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记：在前一章的诸多社会短缺现象背后，是本章所谓的各种管理的尴尬。假如在制度上存在着尴尬，谁能指望管理的时效？一个简单的事实是：传统的管理理念与规则并不是随着管理技术的进步而进步。诸多管理上的尴尬，恰恰是理念与技术、规则与技术矛盾的集中反映。管理就在我们身边，我们能意识到其中的先进和落后吗？
23.跑调的钢琴
好了，我们终于来正面谈论管理，谈论这个让人肃然起敬的名词，讨论这个如影随形、让人喜欢让人厌的精灵。
世界正在飞速发展，就像地球每天在我们不经意之间飞速旋转一样，我们所要谈的管理也正处在一种巨大的旋涡之中，谁也难以说清楚，谁也难以给企业家一个准确的说法：你这样管理，我保证你挣钱！企业家也正以一种从来没有过的鄙夷目光，看着形形色色的管理专家，傲慢地说一句：你说了半天了，行，自己办一个企业给我看看？
我们无意批评现在的企业家分不清楚厨师与美食家的区别。不可否认，我们教科书上说的管理，和我们平时最常见的管理都毫无例外地正在飞速变化着，而且是越来越向一种不尴不尬的境地变化着，就像一架跑了调的钢琴：声音还有，只是不是原来那个调了。
24.管理不是统治
管理是一个历史名词，然而，历史并不都存在管理。
从部落社区开始走向联盟，历史对管理的解释就是统治。这种统治形成了人类社会最广泛最长久的管理形式——“官理制”。无论是柳宗元的《封建论》还是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对此都做了精辟而详细的论述。“官理制”，即统治者通过把自己的主张强制在部属中实施，把自己的意见强制部属接受，把自己的行为强制部属遵行，从而达到既定的目标，依靠的就是各方面、各层次的官员。管理，在这里仅仅只是一种手段，一种附属物，因而通常是无法管住官员的。汉朝开始，中国最有实权的地方官员称之为“牧”，就是把百姓当做牛马，由官员来放牧。两千多年来，虽然地方官的名字换了许多，依靠官员来治理地方，却并没有太大的改变。而且不可否认的是，官员治理已经扩大到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很多地方和领域，以至于在相当程度上，大家自觉不自觉地把统治当做管理。当一个跨国公司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常常连专家也忍不住赞之为××帝国。
其实，又何止中国？这个星球尽管进入了人类标识的21世纪，都在欢欣鼓舞地庆祝现代化或向现代化迈进，不说那些经济刚刚起步的国家，就在那些相当发达的国家与地区内，管理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还依然是统治的代名词，或表现出鲜明的统治特征，让已经现代化的理论家和实践家都尴尬得无法否认。
在日本的一些大公司，至今还不能严格遵守上下班制度。下班后所有的人都要“自觉”无报酬地加班3小时以上，谁要是违反了，轻则领导找谈话，重则走人。但是，你查遍了公司规章，没有无报酬加班这一条，因为它违反《劳动法》。2000年7月我在日本，与日立轻型挖掘机公司经理今泉裕先生谈到这个问题。我问他：“假如现在懂得高技术的年轻人不愿遵守这一条，他希望有正常的上下班制度，或者更弹性一点的上下班制度，你们怎么办？强迫他遵守，可能会失去他；不强迫他遵守，你们的这种‘习惯’可能要改变。”我特别解释了他们的这种“习惯”不仅仅是对人的行为控制，更是对人的意识控制，我没有说明那是一种“官理制”下形成的遗留。他回答道：“现在他们的公司已经发生不少这样的事，没有办法，只好迁就年轻人。”
在韩国，相当多的政府部门负责人早晨都提前一个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去上班，使得他们的秘书和工作人员不得不更早地来到办公室。居然也没有人报怨，更没有听说告到法庭的事。
日、韩的这种现象，被人介绍到我国，得到了几乎所有的管理者的羡慕和钦佩，却没有人对此提出质疑。
2000年3月22日，美国华盛顿地方法院宣布1100名世界各地的妇女状告“美国之音”和美国新闻署性别歧视案胜诉，“美国之音”被处罚款5.08亿美元。这次诉讼在1977年就已经提出，历经23年终于作出判决。为妇女辩护的律师弗雷德里克说：“美国之音和美国新闻署的性别歧视现象已严重到猖狂的地步。为了排斥女性工作者，他们甚至还为此建立了一整套完整的作弊机构：考试被做了手脚，分数被随意改动，宁愿雇用能力次得多的男人，也不考虑优秀的女性，许多职位甚至在开始招募就有内定好是男性的。”以部门长官的个人意志来决定政策走向，是典型的“官理”行为。
