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莽篡汉和新朝的命运王莽篡权是汉末外戚专权的一牧苦果，但整个过程并不是由王莽一人或他率领的一班人完成的，背后有整个社会的推动。
王莽建立新朝之后，以炽热的理想主义式的复古情怀，针对汉末社会的真正弊病，决意革除旧政。一个累年卧床的患者是经不住医生的猛药的，症候虽对，惜其用药过猛，操心过急，最后落得“医患共亡”的悲惨结局。
王莽篡位王莽不是一个天生的篡位贼子，也不是一个天生的复古主义者。他的野心是被汉末外戚强、皇帝弱的局面渐渐养大的，他的复古妄想是被受神秘主义的诱惑而走火入魔的经学哄抬起来的。
谦恭的王莽王莽是元帝王皇后之弟的儿子，他的父亲是王曼。由于死得早，王曼并未受封为侯。当王莽的那些堂兄弟们声色犬马，竞相侈靡时，王莽则过着孤苦贫寒的生活。贫穷的王莽一心向学，师从陈参学习《礼经》，服装穿着，言行举止，一概如同儒生。在家里奉养孤母寡嫂，抚养兄长的儿子。对待位高权重的叔伯父们也极其恭谨，当大将军王凤重病时，王莽悉心照顾，有如亲子。王凤死前将这位孝顺的侄子托付给太后，王莽因此取得了一个小官职。在家族之外，王莽与人交游恭敬有加，也博得了很好的社会声誉。
王莽的谦恭使他获得了很多人的帮助。叔父王商自愿将封邑的一部分赠送给他，又有很多官员向皇帝推荐他，王莽因此得到了皇帝的赏识。永始元年（公元前16年），王莽被封为新都侯。尽管身份已大不如前，但王莽的恭俭却有增无减。将家中财物悉数散给宾客或贫民，竟至家无余财。绥和元年（公元前8年），王莽因揭发太后姐姐的儿子淳于长的违法行为有功，而且获得叔父王根的推荐，被擢为大司马。王莽与淳于长虽是表兄弟，但淳于长更得皇帝宠幸，且当时王根病重，他的大司马之位极有可能由淳于长代替。因此，王莽揭发淳于长确有假公济私之嫌。与淳于长的骄奢不同，王莽权势越高，结交宾客的规模也越大，持家一如既往地节俭，与人交游一如既往地恭敬。他的妻子衣不拖地，衣着打扮异常俭朴，前去探视王莽母亲的人甚至将她误认为僮仆。
哀帝即位后，傅太后争权，数次向皇帝邀封尊号，也有大臣上书建议给傅太后加封尊号，但王莽并不同意。在一次宫中宴会上，因反对傅太后坐在王太后旁边，王莽激怒了傅太后。王莽旋即请求辞官，皇帝同意了他的请求，同时给了他不少的优待。王莽与傅太后之间的矛盾实际上就是王、丁两家外戚之间的矛盾，王莽的做法是为了维护王氏的利益。由于王莽所攻击的对象都是外戚，而且也可说是师出有名，在外戚专权的大背景下，他的行动得到了很多人的赞赏。
免官回到封地的王莽杜门自守，他的行为令外界对他的颂扬显得名副其实。他的二儿子王获杀死了一名奴仆，论法当有罪，在王莽痛斥下，王获自杀。三年间，先后有一百多名官吏上书为王莽鸣冤。元寿元年（公元前2年）发生日食，贤良周护、宋崇等人在对策中为王莽歌功颂德，哀帝不得不重新擢用他。
一年多后，哀帝驾崩，傅太后、丁太后也于此前逝世，赵太后实力弱小。哀帝的宠臣董贤只是一具空皮囊，面对波谲云诡的政治变幻，他束手就擒，在被王莽训斥一通后自杀。在王莽的支持下，元帝的一位孙子被扶上皇位，时年9岁。王莽掌政后，迅速罢废了赵太后和哀帝的皇后，二人紧接着自杀身亡。王莽这次打击的对象又是外戚，直指汉末以来的政治沉疴，再次为自己赢得了政治声誉。
虽然政敌已经基本肃清，但王莽仍然处处谦让，仍然将皇帝的赏赐分给贫民，甚至上书自愿出钱百万，田30顷，交付大司农以助贫民。当王莽试图隔绝平帝与其母亲卫姬及母家时，他的长子王宇并不赞同，担心平帝成年后记恨报复。王宇私自与卫家通信，又与他的老师及妻兄相谋，将血洒在王莽的宅门前，意图恐吓王莽。事发后，王莽将长子送入监狱，最后饮毒药而亡。他还将怀有身孕的儿媳妇关进监狱，待其产子后杀之。这次事件后，王莽写了8篇文章以训诫子孙，有大臣建议将这些文章下发至各郡国，令学官将它们作为教材。
王莽还利用机会将几位叔父赶出了权力中心。王莽灭亲的举动在后人看来是他为了满足自己的权欲而六亲不认，在当时的人看来却是大义之举，身为外戚却能廉洁如斯，不能不令人叹服。王莽似乎一心拱卫刘氏，他于元始二年（公元2年）建议皇帝封诸侯王及汉兴以来功臣的子孙为王侯，这次封爵中，仅被封为关内侯的就有113人，还有一些诸侯王的子孙被封为王。元始五年（公元5年），又有一些刘姓皇族被封为列侯。
得到千百人支持的王莽有时很专横，在他成为皇帝以后更是独揽大权。在镇压关东的农民起义时，凡不如他意的将军或地方官员均被他废弃不用。在处理与匈奴的关系时，他显得傲慢、骄横，甚至透着几分天真。他派使者携带大量金银布帛，劝请单于上书要求改用单名，以表“慕从圣制”。篡位后，王莽派出使者，给单于送去新的印章，将以前的印文“匈奴单于玺”，改成“新匈奴单于章”，寓意王莽为君，匈奴为臣。尽管王莽对付匈奴时采取了一些分化的政策，也似乎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匈奴当时的内部斗争并不是王莽的政策制造出来的，而是贵族之间的长久矛盾造成的。史书的记载表明，直至王莽败亡，他一直未能控制匈奴。但由于王莽视匈奴为臣属的态度与儒家的华夷之别有相通之处，使他获得了一些人的支持，这样的政策与他研习过儒学的经历相符。
