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宣中兴昭宣中兴源于汉武帝晚年扭转衰乱局面的举动，武帝不仅定下了他去世后的政治走向，而且为年幼的皇帝选好了辅佐大臣，规划好了中央的权力格局。
汉武帝的尊儒极大地影响了昭、宣之世的政治，经学之士在政治领域得到越来越多的机会。盐铁会议是经学之士与文法吏之间的一次辩论（文法吏指熟悉法律、吏治的职业官员，他们倾向法家思想），他们在会议上对汉兴以来的政治进行了批评和总结，以确定汉王朝治政理民的方针和政策。
四大臣和小皇帝汉武帝在病榻之前，将时年八岁的太子刘弗陵托付给霍光、金日、上官桀、桑弘羊四位大臣，希望他们能辅佐幼主治国安邦。
武帝遗愿早在巫蛊之祸前，汉武帝就向卫青表露了自己对继任者的希望，也向他说明了自己外战匈奴、内苦百姓的用意所在。太子刘据自杀后，为实现自己的心愿，汉武帝必须另立太子。钩弋夫人所生皇子刘弗陵当时只是几岁的幼童，但形体长大，超出一般儿童，而且非常聪明。武帝很喜爱这个孩子，想立为太子，但考虑到钩弋夫人年岁尚轻，担心她专权，因此又计划从大臣中选择为人忠厚的霍光，作为日后的辅佐大臣。汉武帝先是赐霍光周公背负周成王的画像，再借故将钩弋夫人处死。汉武帝弥留之际，霍光问他当立何人继位，汉武帝再次托以重负，要霍光效仿周公，辅弼刘弗陵。霍光谦让，以为金日更合适。金日是匈奴人，自认为不妥。安排妥当后，于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立刘弗陵为太子，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金日为车骑将军，上官桀为左将军，三人受遗诏拱卫幼主，同时封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为确保他去世后政局的稳定，汉武帝可谓用心良苦。
金日本是匈奴贵族休屠王的太子。武帝元狩年间，霍去病屡次击败镇守匈奴西部的昆邪和休屠，单于企图诏而诛之，二人心怯，合谋投降汉朝。休屠中途后悔，被昆邪杀害。降汉之后，金日沦为官奴，进宫养马。有次宴席间，汉武帝要赏马，牵马的小吏对后宫佳丽无不侧目而视，唯独金日目不斜视。武帝见他长相非凡，养的马也高大肥壮，当即以衣冠相赐，拜为马监，很快成为皇帝身边的宠臣。
金日为人谨慎，他的大儿子深受武帝宠爱，但当金日看到大儿子与宫人淫乱之后，即刻将其杀死。武帝虽然愤怒，但敬佩金日大义灭亲的正气。后来，金日又曾不顾自身安危，挫败了一次刺杀武帝的阴谋。尽管得到武帝的宠信，金日却从不懈怠，从不亲近皇帝赐给他的宫女，甚至拒绝皇帝将他的女儿召入后宫。
霍光是名将霍去病同父异母的弟弟，而霍去病的母亲则是卫皇后的姐姐，当卫皇后得宠时，霍去病获得重用。霍去病见到自己的生父之后，在一次出征回朝时将霍光带到长安。因霍光处事小心谨慎，行为举止无不中规中矩，也很快成为武帝非常信任的近臣。
上官桀同样是武帝宠信的近臣。他首先因气力惊人而得武帝赞叹，令其为未央厩令，负责管理宫中马匹。武帝有次病愈观马，发现马都瘦了，顿时雷霆震怒。上官桀磕头请求宽恕，说自己日夜担心皇帝的病情，无心养马，遂致马匹瘦弱。边说边哭，情真意切，博得龙颜大悦。
另一位大臣桑弘羊虽未受遗诏，但他同样是武帝为幼主安排的一颗重要棋子。桑弘羊出身洛阳商人之家，擅长心算，13岁就被诏为侍中，成为皇帝的近臣。桑弘羊也是武帝在位期间的一系列经济制度的主要制定者，从元狩年间的货币制度改革，到均输、平准，再到盐铁官营，及公元前98年实行的“榷酒酤”（政府垄断酒的酿造和销售），桑弘羊无不参与其间。武帝将桑弘羊推进新皇帝的权力核心，应该是想利用他的理财能力，同时也有继续执行盐铁官营等经济政策的意思。