一些所谓来自“自由世界”的台商、港商，在我国东部地区投资的企业内部实行其所谓先进的“全封闭管理”，实则是非人道管理，已经屡见报端，并被当地政府禁止。可是，居然还有管理者抗议当地政府“不给企业管理的自由”。
德国与意大利的企业均以其严密的内部管理而著称。它们之间的区别仅仅在于：德国的大企业多采用了公众公司的形式，而意大利的大企业则还是家族式的管理居多。它们之间的共同点却惊人地相似：在企业内部，下级应无条件地服从并服务于上级。
只要存在着弱者，强者总是习惯于使用统治而不是使用管理。在过去漫长的岁月里，管理就是靠这样的统治建立起自己的绝对权威。
绝对地服从个人领导者或管理者，是统治。长期把统治作为管理，反过来又造成了一种心理：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服从于管理并不是技术上的原因，而是因为人们的服从。这就是“官理制”至今泱泱不绝的根本原因。
25.可怕的世纪之争
把统治的含义逐步从管理里除去，是随着人类社会在技术和思想上的进步逐步实现的，只是近400年的事。把统治与管理区别开来，由此展开了人类历史上第二次关于管理是什么的大争论，也是最可怕、最黑暗的大争论（我们以后会论及关于管理的第一次和第三次大争论）。
毫无疑问，在蒸汽机的出现和地球中心论被天文观察击破后，人类思想的飞跃不仅仅表现在不甘于被束缚，而且还表现在更广泛、更迅速的交流。铁路与公路网的出现，让过去数千年形成的“管理就是统治，就是官员的治理”的理念陷入了极大的怀疑之中。
人类社会还不能一下子摆脱官员的治理。但官是什么？官又如何展开治理？用什么方式？主要依靠法律，还是主要依靠执法官，或是主要依靠民众自己？还是兼而用之？民众自己又是依靠何种方式进行自我管理？多大范围内可以自我管理？一时间众说纷纭。从17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叶，人类社会用了近400年的时间进行了空前范围、空前激烈的大讨论，其范围之广，全球每一个角落都可以看到争论留下的痕迹；其程度之烈，数以千万计的人为之付出了鲜血和生命；其内容之深，今天人类生活的每一个领域还都弥漫着争论时浓重的好战氛围。
如果说卢梭、弥尔顿、孟德斯鸠、达·芬奇、贝多芬在各自领域里表现出来的强烈理念，是为了反抗传统的管理方式，期望把人性从封建的专制下解放出来，也就是从统治下解放出来，那么，培根、黑格尔、马克思、托尔斯泰、列宁不过是想找出一条人类应该共同走下去的道路，以及关于如何选择这条道路和为什么要选择这条道路的深层次思考。
一个社会的基础是经济，对经济的管理也就集中体现出对社会的管理。在培根、黑格尔思辨的基础上，一些人从人性自由的观点出发，主张发展自由的市场经济；另一些人从商品（包括人）的属性出发，指出自由的市场经济走到一定程度肯定走不通，必须在这个程度上转而走向由社会控制的经济。这就出现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理论之争。两大主义经过了100多年的争斗，实质性的区别已经变成：在社会管理尤其是经济管理中，是社会控制多一点还是市场控制多一点。纯粹的社会控制与市场控制，双方都已经放弃。如果我们抛开“主义”不论，双方想解决的问题只有一个：即人类应该如何更好地管理自己、更好地管理社会。如果我们扣住“主义”来谈，则双方的区别在于，社会主义者不以现阶段的社会控制有序发展为最终目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共产主义社会，也就是人性得到极大的自由的社会。而资本主义者则认为现阶段的社会就是最好的社会，或者说应该把身边的社会建设成人性得到极大自由的社会。