在王莽被封为新都侯之前，他的很多行为也许是发自内心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发现了轻易取得权力的诀窍，即好的声誉可以博得高官厚禄。究其缘由，王莽的信心来自汉代的征诏制度和太学。无论是征诏的贤良方正，还是太学中的博士弟子，他们都得由中央或地方官员推荐。在这样的制度中，好的名声当然会增加受荐的机会。王莽受人推崇可能还与他曾学习《礼经》有关。制定或完善一套礼仪制度一直是汉代儒者的梦想，叔孙通完成了这个梦想中的小部分，贾谊虽曾向文帝进言，但终究未获实行。武帝时代在礼制方面有大的发展，但主要限于以君王为中心的一系列礼制。随着经学的发展，特别是所谓古文经学的兴起，儒者对礼制的争议更多，也有了更多的设想和理论。熟习礼制的王莽正好投合了很多儒者的复古情怀，他奏请修建明堂、辟雍、灵台之类的举措几令天下士人为之迷狂。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得到名儒孔光的荐举，在经学领域颇有造诣的平晏和刘歆也是王莽的重要帮手，这些都不是偶然因素促成的。
哀帝时代，王莽应该不会有篡位的意图，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机会。他也许在哀帝去世后才产生篡位的计划，扶持一位娃娃皇帝无疑便于这个计划的实施。产生这样的想法，除了权力诱惑之外，恐怕还有社会风尚的推动。早在哀帝时代，社会上就有了汉王朝的命运当衰的说法。而在儒者之间，上古的禅让一直受人歌颂，周公辅佐成王的故事更是千古美谈。汉末时代灾异连连，刘向在成帝元延元年（公元前12年）的上书中说：“谨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今连三年比食，自建始以来，二十岁而八食，率二岁六月而一发，古今罕有。”哀平之际，仍然灾害频发，上天时有异象。在古代社会，这些现象都容易令人恐慌，引发人们对改朝换代的联想。恰在此时，一个行饬明洁、德比周公的王莽出现了，他在一帮骄奢淫泰的外戚之中犹如鹤立鸡群，光彩夺目，令人景仰。当日食再次出现时，皇帝把王莽从封国召回长安，他几乎被人视为天下的救星。当王莽拒绝接受皇帝赐予他的封田后，竟有487572人上书（这个数字不一定准确，但可以相信的是，人数肯定不少），恳请王莽接受封赏。而诸侯、王公、列侯、刘氏宗室拜见皇帝时，无不请求给王莽加赏。第一位请求令王莽“行天子事”的是泉陵侯刘庆，刘庆是刘氏宗亲。可见当时王莽还获得了很多刘氏宗族的拥戴，当然也有一些刘氏宗族的人组织了反抗行动，但他们似乎得不到足够的支持，在王莽的镇压下往往很快就失败。至少在王莽篡位之前，在社会风尚和王莽的恭敬德义行动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二者相互推动：社会风尚越是利于王莽，王莽越是谦恭；王莽越是谦恭，人们越是颂扬。这个循环造成的场面是对王莽的歌颂一波高过一波，手段也不断翻新。最开始是上书，后来就演变到将一些事物说成是谶纬、符命，再也找不到新鲜方法时，就伪造各种符命。就在不断地哄抬、吹捧当中，王莽成功篡位，将自己安置在了火山口之上。
篡位的王莽当人们为王莽而群情激奋时，他的权位也随之攀升，篡位的计划看起来进行得有条不紊，沉稳之中暗含着摧枯拉朽的力量，零星的抵制很快就被热烈的气氛淹没。
哀帝逝世后，王莽迎立了一位娃娃皇帝，史书说“帝年九岁，太皇太后临朝，大司马莽秉政，百官总己以听于莽”（《汉书·平帝纪》），这恰当地描绘了当时的情形。太皇太后虽临朝称制，但并无实权，实权全在领尚书事的王莽手中。
为了防止平帝的母亲及舅舅们干涉政事，王莽想办法将他们阻止在权力中心之外。不仅如此，他还将自己的叔父王立以及一些碍手碍脚的大臣清洗出权力中心。王莽很快组成了自己的权力运作队伍，这些人包括王舜、王邑、甄丰、甄邯、平晏、刘歆。王莽还封刘氏宗族的一些人为王或列侯，在元始元年（公元1年），分封了两位王，宣帝的36个孙子被封为列侯。后来还于元始二年、五年分封了大批刘氏子弟。这些措施使王莽的形象在刘氏人眼里并不那么令人讨厌，他好像一直在为刘氏王朝勤勉地工作着。
元始元年，离中原有千里之遥的南方少数民族越裳氏，经过辗转翻译，向汉朝献纳了一只白雉和两只黑雉。群臣将此事说成是王莽的功德导致了“周成白雉之瑞”，引来如此吉兆的王莽应该得到更多的封赏，应赐号为“安汉公”。但是王莽反复推让，要求先封孔光、王舜等人，甚至借口生病而不肯晋见太后。太后最后下诏先封赐孔光为太师、王舜为太保、孔光的女婿甄丰为少府、甄邯为承阳侯。又是一番推让之后，王莽被封为太傅，号曰“安汉公”，以萧何的故宅为“安汉公第”。“安汉公”当然不能不为刘氏服务，所以王莽在接受封号后，马上奏请封赏刘氏子弟和汉兴以来功臣的后裔。