从汉武帝为太子安排的四位大臣来看，他对自己的功过和逝后政治的发展趋势都有相当理智的思考。四位都是武帝信任多年的近臣，都对皇帝忠心耿耿（就此而言，武帝看走了眼，详见下文）。他们又各有所长，霍光有城府，长于政事；金日有大义灭亲的凛然正气，上官桀勇武有力，桑弘羊长于经济。武帝固然在晚年认识到了自己的过错，但他并没有一概否定自己，至少对盐铁官营等经济制度仍持肯定态度。可见武帝希望子孙不要再像他一样穷兵黩武，为百姓创造一个相对轻松、富足的社会。但他也不愿再现汉初那种静而无为的局面。
老臣幼主史书说霍光“初辅幼主，政自己出”，霍光大有专权之势，但昭帝并非毫无主见。
金日的两个儿子赏和建与昭帝年纪相当，经常与昭帝在一起。后来赏继承了父亲的爵位，而且又在政府中担任官吏，因此得以“佩两绶”。昭帝问霍光，金氏兄弟能不能都“佩两绶”。霍光认为不可，时年八九岁左右的昭帝笑言：“侯不在我与将军乎？”霍光对以“先帝之约，有功乃得封侯”（《汉书·霍光金日传》）。
上官桀、桑弘羊、燕王刘旦等人阴谋陷害霍光，趁霍光出宫休假，假借燕王名义上书，谎称霍光有谋反动向，要求进宫护驾。但年仅14岁的刘弗陵察几知微，看穿了奏书中的不实之言。昭帝将霍光召进宫，告诉他有人要陷害他，并表明自己不相信。从此以后，凡有进谗言攻击霍光者，昭帝都加以呵斥：“大将军忠臣，先帝所属以辅朕身，敢有毁者坐之。”
霍光也没有辜负两位皇帝的信赖，他处事公私分明，公正严明，因此深得民心。昭帝在位十三年，与霍光之间一直保持着稳定的关系，霍光的忠厚和昭帝的颖悟有主见共同促成了君臣间的良好关系。霍光与昭帝相互信任，使汉武帝晚年定下的政策能得到有效的贯彻。
以性格论，霍光是忠厚之人，且具有敏锐的政治头脑。金日虽在政治上并无专长，但也没有野心。上官桀则不同，此人靠奉承上意而得信任，是溜须拍马之流。桑弘羊精于算计，长居高位，自认为功绩可嘉。
四人中以霍光地位最高，其他人如要获取权势，很多事情都绕不开霍光，但霍光却是执事公正之人。霍光与上官桀是亲家，他的长女是上官桀之子上官安的妻子，上官安有一个与昭帝年龄相仿的女儿。上官桀利用与长公主鄂侯盖主的关系，将小孙女送进皇宫，几个月后就被立为皇后。上官安也因此被任为骠骑将军，封桑乐侯。上官桀又经常利用霍光出宫休假的机会，进宫代为主事。上官安则得意忘形，在宫中得到赏赐后，对宾客声言与女婿痛饮，乐哉！由于受过长公主的恩惠，上官父子常怀其恩德，伺机报答。长公主有个叫丁外人的幸臣，上官父子想助他封侯，霍光不允许；退而欲为光禄大夫，霍光又不应允。长公主、上官父子从此怨恨霍光，试图借助身为皇后娘家的背景与霍光争权。
霍光的严明还激怒了桑弘羊。桑弘羊以为自己为国兴利，居功至伟，但他为子孙求官却遭霍光拒绝。武帝的儿子燕王刘旦也掺和了进来。他在刘据自杀后，以为按次序而论，自己有被立为太子的机会，于是上书请求入宫宿卫。汉武帝见书信后大怒，斩杀使者，又察刘旦包庇罪犯，于是削夺了燕王的封地。武帝逝后，燕王刘旦总欲借机夺权。上官父子、盖主、桑弘羊和燕王刘旦很快聚集在一起，阴谋陷霍光于死地。但他们的第一次阴谋被年幼的昭帝一眼洞穿，于是又生一计，在长公主家摆下鸿门宴，埋伏士兵攻杀霍光，然后废昭帝，立燕王为帝。而上官安则算计着诱杀燕王刘旦，废昭帝后再立上官桀为帝。事未成而泄，上官父子、桑弘羊、丁外人等尽被株连宗族，两位皇亲也畏罪自杀。
除了权势争夺外，桑弘羊与霍光在政见上也有矛盾。桑弘羊的经济政策存在与民争利的嫌疑，而霍光则秉承武帝“富民”的遗志，倾向相对宽松的经济政策。昭帝始元五年（公元前82年），谏大夫杜延年数次劝告霍光，认为粮食连年减产，而国家又承武帝奢侈等流弊，流民无家可归，许多田地被抛荒，因此宜行文帝时俭约、宽和的政策。霍光心悦其言。第二年，下诏令郡国所举贤良、文学之士言民之疾苦和教化之要。结果很多人都建议罢弃盐、铁、酒官营和均输官，桑弘羊则坚持认为这些政策是国之命脉，是国家得以控制四夷、保边地平安的根本，万万不可废弃。自此以后，武帝时期的经济政策成为臣民百姓的热衷话题，而霍、桑二人也结下了不快。