可悲的是，就像历史上所有的宗教都分裂成多个派别一样，不论商品经济和管理如何发展，社会的精英们总是自觉担负起用自己的大脑来指明别人前进方向的责任，并且习惯性地坚持自己发现了真理。主张自由经济的人很快就分成了几大派，主张社会经济的也分成了几大派。他们及其追随者在批判宗教的同时，也和宗教一样，必欲置别的派别思想于死地而后快。如果不能在理论上战胜对手，那么就在肉体上予以消灭。尖牙与利爪从来都是统一意见的不二法门，古老的丛林法则在人类也不例外。派与派之间发生了战争，派与派之间也发生了重组。人类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和以20世纪30年代全球经济大萧条为代表的各种狂热者们进行的大试验，导致除了汪洋大海之外全部大陆上都出现了可怕的大灾荒，战死者数千万，饿死者数千万，这样一个人类发展的结果，却没有让所有参加大争论的各种各样精英与管理者不寒而栗。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多少还有一些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最后大决战意味的话，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完全是大争论产生出的一个畸形变种挑起的在国家、政权、种族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全面战争。这种变态的畸形政权引发了一场人类浩劫，却没有在战后引起各类学者的认真思考。法西斯似乎只是特定环境里的特定个例，希特勒似乎只是特殊变态情况下的变态人物。谁也不去思索法西斯为什么会同时在欧洲、亚洲出现的历史大背景。今天也很少有人再去关注法西斯的阴魂为什么总也不亡？人们从中汲取的教训远不如从政治家的大试验失败而得出的教训深刻。20世纪30年代的全球经济大萧条来临时，当人们不得不全民动员来对付寒冷的冬天时，什么主义也无法取代一捆木柴表现出来的教育意义。自由经济的各种学者彻底抛弃了经济的“自由”，代之以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全然不顾这种主义实在就是80年前他们的先驱所激烈反对过的。社会经济的学者们不论是在资产阶级议会中的，还是在已经打碎资产阶级议会的国家里，经过50～70年代的大规模国有化试验的失败，也都先后放弃了国有经济这种为先驱们所憧憬的理想形式，转而认真思索借鉴私有经济的发展模式。
直到今天，这场争论在相当多的场所还没有结束。历史统一人们的认识并不是靠尖牙利爪，而是靠时间。时间已经证明，无论动用了多少飞机大炮证明自己的“管理方式”的正确性都是徒劳的，人们却从来也没有怀疑过管理可能不是“官理”。然而，就在政治家还没有意识到管理可能不是“官理”的时候，事情已经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就在各个国家的精英拼命地争吵之中，一批什么学者也不是的人士管理的企业从小手工作坊逐步发展成了跨国公司。一些公司甚至富可敌国，大可敌国。于是，出现了企业家这个奇怪的名词。各类学者又开始对这个名字争论不休，直到今天，政治家嘴里的企业家与经济学家眼里的企业家完全是两个概念，而经济学家认定的企业家又让社会学家和管理专家嗤之以鼻。不过，叫董事长、总裁或CEO还是叫主席、会长等都无所谓。企业的发展壮大是实实在在的。大家都公认，管理企业也如同管理社会一样难；大家也承认，在利润的驱使下而不是在权力的驱使之下，无论企业发展到多么大，其管理都是与国家（无论这个国家有多小）根本不同的。
美国通用电气公司前总裁杰克·韦尔奇在其《自传》中写道：有一次他在美国国会作证，他对议员们说了一段很自豪的话：“主席先生，如果从一个城市规模的角度说，我们的员工与圣保罗或坦帕市的人口不相上下。我们没有警察，没有监狱，我们在世界各地的27.5万名员工中，有99.99%每天早晨起来后，就以我们的绝对诚信在努力地竞争着。当他们每天早晨照镜子的时候，他们只需要自己的良心。”现在稍稍涉及管理的人都知道韦尔奇，都知道他在一个跨国公司里打破了等级制（尽管还不完全），打破了壁垒，建立起学习型企业，建立起“6西格玛制度”，成就了通用电气的成功，也成就了他本人的辉煌。可是，如果用韦尔奇的观点来管理东西方任何一座20万人口的城市，肯定会让社会学家和管理专家笑掉大牙的。
企业管理的成功，是不是让政治家感到汗颜不得而知，但政治家开始向企业学习管理却是事实。20世纪末，世界上宣称实行自由经济的“最后一个大国”美国的总统上任后，就对美国政府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其中最响亮的口号就是：向跨国公司学习，让政府像大公司一样受到“客户”的欢迎。在地球的另一边，坚持社会主义经济的“最后一个大国”中国，在同一个时刻也把目光对准了国有企业，在改革所有的公有制企业的同时，把企业为政府服务改成政府为企业服务。