顶着“安汉公”的称号，王莽将矛头对准了汉末以来外戚强权的源头：太皇太后。他暗示群臣上奏，要求将有些权力交给安汉公，而太后就不再“亲省小事”。又令太后下诏，以政事琐碎，而皇帝幼小，太后高龄，均不宜理政事。所有政事全部交付王莽等人处理，只将封爵的事上报即可。
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安汉公还将自己的女儿送进皇宫，后来受封为皇后。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并使事情看起来不令人生厌，王莽费尽了心思。他首先为皇帝选妻圈定了一个范围，后来发现王氏家族的很多女孩都在候选之列，于是上言太后，要求王氏不参选。太后以为王莽是为了避嫌，欣然同意。殊不知消息传开后，众臣僚通过各种途径，源源不断地请求以王莽的女儿为皇后。王莽派人晓谕众臣子及太学的学生，要他们停止上书，但结果却是上书者越发增多。太后没办法，只好顺从众大臣的意见，选王莽的女儿为皇后。这时候王莽又站出来，以为应该按程序办理这件事，先派有关官员考察他的女儿。考察结果很快出来了，当然是令人满意的，卜筮的结果也是大吉大利。于是皆大欢喜，安汉公顺利地成为皇帝的岳父。
不久，陈崇、张竦等上书，言王莽功德可比周公，要求模仿周公故事，封赏王莽。但这件事由于王宇与父亲发生冲突而搁置了起来。又不久，王舜等上奏，重提周公故事。此后竟有八千多人上书，要求按照陈崇的上书行事。王莽再一次表演起反复辞让的戏剧，孔光等人则再三进劝。几番客气的推辞之后，王莽接受了大臣们的建议。从此以后，王莽变成宰衡，三公和他言事时要首先说“敢言之”，以表现出谨慎、谦卑的态度。每次出行，前后各有十辆马车随从。这就从制度上确立了王莽独揽朝政的事实。
于是王莽开始了大规模的复古运动。元始四年（公元4年），王莽奏请起明堂、辟雍、灵台，为在长安的学者修筑房舍。列设《乐经》博士，每经设博士五人。向天下征求通晓经艺者、明通古文《尚书》、《毛诗》、《周官》、《尔雅》、天文、图谶、钟律、月令等的人才，召至长安。前后有几千人赶至长安，整天讨论经艺异同，一时众说纷纭。这时，有人开始请求对王莽行“九锡之礼”。所谓“九锡之礼”就是仿照古制，赐功臣以九样物件或权力：车马、衣服、乐悬、朱户、纳陛、武贲、铁钺、弓矢、秬鬯。不久，张纯等902人上书，要求对王莽行九命之锡，这些上书者中有朝廷大臣、经学博士、列侯。这一次王莽没有再三推让。同年，派出的8名“风俗使者”从各地返京（这也是仿照古代的做法），据说他们收集了3万多字的歌谣，无非是说天下一派升平，百姓安乐，道不拾遗等等。
平帝在位五年后去世，王莽以卜得吉兆为由，再次扶立了一名娃娃皇帝，年仅2岁。很快，符命出现了。有人从水井中得到一块白色的石头，上圆下方，上面写有“告安汉公莽为皇帝”的红色字样。太后对此很是厌恶，但禁不住王舜的劝告，不得不顺从符命，令王莽“居摄践祚”，意思是王莽代替皇帝行事。大臣们还不甘休，要求设定一套礼制，按照这套礼制，王莽祭祀时对神自称“假皇帝”，臣民称之为“摄皇帝”，自称用“予”字，发布的诏书称“制”。太后都同意了，第二年改元为“居摄元年”。
从大司马到“假皇帝”，王莽用了5年时间。5年内，复古运动一直是他的最大动力。随着复古运动的推进，王莽专制朝政以代刘氏的意图也逐渐清晰。刘氏宗室开始了零散的反抗。居摄元年（公元6年），安众侯刘崇与张绍阴谋反王，张绍率一百多人进攻宛县（今河南南阳），最终失败。第二年，东郡太守翟义（翟方进之子）立严乡侯刘信为天子，发书天下郡国，揭露王莽毒杀平帝（刘秀等起兵时重提此事，关于此事一直未有确证），号召共同讨伐。各地很快聚集了十多万的军队，王莽恐慌不已，抱着娃娃皇帝（名为孺子）祈祷上苍，并派桓谭等告诉黎民百姓，说待孺子成年后定当还政。同时派军队严守要塞，以备战争。这时，又有百姓起来造反，并与翟义共商其计。在这次镇压行动中，王莽的军队很快取得了胜利，显示出了较强的战斗力。公元8年，张充等六人阴谋劫持王莽，立楚王刘纡为帝，事未发而被察觉。
公元8年，广饶侯刘京等上书，说有亭长做梦，梦中有号称“天公”使者的人告诉他说“摄皇帝当为真”，并说如若不信，可察视亭中，应当会出现一口新井。亭长早晨起床后果然发现了一口新井，深至百尺。在巴郡发现的石牛、在雍县发现的石头都被运送到长安，据说当王莽和王舜前去察看时，突然风起沙扬，待风停下来后，他们看到了“铜符帛图”，文字内容是：“天告帝符，献者封侯。”不久，在长安游学的梓潼人哀章献上一个铜匮，里面装有图、书，大意是说天令王莽为真天子，皇太后应当顺从天意。里面还写了8个大臣的名字，并有顺手捏造的两个名字：王兴、王盛，哀章当然没忘记写上自己的名字。11个人都有官爵，是真天子的辅佐。王莽得到铜匮之后，迫不及待地宣布符命内容，顺势心安理得地做了皇帝。宣布国号为新，改正朔，易服色，以当年12月为始建国元年正月。当王莽称帝之后，太后才得知符命的内容。王舜受命向太后请要御玺，太后发了一通怒火之后，心知事已成，自己也无可奈何，又不想令一向喜爱的侄子王舜感到为难，遂交出御玺。
