建设是一个长时期的任务，要坚持不懈地做下去。“整党建党是伟大的工作，党委必须花力量来作，可作一个时期的中心工作，以后成经常工作，与其他工作配合。”（1）加强组织机构建设。过去一个时期虽然党的组织有很大的发展，但管理党的各级组织机构，不但没有加强，反而削弱了。因此，“必须迅速地加强我们党的各级组织机构”，“这已经成为整理、教育和发展我们党，因而更加提高我们党在人民群众中的领导作用的一个关键问题”。组织部的主要任务，不是搞土改、抓财政，而是“管理党员，管党内的事务，管党内的工作”，在县委以上各级党委的组织部，应设立管理党员的机构、管理干部的机构、管理组织指导的机构。（2）加强组织队伍建设。组织干部的素质要进一步提高，组织观念要适应新的任务转变，“三年到五年，搞这么一批干部，管理我们党的工作”。（3）加强组织制度建设。需要建立健全正规的、固定的党的干部管理的机构和制度，“从最初级到最高级的每一个干部，都要有一定的机关来管理，不应有任何一个干部而没有地方管理他的”。（4）要将组织工作会议规范化、制度化，“大体上规定，每年要开一次大的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每年中还要开一次小的组织工作会议”，“这样就可以把我们党的工作推动起来”。（5）与此相适应，必须尽可能迅速地加强宣传、纪检、党校等部门，与组织部门通力合作，加强党员、干部的教育，提高党的纪律性。（二）思想建设方面。首先要广泛地对劳动人民中的积极分子进行长期而有效的、系统的思想教育工作，包括共产主义、共产党、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等方面的教育，使之在思想上入党，并在入党后继续考察、教育。（三）制度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包括干部管理制度、党内民主制度等党内制度，要扩大党内民主，党委制、党的代表会议与代表大会制、党内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制度都要在全国范围内付诸实施，并逐步实行党内的选举制。
刘少奇主持的全国第一次党的组织工作会议是新中国成立后加强党的建设的一次重要会议，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第一次。会议“最大的收获是与会同志对党员的条件与党员的标准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并通过了中央组织部主持起草、刘少奇多次批阅修改的《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两个文件，确定了全国基层党组织整顿的具体任务、方针、计划和步骤，将刘少奇提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写入决议，纠正了发展党员中出现的一些不良倾向，从而保证了整党运动的顺利进行。
5月4日，刘少奇起草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关于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通知》：“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于1951年3月28日至4月9日业已开过。中央委托刘少奇同志向会议作了报告和结论。会议并通过了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和关于发展新党员的决议。会议经过情形，安子文同志向主席作了报告。所有这些报告和决议均将提交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并请求批准。兹将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所通过的两项决议，连同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和结论及安子文同志的报告先行发给你们，可在党内立即进行传达并开始实行。”之后，刘少奇致信安子文：“请将我的报告结论及两个决议印成一本发给各地……中央的通知及你给主席报告用电报发给各地。”
随着第一次组织工作会议通过的文件作为整党的指导方针下发全党，为期三年的有步骤、有计划、系统的新中国第一次整党运动正式开始。
三刘少奇对整党运动的具体指导
对新中国第一次整党运动，刘少奇做了一个恰如其分的概括：“整党是思想上教育提高，组织上审查处理。”在运动中，他批转大量情况报告、起草大量中央指示，对运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具体指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宣传教育问题。整党首先要用一年时间“普遍进行关于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对党员的教育是普遍的而不是个别的或部分的，“对于所有党员，要认真地进行一次怎样作一个共产党员的教育，使所有党员都明白做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然后根据这种标准审查每一个党员的实际表现，看他是否够作一个共产党员的标准？”刘少奇肯定了对集训企业和学校中的党员的做法，又提出：“在机关中也有不少党员是觉悟不高或有毛病的，应该注意加强对他们的教育。”
对党员的教育应当采取正确的态度，“应该是满腔热忱地并用充分的时间去教育、改造与提高这些党员，以便他们能够获得改造与提高，够上一个党员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在整党中对这些党员应该采取的态度”。
