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夜光杯”版有文章谈到《论语·泰伯》中孔子说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两句话的讲法。文中引述了宦懋庸《论语稽》和近人阎简弼的两种别解新说。依宦说，则应读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依阎说，原话上句为问话，下句为答话，应作如下读法：“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窃以为这都是依后人的主观愿望给孔子的思想“拔高”，并非原意。
其实这本是个老问题，唐以前人对此并无歧义。清人申旧说，亦多主汉、唐人的讲法。如臧琳《经义杂记》解此二句云：“言愚者不可使尽知本末也。”又如潘维城《论语古注集笺》：“《春秋繁露·深察民号篇》云：‘民者，瞑也，民之号取之瞑也。’《书·多士·序》：‘迁顽民。’郑（玄）注：‘民，无知之称。’《荀子·礼论》：‘外是民也。’杨注：‘民，泯无知者。’皆足证不可使知之义。”
开始给孔子“拔高”的是南宋的朱熹。他在《论语集注》中释“不可”为“不能”，并引程颐的话来为孔子护短（文不具引）。因为他感到这两句话有损“圣人”的形象。其实这种“不可使知之”的思想，孔孟是一致的。《孟子·尽心上》：“行之而不著焉，习矣而不察焉，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者众也。”所谓“众”，犹孔子之谓“民”。民可以“终身由之”而“不知其道”，足可为《论语》此二句注脚。
如果我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眼光来看问题，要求孔子在春秋末年就有多么进步的民主思想，确有点操之过急，“强人所难”。倒是清人刘开《论语补注》中有一段话还不失为持平之论，今节引如下：“盘庚迁殷，民皆不欲；盘庚决意行之，诰谕再三，而民始勉强以从其后，卒相与安之。此可由不可知之明验也。子产治郑，都鄙有章，郑民始怨而后德之。故使之行其事可也，而欲使明其事则势有不能。是不可知者，即其所可由者也。”赵佑《四书温故录》则说得更为直接：“民性皆善，故可使由之；民性本愚，故不可使知之。王者为治，但在议道而已；制法宜民，则自无不顺。若必事事家喻户晓，日事其语言文字之力，非惟势有所不给，而天下且于是多故矣。故曰‘不可’。”他还说朱熹《集注》是“煞费苦心”，而程颐之言“意在为圣人回护”。他的结论是：“刻意周旋，反为多事也。”我以为宦懋庸、阎简弼之别解新说，皆属“刻意周旋”之类，“拔高”与“贴金”，无非是“多事”的表现。
1997年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