王莽称帝之后，将孺子册封为定安公，封地方圆百里，并在其封国内修建祭祀刘氏祖宗的庙宇，以示兴灭国，继绝世之意。孺子被幽禁在定安公宅第内，所有人被禁止与之言语。在这种极端封闭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定安公近乎白痴。好像是为了表达自己的仁爱之心，王莽命令自己的孙女嫁给了这位可怜的定安公。
目无六亲的王莽在亲人眼里，王莽无疑是一个极度自私自利的人。王莽的妻子是贵族之后，二人至少生有四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二儿子王获在王莽因傅太后的排挤而“就国”（不在朝中就职，到封地居住）期间杀死奴婢（以汉律论，罪不当死），王莽令其自杀。长子王宇在处置平帝母亲卫姬一事上与王莽意见不一致，为使父亲改变主意，王宇听从老师的建议，派人在父亲的门前泼血。事发之后，王莽将儿子捆送监狱，被毒死在狱中，王宇的妻子也被杀死。三儿子王安“颇荒忽”，可能有点精神方面的疾病。因此，王莽篡位之后，小儿子王临被立为皇太子。
在失去两位儿子之后，王莽的妻子终日哭泣，竟至双目失明。在照顾母亲期间，王临与侍女原碧通奸，而王莽也曾临幸过这位侍女。王临担心事情泄露，因而与侍女共谋，计划杀死王莽。事情败露之后，王临自杀，其妻刘愔（刘歆之女，通晓星占，因曾告诉王临她所预测到的宫中之事而受牵连）也自尽身亡。此后不久，王安病死。为使皇位后继有人，王莽不得不将自己在野时与三位侍女生下的私生子接到身边。
所谓上梁不正，下梁歪。王莽登上帝位后，他的孙子竟试图篡夺爷爷的帝位。这位皇孙是王宇的儿子，名王宗，他与舅舅家里应外合，不仅自被天子衣冠，而且刻了三枚印章，寻觅时机篡位。事发后王宗自杀，同年，他的姐姐王妨（卫将军王兴之妻）因姑嫂不和而行诅咒之事，为掩盖罪行，王妨杀死知情的奴婢以灭口。王莽派使者训斥王兴夫妻，二人事后自杀。
在王莽地位卑微时，他不仅照顾兄长的遗孀，而且将侄子王光培养成人，并助其成家立业。这是一时的佳话。在王莽篡位前不久，王光因犯法而受到严厉责骂，他的母亲觉得非常气愤，母子二人最终自杀。王莽几乎视所有亲人为自己谋取名利的棋子。
王莽的女儿是汉平帝的皇后，在平帝死后，她被封为皇太后。在王莽篡位后，被封为定安公太后，18岁的她从此称病不参与朝会。或许是心疼自己的女儿，或许是心有愧疚，王莽对之“敬惮伤哀”（《汉书·外戚传下》），想劝她另嫁，因之将她的名号改成“黄皇室主”，意思是待在家中，没有出嫁，并与刘汉断绝关系。但“黄皇室主”并不领情，王莽也拿她没办法。后来起义军攻进宫中，纵火焚烧未央宫，这位汉代的皇后纵身跳进火海。
三个儿子自杀，一个病死，两名儿媳也被逼自杀，一个女儿成为父亲谋取名利的牺牲品，一名孙女被迫嫁给近乎白痴的孺子，还有一个孙女和一个孙子自杀。从这些家人的凄惨命运可以看出王莽自私而且极度偏执的性格，这种性格不仅给家人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而且荼毒苍生。班固说“自书传所载乱臣贼子无道之人，考其祸败，未有如莽之甚者也”（《汉书·王莽传下》），话中固然有意气之词，但并不是无根妄说。
新朝的覆亡登上皇位之后，王莽的复古情怀持续升温。为了使“新”这个国号更加贴切，他抡起大刀阔斧，醉心斫造一个全新的国家。
当皇帝和大臣们奏着激越高昂的乐曲时，平民百姓的怒火再也无法按捺。汉末以来的社会问题终于爆发，四方饥民遥相呼应。当天下烽火频起时，王莽却仍然抱着他的圣人痴梦，贻误了安定天下的良好时机。王莽其实是被自己打败的。
王莽的复古革新班固将王莽描述成一个百世难遇的邪恶人物，这是正统史观。如果抱着同情的眼光看待王莽，那么他更像一个臆想症患者，他的自我认同在吹捧、自负中不断膨胀，怀抱圣王痴梦，逐步走进自欺欺人的怪圈。