由于金日在权力斗争中经常置身事外，因此他与霍光之间并没有产生大的冲突。在上官桀等死后，除了年轻的皇帝，几乎无人能钳制霍光的权力。
盐铁会议盐铁会议是中国古代史上一场讨论国家经济制度的会谈，会谈中的一方是政府官员桑弘羊、田千秋，另一方是地方官员推荐的“贤良文学”之士，他们是地方精英的代表。双方辩论的焦点是：武帝时开始实行的盐铁酒官营政策。
盐铁会议是杜延年在公元前82年的建议直接引发的。在建议中，杜延年虽没有要求罢盐铁酒官营“平准”和“均输”官的事，但他恢复文帝时政策的动议却可能再次引起了霍光等人对武帝时经济政策的反思。而在第二年春天的贤良、文学之士的对策中，盐铁诸事已经成为矛头所指。桑弘羊极力辩驳，认为盐铁官营关系国家安危，是稳定边境的根本，万万不可废。但桑弘羊并没有坚持“酒酤”，他与丞相田千秋一起上奏，要求罢除“酒酤”。同年秋天，政府下令废除“榷酤官”，盐铁官营和均输官仍然继续维持。这就是盐铁会议的大致情形。
贤良、文学之士认为盐铁官是“与天下争利”，但从政府的角度看，控制盐、铁不仅意味着可以通过这两种重要商品调控国内经济，而且也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大来源。如果将盐、铁放归百姓经营的话，政府的财政收入会锐减，守护边疆的军队将难以维持。而且还会引出一些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扩大、从事农业的人口减少等。武帝时实行这些政策与对外战争有很大的关系，但它也提高了政府控制经济、维护边境和平的能力。均输官也是武帝时代控制国内经济的主要措施。如果依从“贤良、文学”的要求，将盐、铁和均输官也罢除的话，经济形式就将重新回到武帝之前的局面。政府最终只废除了酒榷，而且在桑弘羊等被诛后，盐铁等政策仍然存用，这说明霍光以及当时的统治阶层对武帝时的经济政策有比民间更为清醒而理智的认识。后来元帝曾一度废除盐铁官，但很快就恢复了。
昭宣中兴昭帝英年早逝，在位13年而崩。经过一番曲折，霍光选立了新的皇帝，即汉宣帝。汉宣帝在位期间，对如何治理一个庞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形成了成熟的思路，他也书写了刘氏王朝又一段辉煌的历史。
选立宣帝始末昭帝去世后，霍光与群臣商议当立何人为帝。许多大臣主张立汉武帝的儿子广陵王刘胥，但霍光考虑到刘胥行为不检点，为汉武帝所不悦，所以不宜立为皇帝。当时有人上书言立帝事宜，“唯在所宜，虽废长立少可也”（《汉书·霍光传》）。正中霍光下怀，遂决定立昌邑王刘贺为帝。
昌邑王刘贺是昌邑哀王之子，是汉武帝的孙子。刘贺行为狂纵，言行举止经常有违礼仪，即位以后不思改恶从善，对身边近臣龚遂的忠言置若罔闻。刘贺令霍光心中的不安情绪与日俱增，经过霍光与张安世、田延年和杨敞的努力，最终通过皇太后（昭帝皇后，霍光的外孙女，当时16岁左右）之手，将刘贺赶下帝位。刘贺总计在位27天。
废刘贺后，汉朝平稳度过了27天没有皇帝的日子，在这期间，霍光与张安世等人反复商讨，最后同意了丙吉的推荐，决定立汉武帝的曾孙刘询为帝，是为汉宣帝。
