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夜宴左氏庄》诗：“检书烧烛短，看剑引杯长。”可见检书翻书是要耗费时间的。而过去工具书不多，要查阅或核对资料，就须费时旷日地翻检书籍。即使今天各种工具书多起来，仍难免翻检之劳。这确是一件苦事。但一旦探得骊珠，亦自有一番乐趣。
记得游国恩先生当年讲过他亲身经历的一个故事。“斜阳古柳赵家庄，负鼓盲翁正作场。身后是非谁管得，满村惯听蔡中郎。”这是陆游写的一首绝句。可是有人说此诗乃刘克庄之作。游老为了查明原诗作者究竟是谁，便亲手一页一页地翻检《后村大全集》，终于证实此诗确非刘后村所作，因为全集里不载。这件事对我很有启发，至少懂得了治学问应下苦工夫、笨工夫，而且必须有耐性。
半个多世纪以前，先父玉如公授卞僧慧先生作诗之法。僧慧先生向先父请教：“‘老耄师丹浑忘事，少年烛武不如人。’是何人所作诗句？”先父仅据《佩文韵府》，告以是放翁所作。事隔多年，我读书稍多，知道《佩文韵府》引文经常失误，便手检《剑南诗稿》，从头到尾一页页翻遍，终未见此二句。1978年读宋庠《元宪集》，始知此二句应作“老去师丹多忘事，少来之武不如人”，题曰《寄子京》（“子京”是宋祁字）。因知此二句乃为庠作而非陆游之诗，则确无可疑者。又，翟灏《通俗编》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言人无二三”为陆游诗句，我亦费尽心力翻检过，后来才知道这是南宋方岳诗句，见于《秋崖小稿》。从上述几件事来看，“第二手材料”倘不亲自检核，便易出现“硬伤”。翻检图籍虽不免有事倍功半之劳，但到底不致为工具书所误导，毕竟是值得的。
至于受“先入为主”影响而误走弯路，我也有过反面经验。清人尤侗有《答黄九烟小笺》，中有一节断句极难，其文云：“至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则其人为何如人哉！”上句或断为“至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则赘一“说”字无着落；或断为“至于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亦近滑稽。近时文章选本，大抵据丁福保医学书局线装排印本《尤西堂尺牍》所断句，读为“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看上去似较正确。后因读杂书，知此是用五代时避冯道名讳的典故，但苦于不知出处。我为此也曾遍检各种类书，却毫无所获。60年代曾向一位我夙所敬佩的老师请教，问是否可查曾《类说》？老师随口答了一句：“恐怕未必有吧。”我乃深信不疑。多少年来翻了不知多少工具书，独未检《类说》。直到1996年，拜托程毅中兄代觅此典出处，他竟在《类说》卷四十九引《籍川笑林》的一段文字中找到了原始材料。今照录如下：
五代时，冯瀛王门客讲《道德经》，首章有“道可道，非常道”。客见“道”字是冯名，乃曰：“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
通过这件事，我深深体会到“先入为主”的误人。当然，我过分相信老师的话确是犯了“先入为主”的毛病，但也怪我的手太懒。如果不心存侥幸，当时取《类说》而检之，则此典出处可以早知道3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