王莽的复古运动是高歌猛进式的，令人目不暇接。始建国元年（公元9年），王莽策命群司，设置大司马司允、大司徒司直、大司空司若，爵秩同六卿略同。还更改了大量官名，大司农改为羲和（后又改为纳言），大理改为作士，太常改为秩宗，大鸿胪改为典乐，少府改为共工，水衡都尉改为予虞，这些都是仿照传说中尧舜时代的官名。前述九种官职号为九卿，分属三公，每一卿下管大夫三人，每一大夫下管元士三人，总计立27大夫，81元士，分主中都诸官职。将光禄勳改为司中，太仆改为太御，卫尉改为太卫，执金吾改为奋武，中尉改为军正，又增设大赘官，主管皇帝的车马服装。这六种官职总称为六监。地方官官名也大量改易，郡太守改为大尹，都尉改成大尉，县令、长均改为宰，御史改为执法，公车司马改为王路四门。百官秩禄的名称也发生改变，百石改称庶士，三百石改称下士，四百石改称中士，五百石改称命士，六百石改称元士，千石改称下大夫，二千石改称中大夫，二千石改称上大夫，中二千石改称卿。各级的车马服装各有差等。还增设司恭、司徒、司明、司聪、司中大夫和诵诗工、徹膳宰，主司省察皇帝的过失。宫殿、郡县的名字也有改动，长乐宫改为常乐室，未央宫改为寿成室，前殿为王路堂，长安改为常安。王莽还依古制设立了“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敢谏之鼓”，以鼓励臣民进谏。官名、宫殿名和地名被改者不可胜数，这些毫无实际意义的复古改制令天下一时纷扰不宁，不知所向。
天凤元年（公元14年），王莽再次大肆更设官名、地名。他按照古代经书的记载，设置卒正、连率、大尹，职守与太守同；属令、属长，职守与都尉同。设州牧、部监25人，各监5郡。不仅调整官职，而且更改官职名号。地名和行政区划的变化尤其剧烈。长安西部分为“六乡”，三辅地区分为六尉郡，河东、河内、弘农、河南、颍川、南阳总称为六遂郡。有些面积大的郡被分成5个，全国竟多达125个郡，2203个县。据符命，有360个郡县改成以“亭”命名。有的郡一年之内改了5次名字，且最终改回原名。反复不断，臣民百姓不胜其烦。
王莽还对吏禄制度进行了史无前例的变革，他将吏禄分为15等，且与农业收成挂靠，丰年则发放全额，逢灾害歉收则按率计算，以行损减。为实行方便，分划给中央官员、诸侯等非地方官员每人面积不等的地域，他们的俸禄则与这些地域的收成相关联。由于制度苛细，吏员往往不胜琐碎，很多官吏往往不能如期获得俸禄，或终年得不到俸禄。在这种混乱的情况下，官府上下狼狈为奸，形形色色的腐败现象充斥着大小官府、衙门。
王莽还认为汉代时诸侯称王，周边少数民族政权也称王，与古制有违，遂将前者改为公，后者改为侯。他还派人找出古圣帝王黄帝、少昊、颛顼、帝嚳、尧、舜、夏、商、周及皋陶、伊尹的后代，都封为公或侯，并允其祭祀先祖。始建国四年（公元12年），王莽在明堂下诏书，依据《禹贡》分全国为九州，即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豫州、荆州、雍州、梁州，依据周制，爵列为公、侯、伯、子、男共五等。同时重新封赏诸侯，由于登记全国郡县人口、土地等的图簿一时未能造定，众诸侯暂时不能得到封邑，只能从大司农属下的都内支取每月数千钱以付用度。结果图簿迟迟不能造定，平时花天酒地的诸侯很多陷入了生计困顿的地步，甚者为人打零工度日（在武帝时，有些诸侯的财政就已经捉襟见肘）。
由于“劉”字可拆成金、刀、卯，因此王莽决定废弃此前实行的两种刀币：错刀、契刀。汉代的五铢钱也一并废弃，改行“小钱”，与此前通行的“大钱五十”并行。又颁布法令，禁止百姓挟带铜、炭，防止盗铸钱币。一年之后，因旧法难行，王莽又改币制，推行金、银、龟、贝、钱、布共六种“宝货”，金货一种币值，一斤值万钱，银货有两种币值，龟货有四种币值，贝货有五种币值，钱货有六种币值，布货有十种币值。钱和布都是钱，只是名称不同而已，都以铜为主要原料，杂以锡等金属。六种“宝货”共计二十八种值，这恐怕是人类历史上最复杂的货币体系，完全脱离了当时的经济水平。这样的货币当然难以实行，尽管王莽屡申酷法，但犯令者仍不计其数，不得不在十年之后减轻相关刑罚，并再次改革币制。而挟带铜、炭的禁令在公元13年即被废除不用。
王莽还下令实行古代的“井田制”，所谓井田制指一对夫妻（一夫一妇）占田一百亩，八家组成一井（连带房屋所占面积）。王莽令成年男丁不足八人，而占田超过一井的，将多余之田地分给邻里或族人，没有田地者可按此制度分给田地。所有的田地均称为“王田”，奴婢称为“私属”，均禁止买卖。王莽的这条政令切中了汉代土地兼并的问题，但在当时的情形下，很难实现。一是因为王莽的政府所能控制的田地远远不能满足失地流民对土地的要求，二是占有大量田地的豪富大室不会将土地拱手相让，王莽似乎也没有针对此点设计具体的操作办法。约三年之后，井田法被迫废除，买卖土地和奴婢的禁令也被解除。王莽的政治、经济举措也许有其合理的内容，但往往不切实际，因此他又经常出尔反尔，朝令夕改。
王莽的经济措施中还有“五均六筦”制度（筦即管字），对酤酒、卖盐、铁器、铸钱，以及从名山大川开采物资者，由朝廷统一征税。在长安、洛阳、邯郸、临淄、宛、成都六大城市设置五均司市师、钱府官，司市在每个季度的第二个月根据物价，制定出一个平均价。对于民众那些售不完的日常用品，由官府以本金价收购，使之不蚀本。当市场物价超过司市所公布的平均价时，官府以平价将物资售出。在主要城市监控物价的做法显示了王莽的经济举措并不缺乏灵活性，事实上，王莽在经济领域内的一些做法有根有据，而且有值得称道的创举。
