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新、求是、求稳——学习刘少奇1957年4月在上海党员干部大会上的讲话，正确处理新世纪人民内部矛盾
吴祥华
在社会处于多种经济形态刚刚转入较为单一经济形态的1957年，刘少奇先后到河北、湖南、广东等5省视察，围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4月，又到上海进行调研，并在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篇讲话（以下简称《讲话》），这是我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思想结晶。44年后的今天，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生活方式与就业方式等并存的状况。如何正确认识和处理新世纪人民内部矛盾，同样是党和政府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认真回顾学习刘少奇在《讲话》中提出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思想，对于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新形势下的这些矛盾，为实现我国新世纪宏伟蓝图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是极其有益的。
一、求新
1957年4月，刘少奇在上海调研时曾经指出：现在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要注重调查研究，要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他纵观国际共运新变化，探索国内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新情况，调研上海等省市人民群众闹事原因与处理新方法，在上海市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理论上极为创新、事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大局的重要《讲话》。
1.纵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新形势的正确认识。1956年1月起，北京、上海乃至全国，跨步进入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这一年却是多事之秋。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方面，苏共20大以后，东欧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匈牙利的一部分群众受了国内外反革命力量的欺骗，错误地用暴力行为来对付人民政府，结果使得国家和人民都吃了亏。几个星期的骚乱，给经济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损失，需要较长时间才能恢复。波匈事件以后，中国有些人感到高兴，他们希望在中国也出现一个那样的事件，有成千上万的人上街，去反对人民政府。同时，另有一些人在波匈问题上表现动摇，认为在中国的人民民主制度下自由太少了，不如西方的议会民主制度自由多等。国际共运新变化引起了国内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对人民内部矛盾的高度重视和研究。
2.探索处理国内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新情况的思想结晶。1956年9月，党召开了八大，大会指出：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上解决，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的历史已经基本上结束，社会主义的社会制度在我国已经基本上建立起来，并强调提出，今后全党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1956年底到1957年初，我国国内也出现了工人罢工、学生罢学、农民闹退社等少数人闹事的事件。面对这些新出现的矛盾，许多党员和干部缺乏思想准备，或者束手无策，或者把群众闹事一概视为阶级斗争的表现，采取简单粗暴的办法进行压制。这种现象引起了刘少奇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的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深层思考。1957年2月，毛泽东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重要讲话，3月20日，毛泽东在上海党员干部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宣传报告，他科学地分析了当时国内的政治经济形势，提出了正确区分和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社会矛盾的伟大学说，说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以便团结全国人民发展经济和文化，已经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3月25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处理罢工罢课问题的指示》。