汉宣帝是汉武帝太子刘据的孙子，他的父母在巫蛊之祸中全部罹难，当时汉宣帝才出生几个月。汉宣帝在监狱中过了5年后，才获得赦免。在监狱中，负责管理关押巫蛊一案囚犯的丙吉怜悯还是婴儿的汉宣帝，找来妇女悉心照顾汉宣帝。后元二年（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重，望见长安监狱中有“天子气”，遂下令将囚犯全部杀掉。但丙吉却坚闭大门，拒绝皇帝的使者进入监狱，汉武帝闻后，以为“天使之也”，乃大赦天下。出狱后，丙吉见汉宣帝孤苦，就将他送往史良娣（刘据的宠姬之一，汉宣帝的奶奶。太子的妻妾分三等：妃、良娣、孺子）的兄长史恭家，一直由年已高龄的贞君（史恭的母亲）抚养。一段时间后，汉宣帝被召至掖庭（在宫中，汉武帝前为永巷，是妃嫔居住的地方），但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民间。
在掖庭时，汉宣帝又得到曾经事从刘据，时任掖庭令的张贺（张安世的弟弟）的照顾。张贺承担费用，请人教汉宣帝读书，待其年长后，又为其娶妻。张贺本想将张安世之女嫁与宣帝，但遭到势利的兄长反对，不得不帮宣帝娶平民之女为妻。汉宣帝虽命运多舛，但得到了很好的教育，史书说他曾拜师学习《诗经》（丙吉向霍光推荐时，说汉宣帝“师受《诗经》、《论语》、《孝经》”），他接受的主要是儒家文化的教育。又由于长期混迹民间，汉宣帝“喜游侠，斗鸡走马，具知闾里奸邪，吏治得失”（《汉书·宣帝纪》）。
儒法并重汉宣帝受过儒学教育，而且由于个人的特殊经历，他又深知民间疾苦，两者的结合使汉宣帝时期的吏治具有刚柔相济、赏罚分明的特点。
地节三年（公元前67年），路温舒上书奏请省法制，宽刑罚。是年十二月宣帝下诏专设廷尉平一职，职掌审察官员是否滥用刑罚。第二年，下诏不再以子为父母隐、妻为夫隐等为罪行。这条法律自秦国时就存在，废除此条与汉代尊崇儒学有一定的关系。为了防治吏治腐败，宣帝还于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下诏提高百石以下吏员的俸禄。
昭宣之世，地方豪强大室给中央的统治制造了不少的困难，宣帝时任用的数位掌政三辅地区的官员无不以威刑制服地方豪富。赵广汉起于低级吏员，在颍川太守任上时即行诈术，以善治豪杰大姓，吏治严明著称。与人交谈或审问案件时，赵广汉尤其擅长曲折迂回战术。在京兆尹任上时，京兆大治，“威制豪强，小民得职”、“长老传以为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尹翁归出身小吏，晓习文法，为政任刑。在右扶风任职时，“盗贼课常为三辅最”。当渤海、胶东二郡“盗贼并起”时，张敞上书自请治之，认为“治剧郡非赏罚无不以劝善惩恶”。而在赵广汉被诛后，京兆尹一直未找到称职的官员，长安城内的治安日渐恶劣。张敞上任后，力行赏罚，京兆尹的社会秩序很快就稳定了下来。但当张敞去任后，情况很快转恶，宣帝不得不再次起用被劾而赋闲在家的张敞。韩延寿与上述三人不同，他治民崇尚教化，在颍川时改善了赵广汉吏治所造成的负面影响，在左冯翊时，韩延寿的方法仍然收到了一定的效果。而治政思路与韩延寿相差不多的黄霸虽在颍川等地取得骄人的成绩，但面对京兆尹的复杂情况，最终因不称职而回到颍川。
上述官吏的际遇反映了当时社会两个方面的特点：一是除韩延寿以外，他们为政多重儒、法融合，面对社会问题采取积极而灵活的态度；二是社会的不安定因素在增多，豪富强宗与官员朋比为奸，作奸犯科等现象与日俱增，社会风尚成下降之势。这一点也是地方大员在执政时注重刑法的原因。
虽然尊崇儒学，但宣帝本人对法令仍很重视。《汉书·宣元六王传》载：“而宪王壮大，好经书法律，聪达有材，帝甚爱之。太子宽仁，喜儒术，上数嗟叹宪王：‘真我子也！’”而宣帝对太子的忠告，更能代表他的治国之术的取向：“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所谓的“王道”、“德教”、“周政”，都是儒术所高唱的。但宣帝更强调实用，他认为面对复杂的社会，没有足够的政治斗争的能力就难以治理好国家，治理好国家同样需要“霸道”，即权术、刑法等治国利器。汉宣帝的治国之术既是对汉兴以来历代君主治国理政经验的总结，也是迫于当时的社会情形而做出的实用主义式的思考。