管理就是“官理”，就是建立在等级制基础上的规章制度严格而有效地实施，现在看来，这基础似乎就很有些值得怀疑了。
26.没有胜利者的论战
事情还没有到此结束。
20世纪90年代初，全世界的资产阶级都在欢呼，自由经济终于战胜了社会经济。却没有人去仔细地品味一下，现在的自由经济还是大争论开始时的自由经济概念吗？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加尔布雷斯（John Kenneth Calbraith）在2002年就公开宣称：“资本主义这个词在美国已经不再有它在欧洲那样的内涵。”而在20世纪90年代，德国高层政治家对中国的访问者私下里承认：他们正在建设社会主义。如果连自己维护的主义是否发生了变化都不知道，甚至干脆不承认有变化，那么争论谁战胜了谁又有什么意义？
当然，美国的政治家采取不承认策略自有他的道理，美国实行了积极有效的经济与社会干预政策，这是不争的事实。但那只是对内实行，只干不说（这一点让欧盟大为恼火）。他们心里清楚，自由经济已经是明日黄花，对现代经济与社会管理弊大于利，却不失为打开别国市场的一件利器。所以，他们才要在对外交往中不遗余力地把它推给别的国家。
在这场争论中，唯一的失败者就是人类。
93岁的加尔布雷斯在新千年伊始说过：“我们已经看到，在欧洲与中国，任何一种单一的公式都不能指导经济和社会的成功……如果你在中国，你可能会担心向市场体系的让步是不是太多了；而如果你在美国，你却会有相反的一整套担心。”
世界进入21世纪后，人类碰到的第一个全球性问题竟是流感。从2000年1月开始，流感袭击了美、加、英、法等欧美许多国家。据中国中央电视台报道，到1月16日，已有多人因流感而死亡，各大医院都在忙着腾出病床，以安排流感病人。这时候，人们才不寒而栗地想起，19世纪的最后一年也有一次波及世界的流感，导致2000多万人死亡。而在那之前的200年，人类就已经找到了克制流感的方法。但300年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已经腾飞又腾飞，人类因管理方式的争论已殊死搏斗过多次，而流感病菌并没有被消灭，相反却以同样快的速度发生着改变。中国在20世纪最后一年还发现了一个新的流感变种。让人不禁要扪心自问：“是小小的病毒更聪明，还是人类太愚蠢？”
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在对管理方式的大争论中，甚至没有学会如何尽快把科学技术的新发现用于保护人类，而屠杀人类的技术运用却似乎得到更多的重视。
然而，正是科学技术，开始对人类所有的管理理论发起了新的挑战。
27.现代科技打开了天堂之门还是地狱之门
终于，有一天，人类发现技术的发展已经带来了一系列需要人类共同解决的问题，甚至可以说，人类现在生存发展的全部问题，几乎都是全球性的了。而且其中的一部分问题已经发展到了刻不容缓、非解决不可的地步。全球化这个概念也就自然而然地提出来了。
有人说，公路网、铁路网和电网促进了现代工业的极大发展，促进了现代社会的迅速发展；宽带网的出现、人类基因组的破译、纳米技术的运用及反物质的捕捉将推动全球经济进入一个全新的领域，并进而促进人类社会飞跃发展。如果说20世纪后50年，人类社会迅速发展，超过了前5000年的总和，那么未来50年，人类社会将飞跃发展到何种程度，没有一位科学家可以做出预言。
也许我们将改变全部工作的习惯，“上班族”将成为历史名词。
也许我们将使用全球通用的电子货币，各国的央行行长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世界银行的银行行长都将成为电子卡通人物。
也许我们会在某一天早晨走进办公室与长着翅膀的、长着驴耳朵的、长着其他什么纯属个人喜爱的东西的人一起面对面坐下，共同研究下一个发展计划。
也许我们将直接制造出纳米级的医生来解决疾病问题，医院将成为咨询中心，药厂将成为人体器官及液体的培植基地。
也许违法将成为机器管理的对象，就像现在大部分的技术错误已经成为机器管理对象一样。
也许犯罪将沦为恶作剧，就像黑客和电脑病毒制造者一样，对人体的攻击将因为人体的改变而改变。