从这一年的2月18日开始，刘少奇也先后到河北、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5省的工厂、矿山、机关、学校视察，围绕人民内部矛盾问题，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同这5个省的领导同志谈过一些问题，也找一些工人代表、学生代表、民主人士座谈过。当前的问题，就是如何正确地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并沿途多次发表了谈话。4月，来到上海进行调研并向广大党员干部作了重要《讲话》。这是继5省之行所作的总结性讲话，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锐利武器。4月29日，周恩来于刘少奇之后也在上海向全市党内外干部和各界人士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若干问题的解答报告。
3.调研上海城市人民群众闹事原因与处理新方法的客观结果。1957年4月，刘少奇利用陪同外宾的机会到上海进行调研，27日，在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作了《如何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长篇讲话。《讲话》对党员干部提出的一些不同看法采取平等讨论的态度，逐一予以解答。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内容、特点及其表现，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学说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当年3月份起，上海有些工厂工人也发生闹事，主要原因一是奖金福利方面的问题，在公私合营企业中表现较为突出，合营过程中对原私营企业积存的集体福利金和奖励基金的处理不当，影响了部分职工的切身利益；二是领导作风上的官僚主义问题，激化了同工人之间的矛盾。3月27日，长宁区公私合营永大染织厂工人发生闹事。起因是，厂里一个人保干部同一个热心为工人办事的职员发生争执，打了这个职员，还要把他扭送到派出所，厂长、工会明知不对，也不加劝阻。平时厂里职工对厂领导严重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已很有意见，此事的发生顿时成为激化矛盾的导火线，200多工人当即闹起来，把这个人保干部和厂长一起押到派出所。由于厂党、政、工会组织脱离群众，工人们不听他们的，全厂工作陷于瘫痪。市委极为重视这一情况并向区委指出，这次闹事的发生，应当从厂领导平时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中找原因，要派干部直接到群众中去做工作，并对厂里干部进行教育，督促他们纠正错误，改进作风，妥善解决矛盾。经过工作后厂领导认识了自己的错误，主动听取群众意见并作了自我批评，还解决了一些长期拖延不办的群众提出的合理要求，闹事很快平息，领导同群众的关系得到改善，厂里出现新的气象，坏事变成了好事。刘少奇在上海调查期间看了当时市委办的党刊《党的工作》对此事写的采访调查材料，并且专门听取了市委党刊负责人关于该厂工人闹事起因、过程和矛盾解决后干部和群众的反映的汇报。当听到闹事发生后，厂领导工作陷于瘫痪，生产却照常进行，工人照常准时上日夜三班，工人说，搞好生产是我们的本分，还说“我们是一班生产，一班休息，一班闹事”，刘少奇说：工人们还是很讲道理的嘛！官僚主义是闹事的基本原因，不能责怪群众。我们有些同志，当领导与群众之间发生矛盾，总是先找群众的不是，而不先找领导上有什么不是，这是是非不分，怎么能解决问题呢？刘少奇接触和研究了上海工作中许多实际问题以及党员干部的许多思想情况，还听取了市委领导的谈话，于4月27日下午3时在文化广场给上海市党员干部作了长篇讲话。这个讲话的中心主题，就是如何从上海的实际情况出发，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整个讲话直至6点多还没有讲完，因为文化广场晚上7点有演出，才抓紧结束，整个记录长达4万多字，有理论，有事实，有对具体问题所作的具体分析，内容丰富，针对性强，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经过44年，仍足以证明这个讲话经得起时间和实践的检验。
二、求是
《讲话》实事求是地对我国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学说进行了系统阐述。刘少奇在上海讲话前进行了认真的调研，他指出：在各地发生工人闹事，大量地发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和人民群众的矛盾，还有一个表现在分配问题上，这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处理不当，也会使矛盾激化。这是继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后又一个客观揭示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规律的重要理论成果。《讲话》实事求是地阐述了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主要原因、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则与方法等。