重视儒学经学之士的地位在昭宣时代较此前有很大的提高。霍光等人虽非深谙儒学，但当他看到研究《尚书》的夏侯胜向昌邑王进谏说臣下有阴谋后，益发重视经学之士。而事实上，当时的很多官吏或贵族都注重学习儒家的经典，只当了二十多天皇帝的昌邑王就学习过《诗经》，在他被废后，他的老师王式自言常以《诗经》劝谏，竟因此得以免罪。当宣帝被收养在掖庭时，张贺延请的老师也以教儒家典籍为主。
博士参政议政的机会增多，在国家政治中扮演着日益重要的角色。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中，儒者批评武帝时的盐铁政策，成为商讨国家经济政策的重要力量。当霍光召集商讨废罢昌邑王的会议时，博士也列席了会议，而杨敞在言请废昌邑王的上书中，说“臣敞等谨与博士等议”，博士又参与了事关王朝命运的决策过程。本始四年（公元前70年），49个郡国同时发生地震，宣帝要求官员“博问经学之士，有以应变”，而夏侯胜的得用和获得皇帝的尊重甚至被儒者引以为荣。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宣帝下诏组织儒生讨论五经异同，会后增列了《易》、《尚书》和《春秋》博士。博士弟子在昭宣时代也有大幅增加，昭帝时由50人增至100人，宣帝末年又增加到200人。
昭宣中兴由于自霍光执政始，朝廷即开始改变武帝时苛刻的经济政策，遵循武帝临终时定下的富民、安民的治国方略。霍光又听从大臣的建议，恢复了汉初的一些经济政策，组织反思武帝时的盐铁官营等政府垄断的经济行为，还废除了酒类专酿专售的政策。昭帝始元二年（公元前85年），政府派遣使者借贷农民以粮食和种子，同年秋又下诏免除当年借贷粮食和种子的债务，且免收一年田租。第二年，又下诏减轻农民税赋。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下诏减少口赋钱十分之三。在霍光辅政期间，多有惠民之举，社会经济以很快的速度复苏。班固说昭帝“承孝武奢侈余敝师旅之后，海内虚耗，户口减半，光（指霍光）知时务之要，轻徭薄赋，与民休息。至始元、元凤之间，匈奴和亲，百姓充实”。
宣帝期间仍然重视通过各种政策鼓励农业生产，招抚流民还归农田，每逢天灾或歉收总有惠民之举。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天大旱，诏令受重灾者免当年税赋。第二年又下诏，申令“农者兴德之本”，要求皇室减少人员，使之归于农耕。同年又免除受地震灾害之民众的租赋。地节元年（公元前69年），借给贫民耕地，后来又令贷给粮食和种子。两年后，又反复下令要求善待贫民和鳏寡孤独者，在地震后又要求省减皇室和政府开支，鼓励流民回乡耕种，且贷给粮、种，并免税赋。地节四年（公元前66年）宣帝考虑到受水灾影响，民众生计困难，特下令降低盐价。
宣帝时代在经济制度上也有创举。五凤年间，耿寿昌建言从三辅、弘农、河东、上党、太原等离长安较近的地方籴谷供应京师，相应地可以减少从关东地区漕运的人力和费用。又在边地筑粮仓，价贱时购入，价贵时抛售以稳定谷价，取名为常平仓。
经过昭、宣时期的生息，社会经济得以迅速恢复，再加上宣帝时期吏治相对清明，因此成功实现了“中兴”事业，史称“昭宣中兴”。班固在《汉书·宣帝纪》末尾赞美道：“孝宣之治，信赏必罚，综核名实，政事文学法理之士咸能精其能……单于慕义，稽首称藩。功光祖宗，业垂后嗣，可谓中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