针对整党中许多人对“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革命由工人阶级领导”的问题提出不满意见，刘少奇指出：“在党员教育中强调农民在革命中的作用以及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是很有必要的。”
在注重对整党干部的思想教育时，刘少奇要求安子文将各地报送的整党建党计划及总结抄送其他中央领导人阅看，“因为这是党内大事，必须使各负责同志了解各地各时期的工作进程”。
（二）整党干部的训练问题。整党必须首先抽调大量干部开办整党组织员训练班，提高整党干部的思想、政治水平，因为这是整党运动的骨干力量。但是，在一些地区的训练班组织学习的过程中，对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不少人认为是“新问题，过去没有听说过”，“要以这样的标准测量党员，恐怕很多人不够条件”。部分现职的组织工作人员对党的性质与党的最终目的不完全了解甚至有错误的认识，因此党员的八项条件中第一、二条在教育时是最费时、最吃力的，比如对“党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一般党员表示反对，认为：“革命多少年，没有看到工人，为什么说革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
对此，刘少奇提出，“对于领导基层组织进行整党的干部，必须认真地加以选择和训练”，“只计划以开会方式训练他们一个月，恐怕是不够的”，“由于有些干部和党员还不了解整党及提高党员条件的意义和必要，因此，应该认真地传达全国组织工作会议的决议和精神，以便统一全党对于整党和建党的认识”。
（三）整党典型试验问题。要重视典型试验并发现、解决问题以利于大规模整党的展开。1951年10月28日，安子文向中央提交了整党典型试验的总结报告：在典型试验中，普遍进行了党员标准的教育，自动和劝告退党及清除出党的分子一般为25%左右，党在组织上、政治上基本纯洁了，但整党中仍然存在着一些问题：领导重视不够，整党干部缺乏整党知识与工作能力；对党员的八项条件（特别是第一、二条）理解有毛病；整党干部不了解什么是积极分子和怎样依靠积极分子；采取不适当的办法审查党员如用投票、能否背诵八项条件等。11月11日，刘少奇将此报告批发全党：“中央认为安子文同志在报告中提出的意见是正确的，望各地在整党工作中予以注意。这个报告可在党内刊物上发表。又组织工作通讯第一期及第二期所载整党典型经验介绍，各地党内刊物亦可转载。”
（四）问题党员的处理问题。对有问题的党员的处理要慎重，必须遵循严格的组织程序。在处理党员的手续上采取“解决问题放在小组，对党员的结论在小组会上通过”的办法，刘少奇认为是不妥当的，“结论应由党委来作，问题的解决更须经上级党委批准后，才能付之实施”，对处理党员的手续，“应有明确的规定”，然后所有党员的问题才能由上级党委来作统一的处理，“否则，就可能发生毛病”。他还批评了部分基层组织所持的“自愿退党者，应采取欢迎态度”的观点。
对不够条件的党员的处理要注意方式方法，“不可采取简单粗暴的态度”，不能“卸了磨杀了驴”。整党就是要清除坏分子，教育其余的人。对不够条件的人，要补课，补课后仍不够的，退党。不愿退党者，则等候一个时期，不要伤感情。同时，要试行党的同情者小组。
1952年6月16日，刘少奇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三反”运动中处理党纪问题的指示》，提出“在‘三反’和整党运动中对于党员的处分，必须既严肃又慎重，必须分清是非轻重，不许再有自由主义的态度，也不许轻率地处分党员。望各级党委密切地加以掌握，不要发生偏向”，给被处分者以申辩的权利和机会，“如果被处分者仍然不服，还可以再向上级党委申诉，在得上级党委同意后被处分者本人还可亲自到上级党委申诉。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使各级党委对处分党员，采取更加负责和慎重的态度”，对错误严重又不服处分，向上级党委作无穷控诉的捣乱分子或坏分子，上级党委不应减轻或取消他的处分，而应维持或加重对他的处分，不给“党内的捣乱分子或坏分子以钻空子和挑拨党内纠纷的机会”。
（五）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问题。在整党过程中，党内组织不纯、思想不纯、作风不纯现象不断暴露。据东北局统计，1950年1～8月，东北地区贪污者2358人共贪污公款500余亿元（东北币），其中包括党员和非党员。东北纪检委1950年二到四季度统计，受党纪处分的1455人，其中因贪污受处分的为510人。这一数字足以证明贪污蜕化现象在党内已不是个别现象。对此，刘少奇明确同意东北局所提出的以反对贪污蜕化和官僚主义作为整风教育内容的做法，并提出“在全国各地凡有东北局报告所说的同样情形者，亦应同样在整风教育中加以反对”。1952年2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的指示》，要求“整党工作必须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刘少奇代中央批转了诸多单位和地区的报告，指导全国的“三反”运动。
刘少奇明确提出要利用“三反”运动对党的组织进行一次严肃的整理。3月18日，刘少奇修改《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对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提出：“在‘三反’运动中暴露了不少党员的严重错误，其中有些人则在运动中证明是混入党内的坏分子，因此，必须利用‘三反’运动的结果对于我们党的组织进行一次严肃的整理。”刘少奇并补充了三条规定：对同私商和资本家勾结向国家进行盗窃、出卖情报的分子，应一律开除党籍；对有组织地进行集体贪污、情况严重的分子，应开除党籍；以贪污所得牟利者，除追回赃款赃物外，在党内应从严给以处分，直至开除党籍。6月3日，为指导农村“三反”、整党，在为中央起草的批语中，刘少奇向各地发出指示：“今年冬季工作，在老区农村应以‘三反’和整党为重点，在新区农村应以土改或土改复查及民主建政和建党为重点（并结合‘三反’，但不单另进行‘三反’）。”