也许我们的政府将不得不改变社会管理者的形象，重新设计并规范社会牵头人的形象。
不论有多少个也许，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弄清楚一个事实：人类在即将来临的一场新的大争论中，会不会还是一个失败者，而且是最后一次的失败。
因为，所有在勤奋工作的科学家都共同担忧，在这么多的也许中，还有一个更可怕的也许，那就是在政治家、经济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法学家还有许许多多的专家、道德家的共同努力下，科学家的全部辛勤汗水将有可能换来一个新的变种，就像400年来的大争论产生过法西斯变种一样。不同的是，这个变种以其全新的理念、高级的技术和先进的管理，最后地、彻底地毁灭了人类。
20世纪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美国物理学家费曼曾不无忧虑地说过：“科学知识使人们有能力去行善，也可以去作恶，它本身没有附带着使用说明书。”它既是“一把能够开启天堂之门的钥匙，也同样能够打开地狱之门”。在费曼领导下的“曼哈顿计划”生产出来的原子弹，就是这样的知识产物。人类所不清楚的是，诸如网络、基因和微电子计划，在带给人类生活与生产巨大方便的同时，会不会也在某些方面给人类带来致命的伤害？就像我们的祖先通过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所共同预言的那样——人类全部的智慧最终将毁灭人类！
28.全球化真能化遍全球吗
人类还远没有做好进入全球化的准备，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因为管理的问题，这是不争的现实。人类并没有意识到，为了这个听起来非常悦耳提神的全球化概念，人类将要付出一些什么。
人们只是习惯性地开始了一场新的大争论，毕竟，我们在过去的400年内就一直在争论着。其实，现在人类最迫切的是应该认真地反思一下：如果我们为了发展不得不进行一些争论，那么我们应该从过去的争论中总结出来一些什么。
比如人类可以也应该共同遵守的一些基本原则。
如果我们连争论的基本原则或者谈判的先决条件都没有，还能指望我们在进入全球化时能够有一个安全的和平环境吗？我们能够在高技术条件下开展一轮又一轮公平的谈判吗？
认真地总结一下人类讨论的基本原则，而不只是欢呼哪一派获得了什么样的胜利，是各国的“精英”立即要着手做的事，与人类的共同命运相比，那些“胜利”实在是微不足道，更何况存不存在这样的胜利还说不清楚。因为另一个可怕的事实是，技术的发展留给人类思考管理自己生活的时间并不多了。
我们人类完全可能在还没有商量出一个大体的自我管理方式之前，就被迫接受高新技术对生活与管理的全面挑战，好比我们一点儿也没有准备，就被另一类“法西斯”（技术不讲任何道德、规范和原则）推向了全面“战争”的“战场”。失败的是谁，似乎并不太难预测。
我并不是一个未来的悲观者，只不过是这个小小的星球上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让我难以乐观。
人类社会一直在两个方面的压力下运作着：一个是自然界，一个是技术。接受蒸汽机带给人类生活与社会管理的挑战，与接受核能带给人类的挑战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人类是一个享受者，也是一个支配者。然而，正是在这个期间，人类基本抛弃了封建制度。也就是说，从蒸汽机到核能的400年间，也是人类改变自己基本管理制度所花费的时间。
从现代电子技术到宽带网的发展，不过是几十年的时间；再由宽带网到立体多维技术，人类可能也用不了几十年的时间就会复制人类，人类可能不再是一个单纯的享受者，而是社会必须向前发展的推动者和实施者。人类可能不再是一个支配者，而是多维空间里的一个生命体。换句话说，人类在与自然界的继续斗争中，现在更严重地面临着技术的挑战，这种挑战必须以人类自身的改变为基础。
这不是杞人忧天！
如果人类还想成为新技术的享受者和支配者，人类社会也必须像以前一样，与技术发展同步，改变自己的管理模式和规范。
全部问题就在于，人类社会能够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达到统一吗？不能达到统一，能否先在某些方面达成共识，以这些共识来制定共同遵循的法律体系，以保障社会与技术发展同步？