1.切实把握社会的主要矛盾：实事求是提出“现在人民内部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的观点。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什么？这是当时全党全国普遍关心的问题。刘少奇在《讲话》中明确指出，随着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我国国内的阶级关系状况发生了根本变化，人民内部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的矛盾，敌我矛盾已退居次要地位。讲话开宗明义地说：现在国内敌人已经基本上被消灭，地主阶级早已消灭了，资产阶级也基本上消灭了，反革命也算是基本上消灭了，还剩下一点残余，剩下一点尾巴，所以不能说现在在我们国内敌我矛盾还是主要矛盾。也还有少数反革命分子，对于这些少数反革命分子要提高警惕，他还可以作乱的，还可以进行破坏活动的……但是，我们说国内主要的阶级斗争已经基本上结束了，或者说基本上解决了，现在国内主要矛盾大量的表现或者集中的表现、主要的表现在人民群众内部的矛盾。当时上海一些党员干部对我们面临的主要矛盾有各种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主要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无产阶级与非无产阶级思想、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矛盾。《讲话》对此一一作了透彻的分析，对当时我国阶级斗争和社会矛盾，作了科学的估量和分析，肯定这些矛盾都存在，但是在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取得伟大胜利后，在国内基本上消灭了剥削阶级后，情况不同了，主要表现为人民内部矛盾了，有的还首先表现为党内矛盾，譬如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的矛盾，首先就存在于党内。从而澄清了当时一些党员、干部中存在的两种模糊认识。总之，现在人民内部的矛盾已成为主要矛盾。我们面临的大量矛盾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而不是敌我矛盾，这就是整个讲话的基本出发点。这些基本观点与党的八大精神是一致的。它体现了我们党在一定历史阶段对社会矛盾问题的认识深度，为全党工作重心从阶级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提供了客观依据，是中国共产党人探索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初步成果。这个观点，在44年后的今天人们已普遍接受，但在当时确实是我们党关于两类社会矛盾学说中一个重要的思想。这是我党领导人讲话和党的文件中第一次作出这样明确的表述，体现了刘少奇在长期实践中勇于探索的理论勇气，它以明确的语言概括了我国社会主义时期的阶级关系和政治形势，并进而规定了我党主要任务。可惜的是这一正确估量和科学分析不久就湮没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正确地停止使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口号，作出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2.切实把握矛盾的主要表现：实事求是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特别表现在分配问题上面”。人民内部矛盾具体表现在哪些地方？《讲话》分析了当时上海存在的一些问题，包括学生升学问题、学徒艺徒待遇问题、青年工人结婚住房问题、临时工问题、物价问题、自由市场问题、少数人不遵守劳动纪律问题等。他指出，学生能升学与不能升学的矛盾，这些都是分配问题；物价也是个分配问题。群众对有些领导干部住房太好、生活太好不满意，也是分配问题。刘少奇总结了当时上海工人闹事的一个直接原因，就是职工提高工资福利待遇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引起不满；政治性质的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很少发生，也不容易发生。他指出：我研究一些具体的问题，几乎全部是为了经济性质的切身问题，人民内部的物质利益矛盾，亦即收入分配问题，已经成为人民内部矛盾的突出表现，所以我建议所有的同志们要好好研究这个分配问题。物质资料的生产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和分配是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的两种不同职能。生产对分配起决定作用，但分配又对生产产生重大影响。分配属于生产关系的范畴，生产关系必须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刘少奇指出：我们现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分配的原则是按劳取酬，公平合理。如果按劳取酬贯彻得比较好，分配得公平合理，大家满意，就会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否则，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他强调，分配问题关系到群众的生活水平，关系到他们自己的命运，是不能不管的。因此，必须妥善处理分配中的各种利益关系。