（六）接收新党员问题，即新形势下的建党问题。刘少奇认为，对发展新党员要采取积极态度但必须严格控制与要求。“应积极地切实地进行发展党员工作，向非党积极分子宣传党（宣传方式是多样的，也可采用训练班），然后征收党员。对发展党的工作采取消极态度，是不对的，随便拉入党来也不对。”制定发展党员的计划并经批准后实施，同时建立管理党员的各级机构。
就农村中党的组织建设问题，刘少奇也很重视。1952年5月29日，他在批改安子文关于在农村中进行整党的建议时，明确指出：“全国12万个新区乡村，还有2万个老区没有党的组织，应争取今后一年内建立党的组织。此外，在老区的组织中还应接收一些党员。”他还要求安子文必须将农村中整党的指示迅速发出以指导农村整党建党工作。
按照既定部署，整党运动在城市、农村按照一定的组织程序先后进行：党员标准的教育，党员对照标准的要求考虑能否继续做一个党员；党员登记，凡愿意继续做党员者自动登记，过期不登记者视为自愿退党；审查党员历史情况，按照党员标准对党员作出实事求是的鉴定结论；组织处理。运动的中期，与轰轰烈烈的“三反”运动相结合，整党运动走向深入。“三反”运动结束后，整党运动还在继续。1954年春，建国后的第一次整党运动基本结束。
四整党运动的成果
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次整党运动实现了预定目标，取得了重大成果。一方面，它使党员质量得到提高，党的队伍更为纯洁，训练了大批的组织干部，为后来的党的建设以及党中央实施一系列战略规划奠定了良好的组织基础；另一方面，它在执政党建设方面取得了重大的理论成果，实现了从革命党建设到执政党建设的伟大转变，并为执政党建设奠定了良好的理论基础。
（一）组织成果
党的组织状况发生了极大的变化：（1）整顿并纯洁了党的组织。到1953年6月底，全国原有的近24.6万多个支部有65%进行了整顿，有32.8万余人离开了党的组织，其中有23.8万余人被开除党籍，有9万人自愿退党和被劝告退党。在党的基层组织中，有90%的党员是符合或基本符合党员标准的，但也有10%的人是不符合党员标准的，其中还有一部分是腐化堕落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和各种坏分子。（2）发展壮大了党的组织。到1953年6月底，全国共接收了107万新党员，新建立了8.2万个党支部。党支部总数达到32.8万多个，党员总数达到636.9万余人（整党及死亡等原因减少了52.4万余人）。（3）党员素质、党组织得到了大幅度提高和加强，全党质量得到全面的提高，加强了党在国家建设中的领导作用。广大群众的觉悟也大幅度提高。这就为后来社会主义建设准备了基本的组织力量，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二）理论成果
刘少奇在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两个报告及在整党运动中提出的指导性的具体意见，在党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制度建设等方面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尤其是他提出的“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的历史命题，在执政党的建设史上是第一次。从这个角度讲，这一理论具有开创性意义。（1）“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是党的建设史上关于共产党员标准论述的继承和发展。1929年底，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对党员条件提出了五项规定。1939年，陈云在《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中提出了六条“共产党员的标准”。不久，刘少奇在《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提出了共产党员修养的五项基本条件。1940年，刘少奇在《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中，提出做一个好的党员的三项要求。同历史上的相关论述比较，“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更进一步，内容上更丰富，方法上更完备，是对毛泽东思想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性的发展。（2）“共产党员标准的八项条件”是党的建设理论从革命战争时期向和平建设时期的转变的初步尝试，是毛泽东思想党的建设理论关于执政党建设的首次系统论述，为后来执政党的建设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提供了宝贵的借鉴。1962年，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提出对全体党员的“八项要求”，同年党的八届十中全会修正了“党政干部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新的历史时期，江泽民同志创造性地提出了“三个代表”的党的建设的理论，不仅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继承，更是进一步的发展与创造，从而使之成为新世纪党的建设的伟大纲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