王莽规定，百姓无钱进行祭祀、丧葬或无钱进行生产经营活动时，均可向官府借贷，按期退还本息即可。这种借贷制度实际上就是政府向民众开放的小额贷款，贷款的门槛和利息都不高，理论上有利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实属中国经济史上的创举。
凡抛荒者、城市居民不种树木瓜果蔬菜者、游手好闲者都要出重税，否则罚入官府劳作。凡于山林水泽之中游猎者、畜牧者，从事纺织、冶铸等的手工业者，巫医卜祝者，乃至一切行商坐贾都得向所在地方官府自报收入，并将其中的十分之一贡献于政府，不报或不实报者，没收资产，并入官府劳作一年。这一系列经济政策在实行中同样困难重重，虽经政府反复申明，终究不为民众认可。
王莽的所有改革都可在典籍中找到依据，或在他之前已有人提议。在制定过程中，为了与儒家经典不冲突，需要组织大量人力，展开长时间的讨论。史书是这样描写这类讨论的：“公卿旦入暮出，议论连年不决，不暇省狱讼冤结、民之急务。”（《汉书·王莽传》）由于长年参加讨论，一些官员长期无暇顾及政务，只好由人兼管。王莽派出的绣衣执法等监督官员与地方官员相互勾结，里应外合；劝课农桑、班时令等名目繁多的使者穿梭如织，召会官民，颠倒黑白。王莽又极度专权，万事亲躬，属僚则落得因循苟免，坐等其成，而王莽则经常通宵不眠，仍不能诸事皆理。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事情都由宦官处理，奏书也往往不经过尚书，而由宦官随意处理。由于政令繁多，甚至前后相悖，尚书又不及时处理上书，很多事情竟拖至两三年都无有下文。
地皇三年（公元22年），王莽预知天下大势已难以挽回，决定作最后一搏，计划派风俗大夫司国宪令行天下，将即位以来所有扰民的诏令全部收回。恰于此时，刘秀兄弟组织了一支队伍（称为“舂陵兵”），开始攻打棘阳。因为刘秀等人的奋起，饥民造反的情形开始发生变化。而王莽又从太史令那里得到些许安慰，说是天象表明“群贼”覆灭之日已经不远。废除前法，重新回到起点的计划被搁置了起来。
民乱纷起王莽篡位之后，老百姓的生活加速滑向黑暗的深渊。始建国二年（公元10年），王莽将匈奴改为降奴服于，并下诏斥责匈奴的罪过，表示要处罚单于，而另立新单于。为此，王莽在边境屯兵30万，这支大军在边境驻扎了好几年，一直未曾出战。驻扎在边境的军队不仅内乱不息，而且时常扰民；内地郡县为征发、输送物资所困，百姓纷纷背井离乡，或为流民，或为盗贼。在东北和西南，由于王莽的傲慢姿态，导致了与这些地区的少数民族政权的战争。战争经年不息，军民辗转输送，疲病至极。外则战争频繁，内则法苛令烦，官官相卫，鱼肉百姓，再加上蝗灾、雪灾和黄河决堤又多年不修，整个社会就像一座随时可能喷发的火山。
天凤四年（公元17年），临淮人瓜田仪在会稽聚众造反，山东琅邪的吕母为替子报仇亦募众攻打县邑，杀县宰以祭子。王莽的使者回报说盗贼散而复聚，皆以法禁烦苛为愁怨，为盗贼实属迫不得已。这位使者被痛骂一通后罢官。有人则顺从王莽心意，说是百姓骄黠当杀，又说这是时运不济的原因，用不了多久便会好起来。王莽听后很高兴。同年八月，王莽下令铸造形若北斗的“威斗”（依古代宗教，北斗是太一所居，太一可避兵祸），以求消弭兵灾，时刻携带在身旁。第二年，琅邪的力子都、樊崇等因为饥饿而聚首为乱，掳掠郡县，队伍很快扩至万人以上。天凤六年（公元19年），关东又逢旱灾，饿殍遍地，力子都等人率领的人群很快扩至六七万人，为了与前来镇压的官兵相区别，他们将眉毛涂成赤色，因此被人称为“赤眉”。
地皇元年（公元20年），张霸、羊牧、王匡等在江夏云杜县的绿林起义，有万余人之众，他们被称为绿林军。到第二年，三辅地区的动乱已经非常严重，不得不专设职官追捕“盗贼”。
面对此起彼伏的动乱，王莽并未从他的圣人痴梦中清醒过来，他变得更加偏执，更加迷信符命和一些神神鬼鬼的把戏。在妻子去世后，王莽听从所谓的“符命”和“黄帝以百二十女致神仙”的传说，遣官从民间征纳美女；有人说黄帝时建华盖后得以登仙，于是王莽下令造华盖。在举世皆浊时，并非没有清醒者，但他们往往被王莽拒之于千里之外。公孙禄建议王莽惩治太史令宗宣、国师刘歆等人，并与匈奴和亲，集中精力处理内部事务。王莽虽部分采纳了公孙禄的建议，但并未重用他。地方官员田况在处理民乱时素有良策，能保守一方平安。但在看到田况反对重兵镇压民乱的上书后，王莽夺去了田况的权力，将他闲置了起来。
在刘秀等人起兵前，民间的大部分反抗运动是散漫的，甚至连旗帜徽号都没有，且无政治诉求，他们的目标只是求得一时温饱，所杀害的官员也多是秩禄较低的（二千石以下）地方官员。如吕母意在为子报仇，报仇得逞之后便率众逃入海中。赤眉起义则是为饥饿所迫，起事后转战各地，他们也很少占有城邑，抢得粮食后便遁入山林。但王莽并不相信大臣所上奏的百姓是为饥饿所迫的事实，他坚信是官员们在推卸责任，于是下令各级官吏加紧抓捕“盗贼”。派出的军队使地方不堪重负，再加之军纪败坏，致使百姓避之若瘟疫。