可惜，太可惜的是，就这样一点点的共识，已经迫在眉睫的事情，迄今为止人类的努力都让人灰心、让人悲观。这就不能不让人问一句为什么？有什么东西比人类自身的发展更重要呢？是什么东西障住了一些人的眼光呢？
我曾经将人类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在辛勤地创造，而另一部分人在辛勤地将别人的创造毁灭（或按现代西方某些学者所称谓的毁灭性创造）。我不知道是该欢呼历史的精彩呢？还是应该像庄子那样大哭与大笑！
29.全球化的四大挑战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再多说两句，因为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管理问题，对于企业管理也至关重要。而我们一些管理者和企业家至今还没有思索透这个问题。
我们难以接受全球化挑战，主要是因为以下几点：
首先，挑战地缘政治。
当国家的概念需要模糊的时候，国家概念下的政治家是否也能同步模糊地缘政治呢？当经济已经多元化并已超越国界时，其政治原则是否还只能一元化并谋求全球的一元化？自由与民主是否还有必要争论？也许我们该认真讨论的是民主与自由在全球范围内的技术与规范？美国、日本一些整天叫嚷着“中国威胁”的人是否该想一想，是这个世界出了问题，还是自己的大脑出了问题？对这些信手列举的例子做出与过去意见不一致的回答，肯定是现今的政治家绝对不能接受的。不要说是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不能接受，就是发达国家的领导人也不能接受，否则就不是政治家了。
其次，挑战全人类的生活准则。
由于技术的发展，我们是在共同的模式下生活呢？还是在有特性的模式下生活？也就是说，我们将自由地生活呢？还是在共同的标准下生活？听一听美国一家大公司总裁说的话：“我们不会兼并一个与我们公司文化不一致的公司，我们只挑选那些文化形态相近的公司兼并。如果需要，我们必须兼并不同文化的公司，那我们也将让那些被兼并的公司干部尽快熟悉和理解我们公司的文化。”这是商业的需要。差不多同一个时间，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莱特说得更干脆：“在当今世界，应该重新确定一个新的概念，那就是人权高于主权。”当然，假如美国不是当今世界上首富，而且这个首富的位置是靠近百年来不断对外扩张得来的，打死她也不会说这句话的。据说，她的依据就是“全球化”将来临。按照她的逻辑，全球各民族都应该生活在美国统一的生活准则与模式下，否则，按照美国标准，肯定“人权状况有问题”。人权既然高于主权了，自然也就可以用导弹来保卫人权了。如果美国真能把全球各民族统统“化”成与美国一样的富裕，那自然我们也举双手赞成，但看一看已经被美国“化”到后院的南美诸国，又不能不让人对他们的“化功大法”产生怀疑。
经济、通信、交通的全球化肯定会对人类社会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肯定会有那么一些划一起来的标准或准则。但这些划一的东西，好像应该由使用各方在一起共同商量后确定，不可能以一国标准或一个民族标准来确定，更不可能与什么人权、主权挂钩。
比利时的路易·贝克（Louis Baeck）在一旁冷眼看得分明：“意识形态的豪言壮语正在变得苍白无力，全球化提出了新的挑战。今天，我们目睹了一种新的矛盾现象，即经济全球化和遍及全球的超同趋势正在遭到种族—文化自信的反抗……在一系列煽动性文章中，美国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预见’到西方和非西方即将在文明冲突中展开一场全球性对抗。他预言‘儒教、伊斯兰教即将联合，挑战西方的利益、价值观和权力’。由文化对抗心态和政治学中的著名冷战老兵（鹰派）来取代意识形态驱动的冷战心态，表达出美国精英及受众对外部敌人定位的基本需要。亨廷顿抛弃了同苏联的意识形态对立，转而宣扬文明的冲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战斗口号’，唤醒美国精英警惕非西方‘另类’不断高涨的自信心造成的新问题。”