3.切实把握矛盾的主要原因：实事求是提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原因突出地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讲话》进一步探究了群众闹事的原因，“人民内部矛盾现在大量地表现在闹事群众同领导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上。更确切地讲，是表现在领导上的官僚主义与人民群众的矛盾这个问题上”。这是因为我们党是执政党，虽然有些矛盾不在领导方面，但是我们是在领导国家，站在领导的地位，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一切没有办好的事情，领导上都有责任。人民会来责问我们国家、党、政府、经济机关的领导人，而我们对这些问题应该负责任。“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矛盾就缓和了。即使群众中间有过高的要求，有不合理的要求，有错误思想，领导上如果没有官僚主义，也可以而且应当解释清楚，矛盾就不会紧张起来。”相反，没有闹起来就不理，闹起来以后惊慌失措，一惊慌失措就采取压制的办法，这样就会使矛盾激化，不能解决问题。刘少奇根据调查研究得来的材料，分析了工人闹事的原因，一是领导说话不算数，合同不兑现；二是调动工作不讲清楚道理，不要的时候一脚踢开；三是厚此薄彼，待遇不公平；四是一些工人的合理要求，领导机关长期不解决等。所以，总起来讲，领导机关的官僚主义是引起闹事的原因。如果领导机关不犯官僚主义，问题就可以解决了，矛盾就缓和了。这一分析是符合上海的实际情况的，当时上海有的闹事是由部分党员干部脱离群众，不关心疾苦，强迫命令等官僚主义作风引发的。如工厂没有食堂，长期以来职工在露天吃饭，群众屡次提出要求没有解决，引起职工不满；工厂领导不与职工商量，擅自将生产定额提高，造成与群众关系紧张。《讲话》反复阐述了克服官僚主义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关系。指出，一方面官僚主义者与人民群众的矛盾是人民内部矛盾的集中表现，另一方面用官僚主义态度去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必然使矛盾激化，导致群众闹事。因此，官僚主义危害极大。《讲话》要求各级干部正确处理自己与人民群众、与社会的关系，坚决克服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作风。“我们所有的领导人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是人民的公仆，是人民的勤务员，没有权利当老爷。”
4.切实把握正确处理矛盾的主要原则：实事求是提出必须纠正“站在人民之上”四个错误观点，坚持从实际出发。《讲话》最后部分指出了各级领导干部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时必须纠正四个错误观点。一是“站在人民之上的观点”。我们的厂长、局长、领导人感觉自己是站在人民之上的，把群众，把他管的工人、或者学生、农民看作是属自己管的手下人，这个态度是根本上错误的态度，是官僚主义的态度。二是“只去分清群众的是非，而不分清领导上的是非”。分群众的是非时只讲群众非，说群众错了，群众还有什么好的地方，他就不讲了，这显然是错误的。我们应该全部分清是非，首先要分清领导上的是非。凡是群众有事情来了，要分析是非的时候，首先检查领导上有哪些错误，哪些不错，首先分清楚领导上的是非，然后再去分清群众中间的是非，人家才会服。三是“以力服人，不是以理服人”。群众中间闹起事来了，他不是想法子使群众闹事解消，使矛盾的斗争缓和起来，不是强调团结，不是强调统一，而是强调斗争，强调压迫，不讲道理，使矛盾激化起来，这是违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的。四是“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如果把人民当作敌人，这个问题就根本错了，实际上是把自己当作人民的敌人了。当然，对犯官僚主义错误的人，群众里面也有做过分的，这个也要教育群众。总之，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要从实际出发，防止“左”的和右的两种错误倾向，按党的群众路线办事，不凭主观愿望决定；要做好矛盾的转化工作，国内的“事情是复杂的，这两类矛盾是可以互相转化的。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之下会转化为非对抗性的矛盾，非对抗性矛盾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对抗性矛盾。矛盾转化了，处理的方针也要随之转化”。
5.切实把握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方法：实事求是地提出“要用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讲话》指出：“人民内部的矛盾一般讲来基本上是非对抗性的矛盾，因此，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不能采取处理对抗性矛盾的方法。”而应该“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办法来解决”。应该强调同一性，而不是强调斗争性，只在必要的时候，进行适当的斗争……而这个斗争也是为了团结。总之，对人民内部矛盾，“要和风细雨的办法，要用小民主的办法”。而不是采取“一棍子打死的办法”。讲话还进一步指出，“我们共产党人不是斗争的嗜好者，我们在主观上没有必要去故意地、人为地使斗争激烈化，使斗争紧张起来，似乎非要斗一下我们才舒服，不斗一下就不过瘾”。当然，我们在必要时“也不害怕斗争，在需要用强硬的斗争的办法来解决矛盾的时候，我们是不吝惜斗争的”。这就全面地完整地阐明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法。由于种种原因，历史上党内斗争常常出现进行得过火，斗争得太厉害，毫无限制地斗下去的“左”倾偏向。当时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上，有些人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矛盾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刘少奇批评他们总想搞一个敌我矛盾是主要矛盾才好，以便于“一棍子打死”，结果打来打去，打得一塌糊涂，问题还是解决不了。回顾从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开始的“左”倾错误不断升级，终于酿成“打倒一切，全面内战”的十年浩劫，可以更深刻地认识到刘少奇在反倾向问题上的远见卓识。