地皇三年（公元22年），蝗虫飞到了长安，皇宫中到处可见蝗虫。蝗灾使流民成倍增加，拥入关中的就达到了数十万之巨。王莽设立养赡官向流民施食，但司事的官员却相互勾结，盗卖粮食，致使很多流民被饿死。在危险逼近长安，而官兵又屡战屡败时，王莽痛下决心，下令晓谕天下，将此前所颁法令悉数废除。恰当此时，刘氏贵族后裔刘、刘秀举兵起事，并与几支绿林军达成了联盟关系（此前由于受疾疫影响，绿林军大幅减员，被迫化整为零。王常、成丹等人率兵向西，号“下江兵”；王凤、王匡、马武、朱鲔等北上，称“新市兵”，另外还有陈牧率领的“平林兵”）。刘氏兄弟与一般起义军很不同，他们与通晓历法、符命的李守等人取得了联系，假借符命，声称恢复汉室，复兴“高祖之业”。王莽不得不中止废除此前所颁法令的行动。
地皇四年（公元23年），新市兵、下江兵、平林兵和南阳豪族（以刘氏兄弟为主）聚合在一起的兵力已经达到十余万的规模。为便于作战，众将决定从刘姓后裔中选立皇帝。在讨论过程中，起义军分成了两派。王常和南阳豪族希望立刘为皇帝，而新市、平林的将帅因对刘心存忌惮，则希望拥立当时在平林兵中号称“更始将军”的刘玄为皇帝。刘玄是舂陵戴侯熊渠（元狩三年嗣立）的曾孙。刘考虑到王莽未破，且北方还有赤眉等起义军，因此并不主张立帝，以免起义军相互攻伐。但新市兵将帅张卬等人坚决反对刘的做法，在他们的坚持下，刘玄被立为皇帝，年号为更始。
闻讯刘玄被立为皇帝后，王莽惊惧不已，为了掩饰心中的恐惧，他特意将头发、胡须染黑，又册立杜陵史氏之女为皇后。危难之际，王莽仍然痴信方术，与方士在后宫议论方术，希冀借方术之助击败起义军。但这些已经无补于事，同年6月，王邑在昆阳被起义军大败，率军退至洛阳。外乱未平，内乱又起。大约与此同时，刘歆等人阴谋政变被发觉。经历这些事情之后，王莽几近崩溃，寝食皆废。几个月后，又有两支新的起义军兴起，自知败局已定的王莽率群臣祭祀上苍，陈诉各类符命，以及自己的功劳，祈祷上天宽恕自己的罪恶。
王莽又拜九人为将军，号称“九虎”。为防止他们叛逃，王莽将他们的妻儿子女都押作人质收进皇宫。可能是因为多年战争，而且王莽在祭祀、方术等方面往往不惜代价，这时的宫中已经没有多少财富，王莽只能给出征将士每人四千钱的微薄赏赐（《汉书》说宫中当时还有数量可观的黄金和其他财宝，不给将士更多的赏赐是因为王莽吝啬。但依王莽篡位以来的奢华，以及多年的灾乱推测，班氏之说未必可信）。内心惶惑的“九只病大虫”很快被邓晔率领的起义军击败，后者又打开武关，迎接拥立刘玄的起义军拥进关中。起义军很快冲到长安城下，王莽释放城中的囚犯，授以兵器，组织成军队，试图作最后的挣扎。没想到这些临时拼凑起来的士兵在出征途中便逃散殆尽，率领他们的将军史谌一下子成了光杆司令。这些四处奔逃的士兵挖开王莽亲人的坟墓，在九庙、明堂、辟雍等地纵火，长安城中一时火光冲天。当一支起义军攻进长安城内时，居民朱弟、张鱼等趁势纵火。这时的王莽仍在宫中作着法术，念叨着：“天生德于予，汉兵其如予何！”（刘玄是刘氏之后，且刘当初有光复汉室的口号，所以这支起义军被称为“汉兵”）他仍然以为自己有天命相佑，可以逢凶化吉。
当群臣保护着王莽在宫中四处躲避时，他仍然死死抱着威斗、符命。当一干人逃到渐台时，被起义军追上了。乱斗中，王莽被杀死，尸体几乎被士兵剁为肉酱。第二年，刘玄进长安，但他并不能号令天下，各路起义军开始相互攻杀。再过一年，赤眉军攻进长安，刘玄投降。经过几次动乱，昔日繁华的长安城几成废墟。
符命和方术在王莽篡位的过程中，神秘主义所制造的符命、谶纬等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在登基之后，王莽虽明知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但他仍然迷恋于此，直至坚信不移的地步。
在建国之初，很多大臣都是因符命而得封。在哀章制造的铜匮中，有王兴、王盛两个名字，而长安城中恰好有一个守城门的叫王兴，一个卖饼的叫王盛。王莽依照符命将王兴封为卫将军，称为奉新公；王盛为前将军，称崇新公。
为了向百姓宣传符命，相信王莽得皇位是顺天从命，王莽令五威将军王奇等人将《符命》（共42篇）颁行天下。书中将共分德祥、符命、福应三类，所谓的德祥即某地见黄龙之类，符命即见新井、哀章所献铜匮之类，福应即母鸡化为公鸡之类（可能指母鸡报晓）。
在这种氛围之下，社会上兴起了伪造符命的风尚。许多人通过伪造符命而获得高官厚禄，那些不耻于此道的人见面时，总是戏谑对方：“上天难道没有给你书信吗？”（《汉书·王莽传》）事情发展到了王莽都厌恶的地步，他不得不下令，凡与朝廷所颁布的符命不合者，都予以严厉惩治。
虽然很不喜欢符命层出不穷，但在适当的时候，王莽总会利用符命，为自己的行动寻找根据。比如当在洛阳建设都城的计划受到民众的阻挠时，他便抬出符命，说什么“玄龙石文‘定帝德，国洛阳’。”当王莽四面受敌之时，他又相信了别人献上来的符命，决定续弦，并新立皇后，又下令造华盖。