美国大公司的“兼并标准”、奥尔布莱特的“人权高于主权”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无疑在向全世界传递一个信息，有一个国家在经济、政治与文化上都在准备利用全球化的机会来实施新殖民主义的扩张。稍有理智的人士都可以看清楚这一点。贝克在文章的最后说：“在各国和人民的相互依存日益加深的世界上，更紧密地团结、尊重文化差异，是实现和谐及和平发展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一浅显的道理，如果你认为“美国佬”不懂，那就是大错特错了。所以，全球化对人类生活方式的挑战，主要不是来自于技术的挑战，而是来自大国沙文主义的幽灵。
再次，挑战全球已有的法律。
比方说，是否禁止克隆人类自身。如果一国禁止而另一国不禁止，那就等于不禁止。由此而来的，那些鱼目混珠的“替身”在工作与生活中犯了错，是惩罚替身呢还是惩罚真身？在这个过程中，就会出现两个问题：第一，谁来保证和支持各个国家都能在共同的法律文本上签字，假如出现像美国政府这样对环境保护的《京都议定书》都拒不签字怎么办？换句话说，我们是需要一个霸主，还是需要一个共同体（这区别于现在的某些国际组织）来建立国际法，并在其后保证法律的实施。第二，如何做好国际法与国内法的衔接，也就是说是国际法优先呢，还是国内法优先？本来这个问题并不是问题，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现在实行的就是国际法优先政策，但也有少数国家比如说美国却是国内法优先。在国际贸易中，谁都知道美国从来就是以国内法凌驾于国际法的。给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扣上“违反人权”来加以攻击的也是这个国家，它所依据的标准并不是联合国人口控制政策，而是它自己的国内法律（其实，它国内也有堕胎合法的州）。再比如环境保护，联合国搞的《京都议定书》不行，它要自己拿一个“内定书”来，还要拿给别国讨论。如果说这个世界上真有美国人所谓的“无赖国家”，那么美国肯定算一个。由于有这样的国家，全球化提出的挑战要么严重受阻，将大大滞后于技术的发展；要么全球化就成为个别国家“化”别的国家资源的武器。这两种情况的出现都必然阻碍人类社会的管理跟上技术的发展。
再其次，挑战人类的生存环境。
由于有了电子世界，人类是不是还需要那么多的交通网？是不是还需要集中的城市？由于基因技术，农业生产将高度工厂化，是不是还需要大片的耕地？人们将思考一个问题，整个人类已经习惯的生活方式会不会因为城市、交通、信息传递等方式的改变而发生时间与空间的巨变？所以，全球化实际挑战的是全球经济与社会发展的模式。
仅从上述四个方面就不难看出，实现全球化，人类社会管理上的变革要远比技术上的变革难得多。
难道我们人类又将在争论中度过自己的春华秋月？难道我们就只有通过不断地抗争，才能争到关于自由的自由？为什么共住在同一地球上的人类，一定要在互相猜疑中度过自己的一代又一代？有没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来保证全人类与技术同步发展？马克思曾有过一段名言：从产品到商品，那是惊险的一跳。如果失败了，摔坏的不是商品，而是生产者。也许我们可以套着说一句：从地缘政治到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的惊险一跳。如果失败了，摔坏的不是国家，而是人类。
30.有界限的管理必然是“官理”
好了，我们终于可以推导出我们要说的话了：在研究全球化的过程中，我们不难发现的是，人类迄今为止全部的管理都是有界限的管理，也就是说，所有的管理方式，都是在一定的范围内研究、制定并实施的。突破了这个范围，管理就会无效。为了扩大管理，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别人的范围纳入自己的范围。
既然是有界限的管理，肯定就有特定的人根据特定的标准划定界限。为了确定这特定的人，为了统一这特定的标准，人类已经两次开展了全球性的管理大争论，并发生了无数次的战争。
管理，在1979年版的《辞海》里并没有单独的这个词条。查“管”，《说文》上记载着最初的意思是乐器的一种，今天的“管弦乐”还是用的本意。后来因为当时城门的大锁外形像这种乐器，又用来指城门之锁。《左传·僖公》中有一句“郑人使我掌其北门之管”。管字在这里就有了约束、划定范围的意思了，所以《辞海》将“管理”与“管辖”并列来解释“管”字是完全正确的。“理”，《说文》上的意思倒是很清楚：“理，治玉也。”很早就引申为治理的意思，《战国策·秦策》中有“不可胜理”。