三、求稳
在改革开放中欲求渐进地稳步发展，需要自觉学习和运用《讲话》提出的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思想，正确认识和处理这些矛盾，为我国新世纪宏伟蓝图建设提供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刘少奇当年在上海调研时曾经指出：我们干部不应该害怕群众，我们要信任群众，群众才会信任我们，否则群众不会信任我们，矛盾也就不可能处理好。面对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化，处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时期，出现了多种经济成分、社会组织形式、社会生活方式与就业方式等并存的状况，深入研究新世纪的人民内部矛盾，是党和政府不可忽视的一个重要课题。
1.新形势下人民内部矛盾仍然大量的突出地表现为物质利益矛盾。新世纪的人民内部矛盾仍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矛盾所支配，必须按照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不断地调整各方面的利益格局和利益关系，从而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在社会转型期间，物质利益矛盾是一切矛盾的物质根源，是制约其他各类矛盾发展的。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企业与职工各个层面的矛盾均与人们的物质利益有关；企业转制、职工下岗、城建环保等问题反映的矛盾同样也与人们的物质利益密切相关；人民内部矛盾与各类不同群体在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对利益调整的满足和满意程度密切相关。新世纪人民内部矛盾是在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利益格局的调整而形成的，决定了在不同地区、不同阶段、不同时期都有不同的表现。随着改革的发展，旧的矛盾解决了，新的矛盾又会产生。有些矛盾，如收入分配差距等，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存在。物质利益矛盾之中地区性、群众性的特点增多。往往涉及整个地区、行业与单位，并与改革中一些缺乏竞争力的弱势地区、行业与群体相关。在社会加速转型的过程中，原有利益格局打破了，分配方式改变了，但是“大锅饭”、“铁饭碗”的思想仍然存在，群众也习惯于“有事找政府”，社会与行业的各种中介功能与机构不健全。
2.新形势下一些矛盾激化或长期得不到解决仍然与领导的官僚主义思想作风等方面的问题相关。在社会急剧变革之时，管理体制、机制、规章制度不健全等都是一些矛盾难以及时解决的原因。因为新时期人民内部矛盾突出地反映在物质利益方面，解决这些矛盾需要一定的经济实力，因此具有很大难度。但是造成一些矛盾激化与长期不能解决，除了经济原因之外，不少还是由于某些领导决策的民主科学化程度不高，有的决策前后不一、没有配套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大多数群众的利益和承受能力、没有充分保障弱势群体的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有些干部没有深入分析产生矛盾的深层次原因，没有从领导干部自身去找原因。因而在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组织措施与方法手段上不能适时调整。特别是一些领导干部官僚主义严重，对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决策时考虑不周，处理时久拖不决，解决问题推诿扯皮与搪塞，甚至采取哄、蒙、压的办法处理问题，造成矛盾激化，增加了处理问题的难度。还有某些干部不能以身作则，工人下岗，干部却购房购车，出国旅游，甚至以权谋私，与工人下岗发不出工资形成强烈反差。还有某些干部缺乏敌情观念和忧患意识，对国内外敌对势力各种形式的渗透估计不足，对“法轮功”一类邪教组织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制造事端缺乏政治敏锐，特别对其潜在的危害性认识不够。
3.仍然要对新世纪人民内部矛盾发展的种种趋势进行预测与调查研究。一是要认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发展趋势。加入WTO后，产业结构进一步调整，新一轮失业等问题将会比较突出。金融市场的起落也会引发新的矛盾，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面对私营经济等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现状，市场经济结构的多元化将对政治结构变化产生影响，稍有不慎，可能带来人民内部矛盾的激化与动荡。二是认识社会结构中不同群体与个体利益复杂化趋势。旧的群体不断分化，新的群体不断出现，比如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者、经营管理者、个体农民、个体知识分子、农村工人、雇佣工人等，各种群体与个体之间的矛盾冲突不断复杂化，民营企业、外资企业内部的劳资矛盾将会上升。