不仅王莽借重符命，那些反对他的人也往往通过符命之类聚集力量。如王莽的心腹大臣甄丰为抬高自己的地位，令其儿子作符命。第一次得逞之后，再作符命，说甄丰的儿子甄寻要娶定安太后（当时已改称黄皇室主）为妻。这一次激怒了王莽，甄丰畏罪自杀，甄寻与方士一起逃入华山，大约一年后被捕。地皇二年（公元21年），卜者王况说服官员李焉，认为王莽不得民心，李姓当兴。王况还为李焉作了10万字的谶书，对王莽及其大臣的命运作出预测，并为李焉的行动作铺垫。由于抄写谶书的小吏告密，这次行动并未成功。刘歆等谋反、刘秀兄弟起兵都与谶纬、星历有关。
符命与方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王莽不仅以符命自欺欺人，而且用方术来自我安慰。当饥民相继起而为乱时，王莽下令作威斗，希望以此厌胜众兵。他还下令征求能人异士，随军攻打匈奴。当命令传下时，有近万人声称自己拥有特异功能，有的可以不用船只而帮助百万之师绝江渡河，有的可以凭少量药物使三军将士不致饥饿，有的可以一日飞越千里，侦察匈奴。结果声称能飞的人不过是用羽毛将自己打扮成鸟的模样，很快就从空中坠落了下来（有研究者将王莽此举以及此前解剖翟义党羽王孙庆的尸体视为科学研究。其实王莽这些行为都与方术以及古籍中的圣人传说有关，以后人的眼光看固然有与科学研究相似的地方，但在动机、目的上都与科学研究相去甚远，而且助长了当时的夸饰之风）。在情势日益恶化时，王莽又听从“望气”者的话，决定大修庙宇，耗费了大量资金和劳力。
虽然没有秦皇汉武的旷世伟业，但这并不妨碍王莽向往神仙妙境。他称“黄帝”为“皇（初）祖考”，以其后裔自居，经常假托黄帝为自己的举措张本，甚至征纳皇宫嫔妃、制作华盖都是遵循“黄帝”之制。
符命、谶纬和占星、望气之类的方术在汉之前即已有之，它们也往往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但在王莽的统治时期之内，它们与政治的紧密联系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境地，它们可以令引车贩浆之流昼夜间成为社稷重臣，也能使王孙贵族糊里糊涂地遭受诛灭之灾。究其根源，这股风气仍与中国古代的神秘主义思想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秦灭六国，一统宇内，与周王朝相比，秦是一个全新的帝国。如何统治新的帝国？纵然此前已有众多的思想者作出了长篇累牍的宏论，但落实到具体操作上，仍然需要漫长的探索。从秦始皇时期的石刻可以看出，他心中早已有一个新帝国的美好蓝图，但他始终未曾摆脱战争时代的思维惯性。秦帝国的失败为汉初统治者提供了反面教材，他们时时不忘前车之鉴，坚持与民休息，社会得以迅速恢复。但汉景帝传给汉武帝的遗产与古代经典、传说所宣扬的诱人图景还有很大的差距，清静无为也不适合作为治国的长久方针。在秦始皇去世后，对如何建设新型国家的探索暂时停止了下来，直到汉武帝亲政，他接过闲置了半个多世纪的接力棒，开始了新一轮的探索。汉武帝不仅完善了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而且确立了官方的意识形态。无论是秦始皇，还是汉武帝，他们都利用了方术家手中的思想资源和各类典籍中的传说，而且都曾深信神仙、长生不老的怪诞故事。学术思想和权力之间往往存在着互动，而前者又常常被后者牵引。战国诸子为强权者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反过来，强权者的个人好恶又影响到学派间的此消彼长和相互间的融合。但思想的走向并不全受人的心意控制，当皇帝无法操控手中的权力时，他就会丧失对思想的影响力。汉末社会正是如此。儒学发展的背后，却是皇权的旁落，皇帝再也不能承载儒学的社会理想。这个时候，王莽出现了，他的高行亮节顿时吸引了万千目光。王莽先是被当做刘氏王朝的护航者，被人们当成周公再世。随着吹捧的升级，王莽的野心也不断膨胀，从安汉公，到摄皇帝，再到“真”皇帝，相对平静地实现了王朝更替。秦之并吞六国，刘邦建汉，都是凭借暴力。而王莽却采取了一种更加巧妙的策略，借重当时的社会风尚，利用圣王传说和符命谶纬逐步提高自己的权位，在神秘主义的氛围中成功篡位。
王莽所颁行的政策很多都能在典籍中找到依据，这也可算做新朝与战国思想的联系。由于经典中的这些内容有其合理的成分，而且王莽很多举措是因当时弊端而发，所以，王莽虽然狂悖且好为空言，但他的一些政策仍有其可取之处（具体分析可见本节第一部分）。孔子曾说：“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后人对王莽的认识和评价需要谨记此言。