在英语中，管理一词“management”，从其词根的组合情况看，则是由年长之人以其经验来约束或统一大家的行动。很快也演化为包含着掌握一定权力的人对别人进行约束和雕琢的意思。在这里，权力来自于年龄和经验。
从东西方“管理”一词的起源可以看出，管理并不一定就是“官理”。有些地方、有些事情并不需要设立一个官才能管好，依靠有经验者，依靠有专门技术的人，以某种方式与程序来确定事情的先后，可能是更有效的管理。事实上，管理成为“官理”，是在把社会的各种领导地位都变成了“官”之后的事，从而抹杀了管理一词最初的“服务”含义。
别的国家暂且不论，在中国，划定界限的人不是一般管理者，而是“官”。于是，中国的管理最大的特色就是“官理”，并由此形成一整套“官理”观念和被“官理”的观念。中国不是不要法律，事实上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制定法律的国家之一。“官理”在中国人观念中的深入程度，已经很难用官员自身的行为来解释了。
今天，想击败一家中国企业，靠技术、靠质量、靠服务竞争，都不太容易了。但一位日本人曾轻松地说：“那非常容易。你只要击败那家企业的最高当权者，不管是精神上打垮，还是肉体上消灭，击败了他，那个企业基本上就算完了。”那个日本人可能在吹牛。
所以，中国人最难接受全球化的挑战。面对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中国人在惊叹之余，大多数对其提出的管理更新要求表现出茫然与混乱。因为，未来需要的是无界限的管理。
无界限的管理，可以理解为所制定的法律、规章、制度、体制、政策等将失去特定的对象、范围和时间。
这样的管理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它意味着日常管理中有哪些变化，绝大多数管理专家都还没有意识到，更不要说政治家了。
这就是当今管理面临的最大的尴尬。
31.管理，并不是“官理”
“官理”是等级制的必然产物，而等级制只是管理的一种形式，并且是正在逐步淘汰的一种形式。作为一种利用权势强制进行管理的领导方式，在现代社会和企业中，“官理”的危害甚至超过了效率。世界上包括中国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已经看到了“官理”的危害性，正逐步将“官理制”改为法治（在企业则为规章），也就是说由官员划定界限，正逐步转为由根据市场竞争法则确定的法律来划定界限。这样做并不是不要“官理”，只要等级制还有存在的市场，干部从来就是管理实施的中心环节。只不过“官理”必须在法理之下，这是进步。
这一步让有些中国人感到难堪。战国时代的韩非子就提出了法术势的管理思想，也就是治理天下，法律第一；贯彻落实法律要有一定的威势，也就是要实施“官理”；实施“官理”的时候，对老百姓还是要讲一点权术。从那时算起，这一步，我们已经整整走了2000多年。
事实上，已经有一些人正在研究着无界限的管理，也就是上文所说的，在全球化过程中，已经有不少的人希望探寻到一些人类社会可以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则，这些基本原则，正是无界限的管理内容。比如说：全球伦理（也有人说成普遍伦理、共同伦理等）原则、互相尊重（人权与文化、生活习性）原则、唯一原则等。
已有不少的企业越来越关注无界限的管理。在杰克·韦尔奇提出并实施无界限的管理并获得巨大成功之后，这种管理方式更是成了热门话题。政治家对无界限的管理的关注，则要晚些，但动作更大。欧共体等一些跨国组织的出现，让这个世界未来的天际现出了一抹曙光。尽管我们在研究无界限的管理方面还非常幼稚，比如尊老爱幼是全人类的共同美德，可如何把尊老爱幼变成全球法律？再比如婚姻、家庭与生育，都是人类的基本权利，但要成为全球政策，还很难找到统一的标准……但不管怎么说，人类毕竟才开始起步。更令人高兴的是，中国的政治家在全球化方面的认识与行为并不比别的国家差。让人有些遗憾的是中国的企业界似乎对此认识不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