三是要看到先富、后富与共富进程中分配差距拉大化趋势。由于市场经济对资源和财富的分配是按效益原则而非按公平原则进行，发展市场经济有可能导致暂时的分配不公平，其表现是收入差距扩大，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部分人收入增长不多，小部分人甚至收入减少。中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的差距，接劳与按资分配的多种形式存在，使社会成员收入差距拉大，以及部分社会人员收入相对贫困等，这也将促使部分成员产生失落感，导致过火行为。四是人民要求当家作主参与政治的趋势。在经济上不同利益的群体中，要求更深更广泛的政治参与的呼声会逐步增高，随着经济发展，公民参与政治的意识也将增强，这会对民主政治制度提出新的要求。五是国际敌对势力与国内敌人联合推行和平演变战略并鼓吹两党制、多党制，上院、下院等自由化趋势。随着西方政治、思想文化的渗透，国内外敌人利用我国改革开放，有计划有组织地进行干预，蓄意制造人民内部矛盾，破坏我国的安定团结。同时黑社会势力、邪教组织利用人民内部矛盾危害社会稳定，以及外来人员中的地域性团伙滋事等，也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六是党和国家内部腐败现象呈阶段化发展趋势。腐败的蔓延，败坏党和政府的形象，如索贿受贿、贪污盗窃、以权谋私、假公济私、执法犯法、敲诈勒索、官商合伙、任人唯亲、打击报复、挥霍浪费、道德败坏、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等，是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产生社会动荡的重大隐患。这种种发展趋势，是我国人民内部矛盾面临的新形势、新挑战。
4.继续探索研究发展处理新世纪人民内部矛盾的正确方法。一要以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为指导处理新世纪人民内部矛盾，正确把握改革、发展与稳定的三者关系，改革是关键，发展是基础，稳定是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从体制、机制、法制上采取措施协调与维护好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二要牢记党的宗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公正行使权力，加强廉正建设，增强公仆意识，为人民办实事，接受群众监督。按照“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满意不满意”的标准进行民主与科学的决策。重大决策要考虑民众的经济与心理的承受力。三要构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道德和法律体系，引导人民自我管理、教育与约束，通过司法程序解决矛盾，通过法规来调整人们相互间的利益关系。把维护社会稳定工作的重心下移，构筑在地区化解矛盾的防线，加强基层，强化功能。充分发挥各类社会劳动仲裁、医疗事故鉴定等中介组织和社会团体、群众性自治组织的作用。四要建立政府和社会畅通无阻的信息反馈网络机制与预警机制，社会保障机制，加强信息沟通与快速反应处置，预防个别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变成群体性问题，防止人民内部矛盾被敌对势力、反动宗教所利用而激化，防止非政治性问题转化为政治性问题。解决人民内部矛盾最根本的措施是深化改革，大力发展生产力，要把发展经济同扩大就业，拉动内需结合起来，在改革的攻坚阶段和发展的关键时期，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
5.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思考和正确处理新世纪的人民内部矛盾。江泽民指出：随着实践的发展，认识会不断深化，还会出现新的矛盾和问题，各方面的关系也会发生变化，所采取的方针和政策也必然会有所调整。自觉地学习和运用唯物辩证法，深入研究新世纪的人民内部矛盾，自觉学习和运用《讲话》提出的社会主义人民内部矛盾学说思想。要坚持全面性，力戒片面性，历史地、全面地认识和研究新世纪人民内部矛盾的出现和逐步解决的办法，要善于在对立中把握统一，又在统一中把握对立。要坚持系统性，力戒孤立性，人民内部各个矛盾之间会有互相联系，进行矛盾分析不能孤立地对待每一矛盾，而应当树立全局观点，把每一地区、行业与局部的人民内部矛盾放到整个转型期间矛盾系统或全局系统中去加以考察，指出其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与局部矛盾的相互关联。要坚持创造性，力戒思想僵化，各个阶段的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出现，又不断解决，就是事物发展的辩证规律”。随着职工下岗等人民内部矛盾逐步缓和，又有进入WTO后的新矛盾出现并要求我们去解决，不能以静止的僵化的观点去看待矛盾，要不断地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矛盾，解决新的矛盾要有新的思想和办法。要坚持客观性，力戒主观性，没有对实际情况的客观把握，不可能有正确的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分析。实事求是，像刘少奇当年重视调查研究那样，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力戒主观性，这是正确分析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